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教训
如果不说杨文和自1938年曾先后在琉璃厂“墨庙斋”和“蕴古斋”当学徒的那段历史，仅从1948年初进入博物馆工作到2006年秋离开市文物局文物进出口鉴定岗位，他在文物界差不多工作了60年，当了一个甲子的文物守护神。他与数以几十万计的国宝朝夕相处，终生厮守，可以说已经骨肉相连，魂牵梦绕，几乎融为一体了。为了国宝的安全，为了不使一件文物受到哪怕轻微的损坏，或者轻易从他的眼皮子底下溜出国门，他殚精竭虑，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而最令他痛心疾首的要算发生文物盗窃案了。
杨文和在国家历史博物馆42年所经历的教训，特别是两次文物盗窃案，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的烙印。1948年年初，解放军兵临城下，杨文和刚一进入博物馆工作便碰到“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的危险局面。博物馆所在的午门广场前，傅作义守城部队用几百辆汽车拉来大批炮弹，摞成两米多高，一排排摆满了故宫午门前广场，那可是一座随时可能爆炸的弹药仓库啊。它的用意很明显，只要有一颗炮弹落在这里，就能立即将大半个故宫夷为平地。那时候杨文和与为数不多的学者和工友立即住进办公室待命，日夜警惕地守护着国宝。正当心急如焚的时候，一个更为凶险的情况发生了。一位“奉命”占据博物馆办公室的营长，忽然提出非要进博物馆仓库“参观参观”。遭到婉言拒绝后，这位营长居然挥舞手枪，要强行参观。正在双方对峙之际，幸好时任博物馆馆长的韩寿萱闻讯，给自己的故交、傅作义的城防司令打了电话，才化解了这场危机。
1950年，杨文和这个赤贫出身的农家子弟很快就被发展入党，领导郑重地把一串串锃亮的钥匙交到他手中。他接过沉甸甸的钥匙，也接过无限信任和庄严的承诺。他向党组织保证，绝不辜负领导重托，一定为博物馆把好库房大门。从此，这千钧重担便落在他的肩头，这一压就是40多个个春秋。这15000个日日夜夜，无论是在文物库房，还是远离祖国，他总是一步一个脚印，实现着自己的誓言。他经手的成千上万件文物，没出过一次纰漏，没有半次闪失。但却见证了血的教训。
50年代中期，博物馆举办轰动中外的全国七省市出土文物展，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毛主席在百忙中两次拨冗前来参观，称赞展览会办得好。各大报社、出版社纷纷索要展品照片，大家马不停蹄地加紧工作。一件件文物被从展柜中提出送往照相室拍照，而处在起步阶段的博物馆保管和保卫工作与蜂拥而至的大批观众相比，却显得杯水车薪，力量严重不足。尽管杨文和的工作岗位在库房，但他仍不时对年轻工作人员随便乱放展柜钥匙的现象提出了忠告，可这并没有引起他们的警惕，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一天快下班时，展室内观众寥寥无几。正忙于打扫卫生的保管员突然发现展柜中一只刚刚照拍照完毕送回的汉代“马蹄金”“蒸发”了，杳无踪影。仔细观察，原来展柜没有及时上锁，留下了严重漏洞。种种迹象表明，这一疏漏给混在观众中的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更为严重的是，负责展览厅保卫工作的干部慌了手脚，立即上前四处乱摸，破坏了现场，使破案的公安人员束手无策。事后，那位干部和失职的保管员受到处分。保管员被调离博物馆。在这一案件中，杨文和虽没有任何责任，但他内心深处的痛楚和创伤却久久难以抚平，心坎上仿佛一直在暗暗滴着鲜血。这使他进一步认清：针眼大的窟窿斗大的风，文物保管工作必须慎之又慎，任何点滴疏忽都有可能给党和人民造成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
然而，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家贼难防。1959年，耸立在天安门前的国家博物馆新馆落成。正当十年大庆的重头戏之一、国家博物馆通史展览进入冲刺阶段的紧要关头，在杨文和与一个名叫赵桐臻的保管员先后值夜班的时间内，一件西周时期的国宝——青铜器“史孔和”突然被盗(本文作者也被列为犯罪嫌疑人之一)。案件迅速呈报给十年大庆总指挥周恩来总理，成为在周总理那儿挂号的一宗大要案。公安部、国家文物局、市公安局组成专案小组日夜奋战。虽然组织上在内部早就排除杨文和作案的可能性——因为自从解放后，博物馆库房钥匙一直拴在他裤腰带上，如果他想做案，所要得到的可能是比这件青铜器价值更高的文物，恐怕也早就等不到今天了。可这丝毫没有减轻杨文和心中的痛苦和压力，反而使他更加重了他对破案的责任感。他积极配合组织实施“引蛇出洞”计划，同主要犯罪嫌疑人一起下放农村劳动，并以自己丢失的瑞士全自动手表作为诱饵之一，配合侦查工作，终于揪住了赵桐臻的狐狸尾巴，使其原形毕露。
“史孔和”案告破，国宝盗窃犯赵桐臻被判处无期徒刑。杨文和心坎上却留下了一道更深的疮疤。从此，他头脑中的那根弦儿绷得更紧了。
与大师做邻居
1938年，当爷爷被迫卖掉河北省新河县老家最后一间土房后，12岁的杨文和只得踏着父亲的脚印，走进琉璃厂的“墨庙斋”当起了学徒。“墨庙斋”倒闭后，他不得托老乡帮忙钻进“蕴古斋”混饭吃。但是10年之久的学徒生涯，他只能在打杂跑腿侍候老板几乎累折了腰板的时候，偶尔受些古旧书画的熏陶，比起当泥腿子也强不了多少。眼见老板根本不拿他当人看待，1948年，一个偶-然机会，他又靠老乡介绍来到北京大学博物馆系当了工友。当时的北平历史博物馆虽隶属南京中央博物院，但委托时任北京大学博物馆系主任的韩寿萱兼任馆长。杨文和也随着韩馆长来到破败不堪的北平历史博物馆继续当差。是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把他变成了国家主人翁，成为博物馆的正式职工。1950年2月，他因出身贫农，政治上要求进步，工作表现出色，被第一批发展入党。从此，文物仓库的钥匙就拴在杨文和的腰带上了。
为了提高文化水平，他参加了东城职工业余文化补习学校，刻苦学习文化，埋头攻读古文。面对着深奥晦涩的春秋秦汉唐宋名篇，一个来自农村的只有小学毕业水平的库工，简直如堕五里雾中。光一篇《过秦论》，他就足足背诵了好几个晚上。为了攻克古文关，他时常熬到深夜，白天还要鼓起精神完成繁重的文物保管工作。那可是不折不扣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重活儿，既要有一根头发破八瓣的细致劲，还得当“壮劳力”，搬搬扛扛。好不容易能磕磕绊绊地读懂了古文，可一进文物仓库，面对神秘莫测的青铜器、甲骨文和成千上万的古代陶瓷、石雕、钱币、礼器、字画，他仍然一窍不通，有时甚至翻开文物账本俩眼就犯晕。一想到文化太低影响保管工作，他焦急万分，晚上常常睡不安生。
正在这时候，一个绝好机会从天而降，著名作家、文物专家沈从文带着全家搬进了他所住的东堂子胡同51号院，两家只隔着一道墙。以前，他们虽同在博物馆工作，但他只是为帮助沈先生查找文物提供方便，私交并不多，彼此很少沟通。现在做了邻居，了解机会自然大大增多了。“上面”虽然偶尔提到沈从文思想趋“右”，政治立场不稳，还需要彻底改造，要他注意“划清界线”，但沈从文刻苦读书写作的精神头却使杨文和震惊了。这位50多岁的长者，
每天早出晚归，步行上下班，到馆时间比他早，离馆时间比他晚。每天晚饭之后，立即端坐在书桌前埋头读书写作，常常熬到深夜两三点钟，仍然意犹未尽。这股学习和写作的执著精神，使杨文和心血沸腾，打心眼里佩服得五体投地，对照沈从文，他深感惭愧。从此刻苦学习的热情如干柴烈火在他心中猛烈燃烧起来。这天，他特意拜访，来到沈从文屋内，请教古代绘画《阿房宫图》。沈先生像老朋友一样热情接待他，随即打开《
史记》、《
汉书》和《唐代文选》等一堆史书，详细讲解了如何正确评价秦始皇统一中国的重大意义及其历史功过，介绍了秦代历史、文化、建筑、《阿房宫赋》的时代背景和清代画家袁耀创作《阿房宫图》的艺术价值与历史意义，还仔细介绍了阅读古文的基础知识，一直讲到深夜。这次讲解，给杨文和的心灵上打开了一道天窗，使他茅塞顿开。
从此，他就拜沈从文为师，茶余饭后，常常当面请教。有时听沈先生讲解一直讲到凌晨，自己都有点累了，但沈先生仍然兴致勃勃地详细解说，从无倦意，这使杨文和反倒不好意思打扰沈先生了。从此，他注意尽可能少给沈从文添麻烦，生怕耽误人家的宝贵时间。他的顾虑不久就被沈从文察觉了，主动提出：你千万不要怕打搅我，耽误我时间。只要有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出来。在沈从文的帮助下，杨文和文化水平和写作能力一步步提高，不但撰写文物方面的文章，而且主动承担别人懒得动笔的学习、运动总结等写作任务，常常写到深夜，写作能力大有长进，他撰写的文物知识和考证方面的文章也不断见诸报刊。
沈从文对于他一家人的生活也时常关心。当听说杨文和的母亲因家庭生活困难要外出当保姆时，沈夫人张兆和特意买了洗脸盆送过来。当看到杨文和两个儿子要上学了，沈从文特意将自己用的笔筒送过去，鼓励他俩认真读书学习。有了沈从文这个好老师，杨文和在文物知识学习上如虎添翼，学习热情也愈来愈高涨了。久而久之，库房内的文物仿佛有了灵性，渐渐地与他同呼吸、共命运，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国宝在他手中重现异彩
1953年夏天，杨文和参加了北京大学和科学院考古所共同举办的考古发掘培训班，亲耳聆听裴文中、夏鼐等大家授课，并随同培训班一道赴洛阳参加考古发掘实践。他亲自挥动“洛阳铲”，挥汗如雨地钻探挖掘土方，小心翼翼地发掘，虽然只找到一些陶器用具，没有什么重大发现，但他初步熟悉了考古发掘的科学方法、丰富内容和发掘的全部流程。捧着刚刚发掘出的古代器物，他受到极大震撼，心灵仿佛与2000多年前的先民沟通了。此后，他又随专家跑广西、走贵州、下湖南，考察考古发掘现场，更觉得文物发掘、保管已经与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了。
1958年，根据国家文物局安排，为配合大型引水工程施工，由国家博物馆组织人员赶赴河北易县燕国都城(简称“燕下都”)遗址，先行考古发掘。不少人以为，这个遗址30年代已由考古界名人组织发掘过，是别人吃剩下的“冷饭”，不可能有新的发现，热情不高。时任考古队副队长的杨文和却特别认真。他翻阅民国时期的发掘资料，从中看出，当年限于人力物力，只做了有限的发掘，仍有不少遗留工作要做。目前配合大兴水利，工作范围大大超越前人，可能会有新发现，便主动配合队长抓紧发掘，并主动捡重担子挑。考古队需要定期回北京领取经费。一次杨文和骑了40里自行车，赶到定兴县，转乘火车回北京领完钱，顾不上休息，当天就往回返。在定兴县城下了火车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黑灯瞎火的，没想到当地又刚刚下过大雨，满地泥泞，有的泥水甚至没过膝盖，自行车根本没法骑，于是他只好推着自行车，深一脚、浅一脚，蹒跚而行，直到凌晨才返回驻地。人们才惊奇地发现，他几乎全身都浸透了，变成了泥猴。但一想到今天的任务完成了，杨文和早把疲劳和脏累丢在了脑后。
果然，不久就发掘出战国时期的铜龙、陶制兽头、瓦当等一批有价值的文物。一天，天色将晚，劳累一天的队员陆续归来休息。杨文和也十分劳累，但当他听说老姥台村外发掘现场挖出大型兽头碎片时，便立即赶赴现场，跳到3米见方、四五米深的土坑内指导发掘。当他从微弱的灯光下看到坑壁露出大型陶制管状器物时，异常激动，指挥民工小心翼翼拨离周围泥土，终于把两大节举世罕见的战国陶制管道完整地发掘出来。它直径约50厘米，每节长约1.5米，两节管道都有内外扣，能严丝合缝地联结。其中一节出水口还有制作精美的龙头装饰。经专家考证，这是我国也是世界最早的人工陶制下水管道。它的制作工艺考究，坚固实用，生动地说明我国早在2400多年前在城市中就已经重视污水工程建设，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为世界各国专家所瞩目。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看到陶制下水管道十分高兴，伸出大姆指对杨文和说：你可真有眼力啊!以后，杨文和又参加了河南登封夏代遗址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大段城墙夯土遗址和部分瓦片。夏鼐、陈姿德等考古专家赶赴现场，认定这确是一座夏代城廓遗址，虽然部分城墙已被河流冲毁，但对研究夏代历史仍有一定价值。
有了考古发掘的切身体会，杨文和对保管工作更加热爱。不久，领导安排他兼任文物征集组组长。这使他进一步扩大了与社会收藏者接触的机会。他对每个收购信息都极为重视，一次，他收购了一幅明代长城蓟镇图，经过考证，觉得这是明代画师为镇守蓟县长城官吏绘制的实用图册，对研究明长城历史沿革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只可惜有少量缺失，便先后赴蓟县等地，向原收藏者详细了解情况，虽没能找回缺失部分，但进一步证实了他对图册的考证是正确的。为了妥善修复，他把几十米长的图册摆放在办公室走廊中一一核对，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看到图册，惊讶地说：老杨啊，你做了件大好事，这图册太重要了，一定要整理出版，为长城史再添上一笔重彩。
一件碎了八瓣儿的祖传绿色瓷器你们收不收?当杨文和手捧着一封河南上蔡县收藏者寄来的信件时，深知上蔡从商周时期便有十分繁荣的经济文化历史，立即感到它沉甸甸的，很快就与馆内的瓷器专家赶到了上蔡县。看到那件罕见的绿瓷莲花尊虽然碎成多瓣，但一块碎片不缺，他心中异常激动。收购回馆后，经文物专家精心修复，被定为一级文物。这件光彩夺目的大型莲花瓷尊体现了南北朝时期高超的制瓷工艺水平，一摆进陈列室，立即引起专家和观众的注目。
在发掘和保管文物的漫长岁月中，他边干边学，文物保管鉴定知识越积越丰富，他撰写的《淳化阁帖考》、《扫寇将军印考》、《明长城蓟镇图考略》、《中国历史博物馆书法大观》等一批文章和专著也相继问世，受到了文物界同行的称赞。1956年及1975年，他先后随团赴瑞士、日本参加文物展览。改革开放初期，他又作为领队，参加了在南斯拉夫举办的中国文物展。展览期间，他主动为在南斯拉夫访问的原国家主席李先念起草了在参观中国文物展时的发言草稿，并应邀为南期拉夫文化界人士作了题为《灿烂辉煌的敦煌文化》的讲座，到会的200多名来宾，深为他
的博学多识所感动，不时报以热烈掌声。其间，他又应邀来到铁托挚友、南斯拉夫著名画家、颇有造诣的东方学者安德·托贝奇·米玛拉先生寓所，鉴定他所收藏的东方文物藏品，并亲笔为他即将出版的画册题写了前言。杨文和端庄秀丽的汉字，中肯而又言简意赅的词句，深深感动了这位驰名欧洲的南斯拉夫学者，也使在场的中国展团成员钦佩不已。
忠诚的国宝守卫者
作为一位有着40余年工作经验的资深文物鉴定、保管专家，杨文和的退休在文博界、收藏界引起了不小的躁动。不少人都在打这块“香饽饽”的主意，打算不惜重金，想尽办法把这位久经沙场的尊神，连同他的法眼一块儿请进来。谁也没想到，杨文和却让北京市文物局文物鉴定研究所副所长张津才给“请”走了，这一请就是18年!刚开始文物局每月才给几百块“补差”钱，比起出手阔绰的单位，差得太远了。可杨文和偏偏喜欢这里，一来因为这是“国”字号的文物单位，他被安排到文物进出口检验室工作，这是给国家文物“站岗放哨”哩；二来，这里有孙会元等几位文物界前辈，同他们一道掌眼，能学到更多文物鉴定知识呢。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文物、工艺品出口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杨文和一走进检验室便会立刻被团团包围，每天从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那可是时时刻刻在为祖国几千年历史文化遗产把守关口哪!妄想发文物财、千方百计蒙混过关的大有人在。有人拿出石刻佛头送检，杨文和一眼便看出这是从北魏石雕佛像身上截取下来的，连忙摇头；有人送来带有文字的旧砖，他马上认出这是隋代塔基上的砖，当场表示拒绝出口。有个外国人送来几件长高各10厘米、造型精致的狩猎文错金银碗和银勺，虽然没有任何标记，但他凭借多年鉴定经验，马上就认出这是典型的唐代金银器物，当即阻止出口。一个高约70厘米的方形陶壶。显然是汉代典型器物，送检的人一看他当场拒绝出口，便将其拿了回去，隔了几天，又找人前来说情，希望能够通融一下。杨文和以礼相待，仍然坚持原则，绝不开绿灯。一次，有人抱着一只天球瓶瓷器，上面写有楷书“天地一家春”的文字，这显然是圆明园特有的文物，他和颜悦色地向来者说明不能出口的原因，很想为他介绍一家文物机构收购，刚要继续搭话，被别的事差开了。再回过头来人已不见踪影。杨文和后悔不迭。以后，他便多了个心眼，不仅为文物工艺品进出口把好关口，还将不能出口但有价值的文物介绍给有关单位。这天，运输公司送来一堆长近两米、宽30厘米、厚10厘米的古旧石板，里面还有些雕刻着精致花纹图案的石质栏杆和柱子，上面没有任何文字标志可供判明年代，而现有文件也没有有关这类古物不准出口的明文规定。但杨文和凭着多年文物鉴定工作经验并从雕刻花纹和石板的古旧程度判断，这些选材考究、雕刻精美的石板与栏杆，肯定是民国以前上层人物庭院或园林中的石桥构件，虽无文字可考，但确有一定历史文物价值，便苦口婆心地向申请人说明它们不能出口的原因。来人也为他的诚恳态度所感动，放弃了出口打算。
在文物进出口检验室工作的18个春秋里，他时时刻刻忠于职守，用一双X光般的眼睛为国家文物站岗放哨，守卫了多少即将闯出国门的文物啊。
责任编辑 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