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批评政事、主张民主自由而闻名的胡适，曾对蒋介石多有批评，甚至劝过蒋下台；但一向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居然不愠不火，不仅在生活上关心胡适，而且在政治上给予重用，委以许多要职，甚至推举他接替自己的总统位置。这种事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他们之间的交往可以说真挚而微妙，历史的风景也因此而变得丰富起来。
出任驻美大使“全线飘红”
1932年2月18日，蒋介石在汉口寓所约请胡适晚餐。这是他们的第一次晤面。次日，胡适又去蒋宅赴宴，同席有陈布雷、陈立夫等人。蒋介石知道，胡适早年留学美国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哲学、史学、文学诸领域颇多建树。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与陈独秀共同编辑《新青年》，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蒋介石虽是行伍出身，但他很愿意结识像胡适这样的文化泰斗，其无可争议的文化领袖地位令他神往。这次见面因无单独谈话的机会。临别时胡适赠蒋一册《淮南王书》，希望他尽量克制自己。做一个“乘众势”的总统。1934年4月4日，胡适托人带给蒋一封信，要他“明定自己的职权，不得越权侵官，用全力来做自己权限以内的事”。胡适给罗隆基写信时还谈及此事，并说：“依我的观察。蒋先生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近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
蒋介石不仅敬佩胡适的文化造诣，更看重其在英美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他很清楚，要想使中国在西方世界有一席之地。取得他们的同情与支持。非得有胡适这样背景的人出面斡旋不可。所以，抗战前蒋介石就有意让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在官邸一次喝茶时，当面征求意见，胡适表示可以接受。因为面对日本日益嚣张的战争形势，胡适也想做些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工作。胡认为“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能推辞”。后因汪精卫被刺，情况发生变化，此议暂时作罢。随后，在蒋的安排下，胡适以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身份去了欧美各国开展“国民外交”，宣传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决心。在旧金山，胡适作了《中国能战胜吗?》等演讲，他说：“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努力要作最大的努力。”以此勉励广大侨胞的抗战信心，进行募捐的舆论准备。
胡适关注抗战也关心蒋介石的安危。正当胡适在美国活动时，中国发生了西安事变，他立即给张学良写信：“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到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胡适敦促张学良释放老蒋的主要目的，还是从有利于抗战的全局出发的，这一思想贯穿了始终。卢沟桥事变发生三天后，胡适等专程赶往庐山参加“谈话会”，他慷慨激昂地力陈中央不能放弃河北，应立即组织抗战。由此改变了蒋介石犹疑不决的态度。当夜议定全面抗战，调兵遣将，开赴河北战场。之后蒋介石发表了全面抗战的庐山谈话。接着，蒋介石再次派遣胡适出访。蒋对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说：“我们现在国际宣传工作非常重要，想找适之到欧洲和美国走一趟。”王找胡适谈了两三晚，哪知胡适却表示：“战争已经发生，我不愿在这个时候离开南京，我愿意与南京共存亡!”最后，王世杰抬出胡适的好友傅斯年才说服了胡同意出国。
这次胡适是作为国民政府特使的身份，于1937年9月26日赴美游说的。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胡适发表了多场英文演讲，博得了美国人民包括官方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他预言美国将会被迫卷入这场战争，美国参战将会有利于亚洲战场。此间，蒋介石曾三次致电在美国奔走的胡适，表示对他言论的嘉赏，让他注意身体。并敦促其出任驻美大使。1938年9月17日，国民党政府颁发了“特任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令。胡适对路透社的记者谈话说：“吾从未担任官职，吾珍视吾之独立思想。因吾为人过去素知公开批评政府，但时代业已改变，已无反对政府之余地，一切中国人应联合起来。”美国对胡适担任大使反映强烈，《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除胡适以外，没有人更够资格向美国说明中国的情形。同时向中国说明美国的情形。”然而，从事学术研究始终是胡适的梦想，他在给夫人江冬秀的信中无可奈何地说。过去曾经发誓“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我只能郑重向你再发一愿：至迟到战争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牺牲了。”他在赠给朋友陈光甫的照片上提曰：“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可以说，胡适弃文从政，一方面固然由于抗战形势使然。但更是来自蒋介石的力主相邀，他没有理由拒绝。
在胡适的思想里当然有对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所以他带病穿梭于欧美；但从根本上说，民族的苦难是激发他抗战情怀的不竭动力。在胡适当大使的4年里，行程几万公里，讲演400余场，从未过过星期天，不动用大使“特支费”，不带随员，自提皮包。他曾在一封信中说：“我是为国家的事出来的，吃点苦不要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比起打仗的士兵，比起逃难的人民，我这里总可算是天堂了。”他多次拜会美国总统罗斯福、国务卿赫尔、财政部长摩根索等政要，成功地争取到1.7亿美元的国际援助，并就购买战机、训练飞行员、桐油抵押等达成协议。《纽约时报》评论说：“重庆政府寻遍中国全境，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胡适更合适的人物了。他所到之处都能为自由中国赢得支持。”
胡适在美国大获成功，“全线飘红”，这令蒋介石十分高兴，特地发来贺电：“借款成功，全国兴奋。从此抗战精神必益坚强，民族前途实利赖之。”蒋对胡激赏有加。但胡对蒋并非一切盲从。蒋让外交部长宋子文干预美国事务，这种做法引起胡适的反感和抵制。“某公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旨意，不敢驳回一字。”合作不愉快使胡适萌生了去职之心。他愿意为国出力，但不愿和自己看不上的外交部长打交道。
讨厌“成为政府的尾巴”
胡适频繁地拜会美国首脑，目的是争取外援和敦促美国参战。他始终坚信，只要美国参战，日本必败无疑。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遭到重创，罗斯福对胡适说，你可以即刻电告蒋委员长，我们不能妥协，太平洋上随时都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果然第二天美国对日宣战。历史进入了胡适预想的轨道，他长长地叹出一口气，觉得自己完成了国家赋予的重任，现在，他可以安心地离任了。于是向蒋介石报告了美国参战的消息，并提出自己请辞驻美大使的要求，“不曾有一个周末休息，颇感疲倦”。1942年3月至5月，胡适又抓住时机在全美及加拿大行程3万公里，演说百余次，谴责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呼吁世界联合抗战。他游说回到华盛顿之后。愈感身心交瘁。
1942年8月15日，胡适接到蒋介石来电，就拟免去他驻美大使职务征求他本人的意见，胡适即刻回电称谢说：
“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激。”蒋介石还试图说服胡适继续留任，但胡适坚辞不渝。9月8日行政院国务会议批准了胡适的辞呈。《纽约时报》评论说：“除非国内另有高职等待他，否则此项免职绝对是一项错误。”那时。胡适并没有立即回国，而是离开华盛顿来到纽约寓所，重新开始他的《
水经注》的研究工作。蒋介石并没有忘记这位52岁的“老臣”，就在同意胡适辞职的同时，将聘其出任行政院高等顾问的信息传递给了胡。但那种“顶着乌纱帽在官场纠缠不清”不是他胡适的行事风格，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自己十年来“每自任为国家作诤臣，为公作诤友。此吾国士大夫风范应尔，正不须名义官守。行政院高等顾问一席敬乞准辞，想能蒙公鉴原。顷得西南联大梅(贻琦)、蒋(梦麟)两校长电，令适回校教书。一俟医生检查身体后。倘能胜高飞，当即作归计。”
凭胡适当时的学术名望和国际影响，国内已无人与之比肩，加上暂代北大校长的傅斯年等人的极力推荐，蒋介石定下了决心，1945年9月6日政务院发布了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的正式任命。1946年7月29日，在美国待了8年多的胡适回到北平，开始了他北大校长的生涯。他在这个岗位上如鱼得水。组织学术活动，并写出许多有价值的著作。
然而蒋介石还是一心想让他从政。1947年初改组政府，蒋介石欲请胡适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胡适在1947年2月6日致好友傅斯年的信中袒露了心声：“蒋先生的厚意，我十分感谢。但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这是最令人讨厌的!”为此，胡适“意甚焦虑”，“数度失眠”。2月22日蒋介石让赴东北视察途经北平的王世杰看望胡适，再次劝胡参政，胡给予拒绝并写信对王世杰说：“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不敢就。理由无他，仍是要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我决不是爱惜羽毛的人，前次做外交官，此次出席国大，都可证明。但我不愿意放弃我独往独来的自由。”
3月1日，蒋介石将胡适从北平请到南京谈话，说考试院院长可以不做，但因国府委员没有多少事而不能推辞，请你一定认真考虑。胡适说，我不愿做大官，只想做谏友。蒋在送胡适出门时关切地问：“胡太太在北平吗?”胡回答说：“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可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蒋笑着说：“这不是官啊!”3月21日胡适致蒋介石：“北归后始得读公三月五日手示，极感厚意，但反复考量，并曾与北大主要同事商谈，终觉适不应参加国府委员会。北大此时尚在风雨飘摇之中。决不许适离开，道义上适亦不愿离开北大。……故只有恳请我公许适不参加国府委员会，许适以超然地位继续为国家社会尽其绵力。迫切陈辞，务恳鉴察原宥。”12月16日蒋介石又让王世杰给胡适写信劝说。胡适回信说：“昨所谈事，我深感介公之诚意，当然不敢不细细考虑。但考虑的结果是：我不能担负此使命。”最后蒋介石不得不尊重胡适的意愿，不再强求。
1947年底，鉴于国内战争的严峻形势，蒋介石单独宴请胡适，想请他再度出任驻美大使以争取外援，胡适给以婉拒。蒋介石极其看重胡适的才华和能力，为敦促他“出山”可谓不遗余力。
拒绝做“总统候选人”
1948年3月29日。国民党“行宪国大”第一次会议开幕，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受蒋介石委托，向胡适转达了蒋先生希望胡先生做总统候选人的意见。胡适婉转地表示了拒绝，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说：
下午王世杰传蒋主席的话，使我感觉万分不安。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做行政院长。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但我实无此勇气。
31日上午，王世杰向蒋介石汇报与胡适会谈的结果，蒋要王努力促成此事，并再次希望胡适“鼓起勇气。挑下担子”。下午王世杰约周鲠生(国立武汉大学校长)一起与胡适会谈，胡适仍持拒绝态度：“不敢接受。因为我没有自信心。”但这一次双方都没有把话说死，约定晚上再谈。这次谈话。胡适勉强接受了；但当天夜里他的思想“翻江倒海”，一方面感激蒋对自己的信任，一方面深感这总统一职非同小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于是他又反悔了。第二天他找到王世杰，宣布“取消昨日的接受”。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昨夜去看雪艇(王世杰)，告以我仔细想过，最后还是决定不干。昨天是责任心逼我接受，今天还是责任心逼我取消昨日的接受。”于是蒋介石决定4月3日夜亲自找胡适谈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胡适当时“受宠若惊”，第二天他告诉秘书胡颂平说：“昨天夜里，蒋先生约我到他的官邸谈了很久。他将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全体会议上提名我为总统候选人……蒋先生的态度如此诚恳，我很感动，于是我说，‘请蒋先生决定吧’。”
在4月4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蒋介石宣读了他的演说辞，声明他不参加第二届总统竞选，宁肯当行政院长，并提议推举一个无党派人士为总统候选人，他说：“此人须具备五种条件：守法：有民主精神；对中国文化有了解；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胡适在日记中说：“——他始终没有说出此人的姓名，但在场与不在场的人都猜想是我。这会上下午开了六点多钟，绝大多数人不了解也不赞成蒋君的话。”——不用说，这场闹剧还是以蒋介石的当选而告终。事后，蒋介石派王世杰向胡适说明情况，并代致“歉意”，胡适说：“我的事情今天下午才算得救了。”不管蒋介石此举是否出于“诚恳”，抑或“作秀”，但胡适委实不愿接受这份“美意”；坚持他骨子里的“独立地位”，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发表与众不同的“公平话”才是他最希望的。
这年10月底，蒋介石请胡适餐叙，席间，胡适开门见山地提出10条激烈的意见。内有“必须认错，必须虚心”，“国军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经济财政改革案实有大错误，不可不早早纠正”，“我在南方北方，所见所闻，实在应该令人警惕”等尖锐语言。他希望“在朝的应该培养合法的反对；在野的应该努力为自己担负起这个责任。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有这种精神才可以养成民主自由的风气和习惯”。对于胡适的批评和建言，蒋介石只有频频点头的份儿。
为“蒋公”推荐毛泽东的著作
1948年的秋天。人民解放军已经对北京形成了包围圈。一个学生跑到校长办公室告诉胡适说。延安昨夜广播，劝你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跑，将来他们让你还当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平静地笑笑说：“人家信任我吗?他们真要我吗?”
1948年12月15日夜，蒋介石派飞机降落在北平南苑机场，接胡适夫妇
和陈寅恪等几位学者及家眷南下。16日胡适抵达南京。17日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见，说他“决心放弃学术事业而为国服务”。这是他再度想弃文从政。是日晚，蒋氏夫妇在官邸宴请胡适夫妇，祝贺胡适58岁生日。在中原动荡、江山易手之际，蒋介石仍对其百般礼遇和敬重，这使得胡适深受感动。有人私下问他对共产党的看法，他说：“毛润之，我和他熟悉。我可以写信给他，不要打仗。至于到共产党那里去，我不会。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愿意留在蒋的一边。”
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夕，“诤友”胡适受已经“下野”的蒋介石的委托，于1949年4月6日从上海乘搭“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再次前往美国活动美援。蒋经国、雷震、陈光甫等到码头送行。5月28日胡适在美国收到蒋介石一封亲笔信：“……惟须阻止美国承认共党政府为主要条件，务请积极进行是祷。”然而胡适此次美国之行的游说并不顺利，因为此时国共和谈破裂，人民解放军已经渡江，蒋家王朝岌岌可危，美国官方及华侨对国民党政府的信任度已大不如前。胡适后来回忆说：“这次出去我很痛苦，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以说话。所以在1949年7月16日，我通知驻美国大使馆。取消一切政治性的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
这段时间胡适的心情灰暗，一再声明他从此不问政治。但蒋介石始终没有放弃拉拢胡适的努力。先是任命他为外交部长，胡适坚辞不受；之后国民党政府为了利用胡适的巨大影响，再三要求他在4个月内不要向外界发表不干外长的声明，这导致胡适“精神上十分苦恼”。蒋又指使当局给胡适送来6万美元的“宣传费”，也被胡适悉数退回。胡适在给教育部长杭立武的信中说：“弟决不愿就外长，亦决不愿就任任何官职。……若政府不许我向外声明未就外长事，岂非闭我之口，裹我之脚乎?”蒋介石对胡适的期盼随之落空。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从成都乘军用飞机仓皇逃往台湾。
胡适为了生计，在美国做了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研究员。1950年12月17日胡适59岁生日那天，收到蒋介石从台湾寄来的亲笔信，为他祝寿，还要他回台湾，胡适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不断传来的台湾腐败，使他心灰意冷。
此时美国政府已对蒋介石彻底绝望，但又不甘心美国策略在中国的失败，也担心蒋军会卷入朝鲜战争，于是制定了一个暗杀蒋介石由胡适取而代之的计划。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腊斯克约胡适长谈了一个半小时，但遭到胡适的坚决拒绝。鉴于“蒋公”对自己的“真情礼遇”。他决不干“乘人之危”之事。胡适在总结了国民党如此惨败的原因及教训后，于1951年5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达4000余字的信，在信中胡适向蒋推荐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一文，让其“仔细研究”，同时指出，“中山先生的联共容共政策，乃是引狼入室”。而“国民党在‘清共’之后仍保持一党专政，是第二大错”，因此建议实行多党的民主宪政，“有效地改革国民党”，而这种改革的首要一条是“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的职务”。这触及到蒋的根本利益，但有意思的是，大独裁者蒋介石并没有动怒。反而觉得这个远在美国的“诤臣”仍然“关心党国”。“由他说去”，是蒋介石多年来调整他和胡适关系的法宝。
1952年11月19日，胡适应邀回台湾讲学，蒋介石派蒋经国代表他专门到机场迎接。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举办的座谈会上发表演说，“民主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论自由”。12月4日，胡适在立法院欢迎会上说：“民主政治最要紧的是机制，就是建立合法地批评政府、合法地反对政府、合法地制裁政府的机制。”次年1月16日，蒋介石设宴为胡适返美饯行，胡适又抓住机会尖锐地抨击台湾没有言论自由的问题，蒋介石竟然表示“这问题当为戒”。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蒋公约我吃晚饭，七点钟见他，八点开饭。谈了两个钟点，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胡适离开台湾的时候。对前来机场送行的蒋经国说：“总统对我太好了。昨天我们谈得很多，请你替我谢谢他。”
坚决反对蒋介石做“连任总统”
1957年11月4日，蒋介石发布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任命，并专电促请他返台就任。胡适复电以正患肺炎为由一再辞谢，“最近期中恐不能回国。故不敢接受中研院长的重任……予以原谅。”于是蒋介石拨专款并拿出自己的稿费为胡适在台湾修建住宅，胡适听到后深感不安，不去台湾的决心终于动摇了，他写信嘱咐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李济：“我要的是一个学人的私人住房，不是中研院长的住宅，我仍坚持此房子由我出钱建筑。”为此，他先寄去2500美金，“如有不敷，乞即示知。”
1958年4月初，68岁的胡适离美抵台。蒋经国、陈诚等到机场迎接。此前曾有北京去美国访问的学者给胡适带过话，说毛泽东重新评价了胡适：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并表示欢迎他回大陆。但胡适没有答应，因为建国初期发动过对他的批判，当初留在北京的儿子胡思杜也发表公开信与他断绝了父子关系，后因“右派”问题自杀身亡。胡适觉得北京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而台湾方面对他的“厚爱”使他感动。
4月10日，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亲自到会致辞，赞扬胡适“最令人敬佩者，即为其个人之高尚品格。”并号召“发扬‘明礼义，知廉耻’之道德力量：今日大陆……予以清算，即为共匪摧毁我国伦常道德之一例”。胡适在答谢辞中却反驳了蒋介石的这种说法：“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被共产党清算。并不是清算个人的所谓道德，他们清算我，是我在大陆上，在中国青年的思想上、脑筋里留下许多‘毒素’……总统对我个人有偏私，对于自己的文化亦有偏私。所以在他领导反共复国的任务立场上，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胡适只顾侃侃而谈。蒋介石却已怫然变色，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后来胡适把他与蒋介石的冲突概括为“自由”与“不自由”、“容忍”与“不容忍”的斗争。
1960年，6年一度的选举季风又在台湾吹拂。73岁的蒋介石面临又一次重大选择——是退居幕后，还是违宪连任第三任“总统”?最终他还是作出了继续前台执政的抉择。胡适对此十分不满，就请行政院长张群转告蒋介石不要做第三任“总统”，“为了国家的前途，希望蒋总统为大家树立一个合法的而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为了蒋先生的千秋万世盛名，盼望他能公开表示不担任下一届总统。”蒋介石听到胡适的意见后表示：“我要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即使我要提出一个人来，我应该向党提出，不能公开地说。”胡适对老蒋的这一表态大失所望。他在日记中说：“他向党说话，党的中委一致反对，一致劝进，于是他的责任已尽了!”
其实蒋介石这次并没打算提出什么“人选”，他连任后，《自由中国》杂志首先发表社论《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
代?》，胡适也发表《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等文章，劝告蒋介石不要事必躬亲，要守法守宪，节制自我。胡适接受《公论报》记者采访说：“我仅有一句话，就是坚决反对总统连任。”他们的这些言论终于激怒了蒋氏父子，但只逮捕了《自由中国》主编雷震并判处10年徒刑。蒋介石指示蒋经国：胡适名气大，对胡的批判、围剿不宜过大。而且内外有别。
总之，老蒋对他这个“诤友”又恨又爱，胡适的一些做法很让他恼火，但他认为这个老学究的确没有私心和野心，所以对他总是另眼相看。他不会因为政见不同而“开罪学术巨子”。
一代大师的死后殊荣
1960年12月17日是胡适70虚岁生日，蒋介石写了一个装裱精美的大“寿”字以示祝贺。比胡适大5岁的蒋介石总是想着为他过生日，令胡适着实受感动，他致蒋介石说：“介公总统赐鉴：……回忆卅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夜，北平已在围城中，十五日，蒙总统派飞机接内人和我几家人眷属南下，十六日下午从南苑飞到京。次日就蒙总统邀内人和我到官邸晚餐，给我们作生日。十二年过去了，总统的厚意，至今不能忘。……故写短信敬致最诚恳的谢意。”过了几天，蒋氏夫妇又在官邸为胡适摆下寿筵，并邀请“副总统”陈诚等十余人前来祝贺。1961年12月16日，蒋经国代表蒋介石前来看望因病住院的胡适，并商量庆祝他70周岁生日吃饭的时日。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主持台湾“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时，因心脏病猝发逝世，享年71岁。蒋介石闻耗“黯然神伤”，亲自写了挽联：适之先生千古，“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蒋中正敬挽。25日宋美龄看望了胡适夫人，27日蒋介石又送来匾额，上书“智德兼隆”4个大字。3月1日是公开瞻仰遗容的日子，这一天，自发前来吊唁的各界人士多达4万余人，其中包括蒋介石夫妇、政府要员等。3月2日举行公祭典礼，30万台湾民众参加了最后的送别仪式。香港、华盛顿、纽约、旧金山等地也都有盛大追悼仪式。台湾北大同学会的挽词是：“生为学术，死为学术，自古大儒能有几?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至今国士已无双。”
6月27日，蒋介石颁布褒奖令曰：
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沈潜道义，浚瀹新知。学识宏通，令闻卓著。首倡国语文学，对于普及教育，发扬民智，收次甚宏。嗣讲学于寇深患急之地，团结学人。危身明智，正气凛然。抗战军兴，特膺驻美大使之命，竭力殚精，折冲坛坫，勋猷懋着，诚信孔昭。胜利还都以后，仍以治学育才为职志，并膺选国民大会代表，弼成宪政。献替良多。近年受命出掌中央研究院，鞠躬尽瘁，罔自顾惜。遽闻溘逝，震悼珠深!综其平生，忠于谋国，孝以事亲，恕以待人，严以律己，诚以治学，恺悌劳谦，贞坚不拔，洵为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应予明令褒扬，用示政府笃念耆硕之至意。此令。
胡适逝世后葬于台北。他的墓碑上用白话文刻着：“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于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的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可以说，胡适坚持了新思想的独立精神。也称得上是“旧道德之楷模”。蒋介石对他的“知遇之恩”终使他放弃学术而从政，并且跟随到底；而蒋介石也从胡适的忠诚里获得巨大的帮助，给予他生前死后的莫大殊荣。
但需要指出的是，胡适是个“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的人物，独立性的品格决定他虽然与蒋介石亲近，但到死也未加入国民党；他把蒋介石当做“天才”，但绝不盲从，斗争起来不留情面。他履行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作人原则，体现了一代学者的正直与风骨。
责任编辑 杜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