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和李宗仁，曾几何时，信誓旦旦，义结兄弟，可是，好景不长，便反目成仇，结生死冤家。蒋介石经历了众多的派系纷争，而李宗仁所领导的桂系，则是与之角逐时间最长、打击最大的地方实力派。蒋介石是李宗仁的政治克星，而李宗仁更被其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拜把兄弟
1926年春，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为策动北伐，亲赴广州。此时，中山舰事件尘埃初定，汪精卫、蒋介石之间的争吵，已到了一山不容二虎的地步。汪精卫斗不过蒋介石，乖乖地离职去了国外，蒋介石成了广州的中心人物。李宗仁刚到广州，蒋介石便前来拜访，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会面，李宗仁对此印象极为深刻。他说：
这是民国十五年五月十一日，我和蒋先生第一次的会面。我对他的印象是“严肃”，“劲气内敛”和“狠”。其后我在广州的颐养园和白崇禧聊天，白氏问我对蒋先生的印象。我说：“古人有句话，叫做‘共患难易，同安乐难’，像蒋先生这样的人恐怕共患难也不易！”白氏对我这评语也有同感。
不久，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择日兴师北伐。这期间，他们之间的交往多了起来，李宗仁常去总司令部，蒋介石对他也热情慷慨，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竟主动拨给步枪1000枝、重机枪4挺、无线电收发报机2台，并由军事委员会拨款20万元。同时，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坚持要擢升白崇禧为北伐军代总参谋长。所有这些，确实让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官兵感动，以为蒋介石毫无畛域之见，是可以共事相处的。
一天，李宗仁来到总司令部，蒋介石客气地让座泡茶，并亲切地问：“德邻同志，你今年多大了？”李宗仁回答：“我是光绪十七年（1891）出世的，37岁。”“啊，我是光绪十三年出生的，大你4岁，”只见蒋介石拉开抽屉，取出一份红纸写成的兰谱，递给李宗仁，恳切地说：“我要和你换帖，结为异姓兄弟。”
李宗仁毫无思想准备，一边谦让一边说：“我是你的部下，真是不敢当啊！再说，革命不是不讲究这一套吗？”
“没事体，没事体，你可不要客气。其实，换帖子拜兄弟，和我们的革命并不冲突呀！这样，我们不更是亲如骨肉、同志加兄弟吗？”这样诚恳的态度，李宗仁还能说些什么呢？在离开总司令部时，蒋介石还一再招呼：“早点给我你的兰谱。”
回到营房，李宗仁仔细察看这张兰谱，那上面除写有生辰八字之类的文字外，最显眼的便是蒋介石写的四句誓词：
谊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
蒋中正 妻陈洁如
隔了几天，蒋介石又向李宗仁催问：“你怎么还不给我换过帖子呀？”
其实，李宗仁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可又找不出可以推托的理由，只能吞吞吐吐地说：“我不知怎样写才合乎格式，所以，一直没有交给你。”
“是这样，”蒋介石摸着下巴，给他出主意，“你就照我的样式写一份就行了。”
第二天，李宗仁依样画葫芦，写上蒋介石的四句誓词，下署“李宗仁妻郭德洁”，交给蒋介石。蒋介石接过兰谱，态度特别亲切地说：“从今往后，我们的关系更上一层了，那就是同志加兄弟，为完成国民革命，誓必同生共死。”
国民革命军一路征战，真所谓横扫千军如席卷，到1926年末，革命的力量从中国最南端的珠江之滨，迅速地发展到长江流域，北伐革命的旗帜几乎席卷半个中国。此时，蒋介石自恃手中掌握枪杆子，军事独裁的野心开始暴露，他公然违背国民党中央所作的决议，反对中央迁都武汉，执意要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南昌。这便是民国史上鼓噪一时的迁都之争。
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蒋介石被免去中常委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要职，仅保留北伐军总司令一职。他的军事独裁受到严重挑战，宁汉之间的分裂更是日甚一日，不可调和了。当时，蒋介石的军事实力毕竟有限，能受他节制支配的军队，仅第一军和一些杂乱的反正部队，和武汉方面相比，明显地感到力量对比的悬殊。他冥思苦想着，突然间，“李宗仁”跳入他的脑海，前不久，他们刚刚换帖结拜为异姓兄弟，而更重要的是，李宗仁的反共态度和自己一样坚决，对武汉方面的种种行为，也早有不满的情绪。
当时，武汉方面也认识到李宗仁的作用，常来做说客的有徐谦、顾孟余、唐生智、邓演达、张发奎、郭沫若等。这些人都想说服他站到武汉方面，加入他们的反蒋战线，而李宗仁却努力为蒋介石辩护，甚至批评他们不顾北伐大局，而效仿太平天国的同室操戈。他对徐谦说：“蒋固有缺点，然而我们谁又没有缺点错误呢？这些就能打倒蒋介石吗？况且，临阵易帅，实是兵家大忌。”他质问邓演达，“工人罢工有越轨闹事的倾向”；警告唐生智，“过火的群众运动，如不及早设法排除，将来军队会不听你的指挥”；乃至批评张发奎，“你们第四军里，共产党最多，高级将领如叶挺等都是著名的共产党员”。蒋、李盟兄弟的反共立场，已是昭然若揭。一些反蒋说客再也没有心情去摇唇鼓舌了。
他们终于绑在一起，在一条战船上沉浮。这是他们几十年交往中，唯一的“蜜月”期。在臭名昭著的“龙华反共会议”上，李宗仁、吴稚晖提出“弹劾共产党的议案”，接着又联名发出所谓“护党救国”的通电，为筹划中的反共、反革命的政变制造舆论。
不仅如此，李宗仁还将“亲共色彩”的第二军逼至浦口，将所谓“附共”的第六军第十九师全部缴械。一切准备就绪，蒋介石在上海召开军事会议，让白崇禧实施全市戒严，于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便血腥地开始了。政变发生后，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又在广西、广东、江西、安徽和江苏等地，再举屠刀，实行“清党”反共。在工农革命分子的血泊中，南京国民政府宣告建立，李宗仁因清党反共而功高一筹，自然成为南京政府的要角。蒋介石既另眼相待崛起的桂系，又时时感到不安和恐惧，董显光在《蒋总统传》，便披露出蒋介石这一时期的心迹：
蒋与广西将领之妥协，只能算是一时的权宜，由于北伐之必要而构成，毕竟未能长久。
生死冤家
在“清党”、“讨汉”、“北伐”等诸多事件中，李宗仁的桂系武装日渐坐大，这其中的险恶，蒋介石不是没有警觉，而最使他寒心的是，当他提出调一部分兵力去抵御武汉的威胁时，李宗仁却装出很不理解的样子，说：“北洋军阀是我们一定要打倒的敌人，武汉方面是兄弟间的意气之事，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放弃一定要打倒的敌人，从事兄弟阋墙之争，恐怕国人不会谅解吧！”
武汉方面已将军事主力从河南撤回，东征讨蒋的锣鼓越敲越响。蒋介石所能支配的军队，说来虽有十几个军，可是，真正能征善战的只有一军和七军，其余的多是杂牌军，一当枪响，这些蝗虫般的兵勇，都会丢盔弃甲，不战而退。蒋介石不愧为权力场中的混家子，能屈能伸，亲自来到七军军部，再次请求李宗仁予以帮助，可是，李宗仁照样唱着高调，拒不予以援手。蒋介石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归。自此，也就对李宗仁和桂系结怨日深，难以消解了。
恰在此时，军阀孙传芳在张作霖的配合下，亲率重兵，向南猛攻，连连在津浦线得手。蒋介石得不到桂系军队的有效支持，独自率四十军，反攻徐州，以期扭转颓势。不料，兵败如山倒，徐州不仅没有收复，反而连同长江北岸复陷敌手。
蒋介石回到南京，本想喘口气，舒张一下筋骨，再去和孙传芳算账，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武汉方面的东征讨蒋军，兵分三路，呼啸而进。蒋介石真的惹了大麻烦，外要抵御军阀孙传芳，内要对付东征讨蒋军，他纵是有三头六臂，也是回天乏术，招架不住。他只得再三地向李宗仁求援，恳请他看在盟兄弟的份上，拉他一把。
李宗仁不买他的账，一面致电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公开表示呼应其倡议，“宁汉双方一致反共，既已志同道合，请速进行合作”；另一面又写信给武汉方面的唐生智，表示“只欲反共，予愿已足”，并婉转批评蒋介石“不宜以个人地位而牺牲党国大计”。汪精卫“七一五”分共后，李宗仁便领衔代表南京方面发出通电，表示愿与武汉合作。
蒋介石自知地位难保，不过，他还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他知道自己的进退已经掌握在李宗仁、白崇禧的手中，便有意向李、白试探说：“武汉不依不饶，我也想趁此休息一下。”他满以为会听到挽留的话语，没想到，白崇禧却冷冰冰地说：“总司令如果真需要休息，我也赞成，否则徒然政治上掀起一个大风浪，那就大可不必了。”
“健生的话太直率了，这样的事嘛，还是请总司令自决出处。”李宗仁清楚现在自己之所以举足轻重，说穿了，还不是手握重兵，处此形势逆转的关键时刻，切不可有妇人之仁。1927年8月15日，蒋介石正式发表下野通电。当日，李宗仁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民国史上第一次出现蒋去李来之局，李宗仁初获胜利，蒋介石则铩羽而归。
蒋介石下野不过3个月，李宗仁便支撑不起了，失去江浙财神爷的支持，没有白花花的大洋，闹腾得沸沸扬扬的逼蒋下野，不得不草草收场。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继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又当选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党部常委、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进而集党政军实权于一身，攫取了国民党最高权力。
蒋介石在借用桂系力量统一北方后，便感到非嫡系军事力量尾大不掉的咄咄逼人之势，而李宗仁的桂系，更令他每每想起都要为之胆寒，既然其利用价值已尽，那就是“卸磨杀驴”的时候到了。1929年1月，早已酝酿的编遣会议鸣锣开张了。蒋介石心中的所谓“编遣”，说穿了，便是削藩、遣散，其首当其冲者便是李宗仁的桂系。
编遣会议还正在讨价还价，蒋介石便秘密将二三百万发子弹，由江西之袁州运往湖南，接济鲁涤平，消息为第四集团军将领夏威、胡宗铎、陶钧获知。
这个鲁涤平是湖南省主席兼第二军军长，虽属第四集团军序列，却早向蒋介石输诚，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干将。现在，鲁涤平又成为蒋的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蒋要借接济鲁涤平的事情，激桂系生变，然后，再以此为口实，名正言顺地收拾桂系。
北伐胜利后，李宗仁为避嫌疑，长住南京，以免蒋介石疑神弄鬼。武汉的局面便由第十八军军长胡宗铎主持。当即，胡宗铎等便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罢免鲁涤平省主席一职，并派夏威、叶琪两军从武汉入湖南。鲁涤平闻讯后，只身逃走，并令所部撤出长沙。
时当新春佳节之际，蒋介石回奉化老家去了，李宗仁在南京也整日周旋于春酒的宴席之中。这天清晨，军政部海军署陈绍宽突然来访，刚一落座，便焦虑地问道：“李长官，我们的海军电台得到消息，武汉方面已对长沙采取了军事行动，你得到这方面的报告吗？”
李宗仁将信将疑，陈绍宽走后，他立即查询来往电报，从译出的电文才知，陈绍宽所言丝毫不差。李宗仁赶紧喊来第四集团军参议季雨农，把电文交给他阅看。他们共同商量应变的策略，得出一致的结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当日，他们化装成生意人暂住于下关的一个小客栈内，傍晚时分，便搭乘普通火车前往上海。
当蒋介石在奉化获知此消息后，心中暗暗自喜，此乃天赐良机，何不借此扳倒李宗仁，遣散桂系。想到这里，惯做官样文章的蒋介石立即回到南京，指示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李宗仁因为奉命来京，事前并不知情，事后制止已属不及，又曾自请处分在案，自可毋庸置议。”他怕李宗仁还不相信，相继派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去上海，劝说李宗仁回南京。吴稚晖还以“蒋先生人格”担保，李宗仁如去南京，绝无人身危险。
粤军主帅、李宗仁好友李济深时在上海，为四老游说所感动，也为“蒋先生的人格”所迷惑，跟着四老去了南京。在南京，蒋介石单独会见了他，并亲口答应，可化干戈为玉帛，和平解决武汉事变。李济深信以为真，还给李宗仁拍去电报，告之蒋的态度，并请桂系节制勿躁。当他知道自己已被大批密探跟踪时，立即警觉起来，给李宗仁拍去电报：“调军讨伐，以伸正义。”电报为蒋截获，蒋介石索性撕下假面具，将李济深囚于汤山。
这时，白崇禧统兵在塘沽，蒋介石为挤对白崇禧，派刘文岛携大把大把的钞票，支持蒋的宿敌、桂系败将唐生智，让其活动白崇禧属下的唐之旧部。军营内出现“打倒桂系”、“欢迎唐总司令东山再起”的标语。桂军哗变已箭在弦上，白崇禧见事不妙，星夜化装南逃。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手中没有了兵权，也就什么也不是了，李宗仁自然失一臂膀。
双翼既除，讨伐的时机已经成熟。蒋介石亲自督师于九江，以武力进逼武汉。同时，他又争取到张学良、阎锡山、冯玉祥的支持。阎锡山、冯玉祥通电支持中央，冯玉祥还派韩复榘率领大军，沿平汉路南下，与中央军夹攻武汉，桂系完全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桂系内部也分崩离析，俞作柏、李明瑞倒戈，桂军阵脚大乱，纷纷向沙市、宜昌方向退却。李宗仁处此败局，只得让黄绍竑出面与蒋介石交涉，以争取喘息之机。蒋介石毫不念及当年结拜之情，发来一纸电令：“着黄绍竑将李宗仁、白崇禧拿解来京，听候查办。”
黄绍竑给何应钦拍去回电，明白表示，南京“逼人太甚，”所提要求，“无法接受”。于是，南京下令免去黄绍竑的广西省主席职。5月5日，李宗仁在梧州宣布就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正式通电讨蒋。其实，李、白、黄都十分清楚，此乃不得已而为之，是战亦亡，不战也亡。5月27日，俞作柏、李明瑞进驻南宁，蒋介石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主席。至此，盛极一时的桂系作鸟兽散，李宗仁也流亡香港，权当寓公了。
恩怨未了
广西被蒋介石占领后，李宗仁失却容身之所，辗转流亡到越南最大的海港城市海防。可是，蒋介石还是不放过他，派遣特务密切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李宗仁只得深居简出，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1929年11月初，李宗仁收到黄绍竑的电报：“广西有变，速返主政。”原来，俞作柏接任广西省主席后，大胆起用许多进步人士，蒋介石认为俞作柏蓄有异志，密令陈济棠的第八军随时待命，发兵广西。俞作柏知道后，先发制人，通电反蒋。双方打了起来，谁曾想，刚一交火，俞部便在前线倒戈。俞作柏见大势已去，只得溜之大吉，广西境内也就一时无主，所以，桂系军人呼吁李、白、黄等回广西，重振局面。
李宗仁经香港回到广西。他一面整治军队起兵将粤军赶出广西，另一面又与各方反蒋势力联系。1930年3月，冯玉祥、阎锡山通电联合反蒋，李宗仁发表通电，积极响应。他们共同举起反蒋大旗。阎锡山率晋军开入山东，冯玉祥部由陕攻豫，李宗仁的桂军攻湘、鄂，造成南北呼应的态势。5月1日，蒋介石下达讨伐令，于是，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迄长沙，绵延数千里的战线上，展开血肉横飞的大厮杀，这就是“洒向人间都是怨”的中原大战。
初战之际，李宗仁出师还频频得手，可是，由于后方接应缓慢，兵员补给受阻，致使蒋介石将桂军拦腰截击，李宗仁陷入重围，经奋力冲杀，缴战一月之久才回到广西。
李宗仁退据广西，苦撑残局。1931年2月，粤派精神领袖胡汉民被蒋介石扣留，粤派人物纷纷南下广州，再起反蒋风波，陈济棠违抗蒋之命令，停止进攻广西，并与李宗仁联手合作，共筑两广反蒋的安全屏障。此时，蒋介石已被国内的局势搞得焦头烂额，蓬勃兴起的中国工农红军，已搅得他无暇顾及桂系问题。李宗仁由此得以喘息，并励精图治，实施“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宏伟计划。5年的惨淡经营，广西不仅恢复了元气，还展现出一派积极向上的新气象。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采访广西后，得出结论：“中国的模范省——广西。”国内的著名报人胡政之、杜重远等也都极力推崇和宣传，“新广西”由此蜚声中外。
1936年，胡汉民逝世后，两广地方实力派失去重心，蒋介石又乘机施反间计，企图分裂两广反蒋阵线。粤方空军司令黄光锐被策反成功，率40余名飞行员架机投蒋，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也通电拥蒋。陈济棠已是众叛亲离，凄凄惶惶地离开广州到了香港。蒋介石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先是电令白崇禧出国考察，调李宗仁来南京，均遭到李、白的拒绝。这下可惹恼了蒋介石，调集兵力欲武力解决。李宗仁也不买他的账，立即动员10万之众，整装待战。这对兄弟已是箭在弦上，眼看一场大战就要开张了。可是，自“九一八”事变后，团结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救亡图存的民族良知已不允许他们再重开内战。他们开始互派使者，进行频繁的来往。1936年9月中旬，蒋介石飞往广州，并向广西发出和平信号。李宗仁也飞抵广州。他们终于在生死格杀的8年后，握手言和了。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
九月十七日，我乃只身飞广州，谒见蒋先生。大家寒暄一番，未及其他。自此大家言归于好，共赴国难。不久，西安事变发生，接着抗战也就爆发了。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经历，遂又进入另一阶段。
第二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全面抗战爆发。大敌当前，他们捐弃前嫌，携手抗战。蒋介石任命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率部浴血奋战台儿庄，取得台儿庄战役的伟大胜利。这之后，他又与第九战区合作，进行了武汉保卫战。转入抗战相持阶段，李宗仁率部坚持在桐柏山、大洪山，粉碎日军3次大规模的“扫荡”，先后取得随枣、枣宜会战的胜利。李宗仁在五战区领导抗战成果显著，在部属和民众中都很有口碑，蒋介石看在眼里，嫉在心里，开始盘算，怎样漂漂亮亮、体体面面地将李宗仁调离五战区，使他与军队脱离干系。
1943年9月，李宗仁被升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主任。表面看来，这是个很高的职务，所辖有一、五两个战区。可是，这两个战区只受军事委员会节制，凡有行动只向军事委员会报告，仅给汉中行营一个报告副本。显然这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虚设机构。李宗仁常常暗暗发笑：“蒋先生真是煞费苦心，专为我一人而设汉中行营。”
抗战胜利后，李宗仁被任命为北平行营（不久，行营又改为行辕）主任，这更是个有职无权的冷板凳。李宗仁不甘愿闲云野鹤的生活，从不认为自己比蒋介石差，一直在与蒋较劲，总想与之一争高低。现在，军事上的较量已毫无资本，但是，却可以充分利用目前的良好机缘，展现自己的政治智慧。
北平是中国现代学潮的策源地，每有学生示威游行，李宗仁不仅禁止军警扰乱游行队伍，还喝斥军统特务随便捕人。他对待学生运动的理论是：“学生有一股热忱，你越压迫，他们的反抗越大，给他们游行出口气，反而有好处，等他们把怨气、热情发泄尽了，自会散会休息。”李宗仁由此引来一片赞扬声，赢得“民主将军”、“革新人物”的称号。
1947年7月下旬，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来华访问后，曾在公开场合多次批评国民政府“贪婪无能”、“麻木不仁”，“令人气馁心灰”，并表示：“中国的复兴，唯有待于富于感召力的领袖。”这位“富于感召力的领袖”是谁呢？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他称：“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而“李宗仁将军之资望日高”。李宗仁的照片频频出现在美国的报刊上，李之“革新人物”的美誉已飘洋过海，传到欧美各国。在此种背景下，李宗仁踌躇满志，准备在政治上与蒋搏击一把。
竞选风波
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后，决定在南京召开“行宪国大”，实行所谓“还政于民”，以标榜民主。蒋介石郑重宣布：“本届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本党不提名，由本党同志在国民大会中得依法联署提名参加竞选。”李宗仁有此允诺，便有意参加副总统竞选。他让白崇禧去蒋介石那儿，探探口风。没想到蒋介石听后很不高兴，不赞成李宗仁参加竞选。
1948年3月11日，李宗仁在中南海正式宣布参加副总统竞选。不多日，他又来到南京，坐镇指挥竞选。刚刚抵达南京，李宗仁便去拜见蒋介石，仍然希望得到理解和支持。真的当了面，蒋介石自然要说些冠冕堂皇的话，说这是民主政治的开端，人人都可以自由竞选。他本人将一视同仁，绝无成见。李宗仁得到这样的答复，当然是载兴而归了。
蒋介石满以为所谓竞选，还不是走走过场。可是，在国民大会的一般性预测中，李宗仁的当选似乎已成一边倒的言论，这倒太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了，他又懊恼起来，不行，怎么也不能让李宗仁竞选成功。
会议休息时，李宗仁被引进休息室，推门一望，见于右任、居正、吴稚晖、程潜、吴忠信、张群等已早坐在里面。大家见李宗仁来了，纷纷起立让座，谁也不说话，气氛显得凝重。
吴稚晖终于耐不住，清了清嗓子，说：“本党一向是以党治国，目前虽准备实行宪政，但是，本党还须要意志统一，才能团结。蒋先生认为本党同志参加竞选，应尊重本党的意旨，由党提名。这个办法是极为公允的，每个党员都应尊重照办。”他说起来手舞足蹈，很多人已经听得不耐烦，张群见状便打断他的话头，说：“总裁是怕由于副总统竞选而引起党内摩擦，这才想出由党提名的办法。大家如果没有意见，我便去向总裁报告。”
李宗仁早已坐不住了，站起来激动地说：“选举正副总统是实施宪政的开始，任何国民都可按照法定程序参加竞选。现在既已行宪，我主张一切应遵循宪法常规办理，除此之外的任何办法，我都将反对到底。”谈话进行的很不顺利，大家面面相觑，只得草草收场。
不多日，蒋介石单独召见李宗仁，还是希望他放弃竞选。李宗仁早有应对之策，慢条斯理地说：“委员长，我以前曾请礼卿（即吴忠信——作者注）、健生来向你请示过，你说是自由竞选。那时，你如果不赞成我参加，我是可以不发动竞选的。可是，现在就很难从命了。”
“那又是为什么呢？”蒋介石问道。
“这就跟唱戏一样，在我上台之前要我不唱是很容易的。如今已经粉墨登场，打锣鼓的、拉弦子的都已叮叮咚咚打了起来，马上就要开口而唱，台下观众正准备喝彩。你叫我如何能在锣鼓热闹声中忽而掉头逃到后台去呢？……”
“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
“委员长，这事很难办呀。”
“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能选到吗？”
“这倒很难说！”
“你一定选不到。”
“你看吧！”稍微停顿了一下，李宗仁尽量压抑激动的情绪，说，“我来南京竞选副总统，虽不得‘天时、地利’之先，可是，我有‘人和’呀，因为，凡和我相处的，没有不说我是个诚实人，很易相处，这就是‘人和’。我想，就是委员长不支持我，我还是有希望当选的。”
“你一定选不到，一定选不到！”蒋介石的脸阴郁得像漆黑的锅底。
蒋介石自有招数，发动ＣＣ和黄埔系支持孙科，以和李宗仁争高低。孙科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摆成一副“舍我其谁”的阵势，大造舆论，同时，又造谣诽谤，企图挫败李宗仁。
可是，所有这些龌龊之举，都没能奏效，4月23日，副总统竞选时，李宗仁的票竟比孙科多195张，因未过半数，需要再投票。孙科这才急了眼，唆使助选者们以《救国日报》刊载不利文章，而大打出手，捣毁报馆。这种恶劣的行经，已成竞选丑闻，孙科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第二次投票时，李宗仁的票数竟多出了218票，因仍未过半数，所以，还得再选。蒋介石着急了，想想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出狠招了，派人于半夜三更，到各代表住处敲门访问，申明总裁之意，从者有官有钱，违者则自毁前程。
蒋介石如此一搅，竞选已是极不民主，极不光彩。李宗仁和他的助选团经过认真讨论，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战略，作为相应的反击。4月25日，李宗仁公开宣布，由于选举不民主，幕后压力太大，故退出竞选。消息传出，舆论大哗，跳在前台的孙科为自我表白，也于第二天宣布退出竞选。眼看热热闹闹的“民主竞选”就要夭折，蒋介石慌张了，赶忙把白崇禧找去，对他说：“你去劝劝德邻，我一定支持他。”4月29日，举行第四次选举，李宗仁终以1432票压倒孙科的1295票，当选为副总统。蒋介石得此苦果，那种懊丧而又恼怒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李宗仁对此有过极为真实而生动的描述：
当第四次投票达最高潮时，蒋先生在官邸内屏息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情形，并随时以电话听取报告。当广播员报告我的票数已超过半数依法当选时，蒋先生盛怒之下，竟一脚把收音机踢翻，气喘如牛，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上车之后，侍从忙问：“委员长，开到哪里去？”蒋仍一言不发，司机因蒋先生烦闷时总喜欢到陵园去，乃向中山陵开去。刚刚驶进陵园道上，蒋先生忽高叫：“掉转头，掉转头！”司机乃开回官邸。蒋先生才下车，立刻又上车，再度吩咐开车出去。随从侍卫见蒋先生如发疯一般，恐怕他自杀，乃加派车辆随行。蒋先生的座车刚入陵园，他又吩咐掉转头。转回之后，又令司机开向汤山去。真惶惶如丧家之犬，不知何去何从，却苦了侍从人员。
掣肘国政
1948年入冬以后，国民党在东北、中原两大战场节节溃退，接着，又在淮海战役中输了血本，同时丢了天津。至此，国内外的民意机关，甚至统兵作战的高级将领，都认为内战前途无望，希望恢复与中共的和平谈判。1949年1月4日，蒋介石亲自来到李宗仁家。在谈起时下的局势后，他说：“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局面，和共产党讲和！”
李宗仁自当上这个副总统后，蒋介石从不给他笑脸，把他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日长无事，只好带着夫人游山玩水，倒也自在快活。今天，蒋介石竟然放下架子，移樽就教，看来是遇到过不了的坎，想到这里，心中不免暗自高兴，“你也有过不了的火焰山啦！”
第二天，蒋介石又来找李宗仁，并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现在我不干了，按宪法程序，便是你继任，你既是副总统，你不干也得干！”他还信誓旦旦地保证5年之内不干预政治。
可是，在阅读完蒋介石的下野文告后，李宗仁感到受到了欺骗，文告中既未提辞职也不提引退，更不提是副总统继任总统职位，而是“代行职权”。这样不明不白的职务，他怎么能够接受，便立即给蒋介石打去电话，要求修改文告，蒋介石满口答应。可是，第二天，发布全国的文告，却一字未改。李宗仁当然不是傻子，他自有自己的打算，那就是利用和谈，与共产党讨价还价，以时间争取空间，实现划江而治的“南北朝”的美梦。
可是，蒋介石却命令党、政、军“必须作战到底”，以破坏和谈计划。他还命令汤恩伯守上海，破坏李宗仁的江防计划。之后，又暗中破坏李宗仁、白崇禧保卫西南的计划。4月21日，李宗仁召集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会商，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不是蒋介石的暗中掣肘，局势也不会糟糕至如今的地步。他们取得共识，那就是尽快与蒋介石见面，立个君子协定，既然李宗仁主政，那么，蒋介石就应该将所有权柄统统交出。
第二天，李宗仁等分乘3架专机，由南京飞往杭州。这时，蒋介石早已在笕桥航校等候，见面后便以好言劝慰。他为表示亲切无间，还将李宗仁领进另一房间，单独商谈。
“你如果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可以万死不辞的。但是，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李宗仁的话很不客气。
“是的，是的。”蒋介石的态度极为诚挚，“不论你要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当李宗仁提出一些要求时，他都一口答应，从不犹豫。李宗仁本是一肚子气，遇到却是如此谦恭的态度，他又能说些什么呢？
飞回南京时，四郊已闻此起彼伏的枪炮声，入夜，李宗仁久久不能成寐，看来南京是守不住了。第二天清晨，慌忙登上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两周，心事寥茫空荡，往事已是不堪回首。李宗仁于当日抵达桂林，便约李品仙、甘介侯、程思远等谈话，共同商量对策，那就是蒋介石必须无保留地交出所有权力，或者出国考察。他们的谈话被整理成文字材料，派专机送达上海，交给蒋介石。这份哀的美敦书，可谓李宗仁对蒋介石的最后通牒。
蒋介石看了这份谈话记录，冷冷地笑了起来，“说我在幕后操纵，扯淡！”他甚至满腹委屈地说，“今日国难益急，而德邻兄对中（即蒋介石，又名蒋中正——作者注）隔膜至此，诚非始料之所及，而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唯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名。”至于说到让他出国，则干脆耍起赖来，说是：“国内既不许立足，国外亦无法容身。中为民主国之自由国民，不意国尚未亡，而置身无所，至于此极！”
此时，蒋介石正在盘算，幕后操纵既有如此多的不便，不如索性走到前台。首先，他在台湾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公开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强调“断不放弃革命的领导地位”。7月14日，蒋介石带着大批随员，由台湾飞到广州，召开中央谈话会，散发所谓国民党改造的文件。第三天，国民党所谓非常委员会宣告成立，蒋介石为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
蒋介石频繁地来往于台湾和广州之间，离间粤籍将领和李宗仁的关系。他还绕过行政院和总统府，将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撤职，换上他的“天子门生”汤恩伯。蒋介石的“党统”已压得李宗仁喘不过气来。9月中旬的一天，李宗仁特地打了一个电话给蒋介石，要求与他单独谈话，对方很愉快地接受了，并相约在梅花村陈济棠公馆晤面。
陈公馆大客厅内，李宗仁满脸的不高兴，端起茶杯呷了一口，郑重其事地说：“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来对你谈话。”看李宗仁那样一副正儿八经的样子，蒋介石心想，来者可是不善呀，嘴上只好“是的，是的”虚应着。
李宗仁的话匣子一当打开，心中的诸多委屈和不快，一发不可收拾。他把蒋介石的种种过失和不是，一件件、一桩桩地抖落出来。
“你过去每把事情弄糟了，总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东北失守、徐蚌会战的全军覆没，你不说自己指挥错误，反说军队不听你指挥；又如发行金元券，引起全国经济恐慌，百姓破产，你不躬自反省，反责备人民不拥护你的经济政策。再如你纵容特务，滥捕学生及爱国人士，引起舆论指责，你不自疚，反说是本党同志不听你话所使然……”
李宗仁越说越激动，又从历史谈到眼前，“你此番已是第三次下野，你当时一再声明，5年之内决不过问政治。可是，你却处处掣肘，在溪口架设无线电台，擅自指挥军队，且令汤恩伯到杭州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到了台湾后，又命汤恩伯到福州挟持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擅派汤恩伯任福建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凡此种种，都是自毁诺言、目无政府。”
李宗仁怎么也想不到，在如此严厉的教训和数落后，蒋介石竟会如此的平静，平静得令人难以置信。正当他胡思乱想时，蒋介石倒端着笑容，向李宗仁道歉，“德邻弟，”他亲切地使用他们结盟时的称呼，“关于撤换朱绍良一事，是我的错误，请你原谅。”这下可把李宗仁给弄懵了，只好连声说：“事情已经过去，不必再记在心上了。”这是他们盟兄弟之间的最后一面，从今往后便天各一方，永不相见。
1949年12月5日，李宗仁由香港飞往美国医治胃溃疡。次年1月，病愈出院。这时，台湾岛内一片迎蒋复职的喧嚣。蒋介石还指使桂系人物白崇禧、李品仙等人，屡屡电促李宗仁回台湾，聪明过人的李宗仁怎么会轻信许诺，入于蒋介石彀中？
蒋介石等不及了，终于撕破面皮，发表文告，宣布“复职”。接着，台湾召开“国民大会”，罢免李宗仁的“副总统”。李宗仁无家可归，只得寓居美国。1965年7月，李宗仁毅然决然回归祖国，在欢迎的人群中，有记者问到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他不假思索地说：
他有许多缺点。就我个人来说，我很喜欢他。我们都是失败者。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诞生了。
我不把我的错误归咎于别人。这些错误是我的。我不说我受骗了，他们抛弃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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