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经武（1906—1971）又名张仁山，湖南省酃县（今炎陵县）人。13岁时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后在爱国名将樊钟秀创办的建国军军官学校就读，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瑞金红军学校政治营营长、军委军事教导团团长、广昌基地司令员、中央军委五局副局长、会昌教导团团长、军委直辖教导师师长、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参谋长、陕甘支队第三纵队参谋长、军委二科科长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陕甘宁留守兵团副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参谋长，中共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副参谋长、参谋长，西北军区参谋长，西安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区副参谋长、中央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委一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文革期间遭到“四人帮”迫害，1971年被打成重伤惨死于秦城监狱。
1951年5月至1965年9月，张经武担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在“世界屋脊”整整工作了15个春秋。他忠实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西藏工作的指示，正确贯彻党的统战政策、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为全面实施《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巩固祖国统一，增强藏汉民族团结和西藏民族内部团结，彻底解放西藏人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力劝达赖返回拉萨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刚刚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上签完字，毛泽东就在中南海丰泽园约见张经武，面授进藏事宜，毛泽东再三叮嘱张经武说：“经武同志，赴藏任务重大，要注意工作方法，统战上层，爱国一家，当前最要紧的是一定要说服达赖回到拉萨。”交谈直至深夜。
6月13日，张经武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桑颇·登增顿珠离开北京，途径香港、新加坡、印度，于7月14日到达西藏边陲小镇亚东。此时，达赖被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挟持到亚东已达8个月之久，准备逃往印度。慑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和中国政府的警告，印度政府收回了原先的承诺，只准许达赖到印度避难，作为难民对待。达赖无计可施，从此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只得住在一个叫“东噶”的寺庙里，念经打发日子。
张经武在下榻的亚东下司马住室里，对前来迎接的西藏噶伦然巴·土登贡钦提出，希望尽快见达赖喇嘛。
次日，然巴·土登贡钦等4位噶伦来到下司马，向张经武提出了一个不能接受的相见仪式：先是达赖“升座”，百官旁侍，然后中央代表张经武进去，达赖“下座”，迎接毛泽东的亲笔信，再“升座”，随后，张经武在右边首席入座。
对这种封建式君臣相见的仪式，把中央人民政府看作是属下的做法，张经武的随行人员、18军联络部长乐于泓表示严词拒绝，他说，张经武是中央人民政府派出的代表，西藏地方政府绝不能采取本末倒置的相见仪式。
接着，乐于泓用事实说明了中央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他说：“这次西藏和谈代表到达北京时，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后来毛泽东主席接见西藏和谈代表时，也是平起平坐。”他一边说，一边指着旁边的两位和谈代表说：“这些他们都是亲眼看到的。”两位代表连声说：“是的，是的！”
4位噶伦无言可答，几经争论，对方才放弃“升座”的做法。为顾全大局，尊重西藏的宗教习惯，张经武在一些礼仪形式上作了一些让步。他曾对几位随行的同志说：“西藏是‘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指示，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事。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要强调地方服从中央，坚持原则立场；但在宗教上，还是要注意尊重西藏地方的宗教习惯。”
7月16日上午，张经武在噶伦然巴·土登贡钦的陪同下，来到了东噶寺，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列队迎接。随后步入达赖喇嘛寝宫，达赖下座表示迎接，并按藏族礼节，向张经武敬过了酥茶和甜米饭。
达赖和张经武分别在两把紫檀木椅上入座，张经武向达赖问候身体健康。
达赖喇嘛也有礼貌地问候毛主席身体健康。
张经武回答后，立即向达赖递交了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和《协议》副本及两份协议附件，并高兴地对达赖说：“您亲自派代表到北京参加谈判，签订了和平的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对您这种爱国态度，毛主席非常赞赏。”
达赖不识汉文，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是由张经武的藏文翻译彭哲翻译出来作为副本供达赖看的。
达赖看完，显得很高兴。随后，张经武告诉达赖喇嘛，毛泽东主席赠送给您的数十箱礼物由后面的人员押运，不过数日即可到达亚东。
张经武还向达赖介绍了和谈情况和《协议》的主要内容，谈了我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态度十分祥和。达赖话语不多，但对张经武的讲话频频点头。
达赖说，关于协议，要看看阿沛·阿旺晋美带回的正本，再由噶厦讨论一些问题。显然，他对《协议》没有表示态度。张经武也不着急。
接着，张经武转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希望达赖喇嘛尽快返回拉萨，共同实施双方签订的协议；并十分关心地问道：“达赖喇嘛什么时候返回拉萨？”
达赖喇嘛回答：“今日是藏历6月12日，我准备藏历18日离开亚东，返回拉萨。”
劝说达赖回拉萨的任务一旦完成，张经武就如释重负，全身感到轻快多了。
8月17日，达赖回到拉萨，先行到达拉萨的张经武前往迎接。
沟通感情 广交朋友
初进西藏，沟通思想，联络感情，是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必不可少的。张经武一到拉萨，就拜藏文藏语翻译彭哲为师，孜孜不倦地学习藏文藏语。在他的办公室里，常常挂着一块两尺见方的小黑板，天天写着一些藏文拼音字母和一些藏语词语。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借来一些藏族书籍，了解西藏的天文、地理、历史。
一连两个月，张经武不断地穿梭于上层门庭。
张经武在西藏最好的上层朋友要算阿沛·阿旺晋美。早在北京和谈中，张经武就十分赏识阿沛·阿旺晋美的爱国之心，特别是对阿沛·阿旺晋美确认的“西藏既是中国领土，就必须赞同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这一原则立场，表示赞赏。回到西藏后，阿沛·阿旺晋美又积极帮助进藏部队解决粮食问题，代替达赖起草了致中央和毛主席表示拥护协议的电文。
所有这一切，都深深留在张经武的脑海里，并从此和阿沛·阿旺晋美结下了亲密的友谊。11月9日，张经武与进藏部队的几位干部应邀参加了阿沛·阿旺晋美和夫人才旦卓嘎的家庭晚宴。
张经武和阿沛·阿旺晋美全家一起曲膝盘坐在鲜艳多彩的毛毯上，无拘无束，谈笑风生。席间，张经武与阿沛·阿旺晋美全家频频举杯，相互祝愿，相互致谢，气氛十分融洽。张经武一生不爱喝酒，平时遇有宴会，总是要拖着酒量较大的郭锡兰一同前往，以便为他解围。今天他显得特别高兴，也和大家一样，喝了几杯。
晚宴结束后，张经武又应邀和阿沛·阿旺晋美一家举行了联欢。阿沛·阿旺晋美一家能歌善舞，他们一同唱歌，一同跳起西藏踢踏舞，其中《解放区的天》、《东方红》等汉族歌曲，都是他们在昌都、北京学会的，回来以后教会了子女。部队来的干部都不是歌舞能手，显得有些拘束，但大家见张代表带了头，也就跟着唱了起来。晚会一直沉浸在欢乐之中。
张经武这样做，表达了他对西藏爱国上层人士的一片赤心诚意，可事后有人向中央告“状”，说张经武酒后“失态”，中央对此事调查了解后，没有批评张经武。
张经武还十分关心和尊重西藏宗教界的爱国人士和知识分子，诚心和他们交朋友。
擦珠·阿旺洛桑是西藏的著名诗人和学者，他5岁被认定为色拉寺一位活佛的转世灵童，6岁被迎人色拉寺学习佛经，21岁考得僧侣高级学位——拉让巴格西，曾任过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经师，随达赖喇嘛进京朝见过清代光绪皇帝。但因不是贵族出身，遂被一些贵族所嫉恨，后因结婚娶妻，被噶厦免职，贬为平民，全部家产被没收，生活陷入极端困境。但他学识渊博，精通佛经和西藏历史，擅长写诗，弟子众多，仍受人敬仰。
1951年，擦珠活佛已是71岁高龄，但他很快理解和接受了《协议》和中央的各项政策，并积极参加了拉萨的各种爱国活动。
12月8日，拉萨召开第一次文艺工作者联欢会，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邀请，擦珠活佛一同出席联欢会。在众人面前，擦珠活佛热情洋溢地朗诵了自己创作的一首即兴诗：
大地上的人们，
犹如一棵棵大树，
根基扎得坚实牢固，
享受着太阳的福荫，
今日一堂欢聚。
让我们歌唱
歌唱培育这一株株大树的
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
他们智慧的光芒，
好似红太阳！
各位代表们，由乐园来到远方的西藏，
事业善巧，
正如千瓣鲜花开放。
我站在各位首长面前，
各位专家、文化人的面前，
说不出衷心的兴奋和欢喜。
我们要努力学习，谋求上进，
要用雪域文海里的词汇，
美丽吉祥的声音，
宣传你们的精神。
擦珠·阿旺洛桑活佛这首雄浑豪放、意境深邃的诗篇和焕发出来的爱国主义思想，全场同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张经武更是深受感动，他紧紧握住擦珠活佛的双手，表示感谢。从这以后，他和擦球活佛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2年元旦过后，西藏军区举办藏语文训练班，张经武聘请他为训练班教师。当年西藏工委创办藏、汉两种文版的《新闻通讯》，张经武又请他负责藏文版的编审工作。1956年，《新闻通讯》改名为《西藏日报》，张经武再次请他担任藏文版的翻译工作，并任命他担任报社副总编辑。
擦珠活佛全家数口，没有收入，生活极其困难，张经武召开工委会议作出决定，每月除工资外，另外增加生活补贴25块银洋，并派人按月送上门去。擦珠活佛年到古稀，步履艰难，张经武又派人挑选了一匹最好的骑骡，要翻译彭哲送去。
1956年冬，擦珠老人病重住进医院，张经武闻讯后，多次来到医院探视慰问，他坐在活佛床前，详细询问病情，安慰老人安心养病，早日恢复健康，并反复叮嘱医务人员精心治疗，有困难可及时告诉他。活佛感慨万千，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1957年12月，擦珠活佛与世长辞，张经武心情十分悲痛，当即指示，举行隆重的追悼会，登报表彰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噶丹池巴·土登滚秋也是西藏宗教界最有名望的人，张经武和他的情谊也非同一般，他多次来到布达拉宫的药王山上，看望噶丹池巴·土登滚秋，和他一起谈论。土登滚秋老人说：“一千多年来，中国就是保护、发展西藏佛教的大施主；几百年来，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就是一种隶属关系。”并从历史、宗教上论述这一问题。张经武深为感动，两次和他合影留念。后来，张经武要他担任了西藏佛教协会会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
发放布施 扶济贫民
西藏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群众都信仰佛教，因此，西藏寺庙之多为全国之最。全区大小寺庙2000余座，喇嘛也在10万以上，占全区人口的十分之一。为了稳定西藏的政治局势，张经武按照西藏惯例，到拉萨噶丹、色拉、哲蚌三大寺和大小昭寺发放了一次布施，西藏噶厦毫无异议。
给拉萨喇嘛发放布施之后，张经武开始考虑一个更为重要、更为现实的问题，就是争取与处于西藏最下层的贫苦人民见好面，给他们以救济。
当时拉萨乞丐之多，按人口比例计算，在全世界城市中也要数第一。张经武所到之处，随时可见他们跪在地上，趴在路上，饥寒交迫，饮泣吞声，不断向别人伸手、哀号。
在拉萨郊区，在拉萨有名的八角街上，张经武看到的是一副更为悲惨的景象：一个个肮脏破烂的帐篷，一个个碎石片堆成的穴窟，里面蜷曲着成百上千衣不蔽体的人，还有一些人，连这样的栖身之地都没有，夜间就露宿在寒风凄雨之中。在八角街上，有被砍去双脚的人，有被削掉膝盖骨的人，有被挖去双眼的人，有被剁去双手的人，还有在脖颈上戴着一块像方桌面一样既大又厚的枷锁和铁镣的人。这些人既是乞丐，又是服役的“犯人”。
张经武把对拉萨的贫民、乞丐发放一次布施的决定向中央作了请示，得到中央的同意后，告之了西藏噶厦，噶厦也不敢反对。接着，张经武要噶厦报一个数字。
几天之后，噶厦把数字报来了：贫民乞丐500人，市郊老弱残废80人。这与张经武所见的那种悲惨状况很不相符，他叫工作人员准备了800人的布施证。
布施的前两天，拉萨街头谣言四起，有人说；“这是共产党的阴谋，不要去领共产党的布施，领了就得入地狱。”然而，到10月24日发放布施那天清早，很多穿着破烂衣服、骨瘦如柴、蓬头垢面的贫民乞丐，扶老携幼纷纷来到了发放布施的广场，这些人群中有张经武在八角街上看到的那些瞎子、瘸子。没多久，空荡荡的广场坐满了一大片。
布施前，张经武来到广场前面，登上临时搭成的台子，对前来领取布施的贫民、乞丐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说：“藏族同胞们，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对你们的处境，非常同情，非常关心。今天，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毛主席给你们发布施。当然，这点钱只能暂时救济一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你们的生活问题。今天西藏解放了，大家都参加生产劳动，就一定会慢慢过上好日子。”
千多双眼睛一齐望着讲台上，广场上不断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这是“世界屋脊”上罕见的掌声。听完张经武的讲话，很多人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讲话结束后，开始发放布施。大家排着队凭布施证领取银两，每人5两。队伍安静而有秩序，不少人双手捧着雪白的银两，脸上露出了笑容。
布施结束，不仅800张布施证全部发完，而且还有700多无证的人领取了银两，成倍地超过了噶厦报来的数字。
平息骚乱 力挽狂澜
1951年冬，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这给后勤供给带来了严重困难。一人进藏，需要8人搞运输。从西南雅安雇牦牛，从西北用骆驼运粮到拉萨，一年只能往返一趟，其运费加损耗，一斤粮食比一斤银子还贵。这给西藏上层少数反动分子以有机可乘，他们四处捣乱，阴谋把解放军困死。在西藏军区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一次联席会议上，张国华司令员提出，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根据《协议》，向解放军出售粮食。司曹鲁康娃却幸灾乐祸地说：“在昌都我们吃了败仗，可你们饿着肚子比打败仗还难受啊！”一些贵族也乘机囤积粮食，哄抬粮价。为此，张经武三番五次派代表与噶厦进行商谈，并对司曹的刁难进行了严词驳斥，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忠实执行协议，并号召部队大规模开荒种地，节约用粮，将部队分散驻防，同时请示中央人民政府，从沿海省市调粮，通过外交途径，从海路运抵西藏。
由于西藏工委的正确领导和阿沛·阿旺晋美等上层爱国人士的支持，部队的粮食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
西藏上层的反动分子希望用封锁粮食的办法把解放军饿跑的企图没有得逞，便使出了新的花招。1952年1月13日，司曹鲁康娃、洛桑扎西秘密召集西藏地方政府部分官员在原“外交局”二楼秘密集会，决定“采取武装行动，把解放军赶跑”，随后又组织“人民会议”，在拉萨发动武装骚乱。
3月31日，“人民会议”以请愿为名，纠集10000余人，突然包围了张经武的住宅桑都仓，并在四周屋顶架起了机枪，一股胁从分子荷枪实弹，布满了拉萨街头，他们疯狂叫嚷：“解放军撤出西藏！”“西藏的社会制度不能改变。”要求张经武立即作出答复。事态一触即发。
当时，张经武住宅只有一个警卫班和少数工作人员。他临危不惧，一面布置警卫班和工作人员严格警戒，严令不准开第一枪，一面要“人民会议”选出代表进入桑都仓，陈述意见，同时立即请来西藏地方政府的全部噶伦。张经武严肃指出：这次骚乱是分裂祖国的阴谋，是背后有人唆使操纵，参加骚乱的群众是不明真相而被人利用的，责成他们妥善、严肃处理这一件事。接着，张经武对“人民会议”选来的代表进行了耐心说服和说理斗争，要他们留下请愿书，听候答复。当天下午，包围桑都仓的人群才渐渐散去。次日，张经武分别写信给达赖喇嘛和全体噶伦，指出这场骚乱的性质和危害，要求他们立即制止骚乱，迅速解散“人民会议”。根据张经武的指示，西藏军区和西藏地方政府经过充分磋商，联合发出了维护西藏治安的布告。
然而，“人民会议”在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幕后操纵下，不但没有停止其非法活动，而且更加猖獗。他们唆使一些人继续包围张经武住宅，扬言要攻打人民解放军，并把驻扎在江孜的藏军炮兵团调到拉萨，夜袭解放军驻地，偷抢解放军物资，向爱国人士散发恐吓信，割断电话线，哄抬物价，尤其到夜间，不断听到枪声。
拉萨形势越来越严重，张经武整天忧虑重重，坐立不安。他深深感到，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人民会议”将会闹出更大的乱子，西藏人民将会蒙受更大的损失。他当即和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汇报了情况，谈了自己的意见。4月6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其中指出：“我们目前在形势上要采取攻势，责备此次示威和请愿的无理（破坏协定），但在实际上要准备让步，等候条件成熟，准备将来的反攻（即实行协议）。”
4月16日至18日，张经武连续召开了三次有噶伦、仲译、堪布等参加的会议，严肃指出了这次骚乱的性质，传达了中央对处理这次骚乱的方针、政策。他说，我们和两位司曹操纵的“人民会议”的斗争，是一场政治斗争，他们勾结帝国主义，策划武装骚乱，破坏《协议》，破坏祖国统一，决不能原谅。我们要求达赖喇嘛撤销这两个人的职务，解散“人民会议”，对其他胁从人员和不明真相的参与者一律不予追究。对于两位司曹，我们要采取教育的态度，他们愿意接受改造，转变过来后，仍可在西藏地方政府为人民服务，还可以送他们去中央学习。会上，一些噶伦为两位司曹说情，张经武一直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帮助大家统一认识。其中不少同志都为张经武既坚持原则又宽宏大度的品德所感动。
4月19日，张经武又召开了工委和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汇报了三次噶伦、仲译、堪布会议的情况，提出亲自上布达拉宫，面见达赖喇嘛，力争和平解决这一问题。
布达拉宫，藏军密布，戒备森严，鲁康娃、洛桑扎西两位司曹也时刻守在达赖身边。张经武此时提出前往布达拉宫显然是十分危险的，工委和军区的同志都为之担心，但如果不去，问题又难以和平解决。为了实施《协议》，为了西藏人民的利益，张经武已下定决心。他对同志们说：“不论出现任何情况，去布达拉宫向达赖喇嘛当面讲明中央的态度和我们的立场，完全符合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样既可以争取团结达赖喇嘛和教育西藏上层人士，也有利于广大藏族群众的觉醒。我们一定要做到仁至义尽，决不打第一枪。面对反动分子的猖獗，我这次进布达拉宫，有牺牲的可能，但牺牲是为了革命，为了西藏人民的解放，我想也值得，也光荣。但是，我们也不能把问题尽向坏处想。根据西藏历史记载，清代驻藏大臣有78位，被杀的只有1位。那是清乾隆十五年的事，当时藏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谋叛，企图割据西藏，驻藏大臣设计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杀了。只因当时清朝在西藏没有驻军，结果，驻藏大臣傅清和副大臣拉布敦被杀害。从此以后，清朝向西藏派驻了军队，以后就再没有发生过谋杀驻藏大臣的事。现在我们有解放军驻在拉萨，我作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的代表去向达赖喇嘛表明中央的态度，量他们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我杀害。我也估计软禁的可能性大。如果我一时回不来，我将在布达拉宫宫顶观看同志们自卫反击的情景。我预祝同志们反击作战的胜利。”
张经武的讲话，沉着、果断、刚毅、乐观，并时而发出爽朗的笑声。与会同志对张经武临危不惧的态度和短短几个月时间对西藏历史就如此之熟悉的程度，都由衷感到敬佩，大家都不得不同意张经武的决定。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政委谭冠三仍放心不下，为防止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孤注一掷，命令军区部队和炮兵营全体指战员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
4月20日上午，拉萨上空一片晴朗，张经武率一名翻译、两名保卫干部和一个警卫班，向布达拉宫出发了。张国华接到张经武出发的电话后，军区司令部作战室立即呈现出一片紧张繁忙的气氛。
布达拉宫内外，果真藏军密布，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张经武镇定自若，毫无畏惧，他把警卫班留在布达拉宫山下，独自带着一名翻译和两名保卫干部踏上长长的石阶，走进了布达拉宫。
在达赖喇嘛住的宫殿内，张经武向达赖汇报了这次骚乱的情况，转达了中央人民政府制止骚乱的方针政策。他说：“由于我人民解放军的高度克制和严密的军事防范，才避免了这一场流血事件。但这次骚乱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怀有重大阴谋的个别人物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幕后支持，这种非法组织及其非法活动，不仅完全违背了达赖喇嘛拥护《十七条协议》的诚意和搞好民族团结、建设新西藏的愿望，并且是破坏《协议》、反对祖国统一的罪恶行为，若不立即制止，势必给西藏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失。”接着，张经武坦率表明了中央的态度，要求达赖喇嘛立即撤销两位司曹的职务，解散“人民会议”，对其他人员一律不加追究，避免事态扩大。
达赖从张经武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看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的诚意和政策的英明，当场答应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他说：“两位司曹和解放军的矛盾，如同破裂的瓷碗一样，裂痕无法粘合，目前很难和解。为了西藏的安定，我同意代表的意见，叫他们辞去司曹职务，保留其官衔和薪俸。”
张经武见达赖已答应中央的要求，便起身告别达赖，回到了桑都仓，军区首长、战士们见张经武安全回来，犹如放下千斤重担，脸上浮现出了胜利后的喜悦。
4月26日（藏历水龙年三月二日），噶厦政府根据达赖喇嘛命令，终于发出了《宣布撤销反革命组织“伪人民会议”后台两“司曹”职务的布告》，随后又发出命令，取缔了“人民会议”。
这场斗争过去了数十年，当时在西藏工作的很多老同志，回忆起那种扣人心弦的情景，不禁对张经武那种不避艰险、无私无畏和坚定、果断的革命精神产生出深深的敬佩。
创办教育 着眼长远
为了逐步改变西藏那种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张经武进藏不久，根据协议内容，开始考虑一项更为长远、更为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创办教育，改变百万农奴没有文化的状况。
西藏一直没有现代化教育，只有极少数贵族子弟私塾。国民党统治时代，勉强在拉萨办起了一所小学，可十年之间仅培养了12名学生，便中途夭折。由此可见，在西藏要办一所学校是何等艰难。
1952年2月，张经武两次召开工委会议，专题讨论创办拉萨小学问题，并和噶厦协商，成立了办学筹备委员会，14名委员中，有10名是藏族上层人士。此后，筹委会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校舍、教材、教师、校长、课程等事宜，一些藏族委员提出能否设立“讲经课”和学生毕业后能否当喇嘛的问题。为此，张经武请示中央，中央复电说：“西藏办学一定要广泛听取上层反映再作决定，学生毕业是否当喇嘛，应根据本人自愿决定，教材内容，本地课本只供参考，编审后要征求噶厦同意。”
3月中旬，张经武再次主持工委会议，他说：“西藏办学只能慢慢来，主要靠中央出钱，不要搞地方政府筹款和贵族捐助。”接着又召开筹委委员会议，听取上层人士意见。在讨论教材问题时，张经武说：“目前还谈不上正规，讲一般常识就可以，重点要讲西藏的形势和我党的民族政策，讲《十七条协议》、国旗、国徽和阿沛在北京的讲话，要讲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要通过学生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再回家向父母、兄弟宣传。”
几经周折，8月15日，拉萨小学终于正式开学，600余名学生中，有10余名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张经武亲临学校参加开学典礼，当听完校长赤江·洛桑益西（达赖的副经师）的汇报后，张经武当即指示说：“凡无家可归的孤儿和贫苦学生，除和一般学生实行免费外，他们的衣、食、住和生活用品，一律由国家负担。”并随后参观了孤儿的寝室，他摸着普巴、索朗等孤儿的头说：“你们没有家，学校就是你们的家；你们没有父母，老师就是你们的父母，他们会照顾你们。”
此后，张经武又多次来到拉萨小学视察，仔细询问学校、教师、学生的情况，翻阅学生作业，看到孩子们的成长，就好像看到了西藏的未来，尽管西藏的发展进步是漫长的，但还得靠这些藏族孩子。
在张经武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各地都先后办起了小学，1957年，西藏第一所中学——拉萨中学又得以创办。1959年平叛改革开始后，拉萨又相继办起了西藏师范学校和西藏民族学院。
在办学过程中，张经武还根据青年的特点，于1953年元月批准成立了拉萨青年文化联谊会，组织青年开展政治学习和各种文体活动。成立大会上，张经武把一面写着“为热爱民族和祖国而努力学习”的锦旗赠给联谊会，勉励广大青年为建设新西藏作出贡献。接着又分期分批组织他们到祖国各地参观学习，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加深对祖国的了解和热爱，增强与各民族的联系。当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还高度评价了西藏青年文化联谊会这一组织形式和开展的各种活动。
在活动中，张经武还善于发现和培养优秀青年，才旦卓玛随第一批参观团到内地参观，她走到哪里，就唱到哪里，表现出非凡的艺术天赋，随后被送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成为西藏第一代优秀歌唱家。还有不少优秀青年被选送到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中央团校学习，成长为西藏的各级领导干部。
民主改革 深入基层
1952年那场骚乱平息之后，西藏局势化险为夷，稳定了较长一段时间。1955年7月，毛泽东任命张经武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但要他继续主抓西藏工作，继续留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和中共西藏工委书记。
1959年3月，西藏发生叛乱，迅速被人民解放军平息。5月，张经武回到拉萨，领导西藏的民主改革。
西藏的民主改革不同于内地，遇到的问题很多很多：谁种谁收的问题；赎买政策问题；划分阶级问题；宗教问题；叛乱界限问题；牧区政策问题；发动群众问题；培养藏族干部问题等等。张经武多次召开工委会议，学习传达毛主席的几次讲话精神，结合西藏实际，制定了《关于当前平叛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决定》，并决定以拉萨、山南、塔工等地区为民主改革试点，摸索经验，指导全面。
西藏民主改革轰轰烈烈开展之后，张经武一直忙得不可开交，他要考虑全盘工作，还经常下到农村、牧区进行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制定决策。
9月，张经武和工委副书记周仁山一同来到雅鲁藏布江旁的曲水县，整整3天时间，他和周仁山走田间、穿牧场，不断找干部、积极分子、朗生（奴隶）、贫苦农民座谈，向他们问寒问暖，征求对改革工作的意见。
寺庙工作是改革中最棘手的问题，一些地方发生了拆寺庙、打佛像的行为，群众有意见。张经武找来部分干部开会，他说；“寺庙工作要慎重，千万不能着急，绝不能在一次运动中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搞三反，首先是反叛乱、反特权、反剥削，把政教分离。对寺庙的政策一是不拆庙子，二是不打佛像，留下的寺庙由寺庙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一个寺庙只要还有一个喇嘛，寺庙就要留下，可让群众监督，一方面劳动，一方面念经。”
11月，张经武前往林芝县调查，他来到一位基层干部家里，听取干部和贫民汇报那里的民主改革情况。3个小时过去了，由于高原缺氧，张经武头晕倒在了地上，经随行秘书取来氧气袋输氧，张经武才苏醒过来。
在林芝县，张经武发现不少干部和群众对赎买政策不理解，他们说，农奴主的耕地和财产都是剥削来的，不应该给钱赎买。张经武给他们作了耐心解释：“对于没有参加叛乱的领主的耕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赎买后交大家分配，这样做，可以减少一些人反对和破坏改革，能够团结更多的人，这样有利于民主改革工作，更有利于打击、孤立反动分子。这要做，国家花钱不多，也不会妨碍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
短短的一席话，就使得干部心悦口服。
培养藏族干部和增强藏汉干部团结，一直是张经武十分关心的事情。在林芝县考查工作，张经武看到一些藏族、珞族干部的汉语讲得蛮好，工作有很大的进步，心里感到十分高兴。同时，也从一些干部的言谈中，发现一些藏、汉民族不团结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张经武找来了汉、藏、珞族的干部座谈，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藏族是吃糌粑的，汉族是吃大米白面的，从生活上说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但我们是同一阵线，革命目的是一致的。我们祖国有50多个民族，这些兄弟民族绝不能分开，如果分开，帝国主义就会欺侮我们。特别是我们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和各兄弟民族的帮助，才能发展进步。所以，各兄弟民族要紧密团结，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1960年2月，张经武又到山南地区的乃东、贡噶、穷结、扎囊等县进行了为期10天的考察。
乃东县结巴乡桑嘎村共产党员次仁拉姆把全村10户最穷的朗生（奴隶）组织起来，成立了朗生互助组，他鼓励这10位被人另眼相待的朗生：“只要大家拧成一股绳，羊毛也能捆住雄狮；兔子腿短，一样可以翻过高山。”在他的带领下，朗生互助组顶住各种冷嘲热讽，经过两年努力，终于走上富裕的康庄大道，地上麦浪滚滚，草场上绿草如茵，牛羊骡马成群结队。
张经武到这里视察，一位朗生紧紧握着张经武的手说：“共产党胜过自己的生身父母，父母被迫送我们去当朗生，共产党帮助我们翻了身，我们深深感谢共产党。”这句话，一直深深印在张经武心中，他看到了西藏的新生，看到了翻身农奴对共产党的一片深情。同时也看到了藏族干部的成长。
事后，《西藏日报》记者到这里采访，把文章送给张经武审阅，张经武将文章标题改为《百万农奴的榜样》，并挥笔在文章前写上了“工委批示”：“这是一个由十一位朗生组织起来的‘穷棒子’互助组，他们给朗生的真正解放树立了榜样，指明了道路，反映了贫苦农民‘人穷志不穷’、‘硬骨头’的英雄气概和发奋图强、自力更生的雄心壮志。这个材料也说明，把这些‘没人要’的旧社会奴隶组成互助组，引导他们走向互助合作的道路，就是走向了真正解放的光明大道。他们的生产会搞得很好，生活过得很不错，驳倒了非依靠富裕户搞不好生产的错误论调，破除了迷信，那些‘朗生难解放’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人的因素第一，政治思想第一，在生产互助方面也是如此，见物不见人的思想是错误的。”
张经武的这一批示，给西藏各地互助组工作和民主改革工作指明了方向，促进了民主改革的进程。
民主改革，在西藏上层人士中却引起了不同反响。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张经武十分注重上层人士的团结、教育工作。1960年11月，在西藏召开的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张经武和委员们一同座谈，交流思想，听取他们对民主改革的意见。针对暴露出来的上层人士和劳动人民的团结问题，张经武曾苦口婆心、推心置腹地对委员们说：“大家很清楚，千百年来，西藏劳动人民一直受着三大领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这就种下了阶级仇恨的种子，劳动人民一旦获得翻身解放，斗争的矛头必须指向剥削压迫阶级，这是完全符合革命运动规律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因为某些干部政策水平问题，在工作中出现一些缺点也是难免的。领导必须重视，予以及时纠正。那么，上层朋友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一种正确的态度，就是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积极反映情况和提出纠正缺点的意见，帮助政府纠正错误。”
对待基层统战工作中的问题，张经武毫不含糊。一次，张经武收到几位政协委员的来信，反映他们那里借组织政协委员学习为名，强迫他们交代与外国的关系，把上层人士座谈会变成了斗争会。张经武查明情况后，立即进行了严肃批评：“你们这样搞，把党的声誉搞坏了，以后谁还听你的，这样搞，怎么去分化、瓦解、孤立敌人，争取团结更多的朋友？”并责成他们作出检讨，立即纠正。
由于西藏工委的正确领导和张经武的辛勤工作，西藏全区民主改革一直朝着稳定的方向发展。1965年，全区粮食产量达到5．8亿多斤，牲畜量发展到1800万头，与1958年相比，分别增长88％和54％。公路里程达到15000公里，90％的县通了汽车；厂矿企业从无到有，发展到70多个，中小学发展到826所，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到193个，全区少数民族干部也发展到16000余人。全区群众都把这个时期称为西藏的“黄金时代”。
当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过去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西藏社会，在短短的几年中就跨过了几个世纪的历程，从封建奴隶社会，经过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飞跃，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无疑包含着张经武进藏１５年所付出的心血。
张经武长期在西藏工作，患上了心脏病，中共中央考虑张经武的身体，决定调张经武回中央工作。１９６５年９月，张经武参加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后，怀着深深的依恋之情，告别了西藏。
责任编辑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