民国时期,国民党召集、成立了国民参政会,无论是从促进团结，还是从发扬民主的角度来看，因有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参与，的确起到过积极作用。但由于国民党的操纵，其所实行的“多党合作”与“协商议政”，更像是在演戏。
“团结”和“民主”两根台柱支起，戏台搭建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族各界人士，包括国民党内的一部分人士，一直要求国民党统治集团开放政权，实行全民抗战。1932年4月7日，国民政府在洛阳召开了“国难会议”。参加会议的一些代表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结束武力“剿共”，促进全国团结，同时实行宪政，给人民以民主自由。5月，国民党又召开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成立训政时期中央民意机关,定名为“国民参政会”。这就是国民参政会的缘起。这年底，国民党召开四届三中全会，再次通过决议，定于1933年召集成立国民参政会。到了1933年2月，国民党中常会便通过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法》，应当说速度是较快的。然而，由于国民党此时正在筹备召集国民大会，对是否仍要召集国民参政会存在分歧，原拟本年内召集的国民参政会又被搁置下来。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求团结以御外侮、求民主以得自强的呼声更加高涨。1938年春，当日军企图打通津浦路、沟通南北战场的紧急关头，抗战形势更加严峻，建立民意机关、发展民主政治日益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3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中正式提出：“为加强政府与人民间的互信和互助，为增强抗战救国的效能，健全民意机关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国民党根据抗战爆发后国民代表大会难以召集的实际情况，为了统一民众意志，增强抗战力量，在1938年３月29日至４月１日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并通过了《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强抗战力量案》，决定设置国民参政会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1938年４月７日，在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又制定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４月12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这个条例，明确国民参政会的宗旨是：“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条例还规定了参政会的具体组织方式。主要从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和华侨中产生，经政府与国民党党部协商组成。
1938年6月16日，国民政府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公布了汪精卫为国民参政会议长，张伯苓为副议长，并公布了200名参政会员名单。
1938年，中日武汉会战的序幕已经揭开。７月６日，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武汉正式召开大会，除设议长、副议长外，还设有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秘书长为王世杰，副秘书长为彭学沛。参政员张一麟、王造时、张君劢、黄炎培、史良、邹韬奋、章伯钧、罗隆基、许德珩、陶希圣、谭平山、王云五、梁漱溟等160多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中国共产党的参政员董必武、林伯渠、秦邦宪、陈绍禹、吴玉章、邓颖超等都参加了会议。毛泽东也被聘为参政员，虽因多种原因未能出席会议，但给会议发了贺电。蒋介石、冯玉祥、白崇禧、孔祥熙、居正、于右任等国民政府各院部会长官也列席会议。
会上，汪精卫致开幕词，副秘书长彭学沛宣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贺词。大会听取了国民政府各部部长关于内政、外交、教育、财政、交通等方面的工作报告，各报告人针对参政员的询问，进行了答复。各参政员纷纷提出议案，大会共收到130余件提案。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如《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拥护政府长期抗战国策案》、《改善各级行政机关案》、《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调整民众团体以发挥民力案》、《七七周年纪念献金案》等。大会最后发表了宣言。这些提案和宣言表示，国难严重，各党派应舍小异而趋大同，翊赞统一，共同救国，动员其一切力量，为自卫、为人道与穷凶极恶的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拥护抗战建国纲领，作为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施政方针；中国今日全国一致，各党各派在抗战建国纲领基本方针下，共同奋斗，以统一与团结为一切行动的准绳；还表示树立民主政治之基础，增进生产，巩固金融，以供军需；大会声明，中国是独立自由之国家，南北傀儡组织乃敌阀之俘囚，在国际法上且远逊于丧失独立后之被保护国之地位；呼吁世界各国以一切可行之方法，孤立日本。
会议最后选举张君劢、董必武、胡适、罗隆基、沈钧儒等25人为驻会委员会委员。1938年7月15日，大会闭幕。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也致了词，称本会最重大的意义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对侵略的势力作殊死斗争，以求得抗战的胜利和建国的成功；为达到这些目的，必须完成加强团结、巩固统一及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两项基本任务。从后来的事实看，虽然蒋介石的致词在全民族面前打起了“团结”和“民主”两个旗号，表达了共同抗战的决心，但他反共与独裁的想法并没有消除，只是在特殊阶段将这种想法收敛一下而已。这就决定了国民参政会在以后的岁月中，越来越像“团结”与“民主”的戏台。
尽管国民参政会最后没有成为真正的民意机关，但它的召开，不仅使各党各派各界的代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听取国民党政府的施政报告，了解全国抗战建国的一些情况，而且有了一个公开发表政见的场所。也就是说，在这个戏台上，有的想真演，有的想假演，从而使不同的政治主张有了一个正常的表达渠道。这是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一个进步，是有利于团结抗日和民主的行动。
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从1938年7月到1947年6月共举行过4届13次会议。由于国民党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国民参政会逐步变成国民党政权欺骗人民的工具。
政治协商与合作主要表现为对等的谈判，双方讨价还价
毛泽东在参加国民参政会这个问题上曾指出:“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
历史事实的确如此。抗战之初，国共两党尚能团结一致。但进入战争的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特别是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参政会将召开二届一次大会。于是国共两党在这次会上谈得更多的不是合作，而是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结局是共产党不参加会议，新四军不接受蒋介石的领导。
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等7名共产党参政员于1941年2月15日联名致函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公函提出解决皖南善后办法12条，直接送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要求国民政府采纳；并声明，在未裁审前，很难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王世杰接到公函后，立即找张冲谈话，并征求了黄炎培、左舜生等参政员的意见。王世杰认为，此系中共表示破裂，局势非常严重，必须设法解决。为了不使矛盾进一步激化，王世杰起草了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致中共7参政员急电，于3月6日发出。电文大意是，国民参政会仍切盼共产党参政员深体本会团结全国抗战之使命，并坚守共产党1937年9月拥护统一的宣言，出席本会。至于一切政治问题，应当按照正规的途径获得圆满解决。中共7名参政员收到王世杰焦电后，毛泽东同他们认真商讨对策。3月7日，准备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中共七参政员未出席本届参政会》一文，说明事实真相，但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无理扣押。《新华日报》被迫开了“天窗”，以示抗议。3月8日，毛泽东等7参政员复国民参政会公函。公函仍是经王世杰转全体参政员的。
王世杰收到毛泽东等7参政员的2月15日公函后，将其转国民政府当局。蒋介石也有他的办法。他为了摆脱由于制造皖南事变、各地捉人杀人破坏抗战的困境，企图采取分化政治力量、拉拢其他抗日党派，以达到孤立共产党，实现各个击破的目的。2月27日上午，蒋介石会见各抗日党派代表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褚辅成、左舜生等6人。开始，他们向蒋介石提出4条意见：(一)参政员开会中共参政员必不可少；(二)军队国家化，与党派绝缘；(三)检讨抗战建国纲领及一切条令之实行；(四)成立各党派的特种委员会，以讨论并保证上项之执行。蒋介石表示“原则同意”。但他提出：(一)参政会原为政府邀请大家共谋团结，无条件可言。在政府，当然希望中共参加，但中共出席与否，当由其自决；(二)军队与党派绝缘，最好勿外说，否则国民党人会以为向中共投降。然后各党派代表又向蒋介石说明4点：(一)各党派特种委员会不属参政会；(二)特种委员会由9人组成，以蒋介石为主席；(三)请各党派负责人参加，绝不限于参政员；(四)以此与中共代表商谈。蒋介石表示同意，但商决者须中共能执行。左舜生回答说，希望大家都能执行。在这次会见中，蒋介石对各抗日党派如此“慷慨”让步，是别有用心的。他妄图以成立各党派委员会为钓饵，使他们产生幻想，实行分化拉拢，以便孤立共产党。
会见结束后，各代表在张君劢家稍事会商，便向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转答他们同蒋介石谈话的上述内容，商谈一直到半夜。周恩来同志答复两点：一、中共必须在12条有满意解决的办法，并能保证这些办法能够落实，才能出席参政会；二、各方面委员会，可以在参政会外公开商讨12条及国家大计，中共愿参加;但委员会名额应扩大，中共代表人选及其意见，须请示延安。
商谈结束后，周恩来就在当夜将详细情况电告党中央。第二天，中央连发两电，针对蒋介石拉拢各抗日党派、成立党派委员会、压迫共产党出席参政会的情况，向周恩来明确了对策。党中央指示以周恩来或董必武的名义，用口头向国民党张冲提出临时解决办法12条，主要有:两个集团军，八路军4个军，新四军两个军，共六个军；华北、华中、西北防地均维持现状；释放叶挺和皖南被俘干部，交还所有皖南人枪；停止全国政治压迫，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被捕人员；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周恩来为副主席，并加入参政会主席团；承认边区和敌后抗日政权等。同时声明，在以上各点见诸明文且能保证落实后，共产党可以出席参政会。
当周恩来以个人意见向国民党代表张冲口头提出上述临时解决办法12条时，张冲最难回答的是两集团6个军的向题，他只愿提10个师4个军，分属两集团；关于维持现在防地，他只承认在改编前的临时办法，以后的以正规军在华北，游击队留华中；关于敌后抗日政权的地位，他也只谈到实施新宪制、讨论各党及各群众团体的地位时，一并讨论。
蒋介石为加紧拉拢其他抗日党派，便又向共产党施加政治压力。2月28日，再次派张群集合一些抗日党派代表在张君劢家，对中共关于组织党派委员会和出席参政会的有关意见，进行商谈。11时代表们晋见蒋介石，蒋对特种委员会完全同意，嘱起草规程，并拟议人选，容纳各党各派，包括中共。唯对中共参政员出席问题，如决定不出席，唯有根本决裂。代表们从蒋介石处出来后，便到曾家岩50号周恩来住处，劝告中共要认识到现在是分水岭关头，共产党必须对蒋介石的意见引起高度注意。
这天下午，国民党召开国民党参政员大会，由蒋提出参政会主席团候选人:蒋介石、张伯苓、张君劢、左舜生、周恩来，如共产党不出席，则改选为吴贻芳、黄炎培等。张群等再到曾家岩周恩来住处，将这一消息通知中共。并约定当夜如延安有回电，就立即告诉他。
这天晚上，重庆各方面都在关心着、等待着中共参政员出席的消息，蒋介石的侍从室从晚上到早晨通夜不停地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处打听消息。各抗日党派的主要领导人都集聚在张君劢家里，等待消息至深夜一点半。从头日夜到次日晨，蒋介石连续派张冲、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沈钧儒等两批特使到中共代表团住处，迎请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会议。董必武、邓颖超以中共中央没有指示，“个人不能作主”为词谢绝。
3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在重庆国民大会堂开幕。会场上，100多国民党参政员鸦雀无声，任各抗日党派代表提议，蒋介石无精打采地讲了话。会议在各党派代表的坚决要求下，最后决定延期一天，等候延安回电，继续要求中共参政员出席。
蒋介石一再作出“让步”，使一部分抗日党派人士对他发生了某些幻想。张君劢、罗隆基急于求效。张是蒋介石提名的主席团成员之一，想登主席团；罗隆基颇为激进，但认为中共可参加试一试；左舜生认为蒋之表面让步，中共如果出席，国民党得到了面子，中共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同情；有的代表虽然不满意国民党政府，但要求共产党再忍一次；有的代表认为一切都无大希望，但愿走一步看一步，也劝共产党再试一试。总之，各民主党共同表示:只要共产党出席，蒋若再失信哄骗，大家愿与共产党一同进退。
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向各抗日党派作耐心的说服工作，并提醒他们，不要轻易上当，防止被各个击破。就在国民参政会延期一天的关键时刻，周恩来给中央发去电报，说:“毛主席，现在已是十八点了，我已一夜多未睡，……单就参政会的文章已做到顶点”，“今晚决不能见蒋，提出的条件具体答复都谈不到，更谈不上保证，延期两周已不可能，尤其预备会选主席团，更不会再等，故不出席与谈判仍是对立着，无法解决”。最后，他向中央建议:现在僵局必须打开，如参政会要开，就将停止军事进攻，政治压迫10项要求(共有20多件)于开会前直接见蒋，当面交他，要蒋立刻解决，其他基本问题，在参政会开会时讨论；或约同国民党代表张冲来延安谈判，这也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便是硬到底，硬到底的准备工作也做好了。但是中间的办法，现在是没有了。当夜，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对出席参政会问题进行反复讨论后，由毛泽东代表党中央立即将讨论的意见急电周恩来等，明确指示: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力迫中共屈服，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但明令保证的条件他是决不会答应的，“因此须决心不出”，“只有熬过目前一关，就有好转可能，在半年内能解决善后条件，我应准备出席九月间的二次参政会”。同时，中央书记处还分析了中共参政员不出席这次参政会的有利条件，并断定在当时的国内形势下，“彼方对我绝无办法”，“我不出席，他亦无可奈何”。
鉴于各抗日党派在国共之间奔走斡旋，为顾全大局，加强抗战，遵照中央指示，3月2日晨，董必武、邓颖超分别致函参政会和各抗日党派，正式用书面提出解决办法12条。主要内容：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应维持现状；于十八集团军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共应辖有6个军。这个12条同第一个“12条”相比，在取销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误和废止一党专政等问题上作了让步。信送到之后，国民党代表张冲则借口“时间过急，等于哀的美敦书”，将中共“12条”退回。周恩来又再次将信和12条送去，并且声明再次退回等于破裂。黄炎培则认为“此是中共政策改变之故，否则条件亦已优厚，在往时求之不得了”。当日8时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召开预备会议，选举主席团。出席会议的参政员193人，其中国民党参政员占一百零几席。大会依其预定名单选出蒋介石、张伯苓、张君劢、左舜生、吴贻芳等5人为主席团。3月3日，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在参政会上报告中共参政员提出12条不出席参政会和同共产党代表交涉的经过。黄炎培报告调解国共关系的经过。4日，何应钦作军事报告，极力缩小新四军事件的范围，妄图用“军令”、“军纪”来抵赖蒋介石集团发动皖南事变的罪责。当晚，蒋介石向参政会国民党员训话，说国共总要分裂，不必惧怕，单从军事上他三个月可以消灭共产党，唯政治上尚不许可。
3月6日，蒋介石在参政会上发表演说，坚持“军事国家化”，“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的立场，但也向中共作出了一些让步，表示“即使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剿共事实亦不至发展”，并向参政会“保证”，今后绝无剿共军事，声明要“与全国友军亲爱精诚、和衷共济、共同一致，抗战到底。”
正是由于在谈判中的斗争，蒋介石不得让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很大的发展。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也有新的发展。“新四军变成只受共产党领导、指挥的军队，不受蒋介石领导了，于是就麻雀满天飞，从十万人发展到三十万人，从三个省的地区发展到现在七八个省”。
协调关系是为了促进团结，但更是为了确立蒋介石一人的核心地位
国民参政会成立时，就是为了促进各民族的团结以共同抗敌，共产党不断倡议，就在于为了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参政会的确部分地起到了这个作用。特别是在抗战初期，但后来逐步成为维护一党一人而促进统一的工具，协调关系似乎成了维护蒋介石一人的核心地位和以他为首的国民党的专制统治。
协调关系为一人一党，最突出的可以从蒋介石提携雷震一事看出。
雷震是在1938年4月国民参政会筹备期间进入秘书处担任秘书的。秘书处下辖文书、议事、总务、警卫4个组，各组主任分别由秘书兼任。雷震为议事组主任，执掌会议安排、提案整理、文件编辑、新闻发表等重要事项。他此后仕途的10年，即从1938年国民参政会成立到1948年国民参政会终止的10年，一直与国民参政会相始终，并且官越做越大。
雷震何以跻身名流云集的国民参政会？他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二人既为江浙同乡，又同为留日学生。
雷震1917年负笈东瀛，因一次留学生集会，结识了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与张继，并蒙戴、张亲为介绍，加入中华革命党。这使雷氏意外地获得了一份日后涉足政坛的分量不轻的政治资本。果然，1926年3月他自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归国后，由为学转为从政，仕途一直顺当畅达，短短数年，即从国民政府法制局编审跃为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书记长、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复又调任教育部总务司司长、军委会政治部设计委员。随后，经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荐引，开始在参政会崭露头角。由于王世杰和继任秘书长的邵力子，平常都忙于各自要务，根本无暇过问参政会的具体事宜，副秘书长周炳琳则为昆明西南联大的校务所缠（周系联大法学院院长），也难得到重庆办公，故而参政会里里外外，多仰雷震一人代劳，他成了“国民参政会实际上的大管家”。没多久，这个身材颀长、办事干练且善于交际周旋的浙江人，渐渐走进了蒋介石的视野。
蒋介石物色幕僚，向来看重地缘背景，喜用浙省同乡。雷震祖籍豫南，父辈迁浙北长兴（长兴县之吴山乡雷家边村），正与蒋介石用人之道切合。两人又都有留学日本的一番经历，彼此算得上大概念的“同学”。但雷最终博得了蒋之垂青的，应该是他在当时政界波诡云谲的党派纷争中“不偏不倚、广植人缘”的超然态度，以及对蒋的拥护，这更加切合蒋协调各方、维护一人的意旨。
雷震生性豪爽，乐于交游，善于交际。从政后，他既注意交旧友，又注意结新知，结交了一大批党政显要。但对于国民党内部盘根错节的派系倾轧，他却如同一个冷眼观潮的“岸边人”，据说他从未与任何一派发生过冲突，也未介入过任何一次派系纷争。曾有人因为雷与王世杰等关系密切，指责他难脱“新政学系”的色彩。雷震对此断然否认：“我在党内始终是独往独来，未参加任何派系的活动，纵然无益于党，也未为害于党。”在担任国民参政会议事组主任之后，这重身份，要求雷氏同社会各方面，特别是同国民党以外的在野的各党各派人士广泛接触，以征询意见，应付批评，化解矛盾，协调关系。这就正好让擅长交际的雷震，找到了一个使自己大显身手的机缘，其往还结友的圈子更加阔大了，不仅包括政界军界商界学界，在金融界实业界，他也朋友众多。雷震与当时常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亦都有过频繁接触。他曾随王世杰在参政会面晤周恩来，商讨国共两党的团结问题；又为董必武返回延安，设宴饯行……雷震的这种周旋朝野、交接八方的行止，使他在国民参政会里获得了一个不无写实意味的雅誉——“各党各派之友”。
蒋介石对雷震悉力编织的那张人际网络极为重视。每当政治上有所动作，需要“民意”点缀，需要在野党派参与的时候，常常会利用雷震这条“特殊管道”，由雷“单线向各党派传递自己的意图”，居中帮助斡旋、协调。雷震也的确不遗余力地整合、开发自己的政治资源，折冲于各党各派之间，替老蒋排难解围，促成了几件大事。譬如，在1946年，蒋介石恃仗国民党在内战前线的暂时得手，公然违背原先的政协决议精神，指令南京政府单方面宣布于这年１月召开所谓“制宪国大”，企图欺骗国人，变相强化独裁。中共与民主同盟、无党派进步人士愤起抗议，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当时有报纸也揭示了这种企图，并指出：“假定各党派都不来，而由国民党一党唱独角戏，在政治上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败。”因之，蒋介石只得拼命拉拢青年党、民社党及若干“社会贤达”，希望他们能与会捧场。然而青年党表示，是否参加“国大”，要待民社党答应出席再说；民社党直至大会已经开幕，态度仍然暧昧。蒋介石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要雷震星夜赶赴上海，游说民社党党魁张君劢。此时，雷震已在3年前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参政会副秘书长。他赶到沪上，施展浑身解数，游说于民社党核心。终于，靠着自己同张君劢等人多年的交情，以及对方的信任，在最后关头，用飞机把民社党代表团数十名成员快速载到南京，使蒋介石避免了一次政治尴尬。至于说到雷震在参政会期间，对蒋介石个人所表现的忠诚，唯“领袖”是尊，那是连“ＣＣ派”的骨干都几乎要自愧弗如的。刘百闵（浙籍参政员，“ＣＣ”人物）曾戏赠雷氏一个“新ＣＣ”的绰号，言下之意：雷对蒋的效忠程度，已然超过了某些“ＣＣ”分子。有研究者认为，参政会后期，随着雷震在蒋政权幕僚圈内的地位不断上升，他与蒋接触日多，渐渐建立了浓厚情感，以致无论对党内外人士，无论在何种场所，只要有人批评蒋介石的不是，雷便当即提出解释或答辩，可见其拥蒋立场之鲜明与坚定。一直到1949年1月，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陷风雨飘摇，朝野上下倒蒋之声一片，而雷震却还是站到了陈诚、张群、王世杰、胡适这些反对蒋氏下野的少数派的行列中。
蒋介石对雷震这样既精明强干又忠于自己的幕僚，不用说，是相当中意，也较为放心的。1939年2月，国民参政会设立“川康建设期成会”，“督促政府”推进战时的大后方建设，蒋介石兼任会长，他指定雷震担任该会的主任秘书；第二年，参政会成立“宪政期成会”，雷震又被指任为助理，直接参与国家制宪。此后，国民参政会附属的委员会中，凡是由蒋本人兼任头头的，多委派雷震出任秘书；凡与各党派联合组织的机构，只要是蒋氏亲自主持，也多点名雷震当秘书长。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谈判，雷震被蒋指派与邵力子同去九龙坡机场，代表国民参政会迎接毛；后又随同国民党方面的诸多要员，出席蒋在黄山官邸招待毛泽东的盛宴。从1947年起，雷更被擢拔显迁，进入了政府内阁，成为行政院政务委员……由此种种，不难看出雷震一度在蒋介石心目中的位置。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参政会10年忠蒋拥蒋的雷震，如果让蒋介石感到此人协调各方不是为他一人，即使你是诤言相谏，蒋氏同样听不进去。为着“挽救大局”计，雷震力求践行“文死谏、武死战”的中国为人臣者的传统规范，敢于“在种种场合下，犯颜直谏”，“不止一次地当面向蒋介石表达了‘速谋重大改革的意见’”。虽然往往归于无效，他仍“知无不谏”。这在彼时蒋某人身边的那群高级幕僚中，恐怕无出其右者。1949年初，雷震又一次面谏蒋氏，“劝其以最大决心，最大勇气（如北伐时之勇气）”，改造已濒崩溃的政局。或许因为雷的言辞不免尖锐亢直，蒋“当时听得颇不耐烦”。这倒反而更加坚定了雷震“国民党需要改革”的想法。同年4月14日，亦就是《自由中国》杂志于台北问世的7个月之前，雷震在日记里这样记录下自己思考的结论：“总裁此二十年各方敷衍……今后总裁如再不能脱离旧环境，其前途仍是黯淡的。”
因为蒋介石实行的是一个党一个人的专制统治，雷震为他维系各界、协调各方，真的为他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也是没有好的结果的，最终还是人心离散，众叛亲离。
有着较为有力的提案和质询，但也有着散漫的会风
国民参政会曾产生过一些有力的提案和质询，这些提案往往由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提出，对政府的质询也由这些党派发起；一些议政活动不得不引起国民党高层的关注，在客观上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
有一个提案值得注意。这就是一起弹劾政府组成人员的提案，具有一定的威力。国民参政会所体现的战时民主政治不仅表现在战时历次会议期间,或驻会委员会多次例会上,还表现在国民参政员通过各种积极的努力,促使提案得到落实，从而在战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实际作用。国民参政会与孔祥熙之间的关系能较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抗战时期,国统区财政恶化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孔祥熙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一度任院长)和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其本人是否为官清廉也为人所疑,因此,战时他一直受到来自各界的责难。这一情况引起了参政员的注意。早在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期间,一些参政员就对孔祥熙表示不满“而思提案攻击者”,并准备提议由宋子文代替孔。这年10月底到11月初的一届二次大会上,以傅斯年为首的50多名参政员,曾联名致信蒋介石(请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转递),试图通过国民参政会非正式例会的途径,对孔氏去留等政府人事问题施加影响。在1939年9月的一届四次大会上,又有40多名参政员试图向大会动议,请政府重新考虑财政部长及行政院长人选。虽然这些活动受制于各种原因未能立即奏效,但参政员仍尽可能在职权范围内,甚至在职权范围之外,对政府重要人事问题表达意见。此后,国民参政会历次集会,对孔祥熙均有严厉指责,甚至涉及孔祥熙私人经商及滥用公款等问题。1944年9月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期间,参政会终于以120票对6票通过了一项动议,决定财政部长不能同时兼任中央银行总裁。此后不久,孔祥熙被迫辞去财政部长及行政院副院长之职。显而易见,这与国民参政会长期“倒孔”不无关系。
另外，当时国民参政会的质询也曾发挥着较为有力的作用。依照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国民政府各部长官在国民参政会开会时，须到大会及其驻会委员会例会上作施政报告,接受参政员的询问,或当场回答,或事后书面回复。国民参政员的询问有时颇为详尽,切中时弊,而且不回避涉及国民党军政要员的敏感问题。例如,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大会上,参政员们对广州失陷极为重视,会上“对于余汉谋放弃广州,与中央对于粤防之疏忽,甚为责问”,并提案惩办余汉谋；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会议期间,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俞鸿钧因在报告中否认客观存在的通货膨胀现象,而大遭诘责；教育部长陈立夫也因教育问题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一次大会上受到严厉询问；粮食部长徐堪因在回复参政会询问书中多傲慢之语,参政会临时动议令徐堪亲自到会答复,以致徐堪不得不准备出席参政会致歉。还有一次，农林部长沈鸿烈在答复责难时，因天热挥汗，颇感窘急，最后竟昏厥在讲台上，被立即送到医院抢救。询问和答询的紧张热烈，于此可见一斑。
在各党派参政员的直接推动下,国民参政会还作出了不少有利于战时政治民主发展的重大决议。例如,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大会期间,中共参政员吴玉章与部分国民党、中间党派参政员共同提出了“请确立民主法治制度以奠定建国基础案”等,获得大会通过。参政会一届四次大会上,青年党、国社党、救国会及国民党参政员,又提出了尽早实行宪政的议案。该议案提出后引起激烈讨论,会场中“你起我立,火并似的舌战,没有一分一秒的停止,一直开到深夜三点钟模样,那热烈的情况不敢说绝后,恐怕总可算是空前的”。大会最终通过“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议决案”,要求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这一议案的通过促使国民党不得不正视进一步推动战时民主的问题,国民党上层也因此公开表示要加紧基层民意机构的建设,立即着手制订宪法,甚至还准备提前召开国大。
国民参政会虽然有以上政绩，但总体上看，它所发扬的民主在民国政治生活中是可怜的，有时还是可笑的。可以看到这样的怪现象，郑重的政治形式充斥着散漫的会风，让人感到民国政治是自己在嘲讽自己。1939年，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会，编演了一幕幕滑稽闹剧。
1939年，国民参政会原本在绣壁街“军委会”大礼堂举行，因敌机炸毁，转移到位于郊区小龙坎的重庆大学召开。当时国民参政会外交组的召集人是罗文干。此人曾煊赫一时，历任北洋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国民党政府司法行政部长、外交部长。他有股牛脾气，因鄙夷蒋介石而失去权位，被列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作为外交组的召集人。他仿效东方朔的滑稽唐突，幽默戏谑，大会小会上插科打诨，扮演一个极风趣的角色。
罗文干在大会上，凡遇副议长张伯苓主持会议，他就安坐甚至瞌睡；如遇到议长蒋介石主持会议，他就频频起立，出入会场，或到校门外买一衣兜的小烧饼，到会场随意散发，扰乱秩序;或从衣袋中抓出一把金堂小雪茄，远远地抛掷给熟人，表示对蒋介石的轻蔑。他的座位在会场中间，出入必须多人让路，致使椅子嘎吱声响成一片，影响会场发言。这是罗文干在有意使蒋介石难堪。
凡罗文干主持小组讨论，总有戏剧性的开场白，引起大家一阵哄笑。随后，众人就开始聊天气、食品、社会新闻，从不讨论什么国际国内形势和路线方针政策。当时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王亮畴）也是罗文干的调侃对象。18年前王宠惠组织内阁，出任总理，最终垮台就是因为罗文干。国民参政会上，偏偏又遇上罗文干是外交组的召集人。按参政会惯例，参政大会要听取政府的外交工作报告。一次，外交部事先准备了外交书面报告的油印件，但未提前散发给参政员，临时由外交部长王宠惠放在汽车后箱里带来，准备在会场作为“保密”件散发。不料这大捆的“保密”件从车厢中滑落了。王宠惠的车子在路上跑了大约一小时左右，竟不知大捆印件掉在何处。轮到外交部长王宠惠作报告时，他本应将抗战期间的外交政策向参政员阐明，将有关外交机密件交付外交组讨论。可他没有了稿子，只得含糊其词地吱唔了一阵，可又不敢承认失落了成捆的“保密”文件。这件事又被罗文干指斥说:“王亮畴又胡扯了，这样怎么能抗战取胜!”
罗文干看不惯主席台上的所谓“党政要员”，对他们也进行调侃。主席台上左右偏角放两张小桌，是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的座席。副秘书长彭学沛是个风流倜傥的人物，他久久枯坐觉得无聊，时常从衣袋里掏出一小镜子，不是端详自己容颜，就是整理领带摸摸头发，左顾右盼，孤芳自赏。罗文干咕噜一句:“相公！”引起台下人哄然而笑。
国民参政会中有一老人名叫褚辅成。每逢大会讨论议题，不论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议案，他必抢先报名发言。有另一参政员卢前，看不惯褚语无伦次，就设法来干扰。每当褚举手要发言，卢前便快速奔到褚的座席前，直伸双手在褚鬓下作鼓掌状，会场一阵哄笑，主席台摇铃制止，于是褚辅成便气愤地颓坐下来不发言了。这时，罗文干更是借机起哄。
国民参政会怪现象还不止这些。突出表现是提案或议案在贯彻落实上随意性很大，有时根本就得不到贯彻落实。如1939年9月9日至27日，国民参政会召开了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讨论了由政府各部院及参政员同人提出的90余件提案，通过了83件提案。其中有7件提案，虽然以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参政员7种名义提出，但内容基本相同，主要是：一、结束党治，实行宪政；二、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权利；三、不分党派，集中人才参加抗战建设工作；四、改革战时行政机构。这7件提案合并通过，形成了大会的一个决议。当时中共方面的参政员陈绍禹参加了会议，他说：“这一议案的通过，对于促进中国政治民主化，增强各抗日党派团结，加强全民族力量的团结和动员，都有重要的意义。”这个决议案的重要意义也为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所注意，决议案通过时他在会上郑重地说：“交政府切实实行。”实际上未能很好实行，国民党的党治一直到退出大陆时也没有结束。
社会舆论界同样看到了国民参政会提案不能落实的情况。1946年4月1日重庆《时事新报》曾发表社评《略论参政会的提案》，评论说：
参政会，每天通过了一百件以上的提案，以一天而通过这许多提案，比较什么旧金山会议、联合国会议之类，几天不能解决一个问题，直是效率高极了，谁说中国政治不进步？提案这样多，通过得这样快，政府如果真能每案做到，这反而有点近乎奇迹。即使退一步想，如果把这些提案其重要性和急迫性分成等级，例如“迅速切实办理”为第一级，“迅速办理”为第二级，“酌办”为第六级，“参考”为第八级，恐怕政府也是一、二级都办不完全，甚至不会办，不愿办。至于“酌办”、“参考”之类，更是不必理会。
正如由于国民参政会有权而无实，有很好的制度也不能实行，导致它的多党合作和协商议政只不过是政治作秀而已。到了1947年全面内战爆发，新华社发表社论《破车不能再开》。社论指出：
参政会连同蒋介石政府在一起，按照于斌主教在开幕词中所说，是一辆破车；反动分子们坐在这辆破车中，是这样暴躁，这样慌张，这样昏迷失次，他们并不能按照预定计划把戏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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