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29日，是中日两国政府实现邦交正常化35周年。值此纪念之际，面对东瀛，我们不会忘记当年许多日本友人对新中国的建立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在这里，笔者记述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后，首任抚顺矿务局局长王新三与日籍工程师北村义夫结下的深厚友谊。
在鹤岗种下的友谊“种子”渐渐成为“异国知己”
王新三是辽宁省抚顺人，1914年生，1931年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共。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在关内各地从事革命斗争。1945年抗日战争末期，在晋东南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将军统领下，王新三由太岳地委民运部长升任太岳地委书记。
大约是1945年9月末，王新三接到上级要他速去中共中央东北局报到的命令。于是，他带领几名随员，牵着一头牲口，从晋东南平遥山区出发，翻越山岭，绕开太原，北上大同，向东拐至河北张家口，过承德，经辽西锦州，到达解放不久的沈阳。千里迢迢，他们急行军走了一个多月。
1945年8月27日，苏军进驻抚顺，对抚顺煤矿实行军事管制。次年1月10日，东北局派遣王新三带领一批干部，来到抚顺煤矿进行接收工作。根据上级指示，接收抚矿保持原体制不变，王新三担任抚矿副炭矿长，炭矿长一职仍由日本人宫本慎平继任。
1946年1月10日，国共重庆谈判已达成停战协定。但是，蒋介石在美国授意下，坚持停战协定不包括东北地区。于是，美国帮助国民党军队从陆、海、空三路向东北地区大举进军。苏联政府依照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诺将东北地区的行政主管权移交给蒋介石。因而，1946年3月15日，苏军撤出了抚顺。3月21日，王新三接到上级下达的撤离命令，转移到北满农村后，在黑龙江省下江地区参加围剿土匪和打击国民党地下军的战斗。之后，又在当地农村参与土地改革；进行农村生产建设，与发展壮大党的基层组织等项工作。1948年春，王新三被东北局任命为邻近苏联边境的鹤岗市委书记兼鹤岗矿务局局长。在鹤岗煤矿，王新三结识了日籍工程师北村义夫。
北村义夫，日本京都人，1907年生。他自幼就非常聪明，国立第三高中毕业后，因受当时日本国内经济萧条、就业困难的影响，他不得不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工学系采矿专业。
1933年3月，北村义夫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中国东北地区，先后在日本人经营的抚顺炭矿，吉林奶子山炭矿、蛟河炭矿，以及黑龙江地区的牡丹江八面通炭矿，任采煤工程师。
1945年8月15日，北村义夫同家属在蛟河炭矿听到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十分震惊。他想立即返回日本京都家乡，但又一时无法回去。就在这时，有位中共干部叫纪正夫，来到蛟河接管炭矿。据资料介绍，纪正夫很懂党的政策，同北村义夫等日本人处得很好，因而很快稳定了北村等人的思乡情绪。不久，纪正夫又带领北村义夫一家转到奶子山煤矿；接着，又经过延边地区的图门、延吉、龙井，到达了老头沟煤矿。由于有纪正夫的关心和照顾，北村义夫所到之处，都对恢复该地的矿山生产，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正因有北村义夫的优秀表现，遂于1947年春天，被东北民主联军选派到当时解放区规模较大的鹤岗煤矿，担任采煤工程师。
北村义夫来到鹤岗煤矿后，工作积极性很高。可是，因当时鹤岗矿个别干部有复仇心理，让矿里的日本人都参加“脱产学习班”。期间，北村义夫也“靠边站”了。在“学习班”里，让日本人相互揭发，并共同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因此，北村义夫思想情绪十分低落。在这期间，矿里又缺少懂技术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因而造成煤炭生产急剧下降。
就在这一背景下，王新三来到鹤岗矿务局任职，他认为这一做法是不正常的。在交接见面会上，王新三语重心长的说道：“的确，日本工程技术人员都是在日军发动侵华战争期间来到中国的。但是，他们有的是被日本军阀强迫来的，有的是被自家生活困苦逼来的。那场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痛苦，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责任，同日本人民没有干系，我们必须把两者严格区别开来。日本技术人员能够留下来，这本身就是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支持和帮助，我们怎能另眼看待他们？他们都是我们的朋友和老师。从今天开始，所有留下来的日本人，都要各就各位，安心工作。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看做是我们的老师和朋友，让他们为发展解放区的生产建设作出贡献！”
会后，王新三还亲自到北村义夫家里访问，请他出任鹤岗煤矿主任工程师。当时，已经41岁的北村义夫，看到了这一切，禁不住潸然泪下。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北村义夫下定决心，准备长期留在中国，以便把自己学到的精湛的采矿技术，奉献给中国人民。由此，他更加努力工作，为鹤岗煤矿增加了煤炭产量，帮助王新三打开了新局面。
与此同时，由于王新三能够忠实地执行中共中央正确的对日方针政策，在鹤岗任内，还极大地感动了滞留在当地的许多日本侨民。传为佳话之一的是，不少居住在当地的日本人，竟然自发地组成“自愿采煤突出队”，投入到鹤岗煤矿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中去，为支援东北地区解放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北村作为“特派代表”急奔沈阳
接回抚矿最后8位日本专家
1948年3月，在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战区国共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年9月12日至11月2日，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部署，东北野战军发起了规模浩大的辽沈战役。我军首先攻占锦州，关闭东北大门；继而迫使长春守敌和平起义和投诚；接着，在黑山、大虎山全歼沈阳西援之敌；最后，解放了抚顺、沈阳和东北全境。
就在辽沈战役将要结束的时候，王新三接到东北局让他迅速南下，再次接收抚顺煤矿的命令。1948年11月1日，抚顺获得解放。11月2日，天刚蒙蒙亮，王新三带着一个排的部队，包括从鹤岗带来的北村义夫，乘坐军用大卡车，从沈阳北道驶入抚顺市区。当王新三在抚顺煤矿宾馆与东北野战军参谋长肖劲光、攻打抚顺的116师师长赵东寰会合后，即刻带领一批干部到抚矿机关开展接收工作。
此刻，有件事让王新三感到十分诡秘。他记得，1946年1月，他第一次前来接收抚矿时，抚矿上上下下还有许多日本人。而现在，竟然一个日本人都不见了。经查询，原来国民党接收大员接收抚矿后，日本人认为能在这个期间争取回国，已是最后一个机会了。于是，他们便同国民党方面官员进行商谈。经过多次谈判交涉，国民党接收大员感到自己的前途也十分暗淡，便答应要留用50人，其余可全部遣送回日本。留下的这批日本人，眼见国共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遂又继续同国民党官员进行交涉。最后，终于被允许仅留下8名日本专家，其他人可以立即回国。而被留用的这8名日本专家，继而又提出要求，如遇到紧急事态即将发生，国民党方面应负责将他们迅速送到天津，然后在那里乘船或飞机回国。对此，国民党接收大员们都满口应允。可是，在辽沈战役打响之前，南京政府派来抚顺任矿务局长的谢树英即称病请辞，逃之夭夭。继任的矿务局长魏华鹍刚刚到职，眼见形势不妙，又不辞而别。因此，最后留用的8名日本专家失去了谈判对手，陷入了困境，只好跑到沈阳日本侨民集居的地方，等待机会，经天津乘船回国。
1948年11月3日傍晚，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已经进占沈阳市区。就在国民党空军对沈阳市区进行狂轰滥炸、众多日本侨民心急如焚的时候，只见从抚顺方向驶来一辆军用大卡车，停在沈阳日本侨民集居区。从抚顺煤矿逃来的8名日本专家，看见从车上走下一个人，竟然是北村义夫。北村走过去，跟大家打招呼，并自我介绍：“昭和8年（1933年），我来到满洲，为日本帝国找矿采矿。现在，我作为中共接管抚顺炭矿特派员王新三的特派代表，来请各位先生即刻返回抚顺炭矿继续工作……”
在场的几名日本专家听到了北村的一番谈话，无不感到惊愕、疑惑，继而转为喜悦，纷纷问北村：“我们回去，谁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北村回答：“王新三能保证大家的安全。”又问：“我们回去，谁能帮助我们返回日本？”北村说：“我相信，王新三最终能帮助大家回日本。”又有人追问：“北村先生，您为什么这样信任王新三？他靠得住吗？”北村坚定的回答：“我跟随王新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是一位非常正直的中共高级干部，不但了解日本，也非常了解日本人的心。所以我非常信任他，他也非常信任我。我希望大家都能听我的话，立刻回去。要知道，我也是一个日本人，我绝对不会欺骗我们日本人的。”
这时，在1946年与王新三有过接触的坪田佑一郎工程师说话了：“王新三的确是一位很诚实、有教养的人。日本战败后，他以中共军代表的身份接管抚顺炭矿时，我同他有过交往。那时，他是我们宫本慎平炭矿长的副手，他对宫本炭矿长和我们这些人都很尊重。他是一位谦虚、谨慎、能同我们日本人合得来的中国人……”
就这样，抚顺煤矿最后留用的8名日本专家由北村义夫全部接回抚顺煤矿宾馆。在那里等候消息的王新三，看见北村带领日本专家走进宾馆大门时，喜出望外，连忙迎过去，同他们一一握手，相互问候。大家围拢在一起，微笑着，有着说不完的心里话。当晚，王新三用日本人爱吃的大米饭和肉菜、肉汤招待他们。晚饭后，王新三又到每人房间看望。王新三说：“今天夜色已晚，不便细谈。明天上午，我想先听听各位的见解。然后，请大家到现场调查真实情况，为尽快恢复矿山生产作深入研究。”
从第二天开始，这些日本专家就乘抚矿仅有的吉普车到各矿、厂察看现场实际情况。过了一个星期，他们就把调查的结论呈报给了王新三。据工程师保木本弘已归国后撰写的回忆录《在抚顺煤矿留用的日子》一文介绍：“……以后，凡是工作上发生问题时，王局长就同我们一起进行透彻的讨论，直到他完全理解了为止。在生活上，他非常关心我们，经常询问我们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当问到伙食情况，听说我们吃的是大豆和大米各半时，立即给我们全部换成大米。住宅，分配我们住在南台街环境最好的四家为一栋的小独楼。烧饭的事，先是由局里负担，雇了两名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妇女帮助做饭，后来，生活逐渐好起来，就由我们自己雇用了。”
保木本弘已的回忆录记述：“我们日本人也同中国人一样，按职务评工薪分数。但日本留用人员薪水特别高，坪田、加藤、高木、北胁是作为专家的技术人员待遇，月薪是1200多分，其他人作为工程师待遇。我本人工薪最低，还评为850多分。这一待遇标准，远远高于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标准。”王新三当时的月薪也只有500多分。
保木本弘已写道：“这期间，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王局长和局里的干部，每天都要腾出时间，走访基层干部和工人。这样，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工人们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彻底改变了我们日本人管理时期的那种偷懒和不干活的情况。”回忆录还记述，“社会上的变化也很大。在满铁时，我一个人下井或者是去满铁附属地以外的中国人居住地，时时感到紧张和害怕。可解放后，我们日本人处于无权的状态下，无论到哪里反倒没有紧张的感觉，这真是奇怪的事。”
王新三要跟进井下“密闭火区”，
北村：“你必须离开，有我一人进去，足够了！”
1948年11月，王新三再次奉命接管抚矿时，肩负的担子不轻。首先，自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3月，日本在辽东半岛打败了沙俄，正式霸占抚顺煤田之后，一直采取“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性开采，40余年来，造成矿山事故隐患随处可见。跟着，1945年8月日本败降，8月27日苏军进驻抚顺煤矿后，苏方调来一支拆卸部队，进行长达一个多月的拆卸工作。据抚矿档案资料记载：苏军将包括抚顺煤矿在内的稍有价值的机械设备，作为对日作战的“战利品”，几乎全部拆走；抢运的火车车厢达1200余车之多。还有，1946年3月，苏军撤离，当国民党军队占据抚顺煤矿后，由于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贪婪与无能，矿山的设备与器材又被大批盗卖或丢失。因而，人民的矿山，到了王新三手里时，已经是“千疮百孔”、奄奄一息了。
王新三接管抚顺煤矿，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龙凤矿、老虎台矿和胜利矿还有3对矿井，全被井下积水淹没。其余各井也由于开拓工程未能进行而大部停工，只能在浅部开采和收捡残煤。西露天矿由于采煤与剥离岩层比例长期严重失调，加上崩岩整理工作滞后，矿坑内到处着火，坑下也基本无煤可采。
当时，抚矿广大基层干部和工人纷纷向王新三建议：要尽快恢复矿山生产，必须首先向水、火灾害开展斗争。经王新三深入调查，又进一步发现抚顺井工煤矿还是闻名于世的超级瓦斯矿井，一旦因火发生瓦斯爆炸，后果不堪设想。于是，王新三便果断决定，让从北满同时来的、有丰富采矿经验的北村义夫，出任抚矿生产技术处长兼井工煤矿主任工程师（注：类似后来学苏联设立的总工程师制）。
北村义夫受命后，几乎每天都到生产现场指导抢险。一次，王新三跟随北村义夫一起下井，察看受灾的采煤工作面。当北村义夫要闯进一个已密闭多年的火区，回头发现王新三也要跟进时，当即发出指令：“每个密闭的火区，都是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你不懂采煤技术，跟进火区太危险。现在，你必须离开，有我一人进去，足够了！”
北村义夫只身到险区探视后，便想出一个从“火区”上一层岩层向下打钻眼，然后顺着钻眼往下填充黄泥浆灭火的办法。王新三同分管副局长对于北村的创意给予充分支持和肯定。方案实施后，果然打开了一个个被封闭多年的采煤工作面。
但是，抚顺三大井工煤矿和西露天矿深部坑，仍然因淤积大量积水而不能正常开采。于是，王新三就同各矿领导干部一起，发动广大矿工迅速投入到抽排矿井积水的战斗中去。由龙凤矿36名经验丰富的老矿工组成的井下抢险队，带上呼吸器，涉水向矿井深部探进，终让封闭在矿井底层的12台大型水泵重新运转，一个已废弃多年的矿井开始恢复生产。胜利矿从各处调来24台大型水泵，历时一年零一个月排除了井下积水。老虎台矿在排除井下积水的同时，打开了42处永久性密闭的各种巷道1850米，使矿井恢复正常生产。
王新三支持北村、费广泰征服“瓦斯”，
抚顺煤矿首创“变害为利”世界奇迹
抚顺矿区各井工煤矿恢复正常生产后，井下瓦斯突出，便成为前进道路上又一个“拦路虎”。在通常情况下，井下每采一吨煤，从煤层涌出的瓦斯量就高达60多立方米。北村义夫深知，从煤层里涌出的这些有毒瓦斯气体，达到一定浓度就会让人窒息，而一遇到明火，就要发生强烈爆炸，后果不堪设想。仅在1935年至1945年日军霸占抚顺煤矿的最后10年间，抚顺煤矿就曾发生瓦斯爆炸事故55起，伤亡中国矿工1000多人。由于瓦斯危害长期不能解决，抚顺煤矿煤产量不断下降。而当抚顺煤矿恢复生产，并加大煤层开采深度后，矿井瓦斯威胁就越来越突出了。
为了避免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北村义夫最初建议王新三在井工煤矿严格实行原始采煤方法。也就是禁止各矿井使用打钻爆破煤层的新工艺，一律恢复最原始的镐刨采煤方式。尽管各矿基层对此低效率采煤方法有争议，但因有王新三强有力的支持，还是坚持实行了一年多，使各矿井都做到安全生产。
不料1950年3月，龙凤矿搭连坑在组织工人对负160米深的井下回风巷道进行整修施工时，因一名新工人擅自划火吸烟，引起坑下瓦斯爆炸，造成11名矿工当场死亡。这起事故，对有关责任人给予了处分。但同时，也让北村义夫增强了从源头上根治瓦斯灾害的决心。
就在这期间，王新三发现了从东北大学工学院毕业，来到抚顺阿金沟煤矿任采煤技术员和坑下主任的费广泰。当国民党要员纷纷逃离后，费广泰主动参与龙凤矿爱矿护矿工作。为此，王新三任命费广泰为龙凤矿副矿长兼该矿主任工程师。
北村义夫发现费广泰肯于钻研，事业心很强，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于是主动邀请费广泰，同他一起研究根治矿井瓦斯方案。二人共同翻阅世界各国治理瓦斯的相关技术资料，一起深入井下访问有丰富经验的老矿工，从而摸清了煤层瓦斯渗出的特性和规律。1950年5月，北村义夫和费广泰共同提出的在开采煤层之前，先开拓瓦斯巷道，打钻眼，接管线，预先抽排瓦斯的设计方案，经抚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并在龙凤矿井下瓦斯渗出较浓的煤层巷道试验成功。由此，使龙凤矿成为国内煤炭开采史上第一个实现预排瓦斯的生产矿井。
经中央燃料工业部批准，1951年和1952年先后在龙凤矿、老虎台矿和胜利矿有计划地开凿瓦斯抽排巷道，使抚顺煤矿从瓦斯威胁中解脱出来。预排瓦斯的成功，有效控制了采区风流中的瓦斯含量，在保证安全生产前提下，采煤效率大幅度提高。由此，抚顺井工煤矿由原先的20米、40米采煤工作面，扩展为V型80米采煤工作面，并连创月产万吨煤的新纪录。
然而，北村义夫并未因此而满足，又与费广泰继续研究，最先把排空的矿井瓦斯引入矿区职工住宅烧饭民用。1952年10月，从老虎台矿西泵房铺放一条输气管线到达市区，使广大市民能够使用燃烧矿井天然气。1952年3月，利用矿井瓦斯试制炭黑研究成功，并建起一座日产炭黑300公斤的炭黑厂。这座炭黑厂经中央燃料部投资扩建，自1952年到1978年共燃烧矿井瓦斯6.5亿立方米，生产橡胶工业急需的炭黑8770吨。由于北村义夫和费广泰综合利用矿井瓦斯，变害为利，1952年7月1日，曾受到当时东北人民政府的嘉奖。1953年，他们又获得中央燃料工业部颁发的奖状和奖金。
为了继续扩大研究成果，并为中国培养一批技术骨干，北村义夫还建议在抚顺煤矿成立了“瓦斯研究所”。王新三对此全力支持，并让北村义夫兼任该研究所负责人和主任工程师，负责具体技术指导。后来，由于受到抚矿上级主管部门的重视，这个小小“瓦斯研究所”扩大成为“抚顺煤矿安全研究所”，由费广泰出任该所首任所长和主任工程师。这就是后来形成现代化规模的“抚顺煤矿安全研究院”的前身。
抚矿与北村当时不得不决定离开。
北村临终时还说：“毋忘抚顺，毋忘日中友好”
北村义夫为新中国煤炭工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抚矿和王新三本人也给北村一家人无微不至的关爱。据北村义夫的儿女们归国后向来访的中国客人介绍，抚顺矿务局不单给北村义夫最高的工资，还把一栋日式小洋楼提供给北村一家人居住。当年，抚矿还为北村家雇了保姆，并给全家人缝制了厚厚的冬装。在中国人家家户户都吃粗粮的情况下，北村一家人始终享用日本人喜欢吃的大米和其他副食品。抚矿也想到了孩子们的教育问题，特意从沈阳日本人小学校请来了老师，借用北村家的一间屋子，开办了日本语小学校。
在北村义夫全神贯注地在抚矿工作的时候，他的儿女们也在中国长大了。大女儿北村明子（1935年生）在抚顺市区中学读书时，中国同学都称她为“国际友人”。二女儿北村满子（1941年生）和小儿子北村博昭（1942年生）在读小学时，也都相继戴上了中国少先队员的红领巾。抚顺已经成为北村一家难以忘怀的“第二故乡”。
最近，笔者有幸找到了当年曾为北村义夫当助手、后任抚矿副总工程师、现年已89岁的范传信先生。当我问起北村义夫时，范传信老人心情激动地谈道：“北村，一个并非中国人，一个有着现代思维的日本人，能够在二战结束之后的10年间，一直安心留在中国，并能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一切的精神，确实让我深为感动。”
谈话中，我请范老谈谈对北村义夫总的印象。范老年岁虽高，然身体结实，思路清晰。他凝聚银白色眉毛，微笑着，谈起对北村的印象。他说：第一，北村这人重感情和友谊。他不但对王新三忠贞不二，对他身边的中国同事，也怀有深厚感情。我当年毕业于伪满时期的哈尔滨工业大学采矿专业。我的老师是日本人梅奇教授，梅奇又是北村在鹤岗时期的好友。所以，北村来到抚顺，当了解我与梅奇的师生关系，就对我很亲近。我们俩人无论是用日语交谈，或者用汉语交谈，都能无话不谈。第二，北村的知识面很广，对采矿专业尤其精通。他不但有技术专长，作风也很扎实。在他担任抚矿生产技术处长和井工煤矿主任工程师期间，他每向领导提出一项重大建议和作出一项重要决定，都到现场反复调查研究，从不轻率下结论。第三，最可贵的是，他始终把中国人的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所以，他对他的部下以及相关的中国职工，都要求严格。一次，我跟北村去龙凤矿井下，他发现开拓区为采煤区做准备，而过早打通的一条岩石巷道，浪费了大量坑木。北村当即给予批评。他要求每个人必须一丝不苟，在技术问题上，他从不放弃原则，不论是中方人员或日方人员。尤其是对担负领导职务的技术干部，只要出现不遵守规章制度的现象，或者汇报工作不细致、不认真，都会受到他不客气的批评。第四，尽管矿务局给北村一家人提供了优越的生活条件，但北村义夫日常生活却十分简朴。他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工作，几乎看不到他有什么特别的休闲方式和业余受好。他家住在北台一座小独楼内（现已改建），楼下有3间卧室，楼上一个大间是北村义夫的工作室兼卧室。室内有一张办公桌，墙四周是书柜，大部分是有关采矿的技术书籍和资料。地板上铺的是日本人喜欢用的“榻榻米”（即草垫子）。我经常去他家，并常常同北村义夫坐在“榻榻米”上研究工作到深夜。
范传信先生还很惋惜地说道：我同北村义夫可谓无话不谈，但他对将要回国这件事却一直未向我说过。我现在也弄不清楚，他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封锁消息”。只记得有一次，他曾对我说过：中国工业现在发展还很慢，这需要我们大家共同想办法。你现在仅专长于通风与安全，这还远远不适应中国工业的发展。你还应该进一步研究采煤开采专业、岩石开拓专业，以及有关采矿技术的各个方面。现在看来，这可能就是北村义夫离开中国前，对我的最后赠言。事实上，正因我听从了北村老师的指教，才有可能在后来让我成为抚矿副总工程师。所以，我一生都不会忘记北村老师，更不会忘记他为新中国的煤炭工业所做的一切。
这样一位有突出专长的日本采矿专家，抚矿怎能会愿意让他离开？同样，这样一位长期生活在中国，并对新中国建设事业有着特殊感情的日本人，又怎能愿意离开自己的岗位而回日本国呢？可以说，当时抚矿与北村义夫都没有这种要求。那么，北村义夫后来又为什么回国呢？深究起来，这其中还有一段深刻而复杂的过程。
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国际部部长纪锋介绍，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之间没有任何来往和交流。1950年10月，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首次率团，出席在摩纳哥蒙特卡罗举行的国际红十字协会第21届理事会时，该协会秘书长德鲁奇在向会议所作的报告中，谈到日本红十字会于当年7月，曾要求该协会转请中国红十字会给予协助，尽快遣返仍滞留在华的60312名日本侨民回国。德鲁奇说，遗憾的是，协会已将日方要求转给中方，中方迄今尚未给予答复。李德全回国后，即将德鲁奇的讲话稿转交中央相关部门进行调查与核实，后因事实基本上确认，引起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1953年1月26日，应中国红十字会邀请，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三团体代表到北京，与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共同协商日侨归国问题。经过双方进行3次会谈，于3月5日，中日双方正式签署、发表《关于商洽协助日侨回国问题的公报》。3月16日，日本派船来华，从秦皇岛、上海、塘沽接第一批日侨回国。到1953年10月7日，日本已7次派船接在华日侨回归。1954年5月，经日本红十字会一再邀请并经日本参众两院相继通过了邀请决议文，冲破了美日反动派的阻挠，为感谢协助日侨回国，正式邀请中国红十字会派代表团访日。
就在这一背景下，抚顺矿务局已于1953年春天，先期将留用的8名日本工程技术人员遣送回国。离开前，抚矿除给每人发给固定工资外，还发给了退休金，并在秦皇岛将各自的储金兑换成日元。在1954年10月24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副会长廖承志将要率领新中国第一个民间使节团正式访问日本之前，抚顺矿务局接到相关通知，在最后关头，作出决定送北村义夫一家人回日本。北村义夫一家人遂于1954年9月20日，乘日本派来的“兴安丸”从塘沽港启航，与566名在华日侨及部分获宽释的日本战犯一起返回日本。
北村义夫返回日本京都家乡后，因时常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歧视与排挤，心情一直不愉快。越是这样，北村义夫越是思念中国，思念抚顺，思念当年与他相处甚好的中国同事们。1961年，年仅51岁的北村义夫，终因忧郁成疾，病倒去世。据资料记载，北村义夫在临终前，还在嘱咐他的儿女们，说：“无论如何，我们毋忘抚顺，毋忘日中友好……”
李德全首次访日，北村明子出任日方翻译；
王新三访日时，北村博昭向友人介绍：“他是我的中国爸爸……”
北村义夫的儿女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对中国有着真挚感情。北村义夫病故后，他的儿女们都没有忘记父亲的嘱咐，始终坚持走日中友好道路。大女儿北村明子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用她在中国生活期间熟练掌握的中国普通话，在一家日商株式会社专门从事对华贸易。让她难以忘怀的是，1954年10月24日，在日中关系极为严峻的形势下，中国红十会会长李德全、副会长廖承志第一次率中国民间使节团访问日本。代表团先后到达东京、京都、大阪等六大城市访问时，均受到日本国民的热烈欢迎。当时，中国红十字会访日团的翻译是王效贤，而在代表团访问京都期间，为日方做翻译的就是北村明子。
北村义夫的小儿子跟随父亲回国后，一直秉承父亲的意志，为推动日中友好四处奔走。1965年4月，北村博昭进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工作。1971年11月，北村博昭跟随以新日铁社长永野重雄为团长的日本财界友好访华团，在北京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并参与了会谈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问题。1976年12月至1978年8月，在福田纠夫出任日本内阁首相期间，北村博昭是日本外相园田直的秘书；并在园田外相的指示下，前后12次访华，向廖承志等中国高层转达日本就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见解与意向。1979年，在园田直外相的倡导下，日本工商界成立了“日本亚洲交流协会”，北村博昭作为这个协会的理事长，继续奔走于日中两国之间，为促进日中两国政府间的经济合作提供协助与合作。在这期间，中国国家领导人曾多次接见过北村博昭。
而当1980年，王新三以中国煤炭工业部副部长的身份率团访问日本时，当年曾在鹤岗煤矿和抚顺煤矿工作过的日本友人，听到消息都到王新三在东京的住所去看望他。在盛大的招待会上，北村博昭以主持人的身份，向到会的所有日本友人介绍王新三时，竟满怀激情地大声说道：“他是我的中国爸爸！”当时，不但王新三深受感动，在场的所有日本人也都为之感动。
几年后，当王新三在北京寓所，向抚顺矿务局派来的矿史征集人员，介绍这段经历时，说道：可惜的是，我到达日本时，北村义夫早已经死了。北村的小儿子，见了我叫“爸爸”，可见他对父亲思念与对我方关照，感激之深。回想当年，我同北村义夫之所以能够成为异国知己，这完全是我们党的正确对日方针、政策指导、培植和浇灌的结果。这种扎根于我们中日两大民族间的友情，我和北村义夫不会忘记，我们双方的子女也都永远不会忘记。当年，北村义夫等许多日本友人确实给了我们很大帮助，我们是不会忘记他们的。前不久，曾在抚顺煤矿工作过的保木本弘已工程师，还寄给我一本他归国后撰写的《日本人在抚顺煤矿留用期间》的回忆录。现在，我请你们把这本史料文稿交由抚顺矿务局留存，以作为研究中日民间友好交往历史的佐证。
北村义夫一家人的事迹，也深深感染了笔者。为此，笔者还特地访问了抚顺矿务局继任局长崔载述。崔局长说：“说起来，日本人也是很讲友情的。正因为我是北村义夫曾经工作过的抚顺矿务局的继任局长，所以，我每次到日本，北村的小儿子北村博昭总要买些礼物到我住处看我。1994年北村博昭再次来到抚顺，我陪他看了他们一家人在北台居住时的旧址，他上小学时的母校北台实验小学，还看了他大姐的母校，以及他二姐幼儿时曾住过的南台幼儿园。看得出，北村博昭对抚顺故地很有感情。”已离职多年的崔载述还介绍说，由他承接来的抚矿与日本人建立的这种亲密情谊，已经传递给了现任抚顺矿业集团总经理尹亮。2002年，北村博昭为抚矿引进一笔日资，与抚矿集团合资创办了“抚顺虎博洁净煤有限公司”。抚矿现职总经理尹亮，与日方代表博光株式会社总经理北村光，分别代表中日双方在合作协议书上签了字。在揭牌仪式上，年已60岁的北村博昭动情地说道：“今天，我能为中国，为抚顺矿区做些事情，深感荣幸。我将会继续努力，为抚顺煤炭出口到国际市场，为抚顺老矿区拓展转产项目，并创造美好未来，再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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