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毛泽东的交往始于北伐战争期间的广州。周恩来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毛泽东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他主编的《政治周报》第三期曾对第二次东征作了介绍，指出：“此次东征，组织了伟大的政治宣传队，设立东征军总政治部为之统率，以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毛泽东曾在李富春家中讨论反击蒋介石的问题。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周恩来曾去作《农民运动与军事活动》的讲演。周恩来是中共党内最早从事军事工作、最早认识到军事工作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他与毛泽东交往的50多年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特别是在事关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伟人已逝,风范长存。值此周恩来诞辰110周年之际，特撰此文缅怀先辈，激励后人。
在毛泽东已被排挤出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的情况下，尊重并支持毛泽东从事军事领导工作，对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生存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组织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纪元。此后，他在中共中央担负军事方面的领导工作。1928年6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按照中央常委分工，周恩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由于担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会主席的向忠发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较低，担当不起领导重担，因此，“六大”后的大约两年多的时间内，周恩来与李立三成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的实际决策者和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在此期间，周恩来顺利地处理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组织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共顺直省委问题、江苏问题、红4军的问题等等。在处理红4军关于建军的重大原则的争论问题上，周恩来对毛泽东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正确路线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坚决支持。1929年8月21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阐明了红军建设的原则问题。在陈毅秘密到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期间，周恩来多次与陈毅谈话，强调巩固红4军的团结，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仍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4军前委书记。在周恩来主持下，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3人讨论，委托陈毅执笔，为中央起草了9月28日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信中指出红4军“七大”的严重问题，肯定了毛泽东领导红4军的路线之正确性，明确了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前途、发展方向与战略，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决定毛泽东仍任前委书记，团结全体同志向敌人斗争。11月26日，毛泽东在陈毅陪同下回红4军前委主持工作。根据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和红四军的实际情况，毛泽东为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决议案，并在福建古田召开的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要求各地红军学习红4军的经验，从而使古田会议决议成为此后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由上海转移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中央苏区，周恩来历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在直接主持中央苏区工作后，逐步认识到毛泽东的主张与战略战术的正确性，并从实践中学到了毛泽东创造的适合中国国内革命战争实际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1932年1月上旬，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指示中央苏区“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周恩来在听取了毛泽东关于“苏区打寨子的必要，而不应打大城市”的意见后，致电临时中央，说明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的困难。在中共临时中央复电要求至少要攻打抚州、吉安、赣州中的一个城市后，苏区中央局决定打赣州。红军攻打赣州久克不下，中革军委电请毛泽东赴前线参加决策。自此以后，周恩来不顾临时中央的交代，一直主张毛泽东参与军事领导工作，而且是言听计从。3月27日和28日，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同意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率领东路军攻打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的意见。在毛泽东被中共临时中央排挤的情况下，这一行动是对毛泽东的很大支持。为了打开局面，毛泽东于3月30日向周恩来建议，率红军东路军南下攻打福建的漳州、泉州，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立即从瑞金赶到长汀召开会议。周恩来在听取毛泽东的战役计划陈述和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的情况的报告后，随即批准了攻打龙岩、漳州的计划。会后，周恩来留驻长汀，负责调动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前线需要。红军占龙岩、克漳州，歼灭了国民党的守城驻军，缴获大批物资。东路军回师赣南后，红军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部，由朱德兼任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苏区中央局没能顶住来自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的错误批评，没有恢复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毛泽东只能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后方中央局则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提议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作为中央局在前线代表的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后方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当后方中央局坚持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时，周恩来再次写信陈述：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他认为“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强调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在周恩来的一再坚持下，中央局决定，在前方组成由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成员的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决定前方的作战计划和行动，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会后，中革军委正式发布命令，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从此以后，毛泽东又重返军事领导工作。
宁都会议是苏区中央局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上，中央局有的成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精神，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批评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把毛泽东对临时中央的反批评斥为“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有人甚至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门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由周恩来担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对此，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周恩来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周恩来提出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责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毛泽东因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所以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最后，会议采纳周恩来提出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提议，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1933年春，周恩来与朱德等灵活运用毛泽东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指挥红军与地方军、游击队密切配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大兵团伏击战的光辉战例。
在事关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主导地位作出了特殊贡献
1934年初，“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全盘否定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一整套战略战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此时留在后方瑞金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实际上也已经丧失了对红军的指挥权。周恩来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中深切感到，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是党内正确军事路线的代表，认为“毛泽东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方向”。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惨痛失利进一步教育了周恩来，使他对李德、博古执行的“左”倾军事路线开始怀疑、抵制和批评，在行动上已经站在毛泽东一边。
中央红军长征攻占湖南省西南边界的通道县城时，蒋介石针对红军准备北上到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企图，纠集40万大军围追堵截，妄图一举消灭中央红军。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李德、博古不顾红军覆灭的危险，执意按原计划去与红2、红6军团会合。1934年12月12日，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会议上，毛泽东力主放弃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周恩来作为会议召集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政治局多数同志也同意毛泽东西入贵州的正确主张。会后，中央军委发出红军进入贵州的命令，避免了中央红军与绝对优势的敌军作战和全军覆没的危险。博古、李德反对改变原计划，继续令部队经黎平、锦屏地区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合。12月15日，中央红军主力攻占贵州黎平。1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周恩来与李德进行了激烈争论。周恩来后来说：“在黎平争论非常激烈，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会议经激烈争论，否定了博古、李德等要中央红军去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中央红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这一战略方向的转变，使红军争取了主动，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黎平会议后，毛泽东又开始参与最高领导层对红军的指挥工作，毛泽东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原则得到恢复，而黎平会议上周恩来支持和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起了关键作用。
1934年12月31日中央红军占领猴场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当天下午至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召开会议。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确定的正确战略方针，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红军渡过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会议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周恩来作为会议的主持者起到关键作用，并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和实现红军军事路线的正确转变奠定了基础。
红军占领遵义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周恩来和王稼祥等人的积极主张下，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总书记博古主持会议并首先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了副报告，他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自己主动承担了责任。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报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集中讲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记载：“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指李德）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毛、张、王的“反报告”，代表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正确主张。周恩来在听取张、毛、王、朱等人的发言后，“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 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不久，中央常委又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3月10日，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毛泽东从这件事中意识到，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讨论，要成立一个指挥小组。经他提议，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团长，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从此，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军事方面，毛泽东的意见都受到了尊重，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把党的路线逐步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这次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周恩来在会上再次强调指出：“实践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衷心拥护毛泽东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上，对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起到了特殊作用。
协助毛泽东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图谋，为维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和红军的团结一作出了历史贡献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前后，在四方面军工作的中央代表张国焘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认识就同党中央存在着分歧。党中央认为，一、四方面军的会合，为开创红军和革命发展的新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目前应当先夺取松潘、平武，消灭胡宗南部。张国焘却认为，革命形势低落了，红军在退却。他主张向西康发展，建立“川康政府”，实现其所谓的“川康计划”。为了统一战略方针、实现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主张，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两河口召开会议。会上，首先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阐述了松潘、理县、茂州一带不利于红军久驻，必须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而且必须迅速前进。张国焘在讨论周恩来的报告时，勉强接受了中央政治局北上的战略方针，但他害怕敌人的强大力量，尤其是怕胡宗南，主张依托懋功向川康边方向发展。张国焘还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攻击中央，要求改组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对张国焘关于红军长征和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以及要求改组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意见进行了批评，进一步说明北上方针的正确性，并强调红军应由中央军委统一指挥。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它要求：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周恩来作为红军在军事上的主要负责人，按照中共中央的意见，提出北上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总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深入发展革命运动，指明了正确方向；为贯彻两河口会议的决定，制定了以夺取甘南、赤化川陕甘为目的的《松潘战役计划》，并将一、四方面军分编为左、中、右3路北进。张国焘虽然表示拥护党中央北上的方针，也赞成攻打松潘、平武地区，但却借口“组织问题”没解决而按兵不动，故意延缓四方面军的行动。1935年7月5日，张国焘在杂谷脑召开四方面军干部会议，肆意歪曲中央路线，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张国焘还指使中共川康省委，向中共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建议，提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否则就“不能集中领导”，“无法顺利灭敌”。党中央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但为了顾全大局和增进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仍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这样，张国焘才开始调动部队北进。
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为了北上抗日，中革军委放弃了松潘战役计划，新制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第一、四方面军在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分左右两路北上。当时，周恩来因积劳成疾，得了肝脓疡病，发高烧只能采用冰块来降温。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常委分工，决定毛泽东分工负责军事。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因病没参加。会上，毛泽东作报告，再次强调北上创建苏区的方针，会上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方针。然而，张国焘公然于9月9日密电原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企图以武力要挟党中央南返。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发现密电后，立即送达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和周恩来、王稼祥等临时作出紧急决定，带领红1、3军脱离险区，并于9月11日到达甘肃境内俄界。第二天，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提出了坚持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批判了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和军阀主义倾向，强调继续催促张国焘北上；会议决定改变在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确定用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决定把已北上的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并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五人团”指挥军事。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克服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与军阀主义，保证党中央北上方针的贯彻实施，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9月15日，张国焘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议指责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方针为“机会主义”、“右倾逃跑”，把南下说成是“进攻路线”，并扬言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要给予“纪律制裁”。会上，张国焘以突然袭击方式，策动一些人威逼朱德、刘伯承接受南下主张，反对中央北上的方针。朱德、刘伯承据理驳斥，坚持北上。10月5日 张国焘在川康边境的卓木碉（今四川马尔康县境）另立伪中央，成立所谓“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自封“主席”。作出了所谓取消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决议。
9月27日，红军占领通渭县的榜罗镇。在榜罗镇，党中央和毛泽东从国民党《大公报》等报纸上了解到日军侵略我国北方的形势，特别是获悉陕北有一个苏区根据地，既有一支活跃的红军，还有游击队和良好的群众基础。于是党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作出了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策，提出了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新战略方针。9月28日晨，毛泽东在党中央召开的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新决定，进行了政治动员。指出：“⑴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⑵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状况；⑶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⑷要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要迅速到达陕北集中；⑸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解释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注意扩大新战士等。”
10月，毛泽东、周恩来等率红军到达吴起镇，随即在陕北苏区与红15军团会合。11月3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甘泉县下寺湾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分工问题。会前张闻天考虑，军事方面由毛泽东负责，周恩来负责组织局的工作。会上王稼祥提出，周恩来从事军事工作有经验。毛泽东提出，军委主席由周恩来担任，自己当副手。周恩来表示，个人愿意做军事工作，但领导不必更换，由毛泽东任主席。毛泽东则说，关于军事领导、指挥军事，恩来都是较通的。会议最后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周恩来还负责组织局的工作。从此以后，周恩来长期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他与军委主席毛泽东几十年间在军事上始终坚持密切合作。
明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实现毛泽东和党中央建立全民族抗战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面对中华“亡国灭族的大祸迫在眉睫”的严重形势，中央苏区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等，联名发表文告指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满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枪炮炸弹屠杀着满洲劳苦的工农群众与兵士，把满洲已经完全看做是他们的殖民地了。”主张坚决抗日。毛泽东分析九一八事变后全国的形势认为，日军大举侵华必将引起全中国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也将发生变化。当他从报上看到“一·二八”日军进攻上海和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的消息，抱病起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战争宣言》。声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
长征途中，党中央和毛泽东注意收集并研究日军在华北的动态，率先捐弃前嫌，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共同挽救中华民族。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全体同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2月，中共中央在陕西省安定县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后，毛泽东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毛泽东强调指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周恩来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的会议，参与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会后，他任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主持与东北军和国民党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积极争取在西北建立统一战线。
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今延安）天主教堂进行会谈。会谈的结果对中共中央的统战政策和深化毛泽东的统战思想产生重要影响。中共中央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建议国共派出全权代表谈判，实现两党抗日合作。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认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决定将“抗日反蒋”的方针调整为“逼蒋抗日”方针。中共中央还电示二、四方面军：“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的要提出‘联合抗日’的口号。”
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再次申明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请张学良将意见转达蒋介石，望“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10月26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等46名红军将领致书蒋介石及西北各军将领，深望两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其目的是：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申明“红军愿作前驱”，“愿担任一定的战线”，“愿服从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12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关于绥远抗战通电》：“全中国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现已集中完毕，只要给我们以抗日去路，我们准备立刻开赴晋绥前线、担任一定的抗日战线，并愿受全体抗日军最高统帅机关之指挥，以抗击日伪匪军的进攻，为保卫晋绥，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血战到底。”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兵谏”，逼蒋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毛泽东、周恩来当晚电复张学良：“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17日，周恩来偕罗瑞卿等到达西安，傍晚就同张学良会谈，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走上团结抗日的道路。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后发表通电，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团结全国，一致抗日。周恩来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使团结抗日的局面在中国出现。事变中，蒋介石的诺言是：“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
为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冒险亲临西安，把握瞬息万变的形势，他以高超的斗争艺术，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抗战期间，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派，长驻国民党统治区从事统战和党的领导工作，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其丰功伟绩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责任编辑 谢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