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严格依法办事，力求把保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和稳、准、狠地打击汉奸特务很好地结合起来。要始终强调，必须做到防错防漏，不枉不纵，政法干部手中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决不允许草率办案。”
这是许建国在第一届公安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重审晋察冀边区供给部熊大正案
1939年3月，时任中央社会部保卫部长的杜理卿率领中央考察团赴华北敌后考察，6月到达了晋察冀边区中心阜平县城南庄，开始对边区军区锄奸部的工作进行考察，受到了边区领导的热烈欢迎。因工作需要，杜理卿改名为许建国。军区锄奸部的领导王某某，对自己的工作自我感觉良好，在向许建国汇报工作时有些得意地说：“军区锄奸部的锄奸保卫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前不久才破获了一起特大日特汉奸案件，挖出了深藏在边区的一批日特汉奸，而这些人竟都是边区政府部门的重要干部！”
“哦”王的一席话引起了许建国的注意：“他们是些什么人？”
“主犯是供给部长熊大正，还有卫生部长张珍、副部长李雪等十余人。”
竟然涉及到供给部长及正副卫生部长！许建国愈发重视了，忙问“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王某某说：“许部长您应该知道，晋察冀边区受到日本和伪军的层层封锁，日伪对于药品的管理又十分严格，但是熊大正不久前竟然能突破层层封锁从哈尔滨市搞来了一大批药品，这就引起了我们极大的怀疑，把他抓了起来，对他审讯。起初他一口咬定是从哈尔滨市伪警备副司令李占元那里搞来的，说李占元是他在哈尔滨读书的同学，关系很好，李占元虽是伪副司令，但他一向很同情共产党。经过我们加大审讯力度，熊大正方才承认他在哈尔滨读书时早就被收买，最后打入我党内部，此次药品的确是李占元搞的，但是经过日本人的同意，有意这么做的，目的是让熊大正借此立大功，从而能在晋察冀边区爬到期更高的位置，以获取更多的更有价值的情报。但是，他没想到我们的警惕性这么高，反而弄巧成拙，暴露了日特汉奸的身份，最后他还供出了张珍、李雪等卫生部和供应部的十几个人。”
听了王某某的汇报之后，许建国没有表态，而是让王某某把有关熊大正的案子的所有档案拿来，他翻着看着，目光落在熊大正盖了手指画押的那张招供书上，竟发现招供书上有斑斑的血迹。他的眉头不禁皱了起来，再看张珍、李雪及其余人的招供书，几乎是张张都有血迹，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这是怎么回事？”他指着纸上的血迹问王某某。
“哦，这些日特汉奸，开始死顽固，我们就给他们吃了一点苦头，他们才招了。”
“那就是说你们是刑讯逼供？”许建国的口气不禁严厉起来。
王某某还没有意识到许建国表情的变化，依然十分轻松地说：“咳，对待敌人不能心慈手软嘛，我们的同志一时气愤不过打几下，那也是很正常的，不然那些日特汉奸怎么会招供呢？”
“刑讯逼供怎么能算数呢？搞公安工作应当是重证据，重事实，轻口供，这样才能做到防错防漏，不枉不纵啊。”许建国激动起来，“当年‘肃反’，打‘ＡＢ团’，采用刑讯逼供的方式，冤杀和错杀了一大批好同志，难道血的教训还不深刻吗？当年我就是被刑讯逼供，打成了ＡＢ团份子，若不是江华政委赶到，我已经就去见马克思了。”
王某某被许建国说得脸红一阵、白一阵子，嗫嚅道：“这……这……”
许建国又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你要知道，政法干部手中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决不允许草率结案呀。熊大正这件案子，当然可能是审对了，但是，也的确存在着熊大正真心实意为党出力，为边区政府出力，利用李占元同学的关系搞来药品的可能性，所以我们的工作就不能简单粗暴，主观臆造，必须认真仔细地弄清事实。”
许建国的一席话，让王某某心服口服，连连点头：“是，是。”
为了弄清熊大正案子的事实真相，许建国昌着酷暑，亲自对熊大正进行复审。
当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熊大正走进审讯室时，发现此次主审换了人，这个人是从未见过的，一点也不似王某某那样冷酷，相反地态度很和蔼，审讯室的气氛也并非像以前过堂那样紧张。
“熊大正同志，”主审官开口说话了，“我是中央社会部保卫部长许建国，是专门来对你的案子进行重审的。”
戴着眼镜、一脸书生气的熊大正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他听到面前的主审官许建国依然称呼他同志，这在以前的审讯中是从未有过，从他第一次被带进审讯室就被直呼为“熊汉奸”、“熊日特”。
许建国继续道：“熊大正同志，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我们共产党人决不放过一个奸细，也决不冤枉一个好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会严格遵守党的政策和公安守则，决不动刑。你要讲真话，说实情，决不许欺骗政府，骗取信任，不要自欺欺人，更不可陷害他人。有错可以纠正，有冤允许申诉！”
许建国的话像一阵春风吹进了熊大正已冰冻的心里，他激动地叫嚷起来：“许部长，我一定如实交代问题。我是被冤枉的啊！是被屈打成招的啊，张珍、李雪等人也是冤枉的。他们要我交代同伙，我只好胡编把他们供了出来……”
一连半个多月，许建国对每一个牵进熊大正案子的人都一一单独会审，对他们始终都采用反复说理、耐心教育、以理服人、政治感化的方式，达到了显著的效果。这些人都主动说明问题，表明了自己的清白无辜。
就在案情真相即将大白之时，突然从哈尔滨来了一封直接寄给熊大正的信，使得熊大正一案又起风波。
信的原文是：“大正你好，久未得消息，不知你吃了童神医的药之后，身体康复得进展如何？请务必按照童神医的药方天天服药，并经常向他报告，不可大意。盼善自处理一切事物，是所至盼！”
看了这封信之后，许多已经相信熊大正等人是无辜的同志又动摇起来，尤其是冀中军区锄奸部的一些人，本来就对熊案重审颇不服气，此时便愈发坚定自己是对的，许建国重审是错误的，因为这封信的意思很显然是说，你目前在共产党内部发展得怎么样，一定要按照特务机关的指示行动，多向特务机关汇报情况，小心自己的处境。
许建国拿着这封信，却笑了，对大家说：“这封信的政治含义太明显了，使人一看便知其意思是什么。特务机关是十分重视如何保护自己的，他们的书信来往习惯用十分隐蔽的密码和信号，以免被发觉。这封信却似乎是在有意暴露熊大正，特务机关会这么蠢吗？熊大正被关押了几个月，案情已经出现在边区的报纸上，日伪的特务人员已经知道了熊大正其人，现在又获知此案在复查，可见日伪特务机关为了对我制造事端，加重熊大正的嫌疑，故写了这样一封信，提供假情况，造成假案，以达到破坏的目的。”
许建国的分析合情合理，叫人心悦臣服。
不仅如此，细心的许建国还秘密派人到哈尔滨调查李占元的情况。结果调查人员回来报告说，李占元在熊大正案登在边区的报纸上之后，没多久就失踪，外界的传闻说他暗通共产党，已被秘密处决了。
一切终于水落石出，被冤枉的熊大正、张珍等人终于获释，他们对许建国的感激之情，当然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
然而此时的许建国却毫无喜色，相反心情十分沉重，一方面是因为熊大正、张珍这些党的好同志受到了长时间的冤枉，差点丧命；另一方面是因为李占元的被暗杀。他对边区党委书记彭真和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说：“党的政策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进行抗日，像李占元这样身居伪军高职，又有一定良知和爱国的人应该是我们大力团结的对象。有他的帮助，对党、对政府的事业可以起到多大的帮助啊，但却因为我们工作的失误使他丧了命，这对于我们来说，损失可谓巨大啊。”
听了许建国的话，彭、聂两位心情也十分难受，彭真说：“我是边区的领导人，熊大正一案搞成冤案，责任在我。老许呀，从这件事看来，我军和地方的锄奸保卫工作还很薄弱，问题不少，人员素质也不是很高，你看你是不是和考察组的同志留在边区，加强边区的公安保卫工作。”
聂荣臻也说：“晋察冀边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不仅威逼北平、天津、保定、太原等华北敌人占领的大中城市，也是西北屏障和支援东北、华中的基地。因此，日军除了集中兵力频繁地进行所谓的军事‘扫荡’外，还多次秘密派遣特务打入边区，伪装抗日，进行破坏活动，国民党特务组织也从天津等地向边区渗透。因此，边区急需要加强情报人手，我想在边区专门成立一个情报部门，由你指挥，你看如何？”
按照原定计划，考察完晋察冀边区之后，许建国就要带队回到延安。在后方机关工作与敌后边区工作相比，其危险性自然要小得多，工作也轻松得多，而彭、聂也只是向许建国提建议，许建国完全可以推掉。但他想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党的大业，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下来：“好！”
经过党中央的批准，晋察冀中共北方分局社会部成立了，许建国任社会部部长，主管公安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
社会部一成立，许建国便着手开展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举行干部训练班。然后组织这些干部到各分区进行社会调查，深入研究边区的敌情和社情。随之，以这些干部为骨干，建立起各级公安保卫和情报工作机构，直到1943年，延安展开整风运动，许建国才返回延安，成为中央保卫委员会的三委员（即康生、许建国、曾希圣）之一。
审理陈伯达警卫员被刺案
“呯”的一声枪响，划破了寂静的夜空，顿时震惊了西柏坡村。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正在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由于中央首长全部都在场，因此保卫工作特别的严密，以防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破坏，在这种背景下，竟然会发生枪响，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意外和震惊！
刚闭上眼睛没有多久的许建国立刻从床上跳了起来，召呼警卫员：“快，出事了。”然后直往枪声响处奔去。
外围警卫员报告，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伯达的警卫员李子云被人打伤了。许建国赶到现场时，医生正在给受伤的李子云包扎疗伤。
许建国询问李子云：“怎么回事，怎么受的伤？”
李子云说：“今夜该我值班，刚才我忽然听到外面有响声，我就跑出来察看情况，只见南房有一个人影一晃，我再追过去，就被枪击中了。”他一说完，旁边的另一位陈伯达的警卫员孙伟也说：“我当时在睡觉，听到枪响就冲出来，确实看到南房有一个人影在晃动。”
许建国立刻说：“那你为什么不开枪呢？”
孙伟道：“我当时来不及开枪！”
“毫无疑问，这是国民党特务打的枪。”赶到的中央保卫委员会主任康生不经分析思考，就武断地下了结论，“立刻下令全村全县戒严，发现可疑人物可疑情况立刻报告。”
可以说，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绝大多数人都毫不犹豫地同意康生的观点，也难怪，如果不是国民党特务打的枪，那会是谁打的枪呢？
一向信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重证据”的许建国却皱着眉头沉默不语。从内心来说，他不赞同康生那么轻率地下结论，但康生是他的直接领导，他要在公开场合维护康生的形象，所以并没有出言反驳。事后，他亲自对现场、伤员以及内外警卫人员进行详细的调查，结果一下子就发现了4个重要疑点。
第一，伤员的伤口从里向外斜近，进口竟在大腿内侧，伤口小，外口比内进口高一寸，如果是如伤者所说，敌人是从南房向他开枪，那么伤口应该是不可能在大腿内侧，而应该是在外侧，而且伤口也应该比较大，外口应该与内进口相近。像李子云这种情况，应该是相当近距离枪击才能造成的。
第二，现场有一颗“七九”式步枪子弹壳，距李子云血迹左前方两三尺远，而李子云的用枪正是“七九”式步枪，这更说明枪击是极近距离发生的，否则子弹不会穿过大腿，而会留在大腿内。
第三，院内的南房是村副大队长的住房，枪响时他正在室内拿东西，并未听到房子附近及房上有任何响声；而且枪响之时中央保卫人员正在陈伯达住房的大门前向南巡视，他们也没有发现房上和房下有任何异常现象。
第四，孙伟的举止反常。孙伟以枪法好、反应快著称，并且有14年警卫员的经验，当他听到枪响之后冲出来，看到南房上有人影一闪，他竟然没有开枪，这确实很奇怪。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任何人的第一反应都应该是开枪，更不用说像孙伟这样的老警卫员！
在康生召集的讨论会上，在绝大多数人仍一口认定是国民党特务打的枪时，许建国提出了反对意见，并把4个疑点提了出来，一时震住了所有的人，大家这才感到他们确实是有些轻率。
一向自负的康生也不由得问许建国：“那么你的意见是什么呢？”
许建国道：“从上述4个疑点来看，基本上可以排除是特务打的枪，而很大可能是李子云自伤，而且孙伟说了假话，他很可能知道内情。”
虽然许建国的分析相当严谨，但是康生并未采纳许建国的意见，而仍然坚持此枪击案件乃是特务行为，他甚至拒绝许建国调查李子云、孙伟及要陈伯达配合工作的建议，仍然下令全村全县大搜查。
许建国当然不知道，康生为什么坚持要说枪击是特务案件，因为康生想借此事邀功请赏，如果他能够把特务抓住，那当然是大功一件。但是如果是警卫员李子云自残，那么破这件案子的意义就小得多，而且还会有负面影响，会被人说成是他这个中央保卫委员会主任教育无方。尤其是怕毛主席，因为当初就是他亲自点名让李子云给陈伯达当警卫员的，而陈伯达又恰恰是毛主席的秘书，因此，他宁可这个案子破不了，也不想弄清事实的真相。
许建国没有办法，只有私下里找陈伯达了解情况，并建议陈伯达做一做李子云的工作。但是，陈伯达一口否认他的警卫员有问题，并拒绝了许建国的建议。
由于侦破的方向完全错误，案件当然毫无进展，不仅如此，还有许多无辜的人受到牵连，变成了暗杀中央首长的国民党特务嫌疑人，受到了严刑拷打，有的还抓进了监牢。
就在许建国心急如焚之时，又有一起大案发生了，后勤部所在地的大伙房竟发生了一起投毒案！
原来，大灶管理员李方林在对菜锅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了菜锅里有一些可疑药粉。他便产生了怀疑，遂把药粉拿去化验，结果证实，那是毒药砒霜，而那锅菜应是由炊事员王河炒的。李方林即忙把情况报告给保卫委员会，康生立刻下令逮捕了王河，并声称，这两起案件都是想谋害中央首长，谋害毛主席，绝不是孤立而是有联系的，言下之意是说枪击案件也是王河做的。
王河受到了严刑逼供，但他一直大呼冤枉，拒不承认，结果一连被打昏过去了多次。一向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不赞同刑讯逼供的许建国心中虽然焦虑，但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王河有罪或没罪。
在康生审理王河的时候，许建国亲自来到了后勤部炊事组，将炊事组的同志一个个地找来谈话，了解情况。交谈之中，老炊事员老谢的话引起了他的高度注意。老谢说：“王河这个人通过我的接触，感觉他不像是国民党特务。小伙子人挺本分，手腿也勤快，就是有点色，我都劝过他好几回了，说色字头上一把刀，最容易引起是非，可他不听，结果，咳……”老谢说得直摇头。许建国紧紧地追问道：“老谢，你说他有点色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情况。”老谢看着许建国欲言又止。许建国严肃地说：“老谢，人命关天，你可要说实话呀，否则，真要出一个冤假错案，你这一辈子良心过意得去吗？”许建国的一番话震动了老谢，他四处看了看，终于低声说：“许委员，您说得对，人命关天，我非对您讲实话不可。打枪这个事是不是王河干的，我不知道，所以我不乱讲。但是下药这件事确实有点蹊跷，王河他没道理也没理由在菜锅里下毒呀！会不会是李方林故意裁赃给王河呢？他们两个是有矛盾的啊，别人不知道，我可清楚呢？”“哦？”许建国动容道，“他们俩有什么矛盾？”老谢一拍大腿：“女人嘛，村里的王寡妇男人死了七八年了，一个人很寂寞，因此行为很不检点，经常主动勾引男人，王河就是被她勾去了魂，我怎么劝他都不听。但是李方林也同王寡妇有一腿。有一天晚上我起床撒尿时，发现李方林正在敲王寡妇的门，王寡妇把门开开，李方林一头扎了进去。后来我为了王河好，就把这事讲给王河听，要王河再不要和王寡妇来往。结果王河不但不听我的，还跑去质问李方林。两人打了一架，因为这事说出去丢人，所以谁都不知道，只有王河告诉了我。我又劝王河说人家是管理员，你惹不起的，不要再和王寡妇来往以免惹火烧身，但是王河就是不听我的，还是和王寡妇打得火热。我看得出来，李方林是十分恨小王的。”
这是一条重要线索，对弄清投毒案事产的真相有重大的作用，许建国立刻找到了王寡妇。王寡妇到底是个没有见过大世面的妇道人家，一见保卫部的部长这么大的官来找她，并且一开始就询问她和李方林、王河的关系，知道事情严重，吓得直打哆嗦，立刻一五一十地把实情说了出来。
事实真如老谢所说，李方林挨了小王的打，而且王河又继续跟王寡妇来往，心里恨极了王河，就想对王河进行报复。而王寡妇也因为和李方林的事，经常受到王河的辱骂、殴打，心中也恨王河。两人就商议，由王寡妇到县里买了两包大砒霜交给李方林，李方林乘检查时将药倒入了王河炒菜的锅里，使王河被当做国民党特务抓了起来，进而又被认为他也是枪击案件的主角。
王寡妇作了交代，再加上老谢这个人证，许建国立刻把李方林抓了起来。李方林顿时傻了眼，情知再说假话只是死路一条，只好老老实实地交代清楚了陷害王河的事实。
但就在李方林交代的同时，康生那边传出消息，国民党特务王河招了，承认枪击案件和投毒案件都是他所做的。当康生逼问谁是你的幕后老板，还有哪些同党之后，王河又交代了一大批人，这些人都是党政机关的重要干部。于是康生下令抓人，一时间，一大批人被莫名其妙地被抓了起来。这一切当然都是康生刑讯逼供造成的严重后果。
事态严重，许建国立刻找到康生，将李方林招供的情况向康生作了汇报，并肯定地说：“王河是被冤枉的，是屈打成招，李方林才是真正的作案者。枪击事件也不是王河作的，从4个疑点来看，只可能是伤员自残。应立即释放那些被王河胡乱供出的同志。”
康生怎肯听许建国的，他厉声指责道：“王河已经招供，这件案件已经定性，是翻不过来的。什么老谢、王寡妇、李方林这3人都有问题，他们是想舍小保大，这3个人都要给我抓起来。我是中央保卫委员会主任，你是委员，你要听我的。许建国同志，”他加重了语气，“这是党的纪律所规定的，如果你再一意孤行下去，你将会站在党的对立面，成为反党分子。”
康生以反党这顶大帽子来压许建国，许建国并没有被吓住，而是据理力争道：“康生同志，如实地向上级汇报已了解的情况，这是一个党员的责任，也是任何一个党员应该做，也必须做的事，这样做绝不是反党，而恰恰是对党忠诚的表现。”
康生见许建国针锋相对，气得脸都青了。一旁的曾希圣见他们闹得很僵，连忙在中间劝：“算了，算了，都是为了把工作搞好嘛，都歇歇火，歇歇火。”康生哼了一声，说：“案子就这么定性了，我现在就去向毛主席汇报。”然后手一甩走了。
曾希圣又劝许建国道：“老许，算了，不要顶撞领导，这样对你不好。”
许建国摇头道：“你说得对，我当然不会顶撞他，可是他不对，我当然要提出我的看法。我已经想好了，这件事我要向毛主席一五一十地汇报，毛主席一再强调说不能放走一个特务，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我相信毛主席会秉公处理的。”
曾希圣十分吃惊：“向毛主席汇报，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你不能够越过康主任这个上级。”
许建国说：“是，我知道，这是越级汇报，是违反了组织原则，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两起冤假错案发生。我已做好了准备，如果这件案子是我搞错了，我愿意受党组织的任何处分，包括杀头。”
曾希圣叹息着走了。许建国站了一会儿，便毅然地向毛主席的办公室走去。
毛主席一见许建国，立刻站了起来，亲切地向他伸出手去，笑着说：“许大胡子，是你呀，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对许建国毛泽东是非常熟悉的，1934年底，红军开始长征时，许建国就被调到了国家保卫局，负责保卫中央的年老同志。当时，在艰难困苦的长征路上，很多年老或生病的同志掉队后要加以收容和保护，这是一项重要而困难的任务，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一些中央老首长就是在他精心护卫下安全到达遵义的。他的赤胆忠心、英勇机智毛泽东看在眼里，记在心里。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成为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后，专门下令嘉奖许建国。而后，红一、四方面军在川北毛儿盖会师后，张国焘阴谋分裂党中央、篡夺领导权，当时的形势既紧张而又复杂，许建国奉红三军团政委李富春的命令，警卫毛儿盖会议，圆满地完成了确保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安全的光荣任务。事后毛泽东再次下令嘉奖许建国，并于1936年4月亲点许建国调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可以说，毛泽东对许建国是非常欣赏的，也是非常器重的。在延安，因许建国工作繁忙，没时间剃须，因此胡子越长越长，许大胡子的外号就是毛泽东叫出来的。
许建国坐了下来，仔仔细细地把他对两起案件的调查情况讲了出来，毛泽东一边吸着烟一边认真地听着，时不时地还插入两个问题。等许建国讲完，他皱起眉头道：“你讲的和康生讲的完全不同啊，不过听起来，好像你的分析对头些，证据充分些，这两起案件看来要好好地分析研究一下。我早就说过嘛，我们绝不能放过一个特务，也绝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听了毛主席的话，许建国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
其后，由于毛主席对这两个案件表现出高度的关注，陈伯达不得不积极配合许建国做李子云的思想工作。李子云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只好承认自己是因为请假回家结婚未被批准而自伤。而王河也承认自己是屈打成招，李方林也再次认了罪。至此，两起案件真相大白。
许建国又受到了嘉奖，而康生则受到了严肃批评，这就使康生在心中对许建国产生了仇恨，导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积极地支持江青，诬陷许建国，将他打进了大牢。
指导侦破萧山通天大案
1955年6月18日19时10分，一辆设施一流的客运专列缓缓地驶出了杭州火车站，乘坐这辆专车的是毛泽东主席和前往中国南方访问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此时，毛泽东和马林科夫在他们的车厢里亲切交谈，而坐在专列第三节车厢里的浙江省副省长兼公安厅长王芳正密切注视着周围的一切。王芳是老公安出身，刚从省公安厅长的职位上提升为副省长，毛泽东每次到浙江，都是由他亲自做保卫工作，这次也不例外。
按照原定计划，专列将于19时30分驶出杭州火车站，但是毛泽东主席在19时突然要求列车提前20分钟出发，并且严令不许通知任何人。随同人员只好照办（毛主席经常突然改动预定计划，以防万一。在1971年南巡时，为防林彪暗下毒手，就多次改变预定行踪计划）。因此专列原定于20时整到达萧山县城，结果19时40分就到了。
正在穿越萧山城的西门道口时，突然砰的一声闷响传入王芳的耳中。他立刻警觉地站起身，习惯地先看了手表，此时时间正指向19时45分。然后他立刻迅速出门查看，惊愕地发现，在第六节车厢列车行进方向靠右边的一扇玻璃窗上被击破了一个洞，洞口有拇指般大小。
“有人袭击专列，有反革命分子破坏！”王芳及随同保卫人员顿时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当专列在诸暨县火车站停靠时，王芳快步下车，到车站站长室和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吕剑光通了电话，告知了专列上发生的情况。吕剑光接到电话，立刻打电话给萧山县公安局潘振铎局长，告知他今天中央首长乘坐的专列途经萧山遇到袭击，专列玻璃被击破，命令萧山公安局24小时内破案。打完电话之后，吕剑光又立刻连夜赶往萧县，同潘振铎一起研究案情，随后又一起赶往杭州，去向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和谭震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华东局第一书记，当时正在杭州检查工作）汇报。
到了杭州北山街江华书记的住处之后，他们俩发现会客厅坐着的是公安部副部长许建国，许建国是陪同谭震林一起来的。见了他们俩的面后许建国说：“谭副总理、江华书记有要事出去了，不能听你们的汇报了。谭副总理要你们向我汇报，由我转达。”吕剑光立刻把发生的事情向许建国作了详细的汇报，潘局长作了补充。许建国郑重地说：“这件事非常之严重，必须迅速侦破。萧山公安局责任重大，应全力以赴，力量不够，省公安厅要大力协助。这列专车不是一般的专车，车上坐的是毛主席，而且还有苏联老大哥的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
直到这时，吕剑光和潘振铎才知道专列上坐的是毛主席，而且还有苏联的领导人。他们顿时冷汗直流，明白事情严重到通天的程度了。
许建国又问潘振铎，“目前你们已经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潘振铎道：“省厅限我们24小时内破案。现在我们全局动员各股所留一个内勤看家，其余全分头下去。县委也命令西属区委，要他们发动区、乡干部全力配合，查清楚从西门道口起至白鹿塘车站的铁路沿线各村中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历史复杂分子在今晚19时至20时的行动，凡有可疑的都即行扣押审查。”
“好！”许建国道，“你们一有进展立刻向我汇报，我在向谭副总理汇报之后，会立刻赶往萧山。现在你们立刻回去指挥。”
第二天（6月20日）上午，许建国向谭震林副总理作了汇报，汇报完后，赶往诸暨县火车站，专门查看专列玻璃窗上被击破的洞。这个洞显然不是枪击造成的，因为如果是枪击的话，列车另一侧的玻璃也应该击破，但事实上却没有击破。当然若枪击的距离较远，子弹击破右侧玻璃后会落到车厢内，这种情况也可能出现，但在车厢内并没有发现弹壳。同时，从洞口分析，洞口破碎处并不均匀，洞口周边的玻璃还有明显的裂痕，这显然不是子弹造成的，而是某种尖状物体撞击而成的。
对着洞口，许建国反复思索着，比划着，渐渐地形成了初步的判断。
“虽然毛主席的专列遭受到袭击，是一起特大的政治事件，作为一个公安部的副部长，首先要往最坏的方面考虑。但是一切要以事实为依据，实事求是，更是基本的准则。从这个洞口分析，敌人有意暗杀毛主席和马林科夫的可能性甚微，倒极可能是当地群众丢石子误中列车造成的。”
当许建国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王芳时，王芳也赞同许建国的想法。于是，为了把事件的真相彻底弄清楚，同时也考虑到萧山公安局因压力巨大而可能发生大搞逼供、错捕人的情况，许建国从诸暨县调了一辆火车，乘着车到萧山去了。
此时萧县公安局的正在西属区安桥乡各村紧张地查着。因为从萧山西门道口到白鹿塘车站这一铁路区间，行政区划隶属西属区安桥乡，公安人员们把安桥乡各村的“四类分子”和历史复杂分子全部集中到了乡政府，然后逐个审查核实这些人，当时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事，费了很大的劲，却未能获得有价值的线索。当许建国乘火车到达曹家桥时，60余名“四类分子”和历史复杂分子有40多名排除了嫌疑，还有20余名尚在核实当夜出事时他们的行动情况。
许建国从列车上下来，看到在场所有的人都因时间不多案子却未能侦破而紧张不安，急忙微笑着和同志们招呼：“同志们辛苦了！”并和同志们亲切握手，大家看到身为公安部副部长的许建国毫无架子，并且非常放松，紧张的心情不由得慢慢松懈下来。
许建国听取了潘局长的现场汇报后，挥了挥手说：“同志们，我在这里提三条意见：第一，取消24小时破案的命令（在场干警都长出了一口气）；第二，案件的性质，看来不一定就是反革命破坏，眼光不要只集中在四类分子身上，侦察面要广一些，这起事件极有可能是群众丢石子误中专列造成的（在场干警心情更轻松了许多）；第三，侦察地段重点放在安桥乡的曹家桥村，因为我勘察了这一铁路区间，发现此处铁路穿村而过，事情很可能就发生在这里。”
听了许建国的指示，大这有心中巨大的压力都减轻了不少，对侦查范围、侦察重点也明确了不少。
到6月23日下午，萧山公安局综合了各方面的侦察情况，确定村民曹文生为作案重点嫌疑对象，诚如许建国所指示的那样，这个人并不是一个“四类分子”，而是曹家桥村的一个地地道道的贫民。
潘局长亲自带着人跑到曹文生的家中。此时已是深夜，大家一边敲门，一边喊道：“曹文生你起来。”曹文生听到声音，急忙应答道“好好，我来开门，我来开门。”但却迟迟不把门打开，原来是曹的妻子闻声后，本能地惊恐地抱住了丈夫的腰身，不让他开门，还放声大哭起来。
“快开门。”潘局长的声音严厉起来，大家也一起提高了语调，加重了语气。
终于门打开了，曹文生上身赤裸，下着一条破旧的短裤，站在门口发抖，而他的妻子则边哭泣着边挨着他的身边，紧紧地抓住他的手。由于家里穷，所以他家里连油灯也没有一个。大家借着依稀的月光望去，只见他家家徒四壁，只有一张破木桌子摆在中央。潘局长道：“曹文生，现在跟我们去萧山公安局走一趟。”“是，是。”曹文生惊恐地应道，披上一件破上衣，跟着走了。身后，他的妻子一直在痛哭。
曹文生被带到了公安局，时针正指向1点。在局长办公室外间的小会议室里，已摆好了“三堂会审”的场面，上首坐着潘局长、解副局长、朱克科长，秘书陈如康准备好了做笔录的纸笔，坐在局长一侧。治安股股长陈荣杰、侦察股股长杜永毅坐在两旁。曹文生一脚跨进会议室就傻了眼，冷汗直流，双脚索索发抖，耷拉着脑袋，不敢正视几道威严的目光，答问话也语无论次。
潘局长严肃又恳切地说：“曹文生，我们公安同志知道你是贫农，不是阶级敌人。”听局长这么一说，曹文生一颗七上八下的心，稍稍安定一点。潘局长继续说：“你是一个翻身农民，靠共产党才分得田地。贫农做了错事，也要老实交代，争取政府从宽处理……”
曹文生听了开导话，开口道：“局长，我，我……”曹张开口刚想述说，转而又想：不能说，说不得，又紧紧地闭上了口。此时曹文生脑海中映出在家中哭哭啼啼的老婆和两个儿女的身影，心想：这么大的案子，听说钦差大臣都下来查案了，人人传说，案犯查出来，逃不出一枪两个洞。自己死了不算，老婆怎么办？唉！哥哥死后，嫂嫂跟我过日子，总算拼成一个家庭，如果自己被枪毙，妻子将第二次守寡，两个孩子谁来抚养……越想越不敢承认，越想心越跳得厉害，大粒大粒的汗珠，点点往下滴。潘局长的开导声在曹文生耳旁再次响起：“曹文生，犯了错误，要有勇气认错。硬着头皮顶，是过不了关的。承认错误，坦白得好，可以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潘局长苦口婆心教育了一个多小时，曹文生的心情才平和下来，乱哄哄的脑袋也冷静起来，交代了案情。
曹文生说：“18日傍晚，火车来之前，有五六个人站在火车路西侧闲谈。我站在友根家的台门口，参加闲谈，手中捏着一块从铁路上拾起来的凌角石头在玩儿着。这时看到一部蛮漂亮的火车开过来，我随手将玩儿着的石头从下往上抛了过去，掼在第三节或者第四节车厢上，大约钉在火车的窗门上了。”
曹文生承认了。侦查人员拧紧了的心，总算宽松了。案子有了着落，但只有口供，没有旁证，上级领导会相信吗？于是潘局长继续追问曹文生：“你说的是真话？”
“我现在说的话都是真的，绝对不骗政府。请求政府宽大！”
“你为什么要向火车扔石头呢？”
“我是随意掼了出去，闹着玩儿的。”
“你掼石头时，有人看见吗？”
“我们一起有五六个人，曹培兴站的地方离我最近，他大概是看见的。”
潘局长询问毕，侧身与解副局长、朱科长悄悄商谈了几句，即命将曹文生暂行扣押。
曹文生押走后，潘局长转身对杜永毅说：“你立即去曹家桥找曹培兴谈话，要尽快取得旁证。”
杜永毅奉命再次步行到曹家桥时，时间已是24日清晨了。杜股长敲响曹培兴家的大门，曹培兴睡眼惺松地开了门，一见是他，不待询问，便开口直说：“宋股长，这件事情我错了，请求政府从宽处理。”
“你什么事情做错了？”杜股长诧异地问。
“向专车掷石头的事，是我做的。”曹培兴一本正经地回答。
杜股长被曹培兴这么一说，心里发愣了：案子查了几天几夜，谁也不肯承认，现在几小时之内，忽然有两个人出来认账，谁真，谁假？
杜股长冷静下来，将两人情况作了比较，觉得曹培兴的承认来得蹊跷，真实性小。但是，如果不是他作的案，又何苦来承担这个罪名呢？他思索着。忽然，他双眉一锁，想起“因势利导”这个成语，决定来个“假戏真做”。于是他从公文包中取出纸张，口袋里拔出钢笔，与曹培兴一问一答，做“询问笔录”，然后叫曹培兴签了名字，盖上手印，然后很严肃地对曹培兴说：“曹培兴，你做了错事，主动坦白，可以得到政府宽大处理。但是向专列扔石头，打破玻璃窗子，破坏铁路交通安全，是犯法的事，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政府宽大不是无边的。现在白纸黑字写在这里，我将案子报上，你再想否认，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了，法律是不允许的。老曹呀，你仔细想想看，如果不是自己做的错事，何苦要把别人做的事弄到自己身上来呢？”
这么一提醒，曹培兴吃了一惊，搓搓双手，慌里慌张地说：“啊呀！我错了，我错了，要犯法受处分，我吃不消的。我讲实话吧！昨天晚上，公安同志把文生带到萧山之后，文生老婆哭哭啼啼到我家来，恳求我，她说，‘培兴哥，你救救我们一家大小的性命！火车路上掼石头的事是文生闯的祸，悔也迟了。他今天晚上被抓到萧山去了，如果勿回来，伢全家要饿煞哉。你是党员，做过多年乡长，你去承担，政府一定勿会难为你的。看在我们两个孩子的面上，行行好。’文生老婆一面哭，一面给我跪了下来。我一时糊涂，编造谎话，来认这个罪。其实文生向火车掼石头，我当时是看见的。没想到案子闹到这么大，如果揭发了他，他坐了牢，女人孩子都活不成，所以一直没有对政府讲真话。是我错了。”
杜股长把曹培兴的陈述，一字一句地做了笔录。
案情至此已全然明白了。杜股长回到萧山，向潘局长汇报了曹培兴的插曲，呈交了笔录。潘局长认定案情已经大白，就命秘书陈如康将案情写成书面报告，上报省公安厅。省公安厅迅速向中央、公安部汇报。
6月25日下午，省公安厅打来电话，说此案关系重大，许建国副部长要听人犯口供录音，省厅派技术员到萧山录口供，公安局要做好准备。傍晚，省厅领导带了技术员，搬来一只笨重的钢丝录音机，安放在侦查股的办公室里，用一根电线，通向杜股长的办公室。一切准备就绪后，将把曹文生从看守所提押出来。
潘局长坐在办公桌后，亲自担任主审人，杜股长坐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做记录员，厅领导坐在隔壁间静候，技术员打开录音机，专心致志地操作着。录音开始，潘局长将全案过程，从头到尾询问了一遍。询问完毕，曹文生押回看守所。大家围着录音机试放一遍。厅领导听后，表示可以交差。至此，所有参加侦查工作的人员，如释重负，精神才真正放松下来。
厅领导微笑着对潘局长回顾说：“这件案了总算破了，为什么许部长如此重视，还亲自来勘察现场。你们干了这么多年的公安工作，也从未遇过吧？你们知道那天专车上坐的是谁？是毛主席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这样的专车，遭到袭击是全国最大的案子了。”潘局长兴奋地接着厅领导说：“这个案子可以称做‘通天案’，没有再大的案子了。幸而案子已经侦破，想想案子大到通天，不免心有余悸！”在场干警闻言，第一次听到是毛主席乘坐的专车，而且是陪同马林科夫南访的专车，个个都伸出舌头。难怪案件未破时，传言四起：如果案子破不了，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长、侦查股长都将被撤职，可真的不是闹着玩儿的了。
“通天案”案犯该如何发落？在萧山公安局干警心中还是一桩悬念。县公安局把案卷报省公安厅，省厅把案卷报公安部，口供录音带、旁证笔记一并送去。许建国在听取了公安部的汇报后，认为：“曹文生破坏铁路交通安全，是犯罪行为。考虑到曹文生是一个贫苦农民犯错误，贯彻教育为主方针，可以给予从宽处理，判个缓刑就行了。”中央批示到省里，王芳副省长在曹文生的案卷上，亲笔批了处理意见。萧山县人民法院于１９５５年７月１６日判处曹文生有期徒刑３年，缓期执行。
曹文生坐了２３天班房后，提着一只灰色旧包裹回到曹家桥家里。妻子、两个孩子一见文生回来了，以为是在梦里，一时都惊呆了，久久说不出话来。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