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前，延安曾发生了轰动一时的“王实味案”：1942年，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因“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反党集团成员”罪，被开除党籍；翌年4月，康生下令中央社会部将其逮捕；1947年暮春，晋绥行政公署公安总局在山西省兴县蔡家崖将王实味秘密处决。王实味是党史上第一个由于文艺问题而最终遭致悲惨结局的党内知识分子。
“王实味案”牵连甚广，连中共的“特务王”——李克农也被牵扯其中，以至于这桩大案纠缠李克农多年，成为他心中一段抹不去的隐痛。
一
王实味，1906年生于河南省潢川县，父亲王耔渭是前清举人。中学毕业后，王实味因家贫无力继续考大学，不久，他得知开封有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招生，这所学校不收学费。王实味便前往报考，被该校录取。一年后，该校停办，王实味再度失学。但是，在一年的苦读中，王实味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1925年，王实味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
在北大，王实味结识了一位河南老乡、正在哲学系读书的陈其昌（即陈清晨）。陈其昌当时已是有一年党龄的中共党员。他见王实味常常进图书馆借阅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觉得他是个要求进步的青年，便借给他一本《共产党宣言》。王实味读后，深受启迪，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才能达到全人类的解放。他把自己读后的感想告诉了陈其昌，于是，陈其昌于1926年1月介绍王实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1925年寒假开始，王实味开始了自己一直醉心的文学活动。他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发表在1926年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1445期上，是一篇名为《杨五奶奶》的短篇小说。
然而，时间步入1927年时，王实味因故失去了中共党组织关系。不久，他又因为家境贫寒，无法再在北大继续学习，经父亲的一个学生介绍，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找了一份当文书的工作。就是这一段经历，后来成为康生等人将王实味定性为“敌我分子”的证据之一。
王实味当时已身无分文，抱着“权当住旅馆”的想法，在南京上了班。个头高瘦、长相斯文的王实味，性格却有些易于激动，在工作中，他见到那些令人气愤的事情，总是情不自禁地要指桑骂槐。一天，他正在痛骂的时候，忽然有人悄声问他：“小王，你是哪一派的？”
王实味听罢，将桌子一拍，说：“王派！”
他说自己是王派因为自己姓王，所谓“王派”乃“王实味派”也。
然而，那人没听明白，以为王实味是“汪派”（即汪精卫派）的，忙说：“小王，此地不可久留，这样吧，我介绍你到山东泰安中学当语文教师如何？”
王实味本来就不想在国民党衙门里当差，看到这位同事如此热心，便将计就计，让他写了封介绍信，来到了泰安。
在泰安，由于王实味常常向学生宣传什么“国民党一直没有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所以农民仍被剥削挨饿”等等，一年后即被学校解聘，他又回到了南京。
1929年3月，他来到上海。1930年1月，王实味和刘莹结婚。婚后，为维持生活，他开始创作小说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
在上海期间，王实味和王凡西、陈其昌有过一段短暂的交往。1930年5月的一天，王实味在大街上与王凡西相遇。王凡西在北大时即与王实味同学，而且那时两人又都是中共党员，老友重逢，显得格外兴奋。王凡西请求王实味帮忙译一部分书，因为他妻子即将临产，正缺钱用。王实味帮了他这个忙，翻译了《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
同年8月，陈其昌也突然到王实味家拜访，陈其昌曾是王实味的入党介绍人，陈、王二人过去关系一直不错，此时在上海，遇上王实味一家经济拮据时，陈其昌还主动借钱给他们，王实味也并未感到有什么不妥，欣然接受了。
其实，这时王凡西和陈其昌已经是中国陈独秀“托派”的重要人物了。
刘莹当时已是中共党员，对中共中央的反托斗争情况比较了解，当她得知王实味是为王凡西翻译了《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后，便敏感地怀疑王凡西可能是托派，劝告王实味不要与其交往，王实味接受了刘莹的劝告，从1931年1月开始便断绝了与王凡西的联系。
1932年，王实味夫妇曾委托陈其昌介绍王实味加入左联。陈其昌明确说：“我不能办这件事了，我已不做党的工作了。”这句话使王实味夫妇对陈的政治面貌产生了怀疑，此后，王、陈二人也再不来往。然而历史就是这么捉弄人，谁曾料到，与陈其昌交往的这段历史，竟然也成了王实味成为“托派分子”的重要“罪证”之一。
二
七七事变后，抗日救亡的浪潮在全国高涨。1937年，王实味在开封重新入党，同年10月，向往革命的王实味，将已经怀孕的刘莹送回娘家，自己只身来到延安。
王实味来到延安后，被分配到延安马列学院编译室，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成马列研究院，不久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王实味被调往该院中国文艺研究室工作。由于他在文学和翻译方面有一定的成就，被中央研究院任命为特别研究员。王实味这段时期主要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先后翻译了《价格、价值和利润》、《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以及《列宁全集》第18卷中的一部分内容等共65万字，是当时延安一位相当有成就的翻译家。
1942年，抗日战争处在最困难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一次整风运动，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作风。它的目的在于克服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以便实现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同心同德地战胜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整风运动在延安广泛开展起来后，不甘寂寞的王实味相继写了《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和《硬骨头与软骨头》等杂文，对延安存在的某些缺点和他感到不满的现象提出了批评。
这时，实事求是地说，延安不是没有缺点，对这些缺点进行批评也是十分必要的。然而，王实味一介书生，看问题难免幼稚、偏激，对一些现象的批评总是夹杂着一些冷嘲热讽的味道。
在《野百合花》一文中，王实味从极端民主、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出发，用夸大的事实、尖刻的语言，把延安某些机关在节假日组织的文艺晚会，说成是“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景象”，与“当前的现实”“不太和谐”；把干部待遇上的一些区别，说成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把在战争环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生的个别事情，说成是“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把少数干部的官僚主义，说成是“到处乌鸦一般黑”，“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在延安生活里缺少“人对人的同情心”等等。
在王实味的笔下，延安工作和生活中的某些缺点与不足被夸大了，他的观点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得到了不少人的“共鸣”。一时间人心波动，思想混乱。
1942年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了全院整风运动大会。因为当时院长张闻天正在农村作调查，整风动员报告是由副院长范文澜作的。范文澜讲完后，李维汉又根据院党委会精神谈了6点意见：1．讨论整风和检查工作分开进行；2．检查要着重领导作风和个人思想两个方面；3．要有自我解剖的精神；4．院长、秘书长及各室主任应该是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当然委员，等等。
李维汉的讲话引起了王实味等人的激烈反对和争论。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关于研究院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组成问题。王实味等反对李维汉提出的“院领导和各研究室主任为当然委员”的意见，主张全部检查委员都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二是关于壁报文章的署名问题。李维汉提出“在壁报发表文章要署名”，但王实味却坚持“壁报文章可以用化名或匿名”。会上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范文澜不得不决定举手表决，结果与会的四分之三的人通过王实味等人的提案。王实味等人异常兴奋，高呼“民主”的胜利。
会后，王实味写了《我对罗迈（即李维汉）同志在整风检讨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等短文，贴在中央研究院为整风创办的墙报《矢与的》的头两期上，鼓吹要“绝对民主”，向“大人物”进言。这些短文贴出后，不少人赶来观看，后来他们又被贴在布上，挂在了延安南门外热闹的新市场上，围观的人群像赶庙会一样。
王实味的言论，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把王实味的文章编印成所谓《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的小册子，四处散发，其中称：“中共……歌赞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情况下，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是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对中共中央及陕甘宁边区进行恶毒的攻击。
为了纠正王实味的影响，中央研究院从5月27日开始，一连数天召开全院座谈会，试图把整风引向正轨。在这个座谈会上，神经敏感的康生亲自插了手。座谈会初期，王实味的问题还只是单纯的思想问题，不久由于康生的介入，上升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在座谈会快结束时，由于王实味曾向党组织交代过早几年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过，在上海与托派分子王凡西、陈其昌等人也有过交往，因此，王实味的问题便被作为与“托派”有关的“敌我问题”来对待了。
座谈会结束时，康生为“扩大战果”，使“斗争深化”，在七八月份，又追查出一个与王实味相联系的所谓“成全、王里、潘芳、宗铮、王实味”的“反党五人集团”来。
这年9月，李维汉被调离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研究院，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任秘书长一职，再没有过问中央研究院的反王实味斗争。
三
1942年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党委作出了《关于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称王实味“从1929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始终没有停止过托派的活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根据这个决定，王实味被当做敌人送交保卫部门审查。
在开展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于1943年春开始了审查干部的工作。中央决定，将延安中央机关部分受审查的人，集中到“西北公学”（简称“西公”）进行审查。王实味也在其中。西公是中社部办的一所新型的革命学校，专门培养情报保卫干部，由李克农兼任校长。因之，他直接负责领导送到西公的干部的审查工作。也由此，李克农与“王实味案”有了直接的联系。
起初，李克农对“王实味案”还是持谨慎态度的。李克农认为，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着眼于批评教育，“治病救人”，目的是使干部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强调多调查研究，多了解情况。康生发动“抢救运动”后，李克农受到康生的“左”的错误的影响，在西北公学内召开抢救运动大会，作了报告，号召学员坦白，对被审查干部施加了一些压力，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历史上未弄清的问题，怀疑成政治问题以至于反革命问题。但是随着“抢救运动”的逐步升级，大批干部被打成“特务”、“叛徒”、“反革命”，他对康生的一套主张和做法逐渐产生怀疑。解放后，约在1954年，李克农曾对秘书提起过康生，说：在社会部，康生一人说了算，开会时就他说话，是家长作风。又谈到抢救运动，李克农说“他说他的，我做我的”。
但是李克农负责的这方面审查工作，又直接受康生领导，因为康生是中社部部长，又是整风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是中央领导审干工作的主要人物。康生在代表中央领导审干工作中犯了“左”的错误。他夸大敌情，批评审干人员在对敌斗争中的自由主义态度，特别是掀起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出现严重的偏差。王实味对康生那一套“逼、供、信”式的审讯方法也无招架之功，最终承认自己是托派，而且还是个“自命天马行空、半狂的托派英雄”。
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将王实味正式逮捕。
四
“抢救运动”结束后，作为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主持了甄别工作，因为甄别对象太多，按照轻重缓急的次序，王实味的问题被排在了最后。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种种主客观原因，最终，李克农于1946年也作出了王实味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认定王实味到延安来是有目的的，即进行有组织的“托派活动”。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中共中央社会部的一批干部组成一个大队，撤离延安去了晋西北的兴县，王实味也随队同行。
4月16日，王实味被送押到晋绥公安总局第四科（主管审讯和看守工作）。据该科的同志反映，王实味在从延安到晋绥的路上，“常说刺激人的怪话”，“故意找麻烦”，对他自己的“罪行”没有认识，自称是“为党牺牲的好同志”。
晋绥公安总局的有关人员认为，王实味是中央社会部交下来的重要案犯，在行军途中又“进行挑拨离间等破坏活动”，因此“对其看押特为严密（专管、严锁门、不准见人、不准出门）”，比在延安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6月中旬，兴县遭到敌机轰炸，晋绥公安总局提出了处决王实味的请求。
7月1日，国民党的一架飞机又一次轰炸了兴县，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被炸。为了应急，看守所要立即搬家。
当晚，王实味被就地处决。
命令是谁下的？
康生于1947年2月到达晋绥，在临县郝家坡村搞了一整套很“左”的土改。晋绥公安总局关于处决王实味的请求，得到了当时在晋绥的康生的“口头批准”。
毛泽东知道王实味被处决，已是1948年的事了，他大发雷霆，说：“你们赔我一个王实味来！”并且，对负责社会部工作的李克农作了批评。
8月31日，作为社会工作部副部长的李克农就王实味问题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检讨，主动承担了王实味案的责任，并请求中央处分。在报告中，李克农首先肯定了整风运动取得了积极成果，继而指出了运动的一些不足之处，认为主要是方法、方式上的一些失误；李克农着重指出了在“王实味案”中暴露出来的党的工作方法上的一些漏洞，并坦承对“王实味案”负全责，请求中央给予处分。李克农勇于面对错误的风范由此可见一斑。
9月1日，毛泽东批示：“有所声明即够，不必议处。”并请中央书记处及有关同志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彭真、饶漱石、聂荣臻、贺龙等都在报告上画了圈。
李克农的报告中，只字未提康生。而康生呢，也一声未吭，更没说过要担负责任的话。
五
1981年，85岁高龄的李维汉怀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提出：要求对王实味案进行复查。
根据李维汉的建议，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调查，于1982年2月，作出了《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即成全）、王汝琪（即王里）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彻底否定，为王实味案平反提供了契机。
1991年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在经过长期取证后，终于作出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指出：
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于平凡昭雪。
蒙冤半个世纪，王实味案终于有了个公正的说法。王实味被恢复了“同志”的称呼，这已是他被错误处决后的第44年了。
王实味案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康生既是始作俑者，又是主要决策者；而李克农，却也承担了一定的责任。
李克农是中共的“特务王”。毛泽东曾经说过：“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李克农作为中共情报和特务机关的首脑，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我党长期以来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英雄人物。1955年国庆前，李克农被授予上将军衔。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共和国的将军，却在临终前也对王实味的妻子刘莹坦承“王实味案”是纠缠他多年的一段心痛。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