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熊向晖，原名熊汇荃，安徽凤阳人，1919年4月出生于山东省掖县。1936年9月，17岁的熊向晖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1936年12月8日，熊向晖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清华、北大、南开3校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11月在长沙开学。熊向晖前去长沙报到。
国民党著名将领胡宗南意欲仿照蒋介石使用陈布雷的手法，一直在寻觅自己的心腹亲信。1937年12月，胡宗南自淞沪战场西撤潼关途中，突然接到一份湖南青年战地团的电报，称有不少进步知识分子踊跃参加该团，自愿到胡宗南的国民第一军服务。胡宗南见电大喜，当即回电表示欢迎。胡宗南从早年黄埔军校中发现，湖南的知识青年文化程度高，整体素质优秀，具有湘军的传统，最适宜培养成为优秀的军人。为此，他专门派人到湖南大量招收青年学生。此外，他还策划成立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从社会上吸收了50名流亡大学生及知识人才，到他的部队中服务。
1937年底，熊向晖的入党介绍人、中共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蒋南翔被调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受在武汉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和董必武的直接领导。蒋南翔的秘密职务是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及南方局青委书记、全国学联党团书记。周恩来闻讯长沙成立了一个胡宗南的青年战地服务团，要求蒋南翔立即推荐一位秘密党员报名参加。针对胡宗南的特点，周恩来提出几条：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因为胡宗南为人势利）；年纪较轻，仪表不俗（胡注重外表）；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胡是主战派）；知识面广，记忆力较强，看过一些介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和孙中山的著作（胡自称中山信徒）；肯动脑子，比较细心，能随机应变（胡干练、老谋）。蒋南翔推荐了符合条件的熊向晖。
1937年12月底，胡宗南到达武汉，决定对服务团成员分批传见，当面考核，并决定录用事宜。胡宗南在传见熊向晖之前，已经了解到熊向晖在北平参加过学潮，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的负责人之一。胡宗南清楚这是一个公开的抗日救亡组织，不清楚的是，据说“民先”中有不少共产党员。胡宗南要弄清楚这位姓熊的到底姓不姓“共”。他暗中调查的结果熊只是激进学生，而不是共产党员。
当胡宗南喊到“熊汇荃”的名字时，熊向晖并未应声而起，而是举起右手，朗声答道：我就是！胡宗南继续问：贵庚？熊回答：再过3个月零4天满19周岁。胡宗南：为什么到本军来？熊汇荃：参加革命。胡：熊先生来本军是为了参加革命？熊：孙中山遗嘱第一句话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胡：怎样才是革命？熊：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现在“驱逐鞑虏”就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胡：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熊：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胡：对反革命怎么办？熊：杀！
胡宗南派侍从副官将熊向晖接到他的住处个别谈话。胡采用漫谈的方式问起熊的学历，称赞他17岁进大学了不起，尔后诘问北平学生为什么闹学潮，反政府。熊回答：不是“学潮”，是学生爱国运动；我参加的爱国运动不是反政府，而是拥护政府反对日寇侵略，反对华北自治；爱国学生的要求远不及委员长去年7月提出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胡宗南盘问北平学生建立了什么组织。熊向晖当即说明自己曾参加过抗日救亡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担任过清华分队的负责人。胡：为何取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熊：不是我起的名，但我记得中山先生讲过，民族主义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胡宗南面露喜色，称赞熊向晖对总理遗教有研究。胡又问，中共对北平学生的影响大不大？熊回答：不清楚。熊向晖接着说：清华学生都来自中上之家，被认为是“天之骄子”，埋头读书可以出国深造；就我自己而言，看到日寇侵略，汉奸横行，感到愤慨，不愿做冷血动物，课余参加爱国运动，出于自觉自愿；现在投笔从戎，到贵军参加革命，决心上前线，洒热血，抛头颅，更是自觉自愿。
胡宗南站起来同熊向晖握手，代表第一军表示欢迎。胡宗南问其熊向晖的家庭情况，得知熊父在湖北高等法庭任庭长。当即要熊写下家庭住址，表示明天专程请其父来用便餐。据说，熊父本来反对其子弃学参军，自从应邀同胡宗南便餐叙谈后，马上转变了态度，并对熊向晖说：胡军长要我放心把你交给他，他向我保证，一定把你培养成栋梁之材！
胡宗南经过“考察”，确信熊向晖是一位与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的忠实优秀青年干才。
二
胡宗南在与熊向晖个别谈话的当晚，熊向晖便从武昌来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接受组织上的指示。董必武向他介绍了周恩来的考虑及决策过程。董必武介绍，周恩来认为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内心爱国，倾向抗日，胡宗南在淞沪抗战中表现不错。董必武转告了周恩来给熊向晖规定的3条铁律：第一，不要急于找党，今后联系将由周恩来派人查明胡宗南的驻地，设法联系，这个时间无论多长，都要耐心等待；第二，隐蔽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相机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有所进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同他一致，白皮红心，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的误解咒骂，也不要认为丢脸，要忍耐，有韧性；第三，在国民党内，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卑就受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不宜过亢，同流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处事绝不可骄，谨慎，不可鲁莽。董必武代表周恩来共同送熊向晖8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一次，胡宗南暗中设计，由特务头子制造了一封检举熊向晖是“匪谍”的匿名信，故意拿给熊向晖看。熊向晖一拍桌子，质问这是何意，指责这是玩特务手段，表示要向胡宗南辞职。特务头子马上劝阻，表白是好意。
另一次，胡宗南去西峡口会晤汤恩伯，随身只带两人，中途夜宿村塾。熊向晖不作声张，独自通宵警戒。被胡宗南无意中发现，印象很深。
1938年2月，熊向晖随服务团由武汉转至陕西凤翔整训。5月，胡宗南从西安到凤翔与熊向晖单独谈话。胡宗南说，你是一棵劲松，我要把你培养成材，首先要你做革命军人，成为黄埔大家庭的一员。第二天，胡宗南让熊向晖与他同车去西安，将熊引进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成为一名特许学员。在这里，熊向晖与其他学员一起，集体参加了国民党。10月，胡宗南传见熊向晖，称赞他已经像个革命军人。问其家庭情况，得知熊的父母逃难入川，父亲已失业。胡宗南立即派人安排熊向晖的父母移居西安，给与生活费用，并前去探望，嘘寒问暖。
1939年3月，第七分校召开毕业典礼大会，熊向晖在军校学习期满。西安党政军各界领导人参加。胡宗南指定熊向晖代表毕业生致词，讲词由熊自拟。熊向晖讲得慷慨激昂。事后，胡宗南找熊向晖谈话，满意地说，现在的局面比过去大得多，他需要一个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于是，胡宗南委派熊向晖担任他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机警的熊向晖故意表示不敢从命。胡问他原因。熊向晖说：胡先生认识我还不到一年半，不少人知道我是“民先”的负责人，有“左”的嫌疑，在胡先生身边担任这样重要的工作，我不能胜任，也不好办事，别人可能会说闲话，对胡先生不利。胡宗南自信地说：你的情况，我完全了解，我一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作出的决定，谁敢说不？
从此以后，熊向晖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胡宗南的重要文电无不经由其手。
熊向晖还承担着为胡宗南起草讲话稿的职责。熊向晖起草的稿子短而精，其豪言壮语很适合胡宗南的口味。于是，胡宗南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个陈布雷式的文胆人物。
中共中央通过熊向晖，极为关注胡宗南的抗日立场。熊向晖认为：胡宗南抗日积极，倾向进步，很信任熊，有时候还同他一起学习唯物论和辩证法。不久，熊向晖作为周恩来两年半前下的闲棋，布的冷子，已经不闲也不冷，因为胡宗南已经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他的特殊任务也随之明确，就是——搞情报。
三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5月26日，中共中央声明完全同意。蒋介石闻悉，密电胡宗南：你部应乘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期完成部署，行动绝对保密。已经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胡宗南，密令5个军20余师秘密进入指定作战位置。当时中共留在陕北的武装只有一个359旅，以及首脑机关的警卫和地方部队。
7月3日，身为胡宗南机要秘书的熊向晖及时将“闪击延安”的军事部署与攻击时间，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设立的地下电台及时转告了延安。
毛泽东接到熊向晖的密电，深感震惊。他连续采取了3项应变措施：一是把蒋、胡闪击延安的消息迅速向外界传播，意在运用国际国内统一战线的力量制止内战；二是在边区紧急动员，准备以武力还击胡宗南的进攻；三是请周恩来、林彪火速赶往西安，直接与胡宗南交涉。3项措施中以第一项为重。
7月4日，毛泽东发给在重庆的董必武一份急电，通报胡宗南即将发动的军事行动，立即向外传播，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找张治中等交涉、制止。经董必武及时传播后，英美苏等国大使纷纷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弄得国民党极为尴尬狼狈。
同一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给胡宗南发出急电，揭露：“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道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至兵连祸结，破坏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联邦之作战任务。”毛泽东下令，通过重庆《新华日报》等各种新闻渠道，刊登朱德的这份电报，火趁风势，舆论大哗。
7月4日，熊向晖把收到的朱德的电报，送给胡宗南。胡极为震惊，看了两遍，犹嫌不够，又让熊念了一遍。皱起眉头说，这一手厉害！接着，向熊提出两个问题：“是谁泄的密？这一仗打不打？”熊向晖从容回答说：“应该查明是谁泄的密。也许有共产党间谍混进来。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代。”胡宗南继续问计于熊向晖：“你看怎么查？”熊向晖说：“请胡先生指定专人，将西安和参战部队知道这一机密的人，包括我在内，列出名单，秘密审查。表面上若无其事，不要打草惊蛇，免得泄密的人逃跑。但从现在起，就不要让涉嫌的人参与机密，特别不要让他们知道这一仗打不打，防止再泄密给共产党。”胡宗南深以为然。当日晚，胡宗南通知熊向晖出席长官部召开的讨论打不打的高级幕僚会议。会上，胡宗南作结论说，停止进攻，恢复原态势。蒋介石收到电文，于7月7日电复胡宗南：同意罢兵，但要查明有无泄密、通匪情事。8日，胡宗南下令收兵。
7月6日、9日，朱德两电蒋介石，呼吁团结，避免内战。八路军留守处主任萧劲光通电胡部20余名师长以上将领，呼吁消弭内战危机。
9日，延安3万余人集会，进行制止内战、保卫边区的紧急动员。
7月10日，胡宗南安排在小雁塔副长官部招待酒会接待周恩来，挑选黄埔六期以上将级军官30人左右，各自偕夫人出席做陪，对周恩来以师礼相待。胡宗南自始至终派熊向晖作为自己的亲信代表，负责每次接送周恩来的任务。熊向晖于10日下午，乘胡宗南的专车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迎接周恩来。周恩来本来只知熊向晖其人，未见其面。熊向晖自报家门，周恩来大喜过望，即紧握了一下熊向晖的手。熊向晖机警地轻声以英语提醒：“请小心，提防被灌醉。”
胡宗南亲到会场外迎接周恩来，向他敬礼。这次酒会胡宗南没有请黄埔四期的林彪出席。因为林彪从苏联疗养回延安经西安时，对胡宗南的态度甚卑，致使胡宗南瞧不起他。
酒会即将结束，周恩来举杯说：“感谢胡副长官盛情款待。胡副长官说，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军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也会高兴；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南京，收复北平、天津，收复东三省，收复所有被日寇侵占的中国山河土地，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强大国家！同意的，请干杯。不同意的不勉强。”说完，周恩来一饮而尽。跟着周恩来，一座酒杯皆空。
车回七贤庄，周恩来借故命熊向晖向胡宗南转交一些书报，将熊留下作简短密谈。周恩来再一次紧握着熊向晖的手，亲切而动情的说：“这几年，你辛苦了。”熊百感交集，禁不住要流泪。周恩来深情地告诉熊向晖：对党要忠诚，对敌要狡猾；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大不放小，注意战略动向，主要着眼保卫党中央。
军统西安站给胡宗南送来综合监视报告，熊向晖尽职地把这些报告送给了胡宗南。胡宗南得意地对熊向晖说：周恩来在西安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我们眼睛。
7月11日，蒋介石与胡宗南均正式复电朱德总司令，声明并无攻意。
12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
胡宗南看到上述电文哈哈大笑说，我已经下令收兵，可见共产党情报不灵。
按照蒋介石查明有无泄密、通匪的情事指示，查出了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张涤非和一名中央社记者曾经公开叫嚷要毛泽东趁共产国际解散之际有所表示，二人为立功，抢先喊出了“解散中共”的口号。因为他们认为，反共是不会错的。胡宗南立即将两个“匪谍”关押。
四
抗日战争胜利初期，胡宗南指令从自己的亲信干部或陕西著名士绅子弟中，选拔了17名大学生，由他保荐并出资，送到美国去留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其中就有中共红色间谍熊向晖等3名中共地下党员。
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把胡宗南紧急召到南京，面授“犁庭扫穴、攻占陕北”的作战方略。蒋介石决定，考虑到美、苏、英、法4国外长将于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决定胡宗南在这一天进攻延安，造成既成事实。
此前，熊向晖赴美的一切手续均已办妥。1947年1月底，熊向晖向“美国总统轮船公司”预定赴旧金山的船票，因船少客多，1月份没有，2月份也已经售完，最后改期在3月上旬。其间，熊向晖与新婚妻子到杭州作两星期的蜜月旅行，然后去上海乘船赴美。
胡宗南得到蒋介石的密令后，立即派特务在杭州找到熊向晖，命他立即返回南京。熊向晖给新婚的妻子留下赠言说：保密局盯上了我，如5天后收不到我的信，我就凶多吉少，请她多珍重。
3月2日，熊向晖来到胡宗南设在南京的临时办公室，胡宗南和他的参谋长盛文正在看地图。胡宗南对熊向晖说：要打延安了，打完这一仗，你再走，明天就回西安。接下来，胡宗南与盛文向熊向晖介绍了这次攻略延安的作战行动，并具体交代熊向晖着手准备“七分政治”方案。尔后，胡又将熊单独带进一个房间，递给他一个公文包。要熊反锁房门，照公文包里的文件画一份草图给他，供总裁参阅。胡宗南再三嘱咐，一定要锁好房门，不许任何人进来。熊向晖依言办理，然后打开公文包，里面装着两份绝密文件：一份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份是陕北共军兵力配置情况。
熊向晖将胡宗南交代的“七分政治”任务完成后。3月3日，胡宗南、盛文、熊向晖3人乘专机赶回西安。当天晚上，熊向晖便通过中共地下电台，将胡宗南攻略延安及陕北的作战方案密报中共中央。而在此阶段，胡宗南为了保密，决定待部队集结完毕后，再下达作战命令。因此，关于作战方案，他的军、师长们还都还不知晓。
3月8日，胡宗南秘密离开西安，随侍人员只有熊向晖和卫士两人。
11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旅以上军官参加的作战会议，传达西安会议的决定，确定在洛川组织前进指挥所，统一指挥西安绥靖公署所属各部的进攻行动。
胡宗南指挥的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共有15个旅，加上西北行辕马步芳、马鸿逵部和晋陕绥边区总部邓宝珊部共有34个旅，25万人。
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是胡宗南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整编第一军和整编第二十九军。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下属整编第一师、整编第二十七师、整编第九十师；
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下属整编第三十六师、整编第七十六师、整编第十七师。作战序列是：以第一军7个旅为主力，外加迫击炮和火箭部队从运城出发渡过黄河，经韩城集中于宜川附近。第二十九军由关中分区秘密向洛川、富县靠近，保护铜川到洛川这条公路补给线并作为总预备队。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坐镇西安监军。
同时，蒋介石根据胡宗南的请求，下令从国内各战场上调用了近100架飞机，用于陕北作战。在西安、太原、郑州、户县、临汾、运城、洛阳、新乡等机场上，停满了准备参加陕北作战的飞机。空军副司令王叔铭亲到西安坐镇指挥。国民党对攻击一个地方使用如此强大的空军力量，在抗日战争中从未有过。
3月11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撤离后7小时后，国民党飞机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飞机出动达300架次。
中共中央在得到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进攻的情报后，毛泽东主席召开了几次中央会议，对局势作了分析：蒋介石这次进攻，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显示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都已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中。为了抽调兵力组织这次进攻，胡宗南在右翼的山西地区只留置4个旅，协同阎锡山进行防御；在后方的陇海铁路以及从西安到兰州的公路上兵力也很空虚，完全是孤注一掷，带着慌乱精神。毛泽东判断：蒋介石组织这次进攻的军事企图是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根据以上分析，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定下了“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决心，并据此确定：急调晋绥军区第2纵队王震部（两个旅约1万人）自吕梁地区西渡黄河，加入西北人民解放军序列；西北人民解放军必须从长期战争着眼，依靠自身的力量部署一切；在当前，应诱敌深入，必要时主动放弃延安，同胡宗南部主力在延安以北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的困境，然后乘机集中兵力逐次加以歼击，以达到钳制并逐步削弱胡部，从战略上配合其他解放区作战，最终夺取西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目的；驻延安的党政机关及群众立即紧急疏散。
关于撤离延安，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解释说：蒋介石的阿Ｑ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
3月10日，毛泽东派彭德怀到南线视察部队的战备情况，并传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3月11日，彭德怀视察延安南边的前沿阵地南泥湾和金盆湾，要求阻击部队争取防守一星期，掩护中央机关从容撤退。
14日拂晓，胡宗南指挥十数万大军，以正面平行推进的阵势，向中共首府延安发起了全线进攻。
16日，中共中央军委下达命令：由陕甘宁和晋绥两解放区的武装组成西北野战兵团，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下辖第1纵队、第2纵队等计6个旅，2．6万人。
19日，解放军的防御部队在经过7天保卫战、取得杀伤国民党军5000余人的成果后，主动撤离延安。延安实行了坚壁清野和有秩序的撤退。周恩来检查坚壁清野工作后，满意地说：“要不是有一条延河，胡宗南连一口水也休想喝上。”
同日，国民党军占领延安。解放军牺牲、负伤、被俘近千人。
盛文最早报国民党国防部的战果是：“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整第一旅终于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虏敌5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
胡宗南经过推敲，于19日下午通知盛文告中央社发布电讯：“据初步统计，共军伤亡1万余，投诚2千余。”3月20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头版头条刊载“国军收复延安，生俘共军1万余人”的大标题。
3月24日凌晨，胡宗南由熊向晖及1名卫士陪同，从洛川乘吉普车北上，近午抵达延安。到延安的第二天，胡宗南就指示熊向晖找个先遣人员引导，陪同他视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住所，先后看了王家坪、杨家岭、枣园等处，在枣园毛泽东寝室的抽屉里，胡宗南发现毛泽东给他的留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胡宗南看后哈哈大笑。熊向晖与胡宗南在延安住了不足两个月，这是他最后一次听到胡宗南的哈哈大笑。
胡宗南东调第一军入潼关，加入陕北的战头序列。晋南由此空虚。解放军陈赓纵队瞅准机会，率太岳铁军，20余天收复17座城池。
胡宗南到达延安的当天，绥署副参谋长薛敏泉就向他报告，部队最大的困难是补给，最大的问题是敌情不明。胡军进入延安不到一个星期，许多部队就开始四处抢粮。胡宗南的“一定要唤起民众，化敌为亲善”的口号化为泡影。胡宗南最头疼的是中共首脑机关与军队自撤出延安后，一下子去向不明，他先后派出大批搜索部队，配合先进的无线电台纵深搜寻，空军一批批派出飞机进行空中扫描，终不得而知。
胡宗南急于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他除留5个旅守备延安和维护交通线外，令10个旅继续北犯。彭德怀令解放军两个营在安塞方向积极活动，迷惑敌人。25日10时，国民党第三十一旅进入一个7公里长、二三百米宽的山沟里。解放军拦头断尾，两翼夹击，至12时，战斗胜利结束。全歼敌旅部及其第九团共2900余人，俘敌旅长、副旅长和参谋长，缴获大量枪支弹药。敌旅长李纪云躺在河滩上，解放军战士拉他也不起来，他嘴里不停地念叨：“内部有奸细，内部有奸细……”
4月4日，晋冀鲁豫解放军为配合陕北作战，在晋南举行反攻，连获胜利，直接威胁胡宗南的侧背安全。胡军求战不得，兵疲粮缺，又值晋南告急。决定先将一个旅留守子长，主力南下到青化砭地区休整补充。4月12日，解放军主力隐蔽集结于子长至蟠龙的大道两侧的羊马河地区。14日上午10时，国民党第一三五旅于解放军第2纵队接触。解放军伏击部队迅速将敌包围于羊马河以北高地上，全歼一三五旅4700余人，俘敌少将代旅长麦宗禹。
羊马河战役后，胡军于4月20日回撤到永坪和蟠龙进行休整补充。5月2日深夜，解放军对蟠龙发起攻击，全歼守敌第一六七旅主力和山西自卫军第三总队共6700余人，俘敌旅长、副旅长。尤其是敌旅长李昆岗的被擒，对蒋军打击很大。李昆岗，四川人，黄埔军校出身，在同僚中有“名将”称号，一向受胡宗南器重。蟠龙是蒋胡军的总补给站，解放军缴获夏季军服4万套，白面1万余袋，子弹100余万发，以及大量医药品。5月初，正是换军装的时候，几万套军服解决了解放军补给困难状况。
5月20日，胡宗南对熊向晖说：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事，你还是去美国吧，明天一早就走。5月21日，熊向晖向胡宗南辞行。
当年9月4日，中共北平地下党的一部密电台被军统特务破获，连带着挖出中共西安地下党的一部密电台，潜伏在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的中共地下党员相继被捕。熊向晖原在西安住所的全部衣物，包括保存的西安绥署信封、信笺全被搜走。
1947年9月熊向晖到美国读书，1948年9月获政治学硕士学位，1949年回国。
五
194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长达500公里的战线上，发起了渡江战役，一举粉碎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至22日，国民党吹嘘的“不可超越的长江天堑”几乎全线崩溃。30万解放大军已渡过长江。
当日午夜，南京来电，催促代表国民党同共产党谈判的张治中率代表团返回。代表团大部成员南返。张治中犹豫不决。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到六国饭店劝阻张治中说：“你们现在不管回上海、广州都有受国民党特务分子加害的可能。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周恩来词恳意切，张治中深为感动，经过思索决定留下来。李宗仁、何应钦仅收到一封“代表团不归”的电报。
同年11月6日中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上周恩来举办的酒会上，熊向晖应周恩来总理邀请做客中南海，见到张治中、劭力子、刘斐等国民党原和谈代表。已经起义的张治中看见熊向晖说：想不到熊老弟也起义了。周恩来向张治中介绍熊向晖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
很快，张治中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过去，我只知道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我才知道，国民党在情报上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在你的特务里，有像熊向晖这样的人才吗？胡宗南怎么不打败仗，国民党的天下怎么能不丢？
这一消息的透露，使得蒋介石从1949年12月4日至12月16日，连续4次拒绝胡宗南放弃四川、通过西昌、进军滇西的请求。12月9日，蒋介石第三次拒绝胡宗南时，竟要他自杀成仁。直到胡宗南集团外逃通路全部被人民解放军切断，解放军关门打狗之势已完全明朗，12月19日，蒋介石猛然意识到自己又铸成大错，马上批准胡宗南第五次弃川的请求。但是此时，胡宗南集团大势已去。
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熊向晖步入新中国外交界，曾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1954年随周恩来总理出席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任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厅主任；1961年随陈毅副总理出席讨论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任中国代表团顾问。1962年任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1967年1月，奉命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1970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1971年和1972年，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助理，参加了中美建交重大活动。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后，熊向晖任首次出使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1972年任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1978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1982年任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1993年离休。他是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2005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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