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在中国长大并生活工作了40余年，她曾说：“我一生到老，从童稚到少女到成年，都属于中国。”她撰写和创作了107部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其中的长篇小说《大地》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一直倾向于她的“第二祖国”，把中国与西方的民间文化交流当做自己崇高的使命，深厚的中国情结伴随了她的一生。
她在中国老百姓中间长大
赛珍珠1892年6月26日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刚3个多月时便被长老会派往中国传教的父母带到清江浦（今江苏淮安）。赛珍珠原名珀尔•巴克（Ｐｅａｒｌ Ｓ．Ｂｕｃｋ），为生活方便，父亲亚伯沙龙改名赛兆祥，并给她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赛珍珠。两年后他们移居江苏镇江，赛珍珠在这里度过了18年难以忘怀的青少年时光。
她曾就读于镇江崇实私立女子中学。赛珍珠的父母是比较开明的传教士，为了与中国人有较多的接触，他们没有选择条件舒适的洋人住所。赛珍珠从小就和中国人“混在一起”，和中国孩子一样玩耍，说中国官话，写汉字，穿中国衣服，与底层百姓朝夕相处，了解当地人的生活情状，熟悉中国社会的风土人情。还为她请了一位姓孔的先生做家教，学习“四书”、“五经”等，接受传统的私塾式教育。扬州奶妈和厨师则给她讲解各种民间传说以及“三国”、“水浒”等故事。母亲卡罗琳是荷兰人的后裔，曾受过良好的教育，她教她英文、音乐、美术、宗教知识，学习欧美以及古希腊、古罗马方面的文史课程。
山明水秀的镇江哺育了她，是她成长的摇篮和走向成功的起点。平时作完功课，赛珍珠便跟随母亲在镇江的小山里徘徊，找妇女们聊天，与她们热情地交谈。使她逐渐了解到异质文化各有千秋，并产生了对待各个民族都要一视同仁的正确认识，从而得出“中国文化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源远流长”的结论。赛珍珠后来回忆道：“我在一个双重世界长大——一个是父母的美国人长老会世界、一个小而干净的白人世界；另一个是忠实可爱的中国人世界——两者之间隔着一堵墙。在中国人的世界里，我说话、做事、吃饭都和中国人一样，思想感情也与其息息相通。我熟悉那里的每一寸土地，就像熟悉我脸上的皱纹一样……”（赛珍珠：《勃克夫人自传略》）双重教育和文化启蒙给她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
庐山有一座美国基督教“圣公会”教堂，赛兆祥经常到这个教堂来布道。1897年1月14日，赛兆祥在教堂附近斜坡上买了一块地皮，盖了一栋小小的石头别墅，有着敞开式的外走廊和欧式老虎窗，朴素而淡雅。一到夏季，赛兆祥一家便来避暑。“每年6月，当秧苗从旱地秧田移插到水田的时候，也就是去庐山牯岭的时候了……距我家不远，有一眼山泉。泉水从山顶上流出，晶莹剔透，这里的生水可以饮用，简直成了我们的高级饮料。”赛珍珠这样回忆她的童年。她每天的任务，就是早晨攀上屋后的山岭，采摘回来一大把山花，从不间断。灵山秀水陶冶了这个美丽的异乡少女，中国情结已深深地沁入她的骨髓。
1910年，18岁的赛珍珠返回美国弗吉尼亚的伦道夫•梅康女子学院攻读心理学。由于长年生活在中国，她的言谈举止和扎着两条辫子的装束，引起了她的同学们极大的好奇，把她看成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人。这种惊讶的态度常常令她“反感和不自在”。1914年毕业后，赛珍珠便立即返回了镇江，先后在崇实女校和润州中学教英文。1917年她与美国农业专家约翰•洛辛•巴克（Ｊｏｈｎ Ｂｕｃｋ）结婚，他们在贫穷的安徽宿县农村生活了3年。赛珍珠又和那里的农民特别是妇女聚在一起，所到之处越多，结交的朋友越多。她“走进白人不曾到过的家庭，访问千百年来一直住在偏远城镇的名门望族。坐在女人堆中，从她们的聊天中熟悉她们的生活。”(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就这样，她一面在教会学校教书，一面接触社会，深入民间，为她日后蜚声四海的作品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生活素材。
1919年下半年，约翰到美国教会创办的金陵大学农学院任教，赛珍珠随夫迁居南京，在金陵大学外语系和农林系教授英文，并在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兼职教授教育学和英文等课。赛珍珠后来深情回忆这段日子：“在这里，我生活的一部分是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和后来的南京大学教书，教授英国文学……我住在南京的一所旧砖瓦房子里，房子四周是我喜欢的大花园。在那里，种树栽花，我丈夫培植蔬菜。我们在花园里，夏天在这里进餐，朋友们带着孩子同我们一起在这里游憩。”1921年她的母亲病逝后，就把父亲接来南京一起居住。同时开始在《亚洲》、《大西洋月刊》等杂志上发表小说和随笔。她的论文《中国早期小说的起源》也发表在校刊《金陵光》杂志上。
1925年赛珍珠又回到美国康乃尔大学继续深造，取得硕士学位。她主修的是英文系，论文却是《中国与西洋》，中国的文化内涵已经滋养了她的精神世界，中国情结已经扎下了根。她说：“我不喜欢那些把中国人写得离奇而荒诞的著作，而我的最大愿望就是要使这个民族在我的书中，如同他们自己原来一样真实正确地出现。”
她在南京写出诺贝尔奖作品
赛珍珠在南京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完成了后来为她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全部作品。
赛珍珠跟着传教的父母几乎跑遍了农村，丈夫又经常活动在农村，所以她对中国农民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农村和农民便成了主要的表现对象。她首先把握住“真实正确”的原则；其次，她注意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从中国人的视角观察中国和世界，反映中国人的心理、愿望和情感，并且渗入中西文化的思考和评判。这样，便使她的作品带有了特殊的意义。
1931年3月，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大地》（《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Ｅａｒｔｈ》）在美国出版，一问世立刻成为全美最畅销的小说。该书描写中国农民王龙从一无所有到成为富户的故事，围绕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从家族的兴衰和人性的变化，揭示了农民的生命源于土地这一永恒的主题。那独特的东方情调和浓郁的乡土气息，使西方人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古老中国的魅力，尽管贫穷、混乱、水深火热，但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眷恋深深地打动了他们。赛珍珠说：“我已经学会了热爱那里的农民，他们如此勇敢，如此勤劳，如此乐观而不依赖别人的帮助。长久以来我就决定为他们讲话……”
1931年3月7日的《星期日纽约论坛》评论道：“由于《大地》的出版，她（赛珍珠）可以算作第一流的小说家了……这就是中国，以前从未有人在小说里描写中国。不过，《大地》不仅仅是中国，而且是任何一个地方人与土地的根本斗争，这种斗争在中国之所以更严重更富戏剧性，完全是因为那里的人单凭意志而斗争，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援助。”
1932年3月7日，电影明星威尔•罗杰斯访问中国后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不消说，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会读书就一定读过赛珍珠写中国的杰作《大地》。它不仅是写一个从未写过的民族的伟大作品，而且是我们这代人所写的最好的作品。甚至在中国，欧洲人和中国人都说这部作品是真实的……读读这本书，它会使你们不再胡闹，使你们了解到中国的一切。”有的美国历史学家评价她是“自13世纪马可•波罗以来写中国故事最有影响力的人”。
1932年5月，《大地》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普利策小说奖、豪厄尔斯奖章，赛珍珠被选为美国文学院院士，荣膺十几个名誉学位称号。《大地》还被改编成话剧、电影在纽约上演，阿兰的扮演者还为此获得奥斯卡金像奖。
这部小说的英文版印行70多版次，还被德、法、荷兰、瑞典、丹麦、挪威等60多个国家翻译成上百种文字和方言出版，风靡全球，好评如潮。
最初推出这部书的美国庄台出版公司，也由一个负债累累的出版社一跃而成为纽约最著名的出版公司。老板查理•沃尔什还与赛珍珠签下了协议：赛珍珠写什么，他就出什么。
赛珍珠的声名鹊起，她和前夫巴克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这桩婚姻维持了18年后，他们在南京友好地分手。赛珍珠1935年离开南京到美国定居，嫁给了把她的创作出版推向了顶峰的这位出版商查理•沃尔什。这一年赛珍珠43岁。
1938年11月，赛珍珠将她在南京写成的《大地》系列等7部作品提交给诺贝尔文学委员会评选。这些作品以宏大的背景和全新的视角征服了众多评委，诺贝尔文学委员会的评语是：“由于她对中国农民生活作了丰富多彩和史诗般的描述，并著有两部杰出的传记，特授此奖。”（长篇小说《大地》及母亲的传记《离乡背井》、父亲的传记《奋斗的天使》）；瑞典皇家学院的颁奖词是：“赛珍珠女士以她的文学作品促进了西方世界和中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欣赏，为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条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和洞察力，去了解一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
赛珍珠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女作家，也是世界上用英文写中国题材获此殊荣的第一人。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大会上，她激动地说：“中国人民的生活多年来就是我的生活，的确，他们的生活始终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祖国与我的第二祖国的人民的心灵在许多方面有相通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都酷爱自由。这一点在当今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真实。目前中国举国上下正在进行着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争——为自由而战（指抗日战争）。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对中国充满了敬仰之情。中国是不可征服的！”
赛珍珠热情洋溢的讲话，是在西方舆论界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的有力支持。《大地》等作品震撼了西方人的心灵，引起了对中国的同情和关心。抗战时期，美国募捐委员会主席写信感谢赛珍珠，说许多募捐者看了《大地》三部曲才了解中国而慷慨解囊。中国人民的朋友海伦•斯诺夫人说，她就是在当初读了《大地》后才决心来中国的。一位德国老太埃尔娜•罗莱德夫人也是从赛珍珠的著作中，产生了探访遥远而古老的中国的强烈愿望，她90岁了，已来中国9次。《大地》影响了几代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同样给赛珍珠带来荣誉的，是她在南京翻译的中国古典小说《
水浒传》。她十分赞赏这部作品口语化的文字风格和农民起义的思想内容，认为《
水浒传》是“老百姓和腐败的官府之间的斗争”，她说，“中国历史上的起义人士不管属于哪一种人，也不论他们持有什么信仰，无一不喜欢《
水浒传》，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她用了5年教书的业余时间翻译了这部古典名著，受《
论语》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启发，纽约1933年出版的这部上下卷译著即以《Ａｌｌ Ｍｅｎ Ａｒｅ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四海之内皆兄弟》）为名，这是《
水浒传》第一个英文全译本。这部书刚一推出便成为畅销书，蹿上了美国权威“每月图书俱乐部”排行榜首，评论称赞赛珍珠“为中国历史题材小说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她与中国文人的恩怨
赛珍珠的青少年时代，适逢中国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前后，狂飙突起，思想活跃；一场不寻常的社会变革和文化风潮，同样冲击着这位在中国长大的洋人。她读过陈独秀、胡适等人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对于中国新文化运动，她认为这是“现代中国的一股新生力量”，将会释放出“被压抑了许多世纪的能量”。她谙熟汉语，对中国古典文学所知甚多，又和新文化运动中的许多人物接触频繁，所以她较早获得了反映和剖析中国问题的独特视角。
赛珍珠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说：“孙中山是中国最伟大的共和英雄”，她十分敬佩他的才学和革命精神。在举行孙中山安葬大典期间，南京政府接待有困难，赛珍珠就在家里腾出地方，让中国驻美大使施肇基博士和为孙中山遗体做防腐处理的泰勒博士住了进来。他们长时间地交谈关于孙中山和民国革命，赛珍珠得到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她后来撰写了《孙中山传》，在纽约还发表了《改变中国的人：孙中山故事》。
一个外国人，却写的都是中国题材的作品，这在当时显得很特别。赛珍珠被称为“中国味的洋小说家”，这就增加了她与一些中国文化人交往的机会。
1924年4月13日以后的3个多月里，印度诗人泰戈尔一行访华并在各地演讲，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徐志摩，代表北方学界陪同并为其担任翻译。在南京一次欢迎宴会上，赛珍珠与徐志摩相识并开始他们的交往。1929年8月，徐志摩到中央大学英文系任教，与赛珍珠成为同事。1931年11月18日，徐到赛珍珠家中拜访，送她一本自己新出版的《猛虎集》。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因为徐志摩第二天乘飞机去北平，遇雾在济南附近的开山坠毁，赛珍珠闻讯不胜悲痛。关于这段交往，据说赛珍珠曾透露给她的两位好友莎拉•布顿和诺拉•史迪林。她们写了《赛珍珠传》，煞有介事地说：“赛珍珠有个中国情人，这就是有中国拜伦之称的徐志摩。”
赛珍珠毕竟与中国文化有某些距离和隔膜。因此，她想找一个英文好又真正懂得中国文化，而且文笔功力深厚的人，来写一部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书。她从《中国评论周报》的英文版上开始注意到“林语堂”这个名字，觉得此人的文章评论大胆，文笔清新而优雅，就向别人打听。赛珍珠将林语堂确定为自己理想的合作人选。1933年5月，他们见面了。林语堂说：“我倒很想写一本中国的书，说一说我对我国的实感。”赛珍珠马上说：“我盼望已久，希望有个中国人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一个出书计划就这样拉开了序幕。林语堂用了10个月时间写出了这部叫做《吾土吾民》的书，这是一本介绍中国文化的通俗读物。赛珍珠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这部书经赛珍珠推荐，于1935年在美国出版后即引起轰动，4个月时间连印7次。它是中国人真正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开端，也是这两位中外著名作家亲密友情的开始。后来林语堂举家赴美就是先住在赛珍珠的家里。1939年底，林语堂的英文小说《Ｍｏ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ｅｋｉｎｇ》（《京华烟云》）在美国出版，赛珍珠又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了这部作品，并推荐林语堂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但由于东西文化、观念上的差异，他们之间的友谊最终还是破裂了。林语堂曾花40多万美元研究制造中文打字机，最后不得不向赛珍珠借钱，但却吃了闭门羹，这让林语堂很伤自尊心。又由于赛负责推介林的所有作品并拿部分版税，林语堂认为自己吃亏了。从此一条流淌了20年的河流在某一处分开后，再也没有汇合过。
鲁迅曾对赛珍珠翻译的《
水浒传》改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提出非议，认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然而赛珍珠对鲁迅却始终怀有敬意，多次通过访美的人打听鲁迅的身体情况，对他的处境表示关切和同情。1934年她约请斯诺撰写《鲁迅——白话大师》，在自己主编的《亚洲》杂志发表；后来又发表了斯诺翻译的鲁迅小说《药》及散文《风筝》，成为鲁迅生前最后发表的译文作品。赛珍珠在《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说：“许多优秀的中国作家写有关农民题材的作品，鲁迅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位。”鲁迅对远在异国的赛珍珠非常感谢，对她的看法也有所转变。他在1936年9月15日致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表示自己曾经对赛珍珠的评价“可能存在不妥”。
1942年青年表演艺术家王莹（中共党员），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与未婚夫谢和赓一起赴美留学并开展抗日宣传。赛珍珠邀请她为“东西方协会”董事兼中国戏剧部主任，王莹得以顺利组织人员排练节目。赛珍珠帮助翻译并身穿晚礼服亲自报幕，在白宫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战歌曲，罗斯福总统带领全家及议会官员、各国使节观看了演出。赛珍珠随后与王莹一起到全美进行巡回宣传。各种媒体纷纷报道，轰动一时。王莹住在赛珍珠家里，叙说自己不幸的童年和投身革命洪流的经历，赛珍珠让秘书纪录下来，并鼓励王莹创作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宝姑》。后来王莹的中共党员身份暴露，被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罪名流放荒岛，赛珍珠等人发起声援活动，才使王莹夫妇辗转回国。
老舍1946年春到美国作访问学者，赛珍珠积极创造机会让老舍在各种场合和美国文艺界接触、交流，还联系陪同拜访了旅美的德国大戏剧家布莱希特。为使老舍的作品能够在美国出版，她写信给出版商大卫•劳埃得：“我看过他的译稿，我认为翻得不错，书的前景应当很好。可能不用我说你也知道，舒先生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为了让他能完成这一工作，我还帮助舒先生延长了他的签证。他现在回国（旧中国）也很不安全，因为他是个著名的民主人士，回去后不是被杀，至少也得被捕进监狱。”在赛珍珠的大力帮助下，老舍的《离婚》、《四世同堂》、《鼓书艺人》等长篇小说的英译本才得以在美国顺利出版。
此外，赛珍珠还在美国创办了一份《亚洲》月刊杂志，专门介绍东方文化，发表具有进步思想的文学作品。我国左翼作家鲁迅、茅盾、郭沫若、柔石、丁玲、萧乾、萧红等人的翻译作品，都经赛珍珠之手在这里一一与西方读者见面。
她为援华抗战奔走呐喊
赛珍珠是1935年告别她生活工作了43年的中国，回到美国弗吉尼亚州定居的。深深的中国情结使得她虽然身居大洋彼岸，却依然关注着中国的一切。
卢沟桥事变血染中华大地，也牵动着赛珍珠的心。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对南京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进行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率先报道了这一消息，震惊了全世界。赛珍珠看到这些报道和“杀人比赛”的照片，无比震惊和愤怒，她发表文章，进行演讲，谴责日军的暴行，她说：“所有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每个字、每一句话都被中国人的鲜血沾住，字里行间发出了血淋淋的冤喊：还我头颅！我不能袖手旁观，视而不见！”她开始构思反映这一事件的长篇小说。
1938年6月，就在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批驳“亡国论”不久，赛珍珠发表政论《日本必败》，她说：“美国人觉得中国与久宿野心的日本相对敌，中国是支持不久的，是必会投降的。但我以为这是不会有的事，中国绝对不会屈服日本！……在言论上，在著作上，我曾大胆地发表我不相信。我说，中国人是不会投降的，日本人也不能征服他们！”对于国共两党在中国抗战和历史进程中的表现，赛珍珠看得很清楚，她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和平的唯一希望，但蒋介石因无视农民而失去了他的机会。”这些“放肆言论”的发表激怒了中国官方，虽然她当时获得诺贝尔奖与中国有关，但南京国民党政府派驻瑞典的使节却奉命拒绝参加她的授奖仪式。她仍在举世瞩目的诺贝尔颁奖讲坛上，向世界宣布“中国是不可征服的！”
赛珍珠还批评蒋介石为了加强统治，网罗一批亲信组建特工组织“蓝衣社”并聘请德国纳粹军官训练他的党羽的做法。她在《亚洲》杂志上发表《现代中国的创新精神》，在赞扬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同时，又痛斥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蒋介石“没办法消除腐败现象，才又皈依了基督教”，预言“蒋介石的统治已步入穷途末路”。并说：“蒋介石虽是一个握有兵权的实力人物，但他镇压自由的做法使他正丧失民心。如果蒋介石不相信人民，人民也不会相信他。”美国的乔治•欧图尔讽刺赛珍珠“急于向蒋介石打冷枪以取悦延安”。
为加强舆论作用，赛珍珠夫妇于1940年建立了一个民间团体“东西方协会”，赛任该会的主席。她在协会的秘密报告中提出：“当务之急是，中国应立即对美国人民开展一项高明的、精心策划的有关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教育活动。”她把制定的宣传计划交给了中国驻美大使馆。她始终认为，只有通过持之以恒的宣传和交流，才能克服两国完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造成的障碍，增进两国和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她利用这个协会主办的《亚洲》杂志，宣传中国抗战和介绍抗战中国，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
西行漫记》）就是首先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赛珍珠在一家电台评述斯诺这部作品时指出：“毛泽东是赢家，蒋介石是输家。因为毛泽东唤醒了中国的老百姓，他领导的军队是完全为老百姓的事业着想的。”赛珍珠旗帜鲜明地宣传持续到抗战结束，仅在《亚洲》杂志上就发表了《中国必胜》、《明天的火种》、《团结的中国》等18篇之多。这些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第二祖国”无尽的眷恋和对中国人民深深的爱，是一种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爱。尽管她身处大洋彼岸，她的心却飞到了战火纷飞的中国，飞到养育她40多年的地方，分担着第二故乡遭受战争蹂躏的痛苦，更分享着他们胜利的欢乐。她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绝不是遥远的东方的两个与美国无关的国家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超出中日两国的范围，已经成为民主与暴政之间的战争。”
赛珍珠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又马不停蹄地创作了大批反映我国抗战内容的作品。从1939年至1945年，共有长篇小说5部，剧本7部，散文4篇，编著《中国木刻》1本，其创作态势惊人。这些作品都旗帜鲜明地声援了中国的抗战。
1942年出版的《龙子》是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描写了1937年至1941年南京西郊村民的生活和斗争。作品揭露这场屠杀带来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巨大灾难，歌颂普通民众磨炼成长、众奋起杀敌的英雄壮举。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以英文向西方揭露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罪行的长篇小说。虽是小说，但却是真实的历史纪录，赛珍珠说过：“书中描写的悲惨肆虐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侵略军极度残忍，其凶其毒难以言表，只能细写故事始末。所有根据是当时影像、报纸资料的剪辑。”这部小说寄托了作者对南京的深厚感情，引发了全世界对日军残暴罪行的谴责。许多读者把它当成“来自中国抗日前线的真实报告”。美国政府和人民也急于了解东方战事和日本侵华的真相，所以《龙子》这本书一推出就大受欢迎，初版29万册，后来又一版再版。甚至把它作为美国盟军参与抗日的宣传品，鼓励了大批美国人来到中国抗日战场。她创作的《滇缅公路的故事》，也首次向世界披露中国男女老幼铺筑公路用以抗战的奇迹，鼓励美国军火商援华抗日，不要再对日本销售武器。
内战时期，赛珍珠在《爱国者》中，揭露蒋介石的倒行逆施：“1937年8月国民党空军轰炸上海，炸伤市民造成惨案。蒋介石一到上海，立即与金融巨头们结为联盟，放弃革命，开始血腥镇压异己分子，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几乎无一幸免。”宋美龄曾代表蒋到美国游说，希望得到美国的军事援助。赛珍珠给罗斯福总统夫人送了一份书面意见，她说此时美国不宜参与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她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能与农民打成一片，他们把解除大众的疾苦作为主要的议事日程。她建议罗斯福夫人“如果真想了解共产党，应把拜访周恩来列作行动计划”，她希望总统夫人“应与中国普通老百姓进行广泛接触，以摆脱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误解”。
除了写文章开展宣传，赛珍珠还进行了大量的援华抗日活动。1940年，她与左翼记者埃德加•斯诺等一起，应宋庆龄之邀为“保卫中国同盟”的荣誉委员，从事海外募集资金和医药物品，支援中国抗战。她又与斯诺夫妇等签名上书美国总统，呼吁成立了“美国中国救济事业联合会”，她担任该会主席，并邀请总统夫人任名誉主席，在全美筹募了500万美元汇往中国。同年底，赛珍珠夫妇又成立“紧急援华委员会”，第一个目标就是半年内筹集到100万美元紧急援华。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赛珍珠以她特殊的身份和影响，为支援中国抗战奔走呐喊。她的热情和友谊得到中国人民的称赞。著名社会活动家庄心在上海的《矛盾月刊》撰文指出，“赛珍珠是一位外国人，但她的写作是真诚的。如果有异国的作家能以真切的态度来描写中国的现实相，那便是中国的友人。”周恩来曾评价说过：“赛珍珠是著名小说家，是最了解中国的美国人，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感情。在抗日战争方面，她同情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1943年，周恩来曾亲笔写信给赛珍珠，邀请她前来华北抗日根据地采访，搜集写作素材。但由于种种原因此次没能成行。
她对中国的最后眷恋
新中国成立后，赛珍珠还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她曾在1949年10月4日的《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了《认为中国危险是我们的错觉》的文章，对新中国的成立欢欣鼓舞，指出过去所说的“共产党都是恶人”的说法是错觉，“这种观念必须改变”。她同时还在美国的商切尔学院作了一次报告，明确地表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选择，美国应该学会和新中国相处。如果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只能是让更多的钱打水。”赛珍珠不仅认可和接受新中国，而且写文章告诫美国政府“反共运动只能使美国成为全世界的笑柄”。
其实，赛珍珠的这种立场早就是明确的，新中国成立前她就说过：“美国支持台湾是一种目光短浅的政策，中国大陆不论是不是共产主义，仍是亿万中国人民的故乡；如果美国反对它只能使事情恶化。”赛珍珠对中国进步势力的支持，不合时宜的言论，招致美国政府和舆论的不满。美国联邦调查局怀疑赛珍珠是否忠于美国，他们调查发现，她至少和4个“共产主义前沿组织”有过交往；她还积极支持所有倡导种族平等的主张，这无形中让她与许多知名的共产党人有了牵连。于是她被列入“红色绥靖分子”黑名单。1948年6月8日，加利福尼亚、萨克拉门图几家报纸也同时把赛珍珠列入“红色危险人物名单”。一个远离中国大陆的美国人，顶着本国政府对新中国的敌视，公开申明反对蒋介石，拥护中国共产党，这需要多大的胆量和勇气！
中国出兵朝鲜，赛珍珠也是支持的，她曾对一位日本记者说，中国的举动是正当的。她抨击美国领导人处理朝鲜问题不成熟，“像一个十多岁的小男孩那样幼稚”。为了反对美国介入战争，她在坦谱尔大学作报告说：“如果政府要带走我的孩子，那就从我断了气的尸体上踏过去。”明确地表明她反对美国侵略朝鲜的立场。她对60年代美国干涉越南国内事务，从而引起中美两国关系紧张的做法也很不满，曾著文说“美国参与那场战争是缺乏理智的”。她呼吁中美两国应建立一种相互容纳的机制，说如果美国继续对共产主义冷战，势必影响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赛珍珠本是一位作家，但却以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国际事务，并且替中国说话，其真挚之心令人感动！
然而由于中美在50年代以后“冷战时期”的尖锐对立，两国文化关系的解读也被纳入政治轨道，所以赛珍珠的各类作品在中国即遭长期封锁。但这似乎并不影响她从事中国题材作品的写作。1957年她创作了小说《北京来信》（《Ｌｅｔｔｅｒｓ Ｆｒｕｍ Ｐｅｋｉｎｇ》），写的是一个有着中美混合血统的美国人，在北京“三反”、“五反”等运动中的遭遇。1969年她又出版了《梁太太的三个女儿》，写的是中国狂热的“文化大革命”。这些作品现在看来远不及后来国内同类作品的“暴露”程度，但在当时却“大逆不道”，理所当然地受到大陆报刊的批判，也为她被中国拒之国门埋下了祸根。平心而论，由于时空完全把赛珍珠阻隔在大洋彼岸，她对中国的认知和作品的把握未必恰如其分；另外，她是一位西方人，基督徒，不信仰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也有不同看法，这对于她都是很正常的。但招致误解和批判显然有失公允。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赛珍珠依然对“第二故乡”的眷恋之情一如既往，而且到晚年表现得尤为强烈，她盼望能在死前回一趟久违的中国，追寻自己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梦踪，看望长眠在中国土地上的父母、两个姐姐和两个哥哥的坟茔。
她曾委托朋友斯诺帮助斡旋，圆她的“回乡之梦”。1970年她又接二连三地给中国发电报，渴望得到一份准许她入境的签证。但由于当时中美关系紧张，大陆又忙于文革，没人能够理会她。
1972年2月中美关系出现转机，赛珍珠的热情又被燃起，她向即将访华的尼克松总统求助，尼克松答应帮助她。她记得周恩来、董必武都赞扬过她，曾邀她访问解放区和新中国，因而赛珍珠认为自己这次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并兴奋地向多家媒体宣布她即将回到阔别37年的故土。她被邀请主持美国国家广播公司（ＮＢＣ）的专题节目《重新看待中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虽未见过毛泽东，但我认识周恩来。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我最近曾给他写信，期待今年5月间对他访问。”她表示此次访问中国后，再写一部反映新中国人民生活的书。因当时中美尚未正式建交，她就到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申请签证，几乎做好了一切访华的准备。赛珍珠这些日子的心情，就像一个即将回娘家的媳妇那样的欢快。
然而，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72年5月17日，她80岁生日前夕，收到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大使给她发来的一封短信：“亲爱的柏尔•布克夫人：来信收悉。由于你长期以来在著作中丑化、中伤和诽谤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领袖，我受权通知你，不能接受你的访华要求。”
没人知道赛珍珠看到这封信时的确切感受。
但有一点还是清楚的，她满腔的热情降为冰点，对媒体的承诺化作泡影。她最后的希望破灭了。强烈的刺激和沉重的打击使她一病不起。
10个月后，1973年3月6日，81岁的老人带着对南京、对中国深深的眷恋和遗憾，在佛蒙特州丹比与世长辞。赛珍珠的墓地坐落在美国宾州故居“绿丘山庄”，遵照她的遗嘱，墓地朝东，其含义不言自明。暗红色的大理石墓盖上仅刻着三个篆体汉字——“赛珍珠”。美国总统尼克松亲自参加了为她举行的追悼会，他在悼词中称赞“她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一位敏感而富于同情心的人。”
许多美国人深深地怀念她，高度地评价她。波士顿大学教授杰姆斯•Ｃ•汤姆森在《华盛顿邮报》著文称：“在40年异乎寻常的多产的作家生涯里，赛珍珠赢得了千百万忠实的美国及外国读者。她向美国提供的中国人民的生动形象，一直延续至今。尽管政治气候在不停地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有了赛珍珠，一代代美国人才带着同情、热爱和尊敬的目光看待中国人。”
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于1998年10月18日访问了赛珍珠曾经执教过的南京大学，参观了赛珍珠故居，他说：“像千千万万美国人一样，我当初对中国的了解，以致后来对中国的爱慕，就是受赛珍珠的影响，这些都是从读她的小说开始的……赛珍珠对美中两国最大的功绩，就是她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创造了一个中国人民是不可动摇的良好信念。”
赛珍珠去世时正值文革动乱时期，中国人都自顾不暇，当然没人注意她逝世的消息，更谈不上悼念她。
80年代以后终于拂去历史的尘埃，一颗闪亮的珍珠破土而出，光芒四射。
镇江、南京、上海等地成立了赛珍珠研究会，全面而深刻地探讨她的生平业绩；湖南、漓江等出版社推出了她的传记文学及《大地三部曲》等多种著作。这位在中国长大的世界名人，总算又回到了她的“第二祖国”。她至死没有忘记中国，中国人民也不会忘记她。
责任编辑 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