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是人们谈论和历史研究关注的焦点。历史教科书几乎有着众口一词、千篇一律的说法：因为先有袁世凯告密于前，所以才有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于后。于是乎袁世凯的告密自然就成为了“戊戌政变”的直接导火线，而袁本人也就成为戊戌变法失败的罪魁祸首。这已经是大多数国人的共识了。可是，当我们试图抛开原有的思维定势，透过历史的烟尘，深入地分析史料的时候，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传统的说法——袁世凯告密直接导致了戊戌政变的发生和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多么的破绽百出，多么的经不起历史的推敲！
破绽百出的传统说法
破绽之一：在袁世凯告密前“老佛爷”早就有了发动政变的充分准备，也就是说慈禧的政变是预定好了的，告密与否政变都会发生。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事”诏书，宣布变法。掌握实际大权的慈禧太后，在变法开始的时候，迫于社会的压力，对变法暂时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她曾假意对光绪说：“变法乃素志……毋操之过蹙而已。”还说，“苟至富强者，儿可自为，吾不内制也。”但内心对变法极端仇视。6月15日，即“明定国是”诏颁布后4天，慈禧就迫令光绪皇帝在一天中连下3道上谕：一是免去“帝党”核心人物帝师翁同龢的军机大臣及其他一切职务，驱逐回原籍，这是为了孤立光绪；二是规定新授任的二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到慈禧太后面前谢恩。这一反常的规定，显然是为了抓住朝廷的用人大权，使光绪皇帝无法破格重用支持变法的帝党官员；三是任命她的侄子、亲信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领清朝当时战斗力最强的三军，即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这样她就把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与此同时，慈禧还加强了颐和园和北京内外的警戒，并在宫内部署爪牙，密切监视着光绪帝。初步完成了政变的准备工作。
光绪皇帝对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也进行了有限的回击。9月4日，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6人全部革职，同时给王照升官晋爵的嘉奖。9月5日，授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4人四品卿衔，担任军机章京，加紧推行变法。9月7日，将阻挠变法维新的权臣李鸿章和敬信逐出总署即总理各国衙门。
这些措施使顽固派极为震惊，纷纷到慈禧面前哭诉，请求她废掉光绪，重新训政。慈禧不能容忍光绪排斥她的亲信，培植自己的党羽，更加不能容忍她至高无上的权威受到任何的挑战和威胁，她下决心要扑灭新政。慈禧不断派人与荣禄密商，命荣禄调集军队进驻天津和长辛店等要地，同时慈禧命光绪到天津阅兵，预备在阅兵时发动兵变，逼迫光绪皇帝退位。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所说的那样：老谋深算、擅长玩弄权术的慈禧太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囚禁光绪、由自己亲政的准备。慈禧、荣禄早已布下天罗地网，蓄势待发，“皇上已同釜底游魂，任其跳跃，料不得脱”。
由此可见，在袁世凯告密——9月20日晚（传统的说法）之前，慈禧、荣禄之辈发动政变的图谋早就预定好了，剩下的只是一个具体时间或时机问题而已。
破绽之二：在天津的荣禄就算接到了袁世凯的密报，也不可能赶在政变发生前将密报送到北京慈禧手中。
根据记载，袁世凯在9月20日上午觐见光绪皇帝之后，当日下午3时左右乘火车回天津，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写道：“抵津，日已落”（根据紫金山天文台的记载，当天天津日落的时间是6点8分）。袁下火车的时候，天津的文武官员在车站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欢迎仪式，“以时颇为热闹”。
经过一番应酬、寒暄和客套的繁文缛节之后，袁世凯迫不及待地告别这些盛情的官员，匆匆忙忙赶到荣禄处告密。他在日记里记载他到了晚上二更时分即晚上9点才有机会向荣禄告密。此时的袁世凯不可能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事情说清楚，因为袁既要让自己从“锢后杀禄”这件大逆不道的事情中摆脱干系，又要和荣禄筹商一个妥当的万全之策——既能铲除维新派，又不能危及光绪皇帝。这势必要花不短的一段时间。待到荣禄准备将密报太后的时候，时间应该在晚10点以后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荣禄在得知“锢后杀禄”的密报后，是否有可能在9月21日凌晨政变发生前将消息反馈给太后。经过缜密的分析和推理，笔者认为是不可能的。
当时天津与北京的最快的联系方式有二，一是电报，二是火车。先来看看荣禄用电报向慈禧通报消息的不可能性。其时在北京有电报房的只有兵部和总理衙门，慈禧身边并没有电报之类先进的通信工具，荣禄只能通过密电的形式打电报给兵部或总理衙门。然而这样做在当时看来既不容易保密也不容易办到，电报要经过报务员翻译、誊写出来，很难假设两个部门的报务员都是慈禧的爪牙和亲信，所以密电的保密就成了大问题。而且，除非在战争期间，兵部和总理衙门在晚上10点以后是没有人值班的，也就是说，即使发了密电也无人接收。
发电报似乎此路不通，对荣禄来说剩下的就只有他亲自坐火车去北京向老佛爷告密一途了。可是当时北京与天津之间的火车才开通不久，只有白天班车，没有夜班车，也缺乏夜间行车的设备、经验与技术。就算荣禄以直隶总督之尊也不可能在不可能的情况下令加开一次夜车专列。荣禄于9月20日夜间是绝对不可能赶到北京的。因此，第二条途径也此路不通了。
基于上面的分析和推理，也许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袁世凯告密与政变的发生是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的。因为慈禧太后实行训政在9月21日凌晨，而此时的荣禄还远在天津或在去火车站的路途上。可见慈禧的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政变时慈禧还不知道康有为等有“围园劫后”之谋。政变是新旧两党长期矛盾积累的结果，守旧大臣杨崇伊等认为维新派乱政妄行，请求慈禧太后出而训政，这是守旧派的一个既定步骤，与袁世凯告密无关。
破绽之三：袁世凯缘何不在北京直接向太后告密，却要舍近求远到天津向荣禄告发维新派呢，期间又为何要耽搁一天？
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并未讳言自己告密，并且标榜说他告密是积极的、主动的。袁世凯写此日记时是在清朝统治时期，实际上是想通过他的日记表明：告密是忠于皇太后、忠于清朝的表现，9月21日的政变正是由他告密引起，他在戊戌政变中起了关键作用。袁在《戊戌日记》中说，9月18日谭嗣同深夜来访，“气焰凶狠，类似疯狂”，“声色俱厉”地逼迫他答应举兵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废掉慈禧太后，并说：“不除此老朽（指慈禧太后），国不能保。”袁世凯闻言大惊，因见谭嗣同“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害怕危及自己的生命，好汉不吃眼前亏，才不得不答应谭嗣同的要求。谭嗣同离开后，袁世凯“反复筹思，如痴如病”，毅然决定第三天向皇帝“请训”后立即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袁在日记中还口口声声地表示，告密是为了“诛锄误国误君之徒”，“以保全皇上”。他还向荣禄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药死耳。”
袁世凯在《戊戌日记》里的自我表白有着明显的破绽。包围颐和园禁锢、废掉慈禧太后，杀荣禄，这是何等重大而紧急的事件！袁世凯的告密如果是积极的、主动的，那么他为什么不在谭嗣同“夜访法华寺”的当天晚上或最迟在第二天清早在北京直接告密？后党庆亲王王奕劻、刚毅都是慈禧的心腹，也是袁世凯的朋友。袁完全可以找到在北京的这些大臣告密，何必一定要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呢？袁世凯这种舍近求远的反常做法，如果不是脑子有毛病的话，其中一定另有隐情。还有一点让人不解的是，9月18日夜，谭嗣同找他密谈，向其提出围园“锢后杀禄”之谋，19日整整一天袁世凯又干什么去了？他是有充分的时间在北京告密的，缘何要白白耽搁一天，这岂不蹊跷？
破绽之四：戊戌政变发生之初，即1898年9月21日，慈禧为何不立即捉拿“锢后杀禄”的主谋谭嗣同，却要延搁数天之后？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发动政变，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发布“训政”诏书，再次垂帘听政，并下令捉拿康有为、康广仁两兄弟。试想一下：如果是袁世凯告密导致政变，则慈禧政变上谕中必定指名捕拿谭嗣同，因为谭才是亲自去袁世凯住处要求袁围园劫持太后、诛杀荣禄的人，属于“逆首”。慈禧太后是无论如何不会忘记他、放过他的。可是，在9月21日的“训政”上谕中，为什么仅仅看到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的命令，却偏偏没有谭嗣同的名字在内，难道是疏忽大意所致吗？还有，“训政”上谕中罗织的康有为的罪名也只不过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罢了，较之谭嗣同等人谋划的“围园、劫后、杀禄”之罪名还是比较轻的。如果慈禧早已知悉谭嗣同等人之谋，那么对此大逆不道、罪在不赦的罪行，上谕的文字中应该有所体现，何以只字不提呢？
值得注意的是，在戊戌政变发生、“六君子”被杀后，清廷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的上谕是这样说的：“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察觉，立破奸谋……”
上谕公布了慈禧太后等杀死维新党人的最重要理由，是他们“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而这道上谕的发布时间是在“训政”上谕发布后的近一个星期。这显然是在政变后得到荣禄的密报，知悉了维新派的“谋逆”之后的一个补充行为和辩解。
戊戌政变的原因
如果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了慈禧太后的政变，那么，又是什么促使慈禧再次发动宫廷政变——戊戌政变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
慈禧发动政变的真正原因：光绪和维新派的所做所为超出了她的“底线”。
慈禧太后给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划定的改革底线，简单地说就是：光绪不能完全摆脱她的控制，她的权威和地位是绝对的，不能受到任何的挑战和威胁。光绪和维新派的“失误”在于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力图超越甚至根本抹掉这一“底线”。政变的发生就再自然不过了。那么，光绪和维新派究竟在那些方面动摇了或力图超越慈禧的底线呢？除了上文提到的光绪对顽固派的“有限回击”之外，主要有以下几件事情。
其一，维新派康有为等人拉拢袁世凯，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破格提拔袁，并对其委以大用，因袁世凯掌握兵权，这自然引起了慈禧的警觉和恐慌。
康有为等人鉴于光绪皇帝的无权、处处受制于太后、无力推行变法的现实，经过密谋制定了一个“选将材以得兵权”计划。在《覆依田百川君书》中康有为提到：6月15日之后针对顽固派的行动，他开始“居间画策，以救圣主，渐为皇上收揽大权，渐选将材得以兵权……”这样做的是“若使事集，则皇上既有兵权以行其大权，则西后无能为力”，以确保光绪皇帝的人身安全和变法的成功。
康有为等人在选谁作为军事将领这件事上，颇费心思，先后筛选过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等人。康有为首先选定的是袁世凯，认为：“以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会，知其人与董、聂一武夫迥异，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于是，他们先派徐致靖的侄子徐仁禄去天津小站去联络袁世凯。徐仁禄去小站未见到袁世凯，转由营务处徐世昌代为传话，未能征得袁世凯的明确态度。随后，康有为又决定派人去活动聂士成。当时派王照去找聂士成被王拒绝，康有为自己也认为聂士成并无把握，遂放弃去找聂。而林旭却认为袁世凯不可靠，主张去联络董福样。林曾赋诗一首交给谭嗣同，诗云：“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建者莫轻言。”（“千里草”是个董字，指董福祥；“本初”是三国时袁绍的字，暗指袁世凯）林旭的提议未被康梁等人采纳。
康有为等人最终选定的仍是袁世凯。9月11日，康有为为徐致靖撰写了一个奏折，以徐的名义密保袁世凯。9月12日，光绪皇帝便谕令袁世凯来京。9月14日袁世凯来京，16日光绪皇帝接受维新派的建议召见了袁世凯，“垂询军事甚详”，并告诉袁不必受荣禄节制，可直接独立行事，直接向皇帝负责。20日袁世凯再次被光绪皇帝召见，并破格擢升他为兵部候补侍郎。光绪召见袁世凯及其超擢兵侍，谕以专管练兵事宜，袒露了帝党和维新党人寻求军事后盾的意图。用王照的话说，此举是掩耳盗铃，霹雳一声，昭告世人。
维新派和光绪帝的所做所为自然也逃不过慈禧、荣禄的眼睛，于是他们也加紧实施政变的准备事宜，两派短兵相接的争斗一触即发。
其二，光绪皇帝准备开议事机构懋勤殿，慈禧认为光绪此举目的是想拥有一个专属皇帝的办事机构，类似军机处，力图完全撇开她的控制。
懋勤殿位于乾清宫西廊，原为清朝历代皇帝“燕居念典”之所，同治以后逐渐虚废不用。自从康梁维新派议设制度局流产、拟开议院作罢以来，经维新派多时筹议酝酿，光绪帝决意开懋勤殿，试图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以设顾问官的方式把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领袖和骨干人物集聚起来，组成一个筹划、指导变法维新的核心。关于开懋勤殿的用意，除康有为所说“以议制度”之外，梁启超说得更为具体明白：“上既广采群议，图治之心益切，至七月二十八日，决意欲开懋勤殿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爱，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懋勤殿一开，必将加强变法维新的指挥力量，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清王朝的施政体制，远不只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议事、议制度改革这一层意思。其用意和目的乃是在于设立为光绪帝所用的新的施政机关，以取代原有的军机处。仅仅靠军机四卿，已经不能满足光绪帝全面执政的需要了。诚如严复所言，帝党和维新党人所设想，这个重开的懋勤殿，随侍光绪帝圣躬身旁，以“专预新政”为职责，无异于新设一个承旨机关。
光绪曾为开懋勤殿之事亲赴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示。光绪帝如何向慈禧表达此意，帝后之间如何对答，史无明载。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称：此事光绪帝“定于二十八日赴颐和园时禀请太后之命。太后不答，神色异常，惧而未敢申说”。从光绪帝以后再也不敢提及此事，且立即交杨锐带出十分危急的密诏的情形来看，可以想象慈禧太后峻拒的态度之严厉。论者普遍注意了开懋勤殿并遭到慈禧否决的这一事件，但对其“专预新政”的政治目的及促使帝后、新旧冲突加剧的关键意义，则似乎未予足够的估计。
其三，正当戊戌变法如火如荼地开展、帝党后党剑拔弩张的时候，日本实力派人物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来京，这直接导致了政变的发生。
超擢任用袁世凯以及拟开懋勤殿，尽管为后党和守旧势力所不容，但在他们看来，这些还都是帝党在朝廷内部的闹腾，仍有余力控制，而伊藤博文的被召见，准备上条陈，以及将被任用为客卿的传闻，则被后党和守旧势力认为这将会导致对整个局面的完全失控。在当时，请伊藤帮助中国的改革事业，可谓维新党人的普遍要求。御史李岳瑞、洪汝冲，候选郎中陈时政等都曾上书“请用客卿”，“异国人才宜亟借用”，伊藤“如果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师，着其参与新政”。《国闻报》的报道说：“近日京朝大小官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用为顾问官，优以礼貌，厚其饩廪。持此议者甚多”。“王公卿相士庶皆言之凿凿”伊藤“将入军机矣”。
9月14日，伊藤抵达北京，康梁等维新派人士人兴奋不已，认为“中国转贫为富、转弱为强、转危为安之机实系乎此”。维新派与其往来频繁，朝夕问计，并纷纷上奏光绪皇帝建言，请光绪延聘伊藤“留作顾问官”，以辅助新政。光绪逐决定于9月20日接见伊藤。
伊藤的来华及维新党人的频繁活动，使顽固派十分惶恐。他们认为伊藤来华的目的绝非“游历”，而是“将专政柄”。在慈禧等人看来，维新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与外国人“勾结”起来，所以在变法之初康有为等提出联英日以抗俄的主张就引起了顽固派的坚决反对。伊藤博文的来华，更使顽固派大为恐惧，后党和守旧势力认为，“……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后果之严重可想而知，这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光绪帝接见伊藤之事一经证实，后党和守旧势力策动的政变，即由舆论和密谋一变而为实际的行动，要千方百计阻止光绪与伊藤见面，要“转危为安”，只有请太后再度“训政”。
9月19日，荣禄由天津赶赴北京，参加了政变密谋。是日晚上，慈禧太后便从颐和园赶回皇宫，幽禁了光绪帝，发动了戊戌政变。9月20日，为免出意外，顽固派仍照常让光绪帝召见了伊藤和袁世凯，但这次召见是在慈禧太后的严密监视下举行的。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记载光绪帝的这次召见“无答谕”就不足为奇了，原因就是他已被幽禁。21日，慈禧太后才公开宣布“新训政”。
因此，论者认为光绪接见伊藤是政变的导火线，是有根据，也是有道理的。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谓：“八月之变，幽禁皇上，株连新党，翻改新政，蓄此心固非一日，而藉口发难，实由于伊藤之来也。”
袁世凯是如何告密的
袁世凯的确向荣禄告发了谭嗣同的密谋，但是，时间是在政变之后而不是在政变之前。袁的告密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是在知悉政变发生之后，权衡“利弊”作出的应急脱身之举。
根据袁世凯的亲信张一在《心太平室集》的记述，袁初五日返津，隔一天后，杨崇伊来天津，向荣禄报告训政的消息。袁告密时，杨崇伊已在荣禄处，荣禄已知政变消息，且“令卫兵夹道罗列”。张的记述很值得注意。由于袁世凯刚从北京回津，被光绪皇帝封为侍郎，荣禄也心存疑虑，故而见袁时“已令卫兵夹道罗列”。袁世凯从杨崇伊那里得知太后训政，捉拿康有为、康广仁的消息，吓坏了，害怕康有为供出初三夜谭嗣同访袁于法华寺，密谈兵变“围园锢后杀禄”之谋。遂将当时守旧派尚不知道的围颐和园、禁锢西太后、诛杀荣禄的密谋，和盘托出，故有“袁乃跪求荣为做主”的举动。这样看来，袁世凯的告密并非积极、主动，而是在他已听到慈禧太后训政消息之后，怕受连累被惩罚，才被动告密的。如果袁是积极主动告密，那就不会有“卫兵夹道罗列”，不会有“杨崇伊在座”，也不会有“袁乃跪求荣为做主”。因此，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而是慈禧政变导致袁世凯告密。张一颇有作证的资格，他1903年入袁世凯幕府，长期追随袁世凯，为袁之亲信，所说当是比较可信的。但张所记告密真相与袁世凯《戊戌日记》不同，《戊戌日记》实为袁世凯本人后来所记，当有所讳饰。
袁世凯的被动告密还可以从荣禄的亲信陈夔龙的记述中得到另外的佐证。陈夔龙在《
梦蕉亭杂记》中所记与张一有几点不谋而合：其一是袁世凯告密在杨崇伊到天津之后，荣禄已知太后训政，但“佯作不知”；其二是袁世凯当时受到很大压力，虽未记“卫兵夹道罗列”，但荣禄对袁世凯已怀疑；其三是张一记“袁乃跪求荣为做主”，而陈夔龙记述的是“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陈夔龙也是有资格作证的人，戊戌政变后不久，即调到荣禄幕府，是荣禄的亲信，官至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因为他和袁世凯素来不睦，所以他的消息应该来源于荣禄处而非张一从袁世凯和北洋幕府中来。但有趣的是，两人所记袁的告密情形却是何等的相同，似乎不是巧合！
从张、陈二人所记可以推想：袁世凯本来没有告密的念头，是在初六（9月21日）晚听到杨崇伊带来太后“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后，怕受到牵连，故而告密，这是他的保命之计。接着告密的消息又通过杨崇伊带回北京，守旧派才知道谭嗣同等人兵变围园的密谋。八月初九日（9月24日）遂有这样的谕旨：“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上谕）由于袁世凯告密，事态扩大，谭嗣同等人相继被俘，并不经审讯于9月28日处决“六君子”，9月29日宣示罪状，就有了“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这道谕旨说明袁世凯的告密已反馈到了北京。
袁世凯虽非主动告密，但把围园密谋和盘托出，总算将功补过，不但为旧党宽容，而且受到重用。荣禄进京，袁世凯奉命护理直隶总督，其新建陆军得赏银4000两。以“戊戌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需要指出的是，告密之初，守旧派对袁世凯并不完全信任，慈禧太后因袁参与围园密谋，并未主动出首，认为袁是维新一党，欲加重惩。幸亏荣禄看中了袁的才能，为袁力保，袁才能够保全官位，并加官晋爵。如果袁世凯是主动告密，慈禧怎么会认为袁世凯“存心叵测，欲置之重典”呢?
从袁世凯与维新党的关系看，袁不会、也不可能主动告发谭嗣同和维新派。
应该说，慈禧把袁世凯认作维新一党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袁世凯与维新党人的确联系密切。袁世凯在维新变法问题上和康有为的思想十分接近。甲午战争以后，他即和康有为结交。1895年，在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以后，袁世凯时在督办军务处当差，也曾向光绪帝上书，条陈变法事宜，他当时的思想观点和康有为很接近。
1895年夏，康有为第四次上书，都察院、工部不肯代递，袁世凯曾帮助康向督办军务处要求代递。不久，强学会成立，袁世凯积极参加，是发起人之一。后来袁世凯奉派赴小站练兵，筹建新建陆军，康有为等为袁设酒饯行，康有为对袁的印象也极好，认为：“袁倾向我甚至，谓吾为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以往论者总是认为袁世凯与维新派派的交往是“假维新”，是投机，这无疑是将历史人物的复杂性简单化了。如果没有袁世凯的维新言行和积极的表现，如果不是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对袁世凯其人有良好的印象，就不会有以下数件事情的发生。
其一、袁世凯的越级提升是由于维新党人的大力举荐，维新派的重大事情也能让袁世凯与闻。
维新派要借重袁世凯的兵力，而袁则通过维新派的荐举，升官晋爵。袁世凯从三品按察使升为二品候补侍郎即是徐世昌（袁的亲信）向维新派活动的结果。袁世凯通过维新派尤其是康有为的荐举，越级提升。袁对维新派感激不尽，他们之间的关系拉得更近了。维新派内部议论的机密事，也不避着袁，而且袁也表示支持。不管怎样，光绪帝是合法的君主，袁世凯除了思想上与维新派有一致之处，无论从忠于君主的伦理观念说，或是为个人名利地位计，他也会向维新派靠拢。9月18日，当光绪帝的密诏带到康有为那里，语气紧迫，有“朕位且不能保”的话，维新派的几位核心人物聚在一起，捧诏痛哭，商议救光绪的办法，其中就有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在内。
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相与痛哭，谋划救光绪的策略，这是何等机密的大事，却有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参加。徐是袁的代表，如果对袁不是十分的信任，维新派无论如何是不会让徐世昌参加这一秘密活动的。
其二，袁世凯对维新党的承诺是：“赴汤蹈火，亦所不辞”。
袁世凯曾对维新派做过全力支持的承诺，从毕永年的记载中可以证实。毕永年是谭嗣同的好友，为人豪侠，谭嗣同邀请他到北京来实行兵变，待劝说袁世凯杀荣禄、围颐和园后，即由毕永年率领勇士拘执太后。据毕永年记载，康有为曾对他说：“‘袁极可用，吾已得其允据矣！’乃于几间取袁所上康书示仆，其书中极谢康之荐引拔擢，并云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康曰：‘汝观袁有如此语，尚不可用乎?’仆曰袁可用矣。”袁世凯给康有为的信中所写的“赴汤蹈火，亦所不辞”8个字，分明表示袁世凯是愿意执行极危险的任务，当然，袁写信时不一定知道要围园劫后，但必定已知道康有为要借重他的兵力，去对抗守旧派，故而作出“赴汤蹈火，亦所不辞”的承诺。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9月18日维新派核心人物，跪诵密诏、谋救光绪时，这么机密的大事，竟会有袁的代表徐世昌在座，正因为袁世凯已作出十分肯定的承诺，维新派才会对他完全解除戒备，并试图借助他的兵力达到非常的目的。
其三，谭嗣同夜访法华寺。
维新派与徐世昌跪诵密诏，商量救光绪时，自然会谈到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劫持太后的密谋，因为这是维新派既定的策划。他们请徐世昌一起看密诏，就是要说服徐同意进行兵变，围园夺权，根据康有为的说法“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但是，实行兵变的关键人物是袁世凯，徐世昌不能决定这样的大事，于是就有当夜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与袁世凯亲自面谈之举。因此，谭嗣同夜访法华寺就不是一桩突然的、冒失的行动。如果袁世凯与维新派交往甚少，属于圈子以外的人，谭嗣同会那样冒冒失失地去夜访他，向袁谈极机密的事情，并要求他去做极危险又极其重要的事情吗?谭嗣同是血性汉子，豪侠任气，为事业而不惜自己牺牲，但他是读书明理的人，不是莽撞的冒失鬼。据毕永年说，谭嗣同不赞成围园劫后的举动。谭云：“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且使皇上面谕，我将奈之何?”为了挽救维新事业，执行光绪与康有为的命令，谭答应夜访袁世凯。如果袁事前没有“赴汤蹈火，亦所不辞”的承诺，他未必肯如此冒失从事。尤其是袁世凯的《戊戌日记》中把谭嗣同写成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气焰凶狠，类似疯狂”，“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并非事实。这样的描写只能是袁世凯为了掩盖自己和维新派的密切关系而编造出来的。
其四，袁世凯提出到天津阅兵时，光绪帝走入袁营中的设想。
为保全自己，袁世凯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党。袁世凯虽早已参与维新派的谋划，并承诺要支持维新派，但9月18日唯新派提出杀荣禄、调兵入京围颐和园、劫持太后之谋后，袁世凯犹豫了。袁世凯认为，执行此计划极其冒险且难度很大。袁军虽精锐，但周围有聂士成、董福祥的军队牵制，聂、董的军队人数远在袁军之上。且袁军驻扎小站，离北京二三百里，要长途行军，突破聂、董二军的阻拦，奔袭颐和园，成功的把握实在太小了。然而，尽管袁世凯有犹豫，但还是提出另外的方案：到天津阅兵时，光绪帝走入袁营中的设想。这一计划可能维新派与袁世凯早已商量过，袁主张实行这一计划，成功的可能性较大。袁世凯握精锐之师，有天子在营中，以静制动，谁敢有异言?这进一步说明袁世凯始终参与了维新派的废后掌权之谋，而且还是这个谋划的关键人物。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袁世凯与维新派关系的不同一般。
后果与结论并非完全一致
既然袁世凯与维新派的关系如此密切，康梁等人又如此看好袁世凯，那到最后为什么袁世凯还是向荣禄告了密，出卖了维新派，即使在政变发生之后？原因其实很简单了，袁世凯是在政变遽然发生的情况下，他比较了维新派与顽固派的力量，在权衡利弊之后作出的选择。正如前文引张一、陈夔龙所记，荣禄对袁世凯已经严密防范。袁世凯听说北京发生政变、慈禧太后再次训政、捉拿康有为，吓得魂飞天外，以为密谋已经败露，故“大哭失声，长跪不起”，向荣禄表示忏悔，并将谭嗣同夜访之事，和盘托出，为保全自己，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派。
谭嗣同夜访法华寺的传奇故事底本，一是来源于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一是来源于袁世凯的《戊戌日记》。梁启超讳言围园劫太后的密谋，称此为守旧派的诬陷，其实维新派确有此密谋，最近发现的毕永年《诡谋直纪》是不可辩驳的铁证。但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所说亦非事实真相，他隐瞒了和维新派往来的事实，讳言曾参与了密谋，而且诡称自己告密在前，听到政变的消息在后。可能因为当时社会上有戊戌年袁世凯与维新派联络密谋兵变的传言，袁世凯为平息传言，洗刷自己，写了《戊戌日记》，证明他一直忠于慈禧太后。好在荣禄已死，袁世凯何时告密，怎样告密，已死无对证，不为人知了。
通过上面的分析也许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一度倾向于维新派。他通过徐世昌与维新派保持联系，与闻和支持他们的密谋，并且作出了使用兵力的承诺，而当事机紧迫时，他又不敢做杀荣禄、兵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的冒险举动。9月20日回天津后还在观望尚未告密。9月21日晚，当他听到杨崇伊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事情泄露，为保全自己起见，便和盘托出围园劫太后的密谋，致使事态扩大，于是才有了大批维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的结局。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