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数众多的内地群众偷渡外逃到香港，历来是广东的一个特殊问题。
由于国内采取了一系列“左”的错误政策，加上3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10年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和提高，因此，广东曾连续发生群众偷渡外逃香港、澳门事件。据统计，从1954年至1978年，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5万多人，逃出14．68万多人。为了遏制逃港风潮，广东全省在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持续不断地进行反偷渡斗争,但效果有限。在一些人看来，“逃港”似乎成了永远无法解开的死结。然而，自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7年香港回归后，情况却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内地居民“逃港”事件越来越少，而港人北上定居则悄然成为“潮流”。
一
自1954年后，严重的“逃港”事件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1962年。
进入60 年代以后，“大跃进”的恶果全面迸发。当时，珠三角一带的老百姓粮食短缺，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然而，国内政府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从某种意义上讲，偷渡完全是形势逼出来的。
其时逢中英对立的“冷战”时期，香港经济起飞又缺乏大量劳力。因此港英当局从1961年3月开始实施了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新政策规定，凡成功抵达市区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实际上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化。这个政策对于非法入境者来说无疑就是“大赦令”，助长了逃港风潮愈演愈烈。
1962 年初，农历新年刚过，成群结队的内地居民开始非法越过陆路边境，进入香港。这些试图闯关的人，主要来自广东境内的广州、惠阳、东莞、南海、台山等地，也有从外省闻风跟来的，籍贯遍及12个省区。“逃港”的高潮发生在那年的5 月份，因此，当时的香港媒体有“五月大逃亡”之说。据记载，单是在5月16日那天，便有5000多人，由新界边界剪破铁丝网拥入香港。5 月下旬, 边境线重新封锁, 大规模闯关是不行了, 但偷渡活动并没有停止，而作为话题更是长盛不衰。广州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在谈偷渡, 谁个成功了, 那个失败了；该怎么准备, 如何行事；有何经验、教训等等, 总之, 可谈的东西甚多, 而且是半公开地谈, 无所顾忌地谈。
当时在广东偷渡, 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 按路线, 则有东线、西线之别。从陆上偷渡要到达边界, 翻越铁丝网, 闯过禁区，而这一地带正是双方防卫的重点。内地这边有边防部队日夜巡逻，还有令人恐惧的警犬。香港那边沿铁丝网有公路, 每隔一段距离有探照灯, 不断扫视,后来铁丝网更装上先进的感应装置, 一触网就会被发现。总之陆路偷渡艰难又危险, 只有年轻人才有此勇气。
泅渡，就是从海上游过去，这要水性好。虽说偷渡者一般都带有汽车轮胎，但大海中游泳危险很大，溺水身亡的事时有发生，于是有人就发明了在珠江里练兵。据老人们回忆，在那个时代的广州，群众常常自发去珠江中练习游泳，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日后“逃港”中用得上。不少孩童从小便被家人灌输“好好练身体，日后去香港”之类的思想。
陆上越“网”, 海上破浪, 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儿童妇女只有坐船之法了。坐船, 相对而言较安全, 但带有集团性质, 出了事问题较严重, 而且要付一笔不小的费用, 但为“逃港”也只有在所不惜了。
当时对偷渡者打击制裁异常严厉。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官方都视为“叛国投敌罪”，抓到就处以重刑；成功偷渡，其家属则会受到牵连，即使离婚划清界限，本人和子女的政治前途也是一片漆黑。然而逃港成功者在安定之后，给内地 亲戚寄来的花花绿绿的港钞，回乡探亲带回的大大小小的礼品，却让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内地民众羡慕不已，更勾起了他们铤而走险的欲望，于是,偷渡之风屡禁不止。大量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拥向边境地区,冒着生命危险,偷越边界线前往香港。在深圳,还曾经出现偷渡人员殴打当地民兵、公安干警和边防部队战士,强冲边境等恶性案件。
到了文革期间，“逃港”之风有增无减。一些饱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和知名人士也加入到偷渡行列。著名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因饱受凌辱，铤而走险乘船逃离内地，偷渡到香港，然后秘密转道赴美国。 1967年1月19日全港报纸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不久一场以广州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拉开了序幕。这些被发配到穷乡僻野的知识青年，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极度贫困，他们不堪忍受重体力劳动与离乡背井的苦楚，便不顾一切地扑向香港。成功者毕竟是少数，多数被逮住或者被港方发现遣返，押送到各地的收容所，劳教几个月再通知单位或家属领人。收容劳教的人实在太多了，广州市沙河收容所每天出入就有上百人，全是些20岁上下“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知青，其中还有偷渡七八次的惯犯。当局拿他们也没办法，只能关上几天，剃个光头放人。
二
第二次严重的“逃港”时间发生在文革刚刚结束的1976 年至1980年，前后有4年时间。
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的老百姓从极端的政治高压下解脱出来。在沿海一带，人们通过境外的亲朋好友接触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阶级斗争的枷锁开始松懈，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在民间浮现出来。从1976 年开始，“逃港”的恶性事件和人数逐年大幅度增加，并于在1978年、1979年达到高潮。
与文革期间相比，此时“逃港”的群体更为广泛，不少普通市民、基层干部，甚至一些十多岁的中学生都加入了这个队伍。在珠三角很多地方，“偷渡”更是成为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者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番禺县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乘船外逃之时，竟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饯行。惠阳县的澳头公社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 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成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 名都偷渡去了香港。由于“逃港”人员动辄数十人上百人一伙，因此，在偷渡遭遇阻碍或是无望之时，急红了眼的偷渡者，往往便会强行组织闯关，有的还抢夺边防人员的枪支，攻击任何阻止他们偷渡的人。
此次的“逃港”风潮越闹越大，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高层震惊，广东省委赶紧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到宝安，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
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遣送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1979年1月至6月,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数便超过10万人(包括港英当局送回的),比1978年全年收容总数增加了一倍。深圳收容站原设计日收容量只有600人,东莞樟木头收容站日收容量也只有400人。而收容人数最高的一天,樟木头收容站达到3900多人,深圳收容站达到2500多人。致使收容站严重超员,拥挤不堪,生活设施无法适应,卫生条件也极为糟糕。
与此同时，由于香港的工业化高潮接近尾声，劳动力需求开始回落，加上大量的非法移民进来以后，又产生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陡然增加的既无工作、又无生活来源的“偷渡客”，给香港的治安带来诸多麻烦，因此，港英当局也不得不严阵以待。他们在边境一线成立了“军警联合指挥部”,出动了部队、直升飞机和军舰昼夜巡逻，并宣布取消实行多年的“抵垒政策”，转为实行“即捕即解”。1979年1月至6月初,香港方面遣送回的偷渡客就有3.3万多人,为过去4年多来遣送人数的3倍,有时一天就送回1000多人。
在粤港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大规模的“逃港”活动暂时被压制下去。
延绵30来年的“偷渡”潮，严重影响了广东工农业生产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危害了边防沿海地区的社会治安，损害了国家的声誉，在港澳地区和国际上造成了极不良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逃港潮”所产生的效应并不完全是负面的，对于香港而言，它甚至是不可或缺的。30 年间，数十万的内地非法移民进入香港，成为一支重要的“廉价劳力军”，及时缓解了香港在经济腾飞时期所面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不少偷渡者在香港立足之后，从社会最底层做起，艰苦奋斗，不仅慢慢融入主流社会，而且成就了很多“财富神话”。有人曾统计，在排名前100名的香港富豪中，有40 多名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内地移民过去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非法移民。曾宪梓、黎智英等人的财富之路，就是从那个时代到香港开始的。
三
广东出现的偷渡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笔者认为，最主要的是经济原因。
1977年11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将视察的第一站定在广东。广东省主要领导向他汇报，讲到港澳边境地区偷渡风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邓小平听了，没有批评谁，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他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邓小平指出：“生产生活搞好了，还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看来，这位后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早已敏锐地认识到，“逃港”问题的实质不在于群众觉悟不高，也不在于资产阶级的诱惑，而在于“左倾”错误路线所导致的国民经济凋敝，以及由这种凋敝所带来的艰难民生。
当时，香港与内地生活水平差距实在太悬殊，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均收入是134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的年收入却是1.3万港币，相差几乎是100倍！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大批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回国探亲观光,他们同内地亲友和群众广泛接触,并带进来大批内地紧缺的商品和生活用品，这些都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当时,在广东群众中,有无华侨或港澳关系,生活条件形成明显的对比。有海外关系的群众由于有侨汇,可以买到国内紧缺的商品，生活就会比一般群众好得多；因此在一些地区,普遍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说法。
1978年7月，刚刚到广东任第二书记的习仲勋第一次视察，就来到了逃港最严重的宝安县。他考察罗芳、莲塘之后，来到沙头角。在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习仲勋看见几块竖在街中间的石头，把一条窄窄的街道一分为二，粤港两边贫富悬殊，对比非常鲜明。香港那边车水马龙，人们忙忙碌碌，显得繁华热闹。而属宝安这边却是破破烂烂，很多荒地杂草丛生，显得萧条冷落。很多老百姓都过境买东西，不少人过去了就不再回来。面对如此强烈的对比，习仲勋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他说：“解放那么长时间，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
当天晚上，习仲勋来到了莲塘临时收容站，看到里面关着许多被抓住的偷渡犯，就问其中的一个：“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
那个偷渡的人说：“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
站在一边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告诉习仲勋，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可以寄钱回来，家里人一两年以后就可以盖新房。
为了加强深圳的反偷渡外逃工作，宝安县委在县委党校举办了一个学习班，把200多个外逃情况严重地区的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召集起来学习。习仲勋听说此事，就找了20多个正在党校学习的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进行座谈。
习仲勋问：“你们能不能把人留住，我给你们粮食。”
答曰：“不行，留不住。”
习仲勋询问福永公社凤凰大队支部书记文富祥：“为什么那么多人外逃?”
文富祥回答：“香港那边比我们好。”
“好在哪?”
文富祥说：“第一，我们这里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农民一辈子都是当农民，不仅如此，子子孙孙都还只能做农民。香港那边不一样，能从事很多职业，东家不做做西家，还能当工人。第二，那边东西多，什么都有得买。我们这边买什么东西都要证，而且有证还不一定能买得到。第三，那边挣钱多，买东西便宜。我们这里分配低，又买不到东西。所以老百姓都说那边好。”
习仲勋对社会主义充满感情，听到文富祥这么说，怒火万丈，连连责问：“你怎么有这样的思想?你是什么时候入的党?你是什么出身?当了多少年干部?你的公余粮任务完成没有?”
文富祥如实答道：“我家代代贫农。我在土地改革时就出来了，公余粮任务年年超额完成。”
方苞赶紧插话：“文书记是一个好书记。每年开全年大会时我们都给他授奖的，他是我们县里最好的支部书记之一。”
习仲勋听了才逐渐平静下来，气氛也缓和了。这次视察对习仲勋触动很大，使他真正亲身看到老百姓对改革开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渴望以及发展经济、缩小与香港差距的紧迫性。
四
物极必反。屡禁不止的“逃港”事件直接催生了经济特区。长期的反偷渡斗争，使广东的领导人深刻地认识到，光靠严防死守是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的，必须另辟蹊径。不久，习仲勋等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率先向中央提出设立经济特区的设想，经批准同意，1980年8月26日，经济特区在“逃港”最猖獗的深圳最先建立，由此揭开了旨在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的改革开放的序幕。
深圳特区的诞生，使广东人民看到了希望，也使“逃港风”骤然停止。当年曾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广东原省委书记吴南生后来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
然而，吴南生高兴得太早了。人们在观望了一段时间后，“逃港”之风再起，并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再次形成高潮。据港府统计，1989年全年被捕的内地非法偷渡客为1.5万人，1990年2.7万人，1991年2.5万人，1992年已超过3.5万人，创12年来的最高纪录，而且有逐年逐月上升的趋势。香港警方抓获的偷渡客中，将近六成是到香港打工，而非移民。据说，蛇头们到内地散布谣言，称香港因修建新机场而需要大量劳工，因而使前来“揾银”（赚钱）的偷渡客数量一度直线上升。
虽然有这样的反复，但总的说来，在改革开放之后的20多年，随着内地经济的迅猛发展，1997年香港的回归，“个人游”的政策为内地人来港提供的方便，加上香港边境反偷渡系统的不断完善，偷渡情况已经基本上得到控制。虽然偷渡现象还存在，但是，无论从规模还是数量上来看，都已大大减少。在2006年，被捕的内地非法偷渡客这已经大幅降低到3173人。
与此相反，大量的香港人拥入内地则成为潮流。2006年7月6日，香港《大公报》报道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规划署发表的“香港居民在中国内地居住情况及意向”调查结果，读后令人深思。规划署的调查表明，到内地定居的香港居民2001年为4.1万多人，2003年为6万多人，而2005年（6月）为9.18万人，4年间增长了一倍多；另外还有8.02万人打算未来移居内地。调查显示，港人北上定居悄然成为“潮流”。
《大公报》写道：回归前，到内地定居对很多港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而在回归9年后的今天，却成了“趋势”。报道还说，不知不觉间，香港与内地那条长期存在的无形“界线”已经在慢慢淡化和消失。
好一个“简直不可思议”，好一个成了“趋势”！为什么短短几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香港与内地间长期存在的无形“界线”是什么，为什么现在已经在淡化和消失？
据调查，已移居内地的9万多港人中，有70％以上出于工作需要，换句话说，他们在内地或办有企业，或有一份工作；其余的人移居的原因包括与内地配偶和子女团聚，内地有亲戚，内地生活费用较低等。打算未来10年移居内地的8万多人中，有47％的人是出于内地生活费用较低，其余认为内地环境较佳和适合退休生活等。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大批港人北上定居都与经济因素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内地特别是与香港毗邻的珠三角，经济发展迅猛，衣食住行、通信和文化生活各方面与香港的差距明显缩小，加上发展天地广阔、环境好、费用低等有利条件，对某些港人自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香港是个移民城市，每年都有大批移民进出是正常现象。但不正常的是，以前香港居民迁居的目标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很少北上移居内地，尽管他们与内地，特别是与广东语言和生活习俗完全相同。原因是那时内地经济落后。
《大公报》的文章写道：以前香港对内地人倒是有巨大的吸引力，有些人以为香港是“天堂”，遍地是黄金，一心想成为港人，以至不惜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偷渡。今天很少听到，有哪个内地人非要成为港人不可。偷渡香港更成为永远的过去。现在的香港比过去更加繁荣发达，总的生活水平仍远高于内地，但内地人觉得内地现在也不错，一般来说住房比香港人还宽敞，东西比香港便宜，生活比香港容易，因而不再向往香港。
一位记者曾两度在香港工作，可以说对罗湖桥两边中国人近十几年来心态的变化有着深刻的体验。他在文章中写道：80年代末、90年代初，许多香港人对操北方口音、穿三节头皮鞋、有几分土气的内地人是瞧不起的，商店售货员总是带着几分不耐烦的眼光看待那些光看不买或很少买的“表叔”、“表婶”，谈起内地总是离不开穷、破、脏。10年后我再度到香港工作，那时香港同胞谈内地的调子和表情都变了。我的港人同事们每次从深圳、广州或珠三角其他城市回来，都说那些地方楼多高，路多宽，东西多丰富、多便宜，他们亲戚的生活过得怎么好。2007年年5月，我路过香港，同我的港人老同事们重叙时，他们都为我现在住100多平米房表示羡慕，而他们尽管工资比我高，退休金比我多，但多数人家只40米、50平米左右的住房，有一位家里还放着双层床。我知道，他们在香港环境下要改善住房是很困难的。我对香港同胞心态的变化是理解的，过去他们对内地瞧不起，也不怪他们，主要还是我们内地建设没搞好。
从大陆居民逃港潮到港人北上定居潮，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了。中国能有这样的变化，不能不感激邓小平。邓小平的伟大在于他比任何中国人更深刻地认识到，必须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如果不搞改革开放，内地就不会吸引那么多外资兴办那么多工厂企业，就不可能每天有20万港人到珠三角上班；如果深圳还是当年不过两万人口的边陲小镇，东莞还是破败落后的农村，就不会吸引大批港人北上，更不会使他们在那里长期安家落户；同样，沙头角的边防军和铁丝网也难堵得住内地偷渡客冒险。
香港与内地间那条“界线”说无形也无形，说有形也有形。过去内地这边贫穷落后，偷渡之风盛行，“界线”就是有形的，而且是森严的；如今内地经济发展了，人们开始富裕了，偷渡也渐渐变成了过去时，“界线”就在淡化和消失，在不知不觉中变为无形了。
责任编辑 谢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