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原，本名刘仁甫，另有笔名刘半九，著名诗人、翻译家、外国文学编辑家，“七月诗派”代表诗人，曾被台湾诗评家称为“大陆生命力最强的诗人”。1922年11月出生于湖北黄陂，1941年开始发表诗作，1942年出版第一本诗集《童话》。早年曾就读于重庆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后在四川、武汉等地中学执教。新中国建立后，历任《长江日报》做文艺组副组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干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副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等职。现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中国翻译家协会名誉理事、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诗刊》编委，以及中国诗酒文化协会顾问、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员、国际日耳曼语学者协会会员。曾获全国第3届优秀新诗奖、第37届马其顿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金环奖、国际诗人笔会第2届“中国当代诗魂”金奖及第1届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
“不再是你的玩具／诗将随你一同老去／你和它携手同行／去寻找共栖的归宿。”相伴60多年，诗仍是他最忠实的朋友，是他的生命。在中国现当代诗歌的教科书里，讲到上世纪40年代的“七月诗派”，要说到绿原；讲到上世纪70年代末“归来的诗人”，要说到绿原；而到了21世纪，绿原仍在写。
满头华发的绿原，精神矍铄地坐在他的摆设简朴的书房里，尽管诗人的听力不很好，即使戴上助听器也不是很管用，但笔者从他的沉静的微笑里感受到了他对生活的挚爱与对诗的痴爱，让人浑然不觉面前是一位经历过无数人生困顿、挫折的大诗人和大翻译家。
诗人翻译家的双喜临门背后
1998年8月23日晚，马其顿共和国斯特鲁加小城。21时，当国际诗歌节组委会主席帕斯卡•吉列夫斯基把象征世界诗坛崇高荣誉的“金环奖”授予一位童颜鹤发的中国老人——著名诗人绿原时，斯特鲁加诗歌节即进入最后的高潮。绿原因此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诗人，评委会称绿原获奖是“诗的智慧的凯旋”。
同样是在这一年，绿原翻译的世界名著《浮士德》，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彩虹翻译奖，这是我国文学界首次设立的国家级文学翻译大奖。
知道自己荣获斯特鲁加国际诗歌“金环奖”的时候，绿原写了一首题为《听说我得了金环奖》的诗，诗中说：“因为儿时我也爱做梦／梦见自己会飞像孔雀／带着镀金的苹果和／银发的蜡烛飞着／正向一座糖果城降落……／梦没做完就被妈妈喊醒：／‘你现在必须去干活。’／妈妈死了六十年／她那句话还活着／于是，我懂得，即使现在／金冠果然戴在头上／我仍得像平常那样／继续赶着去工作。”
绿原说：“我从上世纪40年代初期开始学习写诗。最初只是把诗当做玩具，或者当做与美捉迷藏的游戏，或者当做消愁解闷的手段。无论当做什么，都丝毫没有帮助我，感受到古代诗人在诗中所表现的人生的痛苦，直到后来我被投入民族和人民为求解放而不得不进行的残酷斗争，才逐渐抛弃那些幼稚的幻想和嗜好。自从我懂得一个诗人必须与人民同甘共苦，诗便日益成为我试图在苦难和斗争中探索人类精神美的途径或桥梁。”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绿原虽然遭受时代的遗弃，却没有遗弃自己的灵魂。无论是在单身囚禁期间，还是在″牛棚″期间，他依然不改诗人的本色，带着他那崇高的信念，驾驶着他那孤独的“圣玛丽娅”坚定不移地去寻求一个新的大陆。他这个期间的许多诗作都是以抒写自己的苦难经历为主要内容，是悲愤感喟的凝聚，是真实的心迹写照。
自上世纪40年代初开始诗歌创作的绿原，至耄耋之年势头依然不减，持续一个甲子而不衰，直到今天还在歌唱着生活，依然孜孜不倦地辛勤耕耘，并且一直拥有稳定的读者群，不能不让人惊诧。
绿原还是个翻译家，他通晓英、德、法、俄4种语言，曾翻译过歌德、席勒、海涅、里尔克等诗人的诗以及黑格尔、叔本华的哲学著作。
在诗歌创作上，绿原不喜欢拘守一种情调，一种风格，不但力求和别人不同，而且力求突破自己。作为一个写诗多年的老诗人，他却觉得诗对于他永远是陌生的，他始终把写诗的过程当做一个探索的过程。
常言道：烟出文章酒出诗，李白斗酒诗百篇。绿原饮酒与否没有耳闻过，不过他与香烟有一番特别的缘分——这一点圈内不少人知晓。早年，绿原抽烟；1954年因气管炎而被迫戒烟；不料几个月后，祸从天降，成为“胡风骨干分子”而天天要写交代材料，不知不觉地又抽了起来。“接着进监狱，随身不准带火种，比如火柴或打火机什么的，不戒也得戒。几年后被释放，满可以干干净净重新做人，永不再抽，不料无聊的自我补偿心理作怪，不知不觉又抽了起来。后来，下放干校，从事体力劳动，抽烟可以解乏，就更名正言顺了。”抽着抽着，绿原不觉抽到了60岁，不知怎么越抽越觉不出滋味，于是又开始戒烟。回顾平生戒烟好几次，“既然次次成功，怎么后来又逐次失败呢？原来除了最后一次，次次一律为外因所迫，并无以觉悟或决心为基础的主观能动性可言，难怪随即在一点点客观诱惑面前显得没出息”。
读书，是诗人一生的爱好。“读书可以补充听觉。”听力不是很好的绿原跟记者如是说。每天，他总是早早醒来，然后就坐到了书桌前。诗、哲学、中文、英文、德文……他都读。那9个装满中外文书籍的大小书柜，是他最值钱的收藏。
早在多年前，绿原就开始“换笔”，用电脑写字，在里边敲进自己想写的一切：信、文章，当然最多的还是诗。写完一首，又开始琢磨下一首。女儿收拾房间时，时不时会发现纸片上的几句残诗。
诗在流亡的路上与自己相伴
在晚年，绿原十分想念家乡。在记忆里，家乡的“港饼”很香甜。他记得：“小时候每到中秋，晚饭后坐在场院里仰着头望天，月亮格外大，也格外圆。妈妈指着月亮里的黑影告诉我，那里有嫦娥，有捣药的玉兔，还有一棵桂花树，长着很香的桂花。另外还有个砍树的人，后来才知道他名叫吴刚。中秋节，妈妈常给我们买一种很好吃的‘港饼’。那是一种芝麻饼，个头小而薄，没有馅，但很甜，仿佛还带有月亮里的桂花树的香味。之所以叫‘港饼’，不是制作地点在香港，而是在故乡附近一个叫‘港镇’的地方。而今我老了，却依然留恋小时候妈妈指给我看的月亮里的桂花树的香味，和带有那种香味的‘港饼’。”
1922年初冬，绿原出生在湖北黄陂，母亲给他取名“仁甫”。绿原的父亲是个手艺人，靠给人刻竹篁对联和照相为生，闲暇的时候他就教绿原读竹篁对联上的字句，或驮着儿子四处游玩嬉戏，这些都给绿原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但是好景不长，绿原3岁那年，父亲因病撒手西去，留下可怜的母亲拉扯着他和姐姐相依为命。
母亲忙于生计，无力管教孩子，年幼失怙的绿原就整天在外游荡。荆楚大地历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绿原流连于水汊阡陌之间，常常到暮色低垂、牛羊归栏之时才恋恋不舍地回家。这块给他带来身心快乐的土地，也培养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诗意的敏感。
6岁那年，绿原入私塾开蒙读书，对“古久先生”摇头晃脑吟咏的《三字经》、《
百家姓》深感枯燥乏味，小学时就竭尽全力搜寻有趣的书读。《
聊斋志异》、《
古文观止》等好些书所展示的广阔世界，给绿原寂寞的童年生活带来了新鲜的内容，从此浸润其间，乐此不疲。
然而，读书给绿原带来的欢喜并没有持续多久。13岁那年，勤劳一生的母亲病殁于黄陂乡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绿原开始经常读报，读救亡宣传品，同时接触新文学读物。他说：“最早、最久、最深刻地感染过、震撼过我的，是鲁迅的作品，包括他的小说、散文和散文式的诗《野草》，它们奠定了我对文学的终生虔敬。”
1938年，日本人攻陷武汉，正在武汉读初中的绿原匆匆向西逃亡，“像一块敏感的石头，滚进了广大而冷漠的人间，从此开始了紧张而惶恐的流亡生活”。
绿原先是辗转到了鄂西，在一个靠政府“贷金”维持的中学读书，并开始学习写诗。“当年初学写新诗时更多的是模仿艾青的作品。通过广泛的阅读和细致比较”，他“渐渐认识到，满足于在风格上与某名诗人近似，毕竟是误区，只有自觉地建立自己的风格才是惟一出路”。当时，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渴望，一经与他敏感忧伤的心灵碰撞，便演绎成一首首可爱的小诗，虽然它们还不够成熟。
两年后，因受不了学校当局的政治压力，绿原前往重庆，靠在一家钢铁企业做短工而艰难为生。
荆楚之地自古就出文人骚客，湖北黄陂便是一个出诗人的地方，古代的《木兰辞》就是从黄陂民间开始传唱开来的。当代著名的诗人就有3位——“水手诗人”曾卓、“玫瑰诗人”彭邦桢和“童话诗人”绿原便都是这个地方的“文化土特产”。抱憾的是前两位已先后乘鹤西去，目前仅绿原这位跨越了中国现、当代两个文学史阶段、独具特色和魅力的诗人健在。
当年，曾卓在重庆和绿原交往的初期，发觉绿原“有时流露出一种沉重的阴郁的情绪，那是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称的”。
绿原与曾卓同乡、同龄，同属“七月诗派”，遭遇了同样的政治厄运。后来，又一同问鼎荣获第二届“当代诗魂金奖”。绿原与曾卓是因诗而相识相知的。那是1941年的夏天，以邹荻帆（后为著名诗人，《诗刊》主编）为首的几位诗友，在筹备出一本诗丛刊《诗垦地》。第一期已经编好，即将发排。这时候，邹荻帆又拿来了一首诗《雾季》。曾卓读了以后，觉得眼前一亮。一看署名“绿原”，竟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一个新人一出手就能写出如此脍炙人口的好诗，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激动得立即向邹荻帆打听作者的情况。邹荻帆说，绿原也是湖北人，在一家工厂当小职员。那首诗临时补进在那一期发表了。随后，他们“在患难与共的磨炼中更为坚实，现在还温暖着老年”……
《诗垦地》这个小小的诗刊曾受到了进步文学青年的关注，并产生过一定的社会影响。这诗刊只断断续续地出了6期，终因经费困难与环境所迫而停刊。不过，绿原至今十分怀念这本曾引导自己走上诗坛的小刊物。“那时，邹荻帆在我的幼稚的心目中，正肩负着传递新诗火炬的重任。我当时就感觉到邹荻帆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几乎就是一见如故的老大哥”。
1941年冬，绿原作为投稿者拿着邹荻帆的亲笔邀请信，参加由邹主编的《诗垦地》发刊座谈会。会后，邹荻帆一再勉励绿原报考他所在的重庆复旦大学，并具体帮绿原准备报考所需的证件。
次年，绿原考进了从上海迁到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他说：“以后在朝夕相处的同学几年中，我和邹荻帆经常共用一盏油灯，埋头各自的新诗创作，互相欣赏对方刚写出来的原稿。读着他的墨迹，与阅读铅印文字相比，往往发现别有一番滋味。当时，邹荻帆还积极为我争取和扩大发表新作的机会，一步步引我进入庄严的诗坛。”当时，曾卓在复旦大学教务处工作，于是这3个湖北佬诗人走在了一起，比亲兄弟还亲热。
梁宗岱是我国一位深受东西方文化浸润、陶冶的诗人、学者、翻译家，游学欧陆，回国后曾在重庆复旦大学执教。绿原回忆说：“我有幸修习过梁先生教授的英国诗歌，他在课堂里背诵华兹华斯的名诗《我们姊妹七个》，那种引人入胜的抑扬顿挫至今仿佛还回响在我的耳边。他对学生很严格，其实也很随和，常在课余邀请学生到他的寓所开月光晚会，或教我们听贝多芬第五交响乐什么的。”
1939年，绿原向胡风主办的《七月》杂志投过稿，虽未采用，却得到了胡风热情洋溢的亲笔回信，信中指出，绿原的作品“缺乏生活信息”，“从概念出发”，“还没有化成诗”，但“我们永远向新作者伸出手来，期待你写出更成熟的作品”。这封信给了绿原极大鼓舞。
1942年，胡风编辑《七月诗丛》时，主动为绿原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童话》。绿原的创作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一时间他的政治抒情诗在进步的青年学生中广为流传，在大后方有相当的影响。诗人流沙河在自传中就提到他当年狂热地阅读艾青、田间、绿原的诗。
1944年，大学还没有毕业的绿原和邹荻帆一同离开复旦大学，应征为来华参战美军充当译员。因受训期间没有参加“集体入（国民）党”，被分配单位认为“有思想问题”，由“外事局”改调“中美合作所”。绿原没有去报到，从而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暗令通缉。面临这个政治危机，绿原东躲西藏，朝不保夕，在胡风的帮助下才平安离开重庆，到川北隐姓埋名，流落到岳池县这个川北小县城的一所中学教书。在这里，他与青梅竹马的女友罗惠结为人生长途上的伴侣。
也就是在川北这个僻远的小县城里，在看来是平静的生活当中，绿原经历了思想感情上的一个大的突破。他接连写了好几篇较长的政治抒情诗。后来将这些诗的结集取名为《又是一个起点》。的确，这是他的又一个起点，诗的内容、诗的色彩、诗的风格，都不同于《童话》时期，他不再沉浸于那种带梦幻色彩的童话境界中，转而正视现实。绿原直接面对现实，发出了震撼人心的歌声。在《复仇的哲学》、《破坏》、《你是谁》等篇章中，他以奔放的激情，恢宏的气势，通过生动的形象和犀利的语言，控诉了反动派的罪恶，表达了人民“要生存”、“要自由”、“要一个自己的国家”的渴望，和为此而斗争的决心。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在国统区斗争最惨烈的那几年，诗坛上一度出现沉寂的局面，绿原一改早期的浪漫风格，以战斗的姿态直面险峻的现实，如火山般喷发出愤怒的烈焰，写出了一首首气势恢宏的政治抒情诗。诗人已经将自己的命运同祖国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些具有强烈震撼力的诗作，当时在大后方的青年中广为流传。
抗战胜利后，1947年的秋天，绿原回到了离别近8年的武汉，借住在亲戚家里以寻找一个可以糊口的职业。好几个月后，通过考试，进了一个外商办的油行当小职员，生活才比较安定下来。当时解放战争正在进行，武汉临近的几个县也有游击队的活动。不久，绿原参与了地下活动，后来加入了地下党。
当时，绿原写的诗，大都是发表在曾卓和另一个友人编的《汉口大刚报》（《长江日报》前身）副刊《大江》上。在敌人严密的注视下面，诗的政治倾向当然不可能那么显露，主要是一些抒情短诗，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还大都是用化名发表的。《到罗马去》、《一个什么在诞生》、《晴》等，虽然没有直接写到当时的斗争，但却含蓄地、象征性地表达了对胜利和解放的信心。那些以平凡的事物为题材的小诗，也都对生活有所挖掘，带给读者一种健康的向上的情趣。
“又一名哥伦布”的莫名其妙
1949年5月，武汉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时，绿原跟随解放军的先头部队进驻武汉，被武汉市委派到长江日报社负责文艺组的编辑业务。
1953年初，《长江日报》停刊，绿原被调到北京，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当时，临时住在堂子胡同一个旧式大宅院里，这是隶属中宣部的“毛选英译室”所在地。他回忆说：“在这里我认识了一些英语专家，如袁可嘉、黄雨石等人，还有大名鼎鼎的钱钟书先生，他是英译室的主持人。在认识钱先生以前，我已经读过他的一些著作，当然包括早已洛阳纸贵的《围城》。钱先生学养过人，谈锋甚健，富于幽默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为人谦和，没有大学者的架子，路过我的临时宿舍，总要学着我改不掉的湖北腔，随便开几句玩笑，这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绿原没有想到，一场变故突然袭来，将自己推进了深渊。
1955年，骇人听闻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轰动全国。年仅33岁的绿原作为“胡风分子”于当年5月14日被停职反省，17日在中南海被隔离。
1956年秋，绿原被送到北京西单安福胡同一个四合院里单身监禁，不意发现同院隔壁左右还关着几个人。全院由一班“便衣”看守着，各个房间都是静悄悄的，“一间有人出门放风或解手，另外几间一律关着不开”。有一次，绿原忽然听见看守们在院内大声呵斥：“把他扣起来！”绿原心想：“扣什么？不是都已经扣起来了么？”他仔细倾听，还有一个声音，沙哑、急促，原来竟是文友、有“天才小说家”之称的路翎。后来，绿原渐渐知道，扣在同一个院子里的还有徐放、谢韬、严望等好几个“胡风分子”。
绿原说：“我们几个人交代完自己的问题之后，在等待处理的漫长期间，基本上以读书、看报、写字打发时光。路翎与别人不同，他不读书、不看报，更不写字，除了吃饭、解手、睡觉，就一直坐在靠墙的桌子旁哼哧着。我在隔壁，初听有点毛骨悚然，久而久之竟觉得，它在那‘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之中似乎又是不可缺少的。”一天，绿原仿佛听到轻微的叩墙声，却不相信是真的，没有作出反应，接着又听见叩了几次，便试着回叩了一次。于是，他们开始了隔不断、割不断的“灵魂的交流”。绿原说，这种叩墙声虽然是没有意义的信号，我们每天却能用以相互“问好、交谈、聊天”。
关单身监禁，没有伴儿说话，一静下来就想家，想妻子，想4个尚未成人的孩子，想自己殚精竭虑为共和国的建立歌唱呼号，却遭此横祸。越想越想不通，越想不通越要想，天长日久，人就会精神失常（同案的胡风、路翎就被逼至精神分裂）。
为了不让自己失常，绿原便硬着头皮拜托看守人员给家里捎信。没想到看守人员满足了他的要求，妻子接信后把平日他买了没有读或没有读完的外语书籍装了一大箱子送来。于是，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大师的睿语箴言，如一股股精神的甘露，滋润着绿原荒漠般的生活。除了读小说，绿原还凭借自己深厚的英文功底自学德文，仅凭一本英德字典和德英对照读物，如德、英语版的马恩两卷集和多语版《和平民主报》，竟整理出一本自用的德文文法。
在安福胡同，绿原被关押了近4年。1960年8月，绿原等被送到秦城监狱关押。绿原在被囚于秦城监狱的日子里，以坚强的毅力继续自修德语。连“专政”的实施者也未能料到，一番苦不堪言的改造，竟造就了一个日后的翻译家和著名的外国文学编辑者。长年在孤独中被迫作冷静的思考，加上理论原著的阅读也影响了他的诗作，使绿原的后期诗歌创作体现出深沉有力的思辨穿透力和高度浓缩的精练风格。
《又一名哥伦布》便在此期间创作，“当我发现自己是在铁窗下时，我恍恍惚惚地以为是处于一场噩梦中。难于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难于接受强加于我的罪名，难于面对门上的小窗口狱卒窥探的目光，难于忍受孤独的煎熬……我力图使自己冷静并镇定下来，但还是无力从痛苦的重负下解脱。”绿原的这种孤苦绝望的心境，也反映在题记所引用的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的一句话中：“无限空间之永恒沉默使我颤栗。”诗人的诗思穿越500年的中西时空，将自己想像成为20世纪的哥伦布。如同500年前的那个哥伦布一样，他也“告别了亲人／告别了人民，甚至／告别了人类”。所不同的是，500年前的哥伦布能够将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显示出一种征服自然力的积极自由境界，而500年后的绿原则被迫走上孤独的长旅；哥伦布有着众多的水手，而他是独自一人；他的“圣玛利亚”不是一条船，而是“四堵苍黄的粉墙”；他不是航行在空间的海洋，而是在“永恒的时间的海洋上”，“再没有声音，再没有颜色，再没有运动”，在无边无际的孤寂中，诗人只能凭借想像力来穿透时空，以固执的理想来抵御孤独，反抗绝望。
像7年前被“莫名其妙”地抓进去一样，1962年6月，绿原又被“莫名其妙”地放出来。不过，绿原还是戴着“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帽子离开秦城监狱的，回到社会上继续接受“监督改造”，“不准乱说乱动”。
虽然最终以“免于起诉”的名义获释，但面对人事的生疏变化，绿原一时不免茫然自失。这时，邹荻帆第一个约他到北海公园喝茶叙旧，并随口念了两句当时不堪为外人道的的唐诗：“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绿原听后，只能莞尔一笑。
不久，绿原由中宣部安排，暂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工作，他回忆：“作为编外人员，看德语文学翻译稿。第一部正式稿件是朱光潜先生译的德国古典作家莱辛的名著《拉奥孔》。朱先生译笔老练，自不待言，但已年迈力衰，仍留下不少照顾不到的误译。我用铅笔在原稿上一一改正后，写了一份请译者斟酌的处理意见，由出版社办公室转送负责推荐出版这部朱译的社科院外文所。该所当时的负责人冯至先生看了那份处理意见，觉得相当中肯，便向出版社打听是谁提的……此后几年来，我经社领导联系，业余为外文所主办的《外国文艺理论译丛》，化名刘半九，译过一些德语文艺理论稿，如里普斯、让波尔、海涅、叔本华等人的文论，直到‘文革’爆发为止。”
在这个相对稳定的环境里，绿原的翻译作品层出不穷，但“绿原”这个名字是不能用的，只得署名“刘半九”，一来恢复本姓，以志没有忘本，二来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古训自勉，警示自己要夹着尾巴做人。
“五七战士”炼成“大陆生命力最强的诗人”
但夹着尾巴做人竟也不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绿原的家被查抄，多年收藏的十几捆书被迫作废品处理。1969年中秋，绿原随人民文学出版社全体人员下放鄂南咸宁五七干校，编入14连住在向阳湖王家湾。绿原说，下放期间，我们这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知识分子，除了对于所分配的任务，不惜汗水，全力以赴，似乎别无长处可以称道。刚开始的劳动是搬电线杆、打土坯，盖“干打垒”的房子，接着被迫干违反科学规律的事——围湖造田。在这里，绿原作为“牛鬼蛇神”度过了5个难忘的岁月。
因为是“牛鬼蛇神”，在繁重的劳动之余，绿原还得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文革”后期，还有人“揭发”他这个“胡风骨干分子”，受“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指使，通过重审胡风案，“炮打周总理”——这种信口雌黄惊得人有口难辩。绿原说，幸亏单位同事中不缺少头脑清醒的人，自己才没被“再踏上一只脚”、被“批倒批臭”。
“无罪流放”的诗人在此期间写下《但切不要悲伤》（1968）、《重读〈圣经〉——“牛棚”诗抄第ｎ篇》（1970）、《谢谢你》（1970）、《信仰》（1971）等诗作。对这些流放期间的诗，诗人自白道：“记不得在什么偶然情况下留存在练习簿上，看来并没有真正作为诗来写。惟其如此，它们作为心迹来说，便更显得真实了。”
惨痛的际遇使诗人的内心在流血，但消沉不属于诗人。与文革的主流诗歌相比，这些个人化的写作更暗合了诗歌的本体性依据。这种独语性质的话语祛除了集体性写作的虚饰和浮泛。请听诗人在“暗夜”的歌唱——“骚乱的白天过去了／你的心在流血／但切不要悲伤／／禁不住泪如泉涌吧／又何妨到野外大哭一场／但切不要悲伤／流血的心是有生命的／像那颗被锯断的老树根一样／但且不要悲伤／……明天照样出太阳／田野里照样有花香／所以切不要悲伤”（《但切不要悲伤》）。
在干校期间，绿原曾向诗友牛汉偷偷背过自己的一首诗《我的一生》：“我将钻进隧道里去／去摸寻为黑暗做锦标的银盾／我又将在洞口昏倒／等‘光’把我拍醒／我钻的隧道是人生／我摸的银盾却是悲惨／我到的洞口是坟墓／我等的‘光’却是平凡。”在不能公开发表也不能公开阅读的特殊历史语境下，诗歌的传播更多是借助诗人内心的反复背诵和好友之间的口耳相传。苏联著名诗人阿赫玛托娃的杰作《安魂曲》，就是通过诗人自己和朋友的记忆与背诵的方式得以存留下来。这首《我的一生》，诗人寻找的只是“平凡”的“光”——自由。
《重读〈圣经〉》写于文革中期。在一个夜晚，诗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于是披衣下床，摊开禁书／点起了公元初年的一盏油灯”。诗人内心的悲痛和对时代的隐喻，通过相当有节制的平和语调凸现出来，在舒缓的节奏中以《圣经》故事来比照文革的现实：诗人“敬重为人民立法的摩西”，“钦佩推倒神殿的沙逊”，“爱赤脚的拿撒勒人”，“向玛丽娅•马格黛莲致敬”，佩服宣布耶稣是无罪的“罗马总督彼拉多”，甚至同情那“悄悄自缢以谢天下”的犹大。然而诗人没有在时间的进化神话中沉溺，“论世道，和我们的今天几乎相仿，论人品（唉！）未必不及今天的我们”。
发自内心的情感本身就具有感人的力量，何况以诗的语言出之。这些诗作都是苦难时代生命的忠实记录，写作时根本没想到发表，也根本没有发表的可能，但唯其如此，也更可以少受当时的政治话语的影响和统制，体现出可贵的个人特性。在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时代里，受难者个人命运的记录和绝望中的思考本身，就是社会矛盾和社会悲剧的见证。
当年，绿原的子女们分别流落到内蒙古、青海、四川，妻子罗惠一人留在首都，承受着“一肩挑两头”的巨大压力。有一回，罗惠破例从工厂请了10天假，赶到鄂南向阳湖看望丈夫。连里特地准了绿原一星期假，并把新建的“干打垒”宿舍临时拨了他一间，虽然里面仅有一张床和一张椅子，夫妻俩已感到十分温暖。他们还弄来一只自制的小煤油炉，自己做饭吃。白天，罗惠到小溪边给丈夫洗衣服，绿原到连队厨房为妻子打主食，再把她从北京带来的肉菜回锅，然后对饮几口本地产的低度米酒。晚上，夫妻俩点起小油灯，共话如烟往事。绿原还告诉她：“干校电线杆子已经栽好，很快就会有电灯了，到那时再来吧！”在短短的几天里，绿原带着罗惠把干校周围逛了个遍，最后还一同去咸宁县城逛商店，买了一些土布和土特产。沿街遇见不少干校同连的战士，一些平日不大跟绿原讲话的女同志，见了面破例向他点头微笑，有的还走近前来同罗惠攀谈。诗人不禁忘形起来，粗着噪子向她们介绍：“这是我爱人罗惠！”……欢度了7天“超蜜月”，罗惠即将离开咸宁这山清水秀的地方，她的心情和向阳湖的风光变得不大合拍起来。绿原却没有伤感，他称这次团聚是“仿佛走进儿时故乡一片黄灿灿的油菜花丛，在大自然令人沉醉的气息里度过一星期超人的生活”。
干校到了中后期，有人按照当时“社来社去”的政策陆续被调回京城。绿原等50多号“牛鬼蛇神”没单位敢要，集中住在向阳湖的“452高地”，听天由命。为了打发日子，绿原凭着自学的德语，坚持译出一本叔本华散文集。直到1974年底，终于被恩准最后一批调回京城。临行，绿原前往咸宁甘棠准备面谢曾给自己又一次生命的老中医胡大夫，可是老中医已在月前作古。
到了北京，绿原等人不能回到“革命化了”（被军管）的原单位。这些人仍然无所事事的情况反映到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不久就成立了一个翻译组，负责专为中央首长翻译俏销的域外书籍。绿原本人负责“翻译过《西德的贫困》、《美国能打赢这场战争吗》、《福特传》等国际政治历史书籍，主译并校订过《黑格尔传》。译好就印，既不署名也没稿费”。这些人“能重操旧业，不再荒废时光了，倒也没什么怨言”。
绿原因“胡风集团冤案”蒙受了不白之冤，被迫销声匿迹达20多年。在艰难的岁月里，诗人没有失去信念，没有停止思考、阅读、写诗。苦难铸炼了一颗深沉的诗心。当阴霾散去之后，诗人一篇又一篇优秀的诗作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诗作，诗意清新、浓郁、深邃，蕴含着对人生、对生活的哲理思考。在生活的磨炼中，诗人通过诗来表达自己的痛苦和欢乐、渴望与追求，也通过诗表达时代的声音，为祖国、为人民呕心沥血地歌唱。
1980年，绿原与胡风错案同时平反。绿原终于又可以堂堂正正地以“人”的资格生活了，恢复了中共党员党籍和25年未用过的笔名“绿原”。次年，绿原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副主任，1983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他边工作、边写作、边翻译，到目前出版的诗集、文集和译著已达50余部。
绿原，诗如其名，在绿原早期的诗歌创作中，不管是《童话》式的梦幻迷离，还是政治抒情诗的悲愤激情，都以他执著而独特的艺术追求，给上世纪40年代的诗坛带来了冲击。在经历了人生的诸多苦难后，绿原在新时期的诗作中渗透出对历史、人生、生命等多维向度的哲理思考。这种不断趋于内心的自省，极大地超越了自我和物欲的束缚，充分表达了诗人对人生对生活的感悟。在半个多世纪的诗歌生涯中，诗人始终坚持将理性的思考融入诗歌的浪漫内核，使诗歌在感性经验中营造内涵富、有哲理深度的品质，构成了他诗歌中特有的既有智性又不乏激情和幻想的特点。诚然，这位被称为“大陆生命力最强的诗人”，其人其诗够世人好好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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