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梅、玉荣，辽宁阜新人，蒙古族，曾被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授予“草原英雄小姐妹”的称号，被评选为“20世纪我心中的英模”。龙梅，1953年生，1970年入伍，历任解放军253医院理疗科护理员，内蒙古自治区达尔罕茂明安旗旗委副书记，包头市东河区团委副书记、统战部副部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协主席等职。玉荣，1955年生，1976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学院，历任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教育局副局长，乌盟民族中学副校长兼副书记，乌盟团委副书记兼少工委主任，内蒙古自治区残联副理事长及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办公厅副主任、副秘书长等职。姐妹俩曾当选为全国人大第四、五届代表。玉荣曾是共青团十一、十二大代表，中国残联一、二、三届代表，还获得全国扶残助残先进个人、自强模范称号。
40多年前，一场罕见的暴风雪袭击了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草原。所发生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曾拨动了亿万人的心弦，激励千千万万的青少年。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有人说第一个发现并参与抢救她们的并不是当年报道的那位姓王的扳道工人，真正的英雄哈斯朝禄却曾被诬为“偷羊贼”、“杀人未遂”者，忍辱蒙垢整整21年。
那一代人的偶像故事，当年曾被无数记者和作家写过，也曾被拍成电影动画片，搬上过舞台，写进过小学课本。一切真的如当年艺术作品所演绎的那样吗？到底谁是第一个发现并参与抢救她们的？有关真相到底是什么？如今，她们又在做些什么？生活和工作还好吗？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进内蒙古，走近这对姐妹。
生命中刻骨铭心的一天一夜
1964年2月9日（农历腊月二十六）早晨，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草原上空飘着几片云，11岁的龙梅和9岁的玉荣代父吴添喜出门放牧。吴家有6个子女，2子4女，龙梅排行第三，玉荣排行第四。吴添喜离开家时，对龙梅、玉荣说：“阿爸去一会儿就回来，你们临时放一会儿。”龙梅说：“阿爸你就放心吧，我们也不是第一次放羊。”当时，她们只是在晴天放过羊，一般夏天才放得多。
上午10点多钟，天色还好，龙梅和玉荣赶着羊群出门。雪把草埋住了，羊因为吃不上草，就往前跑。姐妹俩跟着羊群顺风走，渐渐地看不见家了。
中午时分，天气突变，低垂的云层洒下了鹅毛大雪，怒吼着的西北风卷起大雪漫天狂舞。刹那间，白毛风吞没了茫茫的草原，暴风雪来了！
龙梅和玉荣急忙拢住羊群，转身往回赶羊。但是狂风暴雪就像一道无形的墙，阻挡着羊群的归路，羊群顺风乱窜。在这关键的时刻龙梅对妹妹说：“这雪越来越大，你赶紧回家把阿爸叫来，把羊群赶回去。”
小玉荣听了姐姐的话，掉转头顶着风雪拼命地跑，没跑多远就栽倒了。她起来回头一看，姐姐一个人在暴风雪中，左手拿着羊鞭，右手甩着脱下来的皮袄左右拦挡，没有自己这个帮手，羊群越发乱了。小玉荣顾不得再去叫阿爸，立即返回来帮姐姐一起干。
龙梅和玉荣也不知道跑了多长时间，总算把散乱的羊群聚拢在一起。
到了晚上，暴风雪更加疯狂，羊群在风雪的呼啸中朝东南方狂奔着。在紧紧追赶羊群的时候，小姐妹俩怕在奔忙中散失，便机智地相互高喊着：“龙——梅”、“玉——荣”，彼此关照激励着，羊群在她们的呵护下一直没有再跑散。
因极度疲乏，姐妹俩找到一个稍避风的地方休息。不知不觉，龙梅睡着了。深夜，龙梅冻醒一看，羊群、妹妹都不见了。她爬起来，一路走一路喊：“妹妹，你在哪儿？”其实，玉荣就在不远的几百米处放羊，尽管当时玉荣也看不到姐姐，但是能听到她的声音，于是跟着喊：“姐姐，我在这儿哪！”
两个人又会合了，她们同暴风雪搏斗了一天一夜，走出了70多里。
第二天拂晓，她们离白云鄂博车站不远了。龙梅突然说：“妹妹，你的靴子呢？”冻得已经有些麻木的玉荣一愣，看了一眼自己的双脚，说：“那不是在脚上穿着么？”龙梅仔细一看，哪是靴子，分明是脚上裹着个冰雪坨子。后来玉荣回忆说：“我的靴子早没了。雪特别深，一脚踩下去再抬腿时就掉了。但是那会儿已经麻木了，不知道靴子还在不在。羊顺风不停地走，我们就跟羊，如果不走的话，可能连人带羊都冻死了。”
草原上的暴风雪又称作“白毛风”。在这样的天气里如果迷失方向的话，非常容易被冻死或冻伤致残。龙梅回走了几百米，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只靴子，可是怎么也穿不进去了。羊慢慢往前走，龙梅想背着玉荣走，玉荣不同意，说：“姐姐，你哪能背动我，我坐在这，你去把羊拢回来。”
于是，龙梅找了个山沟把玉荣安顿好，把自己的大衣也脱下来给玉荣，就走了。羊群要过鄂博车站的铁道了，就在这里，她遇到了救命恩人哈斯朝禄和他的儿子那仁满都拉。
吴添喜听说龙梅、玉荣找不到之后，像疯了一样，留下一句“找不到俩孩子我也不会来了”，就不顾一切地冲进了暴风雪中。直到2月10日得知龙梅、玉荣被救之后，人们才在很远的一个蒙古包里找到吴添喜。
真相被掩盖21年之后才得到澄清
同样是在2月9日这一天早晨，牧民哈斯朝禄早早地起来为老同学特木尔高力陶做早饭。这老同学在他家已住了4天，临近春节了，准备回家过团圆年，当天赶到白云鄂博。
哈斯朝禄牵着狗，和儿子那仁满都拉一起送老同学上路，心里盘算着顺便到白云办点年货，再给儿子理个发。临行时哈斯朝禄服了两片药，他还发着烧呢！
在茫茫雪原上走了半天，赶到白云鄂博火车站，已经是下午2点55分了，10多分钟后开往包头的客车就要发车了，而老同学携带的部分东西还寄放达茂旗物资局办事处。那里距火车站有两里路，要翻过一座小山，取东西就要误车了。他们只好在白云鄂博留宿，等第二天再走。
第二天，风雪仍在肆虐，哈斯朝禄坐不住了，他惦念家里的那群羊，惦念放羊的两个年幼的女儿，于是告别老同学，带着儿子领着狗，背着年货，踏上了回家的路。这时已是上午11点了。
横穿过铁道不一会儿，父子俩远远地望见铁路西的一道浅沟里有一群羊，偶尔传来几声微弱的咩叫。哈斯朝禄的心忽地一沉：别是两个女儿冻坏了，羊群跑到这里来了？
父子俩跌跌撞撞地跑到那群羊前，这才发现不是自家的羊群。三四百只羊身上挂满了冰溜子，肚子瘪瘪的，在风雪中抖颤，紧紧地挤着不抬头。
“不管是谁的羊，咱们先把它们赶到桑布家，然后让他骑骆驼送到大队去。”父子俩顶着风赶羊如同逆水行舟，不论怎么吆喝哄赶，羊群却一步也不挪动。这时哈斯朝禄才发现有3只死羊，对儿子说：“你在这儿看住羊群，千万别让它们顺风跑掉，阿爸把这3只死羊送到火车站暂存一时。”
哈斯朝禄背起其中一只尚未完全冻硬的公山羊，深一脚浅一脚地朝车站走。当时，他发烧还没有退尽，浑身软软的，晃晃悠悠地终于把死羊背到火车站的扳道房门前。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王某打开门，疑惑地盯着这位风雪中的蒙古族牧民。哈斯朝禄解释了原委，并保证一两天内就会让大队的人来取。王某断然拒绝了，说怕给弄丢了。哈斯朝禄说：“丢不了，谁要这皮包骨的死羊啊？”说了半天，对方才答应暂时寄放，不过要求他在下午6点之前取走。
哈斯朝禄拔腿就往回跑，回到羊群时才发现还有一个小女孩和他儿子在一起。疑惑中，哈斯朝禄快步走上前去……
原来，哈斯朝禄走后不久，在迷漫的风雪中，这个女孩从西坡上向羊群缓慢走来。她两腮冻得青紫，毡疙瘩里灌满了雪，雪在里边融化成后又冻成冰，围着脚脖子结成了一个圆形冰坨。她看见哈斯朝禄，咧了咧嘴，似乎要哭了。这个小女孩就是龙梅。
哈斯朝禄从龙梅口中得知，昨天她和妹妹玉荣放羊时，遭遇暴风雪，羊群被刮走了。她们一直跟着羊群跑了一天一夜，到现在还没吃一口东西呢。
“你妹妹在哪儿呢？”哈斯朝禄急切地问龙梅。龙梅举起鞭杆指着西北方向的山谷：“玉荣在山里等我，她的毡疙瘩靴子也丢了。”哈斯朝禄已意识到龙梅的伤势，如不早抢救会有生命危险，赶紧说：“我也是那仁格日勒大队的，快跟我到扳道房里暖和暖和，我再去寻妹妹。”说着，他一手拎起装有年货的麻袋扛在肩上，一手紧紧拉住龙梅，又招呼儿子，直奔扳道房。
远远看见王某举着红绿信号旗，站在扳道房前朝他对他们连连摆手。一列客车就要进站了，车头喷吐着烟雾呼啸而来。哈斯朝禄怕耽误了救龙梅，当列车离他们还有200多米远时，他紧紧挽住龙梅的胳膊，奋力拽过铁道，这时，列车轰隆隆地从他们背后驶过。哈斯朝禄用胳膊挡住被列车卷起来的雪雾，看着那一闪一闪的车轮铿锵滚动，这才意识到儿子那仁满都拉还在铁道的另一侧。
哈斯朝禄把龙梅带到火车站扳道房后，请求工人们去西山谷找玉荣，自己去邮局打电话叫救护车。从邮局出来，他又跑到矿区，一进传达室就喊：“我们有两个人要冻死了，请你们去一辆车抢救。”矿区区长伍龙随即组织了10多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叫来汽车、救护车向山里进发去找玉荣。
扳道房的工人们脱掉龙梅脚上的冰砣子后，赶决用雪搓脚、搓脸，之后喂开水、面包。小龙梅总算醒过来了，因为她不懂工人们的汉语，全是靠蒙汉语兼通的哈斯朝禄当翻译。
不一会儿，一个工人抱着个小女孩进来了，把她放在床上。只见她直挺挺的没有知觉，靴子没有了，只有像靴子一样的冰疙瘩。她就是玉荣。
正在人们忙着抢救的时候，区长伍龙乘坐着小车来到这里，把俩小姐妹和耳朵冻伤的那仁满都拉送上了车，向矿山医院疾驰而去……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哈斯朝禄1936年毕业于兴安盟陆军军官学校，1946年参加革命，1947年毕业于东北军政大学第九期，历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内防厅军事部秘书，内蒙古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长春市公安局《长春公安》杂志社编辑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蒙文编辑部编辑。
1958年，哈斯朝禄被错误地打成“特务”，被蛮横地开除了公职，且被下放到达茂旗新宝勒格公社“劳动管制”。当时，在未得到哈斯朝禄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就把介绍信、迁出证、粮食关系都办妥送到了他手里。哈斯朝禄强咽着不快，带着全家来到新宝勒格公社落户。救助龙梅、玉荣就发生他被“管制”期间。
1964年3月14日，《内蒙古日报》在头版发表了《草原英雄小姐妹》的长篇通讯。哈斯朝禄是在很多天后才读到这篇报道的，对于其中救助龙梅的几段文字，他读后很茫然：事情怎么变成这样子了？明明是我救了龙梅，怎么变成了是扳道工发现救助的？
这之后，随着“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动人故事在大江南北广泛传诵，包头市话剧团赶排出话剧《草原英雄小姐妹》，其中“偷羊贼”、反动牧主白音影射的便是哈斯朝禄。
哈斯朝禄没有料到，由于他救助了龙梅、玉荣，一下子便从“被管制分子”升格为“偷羊贼”、“杀人未遂”者以及舞台上的“反动牧主白音”。这时，呼和浩特铁路局给王某等8名铁路工人授予“民族团结光辉榜样”的光荣称号，并作出决定，号召全局职工学习白云鄂博车站乙班职工在抢救蒙古族少年儿童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阶级友爱和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精神。不久，内蒙古自治区召开隆重的庆功大会，给王某为代表的13名人员披红挂金。对此，哈斯朝禄十分不理解……
1970年锡林郭勒盟草原上的那场大火，给这个本来就多灾多难的家庭又一次带来了撕心裂肺大的痛苦——大火夺走了69个鲜活的生命，其中有哈斯朝禄的小女儿奥登！在扑灭草原大火中，奥登英勇牺牲了，但她却没有像当年龙梅、玉荣那么幸运。这位在6年前暴风雪中救了“草原英雄小姐妹”的蒙古汉子，此时不得不感慨“苍天为何如此不公”！
他顾不得流泪，手里攥着区区300元的女儿的抚恤金，继续踏上了寻找公正、恢复历史的征途。可是，那时的天空乌云密布，公正的阳光在哪里呢？
直到1979年，组织上才为哈斯朝禄曾被打成“蒙修特务”平反昭雪，并为他恢复了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工作。这一年，哈斯朝禄一家离开生活了20年的草原，回到了呼和浩特市。可是，哈斯朝禄救助“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壮举一直不能被承认。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坚持让其“将功抵罪”，不予表扬。这自然深深伤害了哈斯朝禄的心。
1979年4月，曾和父亲一起救龙梅的那仁满都拉给《人民日报》撰文《谁是第一个抢救“草原英雄小姐妹”的人》。此外，哈斯朝禄和女儿赵玉容也曾多次上访申诉，提出：哈斯朝禄父子是第一个发现并参与抢救“草原英雄小姐妹”的人，要求调查处理并见报正名。
不久，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宣部部长、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对此案作了批示，要“彻底甄别处理”。1984年初中央组织部催问查处情况。为彻底甄别核实，由内蒙古自治区区委组织部牵头，通过对当时的主要当事人进行调查，于1985年1月正式确认哈斯朝禄父子是首先发现并参与抢救龙梅、玉荣的人，表示由宣传部门通过适当的宣传手段消除有关社会影响，建议有关部门对哈斯朝禄给予一定的奖励，强调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要本着宜粗不宜细的精神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迟到21年之久的处理意见，终于洗清了强加在哈斯朝禄身上的不白之冤，使这位老人那颗受到痛创的心灵得到了些许的慰藉。40多年过去了，虽然哈斯朝鲁父子救人的事迹已经得到了澄清，然而由于当年各种政治环境及历史环境的局限，真实的历史事实并不为广大民众所知晓。
1964年正是文革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背景和草原上的暴风雪一样，变幻莫测。当时46岁的哈斯朝禄正在走背运。2005年，哈斯朝禄去世，龙梅和玉荣姐妹说将永远铭记这位有救命之恩的老人。
当年的扳道工人王某接受媒体的采访，毫不否认是哈斯朝禄第一个发现并救了龙梅，又去通知救玉荣的事情。可是，他毕竟成了当时的一颗政治棋子，这也是人之常情。为此，当年处境十分尴尬的王某找过哈斯朝鲁，希望哈斯朝禄能表态自己也参与了抢救“草原英雄小姐妹”。哈斯朝禄当时对王某说：“报纸上不是登了你的英雄事迹吗？咱们相信党报吧，我这儿你不用担心，不会有任何人到我这里来问的，我还戴着‘帽子’呢！”可以想象，当年真正第一个发现和救助了龙梅、玉荣的幕后英雄，有过何等激烈的内心冲突。
问起当年因为救龙梅、玉荣而多次受到表彰奖励的实物和照片的时候，王某竟然提供不出一张纸来。问起原因，老人说在文革中被自己全烧掉了。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这样做呢？自然是老人心底那些不愿被触动的真相。
在铁路工人陈长生家里有一张珍藏多年的奖状，就是因为参与上山救玉荣而获得奖。他是在哈斯朝禄的奔走召集的众多救人的铁路工人中的一个，有人说是他第一个在山上发现妹妹玉荣的人——对此龙梅和玉荣姐妹俩说现在自己也记不清楚了，毕竟那时她们还不清醒。
两代人之间难以释怀的困惑
1964年2月10日下午，龙梅和玉荣被送入了包钢白云鄂博铁矿医院。
在白云鄂博铁矿医院的工作总结上有这样两组文字记录：“患儿龙梅，入院时表情淡漠，不能言语，手指手背肿胀明显，触之冰凉而坚硬，无明显压痛；两脚尚在毡靴内，与鞋冻在一起无法脱下。初步诊断为：全身冻僵、冻伤性休克及肾功能障碍。”“患儿玉荣，入院时呈昏迷状态。双耳肿胀，有水泡形成；眼睑浮肿，瞳孔对光反应迟钝；两小腿自膝关节以下皮肤呈紫色，踝关节以下呈暗黑色，表面有冰层附着，足背两侧动脉消失。初步诊断为：全身冻僵，上下肢冻伤面积28.5%，冻伤性休克及肾功能障碍。”
经过白云鄂博铁矿医院的精心抢救，才使龙梅、玉荣姐妹挣脱出了死神的怀抱。不久，这对小姐妹被组织上转送到内蒙古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住院治疗，国家派出了最精良的医护人员为她们治疗，并给她们使用了最先进的仪器和药品。但由于冻伤严重，龙梅失去了左脚拇指；玉荣右腿膝关节以下和左腿踝关节以下做了截肢手术，造成终身残疾。
1964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暴风雪中一昼夜》，详细报道了她们的英雄事迹。3月13日，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的乌兰夫亲笔题词：“龙梅、玉荣小姊妹是牧区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革命接班人。我区各族青少年努力学习她们的模范行为和高贵品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授予她们“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光荣称号。3月14日，《内蒙古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草原英雄小姐妹》。
在她们治疗期间，乌兰夫专程到医院亲切慰问了这对“草原英雄小姐妹”。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全国各级各类传媒竞相把她们的英勇事迹传扬。从内蒙古草原传遍大江南北，她们的故事被拍成电影、搬上话剧和京剧舞台，还被谱写成歌曲，编入小学课本，成为进行集体主义教育的好典型。很快，龙梅、玉荣这两个名字被人所熟知。
当年报道时，把姐姐的名字“龙衣”写错成“龙梅”，姐妹俩的姓也去了。玉荣说：“叫的人多了，也就这样了。有一次，我去台湾参加一个文化交流活动，过境时因姓玉，海关人员还怀疑，百家姓中没姓玉的，后来我说是蒙古族，才过了关。”
小姐妹出院后，在政府关怀下，回老家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开始读书，从此再没有放过羊。为了照顾她们的生活，组织上每月发给她们每人20元生活补贴，还安排了一位阿姨边照顾她们姐妹的生活，边辅导她们的学习，直到中学毕业。
17岁那年，玉荣还在读初中时就被任命为乌兰察布盟教育局副局长。“1972年我被任命为教育局副局长，那时好像是‘军管’时期，任副局长只是挂个名儿，属于那种不脱产任命。”玉荣回忆说，“后来我从内蒙古师范学院毕业后，才真正走上了教育局副局长岗位。”
采访期间，记者注意到姐姐龙梅沉稳谨慎，妹妹玉荣开朗善谈。玉荣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龙梅会很认真地听，当玉荣为回答某个新问题而略有思索的时候，龙梅就会在她耳边小声提示，“得令”的玉荣心领神会，便又是一番滔滔不绝。后来，记者真正了解到：龙梅的嘴因为当年冻伤以致长期说话不便，说话多了嘴唇还会发抖，于是妹妹玉荣就成了“发言人”。
小说《陪读夫人》里有这么一段故事：身居美国的母亲为了让儿子学汉语，讲起了“草原英雄小姐妹”的事迹，当儿子听到小姐妹为保护公社的羊被冻成重伤时，他突然发问：“妈妈，她们这样做，公社会付给她们很多钱的，是吗？”……“我们老师说，没有一样工作不该没有报酬呀。”母亲后来告诉儿子：“最好的奖励是全国小朋友都学习这两个草原英雄小姐妹。这能用钱买得到吗？”儿子最后明白了：“世界上还有一种工作是不能计算报酬的。”
谈及这个故事时，玉荣说：“当然，精神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我们家是1960年从老家辽宁阜新过来的，那时候是困难时期，过来以后第二年分到牧区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达茂旗新宝勒格公社那仁格日勒大队。因为是公社羊群，是集体财产，是我们牧民的命根子，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很珍惜这群羊。我记得当时一只羊的价钱是两块钱，384只羊死了3只，等于损失了6块钱。可是为了这6块钱，我落下了终身残疾。当时遇到暴风雪时没丢下羊群跑回家，第一个想法是害怕父母的责骂。姐姐有一次放羊时丢了一只小羊羔，阿爸硬是让姐姐摸黑把羊羔找了回来。集体的东西，丢了可咋办呀？当时想法很单纯。”
对于姐妹俩当年能斗暴风雪保护集体羊群，玉荣补充说：“那是我们家教严。阿爸总告诫我们：一定要放好公社交给我们的每一只羊，一只也不能丢。当时，雷锋精神也是深入人心。遇上暴风雪时，我们真的就是在想：要向雷锋叔叔学习。我当年的偶像就是雷锋、董存瑞、黄继光。我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倡导着，人活在世界上，不只是为自己而活的。每个人都应该多想想国家、集体和他人，这样的人生也许更精彩。直至现在，这种思想比较牢固。如果现面遇到这种事，我想我还能像以前那样去做——我们姐妹从来没有后悔过当年的举动。”
玉荣接着说，“草原上气候变化无常，因为放羊而致疾的牧民并不少见。我家附近的一个大队就有一户人家，也是在20世纪60年代，放羊时遇到了暴风雪，也是一天一夜才被救。那个牧民10个手指没有了，两条腿被截肢，他们也是为了保护集体的羊群，他们也是英雄，但没有宣传，没人知道。但我们却成了时代的英雄，我们是幸运的，可能因为我们俩当时年纪比较小，所以宣传得比较多。我们不过是普通牧民的孩子，是党和人民把我们培养成为大学生、国家干部，并给予了我们很高的荣誉。”透过这些朴实的话，看到了一颗难得可贵的平常心。
玉荣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大女儿阿米拉乐，意为“生命的礼花”，汉语名为“乐乐”；小女儿格果日乐，意为“曙光”，汉语名为“朵朵”。玉荣经常对孩子说，你们现在条件好了，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政治思想上应该像“烈士”一样，工作上像“英雄模范”一样，生活上像“贫苦的人们”一样，这样心理会很坦然、很平衡。目前，女儿阿米拉乐在日本学语言，每天上午上课，下午打工，一个人打两份工很辛苦，每天要到凌晨一两点才能休息，但她从不和妈妈叫苦，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也基本可以自理。“我大女儿现在去了日本，我为啥让她去国外呢？我想让女儿走出去，开开眼界，也可锻炼一下她独立生活的能力。”
可对孩子的教育，玉荣曾一度困惑。丈夫朝克给两个女儿讲大姨妈和妈妈当年同暴风雪搏斗保护集体羊群的事迹，希望她们能向大姨妈和妈妈学习，做热爱祖国、热爱集体的好孩子。然而，孩子们不能完全理解她们的行为。小女儿格果日乐问：“妈妈，人比羊更应该受到保护，为什么为了救羊而把人冻坏呢？你们可以先回家，第二天再去找羊嘛！”玉荣有些苦笑：“那是集体的羊。人的生命尽管比羊的生命重要，但集体的羊是国家的财产，如果你在那个年代你也会像妈妈那样去做。”格果日乐又问：“集体的羊和个人的羊不一样吗？”玉荣陷入了沉思：如今的孩子思想观念大不同以前的她们，想要用一两句话来向孩子们阐明“为了集体利益有时需个人作出牺牲”这个道理是不可能的。她知道：对孩子的教育不是她一个家长、一个曾经的英雄所能做到的，它需要的是全社会。
在龙梅、玉荣看来，虽然时代发展了，完全按照过去的标准去教育当代青年已经不大现实，但是过去的优良传统，爱祖国、爱人民、爱集体的传统还应该继承和发扬下去，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她们很高兴看到国家对这方面的重视，说，“八荣八耻”所强调的观念很重要。玉荣对现下的追星也有自己的看法：“追星不是不可以，但应该更有追求，追求的不应该是明星那些光鲜的外表，而应该追求他们成功背后的精神。在这方面，父母更应该引导孩子。”
荣誉的光环下的爱情经历
当年各种宣传报道、各种社会活动、数不清的会议，让内向的龙梅迅速成熟起来，独立而又有主见。16岁那年，龙梅如愿以偿地穿上军装，成为解放军253医院理疗科的一位白衣天使。第二年，即1970年，她作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出席了北京军区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双代会”。
在“双代会”上，一个沉默寡言、长得文雅而秀气的精瘦小伙子闯进龙梅的视野。后来，她才知道，小伙子是内蒙军区驻西盟骑兵团的卫生员张平。龙梅凭直觉认识自己找到了这辈子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可是，张平面对闻名全国的“小英雄”龙梅，他根本不敢瞎想。于是，龙梅主动地向张平发起了“进攻”。3天会议结束后，龙梅主动写情书和寄照片给张平，而张平觉得龙梅是著名的英雄，自己则是普通一兵，社会关系中又无“靠山”，只得对龙梅的“进攻”采取“回避”战术。
1971年秋，龙梅又一次在部队的培训班上见到了张平，再次热情地向他表示爱：递条子，约会。张平终于被龙梅的真诚和坦然感动了，牵起了这位他一直不敢“高攀”的姑娘的手。
然而，两人没有想到，好不容易跨过身份悬殊的鸿沟，民族差异的难题又摆在面前。张平是汉族人，龙梅是蒙古族人，家里人都希望她找一个蒙古族的小伙子，连老同志也发话了：“蒙古族培养了你，你一定要找一个蒙古族的小伙子。”对张平，有人当面就讥讽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说你找个英雄，将来还不是给人家带孩子、洗尿布，说不定人家地位高会把你蹬了。
那时，龙梅给张平的信也会悄悄地被别人拆掉，根本传不到张平手里。龙梅于是只得给张平的朋友写信，委托那人的妻子递给张平。每封信都辗转好几个人的手才交到张平的手上，龙梅笑言当年谈恋爱就像搞地下工作一样。
当时，龙梅家的亲戚积极为她另择蒙古族的“女婿”，有些领导也积极为她另择当官的“女婿”，但龙梅一概谢绝，她认定张平忠厚老实、勤恳能干，非张平不嫁。至于张平，受的压力也不亚于龙梅，张平的家人劝他三思而行；有些好心人奉劝他不要找名人为妻，否则自己的一切会被名人的声誉和光环所淹没，劝他慎之又慎。就这样，龙梅和张平的恋爱足足谈了8年，期间经历多少滋味，只有龙梅和张平两个人知晓。
20世纪70年代中期，龙梅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成员出访日本，代表团中有一位著名的“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日本人对这位不学无术之辈颇为讨厌，龙梅为其解了围。此君对龙梅非常感激，并对龙梅产生了爱慕之心，几次托人向龙梅求婚，龙梅心中只装有张平，便婉言拒绝了这位“反潮流英雄”的求婚。
直至1977年，龙梅以“为了民族团结”为由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递交了报告，申请结婚，获得批准。经过“八年抗战”式的爱情长跑，两位有情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然而，接下来是10多年的夫妻分居两地的生活。龙梅没有任何埋怨，也任由外面的流言蜚语在四处传播。有的说：“龙梅结婚的第二天就离婚了。”也有人说：“龙梅不会生小孩。”龙梅倒是很豁达：“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不怕。”
后来，龙梅被保送进包头市医专、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学习。自1976年转业后，龙梅先后担任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旗委副书记，包头市东河区团委副书记、统战部副部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9年当选为东河区政协主席，并在换届中连任。龙梅对这份简历常常感到不安：“我和妹妹其实只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而党和人民却给予我们这么高的荣誉和待遇。”龙梅也经常告诫自己“要面对现实，把本职工作做好，不辜负党和人民给予的第二次生命”。
在东河区人大常委会任副主任期间，她分管群众信访、政法、城建和民族工作，工作琐碎而具体。为解决一个普通工人因住房引发的问题，她一次又一次骑自行车跑到有关部门，几乎把业余时间都赔上了。她还挺身而出，保护因揭发违法乱纪而受打击报复的群众，她说：“我不怕丢乌纱帽，不论是哪个部门的领导，谁要‘整’群众，我就和他打官司。”有位工人感动地说：“不论大事小事，只要找上门来，龙梅主任都会热心帮忙。”
对政协工作，龙梅投入极大的热情。在她的带领下，东河区政协工作出色，被区委评为政绩突出班子。她曾牵头从温州引进8000多头奶牛，吸引5000多万的资金。龙梅说：“我没有利用我的名字作为便利条件来做广告、宣传，这项投资完全是一点一滴攻坚下来的，虽然很累，可是我很高兴。”抓好政协工作、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外，她还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为东河区、包头市乃至自治区的招商引资上。
张平当时在内蒙古包头军分区干休所当军医，20世纪80年代因研制出羊肠线穴位植入法，配合自制中药，治疗各种类型癫痫疗效显著，在国内医疗战线上颇有影响。
1999年10月的一天，突发的心脏病夺去了张平的生命。龙梅悲痛欲绝。“真好像是天塌下来一般！”龙梅把女儿送去陪老年丧子的公婆，把儿子送到部队服役，曾经欢声笑语的家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龙梅索性住进了办公室。
这一住就是一年多。龙梅突然意识到她不能再这样生活在张平的阴影里了。“当时我哭了一宿，我也想不通，实际上我也不想找。但是不找，我还年轻，生活上、生理上也需要有一个伴，所以我说小孩应该回来，起码得有一个家。”
2001年5月，经人介绍，龙梅与包头市公交公司内退职工张宝生组成了新家庭。在丈夫张宝生眼里，“龙梅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是个顾家的妻子”。在外是女强人的龙梅，回到家是个地道的好媳妇，做饭、洗衣样样抢着干。她骨子里隐约透着一种努力、朴素和时时为别人着想的精神。
在感情上，姐姐龙梅似乎总是波澜不断，而身体上，妹妹玉荣的终身残疾却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遗憾。当年被送到医院之后，年仅9岁的玉荣还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天真地问护士：“阿姨，我的脚呢？”大家都不忍心让这么小的孩子面对截肢的现实，哄她：“现在给你窝回去了，过几天才能放开。”没过几天，在换药的时候，小玉荣看到自己的脚没有了。
实际上，她的右腿膝下全部截去了，左腿保留了脚后跟，不得不装起了假肢。随着身体的成长，那一节节增长的假肢，记录了玉荣艰难成长的历程。“每换一次假肢都特别痛苦，创口处总要经历一次重新磨合，直到磨出肉茧，20岁出头才算稳定。”回想往事，玉荣感慨地说，“夏天最难熬，两条假肢护腿的材料既厚重又不透气，接口处的肢体常在汗水里泡着，走得时间一长，就又红又肿，有时还会发炎。”
玉荣一次次忍着巨痛，任由假肢在原来的皮肤上磨出血、磨出茧子，才慢慢适应了失去双脚的人生。身体上的残疾让开朗的她更加坚强起来，还学会了骑自行车，在车水马龙的人流中，没有人会注意到她和别人有什么不同。
然而在爱情上，她却怯步了。玉荣在中学毕业后被保送到内蒙古师范学院，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她遇上了同班的一位朴实憨厚的蒙古小伙子朝克，和姐姐龙梅一见钟情、勇敢追求的方式截然相反，她迟迟没有向朝克流露任何自己的情感。玉荣想得很多，自己身体上的残疾让她自卑，而姐姐曲折的爱情经历也使她对自己的感情非常谨慎。
大学毕业之后，玉荣被组织安排到内蒙古集宁市，担任乌兰察布盟教育局副局长，而朝克也被分配到乌盟民族中学任教。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个城市，玉荣还是没有任何表示，甚至是顾虑重重。直到两年后，上天再次给了玉荣一个机会：将她下放到民族中学锻炼，在这所学校任副校长兼副书记，和朝克在一起工作。在朝克心中，玉荣与其说是位英雄，不如说是位通情达理、聪明善良的好姑娘。
朝夕相处的两位老同学心中早已暗怀情愫，谁都没有捅破这个事情。朝克质朴真诚却不善言辞，平时，他总是主动帮着玉荣做许多体力上的活儿，还默默地帮玉荣修理过假肢。玉荣也渐渐地体会到，也许朝克也有思想的包袱。他自小是孤儿，跟着养父母长大，整个背景就与玉荣差了一大截。
1979年10月，玉荣被派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进修，两人见面不能说出来的话，却在往来的书信里互诉了衷肠。回忆当时的情景，玉荣说：“当时我在北京进修，不知怎么，脑子里总是闪现着朝克的影子，我当时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就给他去了封信。我从来没有这么大胆地挑明两人的关系，在信中，我写道：‘咱们俩是同学，相互毕竟了解。如果你要是同意的话，咱们作为终身的朋友。’当然，我也要朝克仔细考虑我的残疾问题，不勉强他作任何决定。”
信寄出好多天没回信，玉荣有些着急，觉得自己太唐突、太草率，开始有点后悔。20多天后，在她即将离开北京到重庆、南京实习时，收到了朝克表明心迹的回信。朝克一下回了七八页纸的书信，他忘情地告诉玉荣：“你虽然是残疾，但这不是天生的，是为了保护集体的羊群而致残的，我不嫌弃。”朝克的话很简单，很朴实，让玉荣再次感动了好久。
回到内蒙古后，组织上一次问玉荣个人问题考虑了没有，玉荣一听：机会来了。就把自己和朝克恋爱的事向组织上作了汇报。于是组织上对朝克作了考察，告诉玉荣：“这后生还不错！”
1981年的五一劳动节，玉荣和朝克结婚了，与姐姐龙梅经历过的坎坷不同，她的终身大事很快得到了组织上的认可和父母的赞同。婚后这些年来，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上，玉荣和朝克总是相互支持，相互理解：如维修假肢，拧拧螺丝，添添黄油，都由朝克承包；朝克调自治区广播电台蒙语专题部任编辑后，工作十分忙，买菜、洗衣、做饭——玉荣总是抢着做，尽量减轻朝克的负担。朝克的文笔特别幽默，颇受广大听众的欢迎，玉荣也为他骄傲。
玉荣先后出任过乌盟团委副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残联副理事长等职。每年的高考，几乎都要出现残疾考生分数上了录取线而有时却录取不了的问题。经过了解，玉荣发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二：一是考生报考的志愿不适合残疾人，二是校方不愿接收。玉荣就一方面利用简报等宣传形式，向广大残疾考生宣传哪些专业残疾考生能报，哪些不能报；另一方面和校方取得联系，多方做工作。一次，赤峰有位一只眼失明的考生，因报错了专业而被校方拒收，在玉荣的协调下，这位考生进入了内大学习。
后来，玉荣调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办公厅副主任，现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
1969年国庆节时，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龙梅、玉荣到北京参加国庆20周年庆祝活动。在庆祝活动中，周总理亲自安排龙梅、玉荣在中南海住了15天。还一同出席了周总理主持的国宴，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大典，一同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龙梅去过法国、日本访问，玉荣去过罗马尼亚、韩国等访问。的确难以相信眼前这两位普普通通的妇女，就是昔日名扬全国、感动了几代人心灵的英雄姐妹！
岁月的长河，总有带不走的一串串熟悉的姓名，总有无法磨灭的一段段感人的事迹。他们的事迹与精神如丰碑般永驻人心，为人们导航引路。英雄绝不会过时，永远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从草原深处诞生的“英雄小姐妹”，几十年来，用她们的事迹一次又一次感召着人们。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