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1887－1975）原名瑞元，学名志清，又名中正。浙江奉化人。1907年考入保定军官学校，同年底被派往日本留学。1908年在日本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他依附于沪军都督陈其美门下。1913年，蒋介石在上海加入中华革命党，开始接近孙中山，并以“左派”自居，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1923年，他被孙中山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名义派往苏联学习军事。1924年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不久，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在取得军权之后，就逐渐暴露其政治野心，走上了背叛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道路，他同国民党右派势力相勾结，连续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排斥、打击共产党人，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并乘机攫取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主席、组织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务。那么，我们从历史文献档案中，看看蒋介石是如何从拥护孙中山到走向背叛孙先生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
蒋介石把宝压在东部财团上
1916年夏，蒋介石受孙中山的委派，到山东奉命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司令官居正的参谋长。这是一支在反袁斗争中仓促凑成、素质不齐、纪律涣散的军队，居正是一介书生，也不是将才。袁世凯死后，反袁斗争结束，居正继续当他的国会议员，孙中山任命许崇智代理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其用意是让他们去整顿、训练好这支部队。可是，蒋介石从1916年7月31日至8月12日任参谋长期间锋芒毕露，目中无人，得罪同僚，并为同僚所不容。被迫于8月12日奉命北上迎接居正，他就这样离开了部队。
据蒋介石任参谋长13天的日记记载：职中每天忙于修改操法、整顿队伍，并到师团视察和制定措施，如增设军医科，师、团设军医等就是他的建议。蒋介石要求说：“代理总司令命各队出操时须先施5分钟柔软体操，以练筋骨。”可见，当时年仅29岁的蒋介石虽然有振兴军力的创意，但这种积极有为的政治行动表现了方法简单、为人太傲气，导致不能为众所容，对此有记载云：“性倔强，躁而易怒，偶不惬意，辄暴跳如雷。处事则往往偏执一见，无他人置喙之地，故同僚常表恶感。……众不能忍，群向孙先生告发，……不得已，乃悄然引去。”
蒋介石从山东跟随居正到北京。这是因为不仅东北军的司令部设在北京，而且北京是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是各派军阀、各种政治势力麇集的都会，朝野上下纵横捭阖，明争暗斗极其复杂。蒋初来乍到，人地生疏，手脚施展困难。1916年秋，蒋介石从北京回到上海，他首先是向孙中山报到述职。
上海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开放城市，它位于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顶端，是长江入海口的咽喉。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政府先后和英、美、法签订了《南京条约》，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从此，英、美、法等国在这里相继开辟了租界。上海经济的飞速发展，孕育了中国一批最优秀的实业家和金融家。因此在中国东部也逐渐形成了一个由工商业资本集团和银行业资本集团相结合的江浙财团，其活动中心便是上海。十里洋场的华人企业，如银行、钱庄、纺织、航运、冶炼、面粉等行业，多半控制在这个财团手中，其中“宁波势力”最强。
与此同时，上海的人口也急剧增长。民国16年（1927年），上海的人口（不含租界）已超过150万；而公共租界的人口近100万，法租界的人口有10万以上。以上海为核心的东部地区，是中国接受西方文明最早和最广的地区。其区域性文化带着深厚的殖民地色彩和商业色彩，是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点。由于中外通商，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由于现代工业的发展，破坏了传统的价值观。
蒋介石从失意的北方来到上海，他很快发现这里才是自己谋发展的地方。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他就认识了一大批江浙财团的核心人物，并学着做起了“买卖”。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浙江吴兴的张静江。孙中山举行讨袁起义之时张静江曾经资助过孙中山5万元大洋，袁死后他回到上海经商，1920年张与虞洽卿在上海正式成立了证券交易所。当时与蒋介石过从甚密的，还有一个浙江吴兴人戴季陶。戴是同盟会会员，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时回国创办《民权报》，曾任孙中山的秘书。他与张、蒋都有着参加革命军的经历，他们对政治都有着相当的热情，3人在上海遥相呼应，不亚于历史上的“桃园三结义”。
孙中山的得力助手陈其美死后，蒋介石对讲义气的陈其美很敬仰，他不顾一切挺身而出，从山田寓所把陈的尸体运到自己的寓所，然后多方筹借款项为其办理丧葬诸事。后来，蒋介石还找到了陈其美的亲侄陈立夫、陈果夫，提携他们兄弟俩进入江浙财团的圈子里。
蒋介石在上海经营证券交易所发了大财：“不半载，迭获巨利，母子相加，竟达十数万元，俨然大富商了。”自1916年8月至1918年春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蒋介石完全在上海经营证券交易，他们合伙的公司名叫“恒泰号”，资本有3．5万元，1000元一股，共35股，股东17人。其中张静江本人5股，全家人共13股。因此，张之侄子秉三，为“恒泰号”经理；蒋介石4股；戴季陶2股；陈果夫1股。蒋介石的4股是张静江代他交的，蒋本人当时一无所有。蒋介石从事这种交易活动一直到1922年。其间1919年蒋又与虞洽卿等合伙开办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为虞洽卿。理事17人，共计10万股，向日商抵押7万股，对华商抵押3万股。到1920年底，获利270万元。扣除日商押款和保存的4万股应缴钱外，剩余37．5万元全归戴季陶、张静江和蒋介石所得。又4万股股票因涨价至120元，共值480万元股金也全部归他们3人所得。蒋介石就这样发了一笔横财。从此开始了他人生理想上的一次大转折，并为其后来拒绝与共产党合作而走上了官僚、买办之路留下了一个导火索。那么，蒋介石在上海这一段时间干了些什么呢？
首先，蒋介石打入了江浙财团，为其政治野心找到了可靠的经济保证。当时中国富在江浙，江浙龙头又在上海。蒋介石结交了张静江、虞洽卿等人，可谓遇到了可资倚仗的财神爷。虞为浙江镇海人，15岁入上海，由学徒而买办，由买办而大亨，1908年组织绍兴轮船公司，1913年创办三北轮船公司，后出任上海总会会长。
其次，蒋介石加入了青帮，与其头目杜月笙、黄金龙等人来往密切。青帮属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会党组织，它在长江下游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这伙人容易聚也容易散，讲义气而不讲原则。蒋介石以在政界所处的地位与他们“称兄道弟”，虽然有失身份，但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和实惠，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再次，蒋介石的事业得到了张静江、虞洽卿、陈其美及陈立夫和陈果夫一帮人的全力支持。诚然，蒋介石的“步步高”初期，主要还是因为得到孙中山的信任。孙因为失去了陈其美，所以更加倚重蒋介石。191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30岁生日，孙中山特意亲自到上海的蒋介石寓所表示祝贺，并且还题写了“教子有方”4字托蒋送其母亲—王采玉。孙中山不当面表彰蒋介石，却去称颂蒋的母亲——言外之意，高明至极。从孙来说，这是爱护、关心干部；从蒋来说，这是光宗耀祖的荣誉证书。
发迹的经济策略和从政谋略
早年的蒋介石虽然心比天高、眼光远大，但由于出身寒微、地位卑贱，屡遭权势者欺压和凌辱，甚至田产被夺，反被诬公堂而“饮泣吞声，无可申诉”。因此在蒋介石年轻的心灵上一直有一种怀才不遇、大志不展的情怀。自从他遇见了陈其美后，蒋才自觉有了用武之地和施展抱负的机遇。他被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与中华革命党，晋见并认识了孙中山。后来，蒋介石与陈其美、黄郛3人结为金兰，发誓生死与共，甘苦同尝，成为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的“三剑客”。
蒋介石与陈其美的交往非同寻常。自从蒋介石1905年首次东渡日本时结识陈其美后，在蒋介石心中把陈当做兄长、导师和领袖来对待，只要陈其美有所差遣，蒋无不遵命，即使是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从这个角度说，正是陈其美使蒋介石的那种野心与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陈其美不愧是蒋介石的革命导师和政治救星。一方面，陈其美属于民国初期孙中山手下的“激进派”，他不但作风刚强、性格猛烈、敢做敢为、不畏人言，而且有胆有识、才思敏捷、争为人先、勇赴困难、侠肝义胆、素重情义；另一方面，陈其美生于浙江，属于浙人中那种局量狭隘、不能容人、睚眦必报、生活放荡、不拘形迹的人物。从这方面来说，青年蒋介石不但与陈其美气质极为相似，性格极为相投，而且可以说是活脱脱的“陈其美第二”，这也是蒋介石能够心甘情愿地为陈其美所用，并以陈其美作为自己楷模的深层原因。
蒋介石对陈其美的恩德耿耿于怀，当陈去世而使蒋失去了报答的机会，并因此而在蒋心中郁积了一种难以排解的恋陈情结。所以，蒋介石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后，终于将这种报恩情结逐渐转移到陈果夫、陈立夫身上，出现了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期对陈氏兄弟恩宠眷爱20余年一直不衰的政治奇迹。
上海的“恒泰帮”对蒋介石与陈果夫在政治上的崛起，可以说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1920年至1921年间，张静江、蒋介石、戴季陶与陈果夫等人共同策划江浙财团的一些显赫人物如虞洽卿、郭外峰、闻兰亭等成立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恒泰号”。成立的原因：一方面是孙中山的指示，借此筹措革命经费，用于支持革命党人的活动，救济革命先烈遗孤等；一方面则是当时张静江、蒋介石、戴季陶一伙人终日坐吃山空，经济非常拮据的缘故。特别是蒋介石与戴季陶均出身于贫寒之家，家中没有什么钱可供他们挥霍，辛亥革命失败后，他们或者靠领取国民党的津贴度日，或者是向张静江等革命党人中的富商子弟伸手，其窘况可想而知。因此，他们的发财念头特别强烈，经商的劲头特别大。
蒋介石在策划这件事的过程中，并没有忘记陈家，他特意把这件事通知了陈果夫，要求其具体研究这个问题再向蒋、张、戴等人汇报。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他们决定共同集股创办交易所。大概蒋介石与戴季陶都认为自己是干大事的，而张静江这个大富商子弟更没有把眼睛放在证券交易所的那几个小钱上。于是，他们几个人一致议决把交易所运作交陈果夫办理。
当时，张、蒋、戴与陈果夫等人很活跃，他们不但与江浙财团头目虞洽卿、郭外峰、闻兰亭等人合办“协进社”，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里翻云覆雨，大发横财，而且在第54号经纪人“恒泰号”之外，又陆续创办了“茂新号”和“鼎新号”，生意越做越大。
“恒泰号”赚了不少钱，虽然也拿出一部分作为革命党人的活动经费，但大部分钱财大都入了张、蒋、戴、陈的私囊，作为他们在上海十里洋场挥霍的主要资金来源。陈果夫除了补助家用外，还拿出了一部分资助其弟陈立夫读完中学和大学，并负担了他去美国留学的费用。在这段时间里，蒋、陈两家的关系也更为亲密起来。陈果夫见蒋尊称“介叔”，陈立夫见蒋则称“蒋三伯伯”。蒋经国与陈立夫当时都在上海读书，蒋经国有时到陈果夫处取钱，陈立夫有时也到蒋介石处拿钱。可见其关系不一般了。所以，陈果夫在上海的这一段经历在国民党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并使他由此获得了国民党理财专家的称号。
对于蒋介石、陈果夫、戴季陶、张静江等人来说，当时不仅经济上发达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由此开始了在政治上逐步扩大势力。从此以后，经济利益、政治野心使他们进一步结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势力范围。他们在国民党内上下其手，互相攀缘，你吹我拍，抱成一团，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势力。其战略是：首先把蒋介石推上去，然后再由蒋介石施以援手，使陈果夫、戴季陶、张静江等也一步步跨入国民党的权力中心。他们的经济策略和政治谋略是相当成功的，张静江后来爬到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的高位。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张静江出任第一届浙江省政府主席，在国民党内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一起被蒋介石等人尊称为“四大元老”之一。戴季陶则成为蒋介石执政时期被推为国民党首席政治理论家和精神领袖。陈果夫作为蒋介石的心腹把持党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党新党阀与教父。他们4个人长期处于国民党的政治权力中心，结成了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支配着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恒泰帮”，而“恒泰帮”中张静江既是蒋介石的良师，又曾经是蒋的干岳父；戴季陶既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又是蒋推心置腹的诤友；陈果夫是蒋的盟侄，又是蒋的忠实助手。他们共同为建立和巩固蒋介石的统治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广东起家到黄埔军校任职
1919年7月，孙中山前往广州，蒋介石曾帮助孙中山制定了进军福州和浙江的作战计划。9月，这个计划已放在孙中山的桌子上。因此，蒋介石受聘担任了粤军司令部作战科主任职务。当时，这支部队被认为是唯一忠于孙中山的军队。蒋介石担任新职的时间不长，据说，1917年9月26日粤军司令部派他去指挥这支部队作战失败，其自尊心受到沉重打击，他认为迫切需要改组军队。
1918年春，孙中山被迫放弃政权，出走上海。当年集聚在孙中山身边的不仅有忠于他及其思想的人们，而且还有一大批军阀冒险分子、出卖灵魂的官僚人员等。迫于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孙中山不得不与南方军阀合作，共同创建直接隶属于政府的军队。而粤军就成了孙中山依靠的基础。
蒋介石对粤军司令陈炯明的评价，不仅表明他对陈的厌恶，而且表明他把陈看做是自己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当陈炯明要蒋介石到他那里工作的时候，孙中山要求蒋同陈要和睦相处。1919年4月底，日本侵占了德国在山东的租界，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由于军阀统治和混战，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损失。10月8日，孙中山在对上海青年联盟成员讲话时说：“……官僚和军阀统治国家已经8年，革命就是要反对他们；此外，革命还要向那些成为军阀手中工具的政客们复仇。”孙中山揭露了中国官僚军阀上层集团所沾染的看来无法治愈的贪污腐化弊病。这位中国革命的先行者指着新建成的欧洲式的豪华院宅说：“这些住宅是我们的军阀建造的。他们把国家搞得四分五裂，他们横行霸道，抢劫民财，靠吸鸦片和打牌来消磨时光，他们无恶不作，吮吸民脂民膏，并且在这里建造欧洲式的别墅，养姘妇，打麻将，喝洋酒，吃美食，与此同时工人和农民却在忍饥挨饿，缺衣少穿。这就是中国将要灭亡的原因。这就是我们只要不消灭军阀就达不到任何目的的原因所在。”
蒋介石密切关注着孙中山的行动。如孙中山1921年在广州成立政府时，蒋介石写信致孙中山说，选举时机还不成熟，广西的敌人还占有优势，西南地区尚未解决，国会还没有合适的落脚之地，而且也不足法定人数。他在结尾写道：“在征服广西叛匪之后，我们才能从东北面向前推进，去进攻我们敌人的首府……统一中国也就不再是那么困难的任务了。”蒋介石再次提醒说，“不可信任陈炯明。”
1921年4月21日，蒋介石接到孙中山的指示，让他立即前往广州参加西征，但是蒋介石却回家看望母亲。5月14日，其母在浙江溪口病逝，享年58岁。5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6月23日，孙中山致电蒋介石，要求他立即到广州。但是蒋介石没有立即前往，到西征战役结束后他才于9月应召来到广州。
1922年3月21日，邓铿在广州火车站遇刺。邓铿是蒋介石的好友，他的突然被害诱发了蒋介石以前在陈炯明司令部里所受到的委屈和耻辱。蒋介石力主从桂林秘密增调部队来广州。当这支部队于4月抵达广州时，孙中山已免去陈炯明在政府中所担任的职务。4月22日，蒋介石写信给陈炯明，建议他重新和孙中山联合参加北伐，但没有得到答复。
孙中山部队开始转入进攻陈炯明之时，广东商人在暗中支持孙中山，后来因孙中山采取向富人征收越来越多的捐税，并常常以国家名义征用他们的财产时，商人们就转而支持陈炯明了。
陈炯明向其部下悬赏20万取孙中山的头，并允许他们自由抢劫3日。孙中山得到情报后，听从朋友劝告逃出总统府。他穿过危险的街道，前往海军司令部。后来，孙中山的副官马湘忠按照孙中山的指示救出了孙夫人宋庆龄。最后，他们登上了沿黄浦江航行的永丰号巡洋舰。蒋介石和孙中山一起在永丰舰上度过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孙中山曾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气愤地说：“我的最好的朋友陈炯明原来是个叛徒，他被吴佩孚收买了，被香港的英国人收买了。”到了8月9日，孙中山及其身边人员乘坐英国护航舰经上海前往香港。蒋介石没有别的出路，只好与孙中山共患难。孙中山后来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吾兄，你还记得我们在军舰上的那些日子吧？在那漫长的日子里，我们只能睡觉和进食，期待着好消息……不论你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论你经受什么样的考验，只要我还在进行斗争，你就会留在军中。”可见孙中山当时非常信任蒋介石。
孙中山准备依靠蒋介石向广州发动新的进攻，并暂时躲在法租界，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前往福建，同安福派的将领洽谈，孙中山寄希望他们能回到广州来。蒋介石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他打着孙中山的旗号来进行投机（当时孙中山的名字具有极大的号召力）。
陈炯明的叛变极大地削弱了孙中山政府的军事力量，在武器装备方面也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在陈叛变期间，弹药厂被炸毁，所以，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弹药。英国人依靠自己在中国南部的堡垒，阻止向孙中山运送军用物资。而孙中山在恢复广东根据地的活动中，仍然像以前一样，首先依靠军事行动。因此，他很器重身边那些受过某种专门军事训练的人才，蒋介石就是属于此类人物。
蒋介石是从广东起家的，而他的第一个政敌应该是陈炯明。1918年春，蒋介石从上海来到广州，与陈一见面两人就互相反感、憎恶。陈炯明认为蒋介石精明、能干，将来恐怕是一个真正的对手，而蒋对陈也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对手味道。蒋介石认为军队的地方派系观念很强，自己置身于粤籍军队之中，工作阻力很大，难以有所作为。于是到7月底他就向陈炯明辞职“拂然而去”；1920年，蒋介石再度回到广州时，廖仲恺等力劝蒋尽弃前嫌与陈炯明和好，蒋介石依言而行，俩人一见面不但前嫌未弃，而且因陈下属军官叶举等人背地里拿孙中山取笑，俩人进一步加深了反感。此后，蒋介石多次在孙中山面前进言，说陈炯明不是好东西，劝孙中山提防陈。但孙中山不听其劝，还几次严厉批评了蒋介石。蒋见自己在广州已无法立足，负气跑回上海。
回到上海后，蒋介石给陈炯明写了一封信，指出陈为人骄傲、违命犯上等缺点，希望陈炯明忠诚孙中山。陈炯明根本不理睬蒋介石，他还把蒋的信件退回，并在信封背面写道：“狂傲小子——嫉妒——暴躁——昏庸——自私自利的恶作剧者。”蒋介石接到退信和附言，怒发冲冠。他在上海向广州国民党要人频发函电，力主马上采取行动，驱逐陈炯明。
一时间，广州驱逐陈炯明的舆论遍布全城。胡汉民回信蒋介石说：“广州反陈流言，可能引起战祸。”事情发展到1922年6月18日，孙中山拍电报到上海告诉蒋介石：陈炯明叛变了。
读完电报，蒋介石怒不可遏，他大声叫骂，暴怒之下，全身战栗。他经过冷静思考，决定赴广州与孙中山共渡难关。6月20日，蒋介石从上海启程，他到达珠江与孙中山见面时，孙中山泪水盈眶。尔后，蒋介石接管7艘炮舰的指挥，从而使全体避难人员躲过叛军的炮火向珠江上游退去。8月9日，孙中山赴香港，随后同蒋介石到上海。
为了集中力量消灭陈炯明叛军，孙中山决定利用直吴与皖段之间的矛盾，与皖系合作，利用段祺瑞势力驱逐投直的福建军阀李厚基的时机，把留赣的许崇智等部调往福建整训，然后伺机回粤讨逆。
1922年10月，根据孙皖同盟的协议，许崇智、李福林、黄大伟等部在驻福建皖军王永泉部的配合下，多次打败了李厚基及增援的直军唐国谟部，迅速占领了福州。并奉孙中山命，将北伐军改编为东路讨逆军，以许崇智为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黄大伟、李福林为第一、三军军长，蒋介石为参谋长，计划取道闽南进攻潮汕。陈炯明密切注视着这一态势，决定先发制人，派兵堵截。并制定了“西和东战的策略：一方面派人分赴南京和北京，以疏通吴佩孚、曹锟、齐燮元和黎元洪，谋任两广巡阅使职，企图凭“巡阅之虚名，庶以后联结桂系”而暂息来自桂边的隐患；一方面陈炯明亲自秘密与直系军阀勾结，以争取直系军阀的继续支持。
孙中山为了迅速摧毁陈炯明在广东的军阀统治，谋划了以西路讨贼军先行东下讨贼计划。1922年12月26日，受孙中山大总统委任的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杨希闵、中央直辖桂军第一路总司令沈鸿英、第二总司令刘震寰以及拥护孙中山的粤军等各派代表，在广西大湟江白马庙举行了“会商讨陈战略和合作问题”会议，史称“白马会盟”。这次会议决定：滇军全部，由大河北岸经人和直出梧州，进入广东；桂军刘部由江南岸驱逐藤县之敌，直取都城；桂军沈部担任攻击府河一带。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占绝对优势兵力的陈炯明叛军，在滇、桂、粤联军的进攻下，竟然不堪一击，溃不成军。1923年1月16日，滇、桂、粤联军进入广州。20日，孙中山任命胡汉民为广东省长、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魏邦平为广州卫戍司令，并以胡汉民、李烈均、许崇智、魏邦平、邹鲁等为全权委员，代行总统职权。陈炯明在广东建立的军阀政权，宣告彻底垮台。
1923年10月15日，孙中山在国民党恳亲会上提出建立陆军讲武堂的建议；次日，孙中山在国民党党务会议上再次强调：“党之基础，在于军队”，“效法俄国”，“以党治国”和速建党军问题。会议通过了“设陆军讲武堂于广州，训练海外本党回国之青年子弟，俾成军事人材，拥护共和案”。11月13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第10次会议决定将校名定为“国民军官学校”，拟由“孙总理担任校长一席”。随后，指定廖仲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负责筹办。
1924年1月，蒋介石返回广州。孙中山下令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军校筹备工作。2月8日，召开校务筹备会议。10日，分配各省区预定招生名额。然后，就在军校筹备工作顺利进展之际，蒋介石突然向孙中山提出辞职并宣布解散筹备委员会，随即离开广州返回浙江奉化。
蒋介石之所以突然提出辞职，原因是因为孙中山内部商定程潜任校长，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孙中山虽然相信蒋介石，但深知蒋脾气暴戾，动辄与人争吵，在军中缺乏威望。所以，孙中山一直没有让蒋在军中任要职，尤其是国民党一大，只任命蒋为中央执委会下属的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并要他专心筹办军校，不必过问党务和军政大事。因此，他以辞职来表达自己心中的不满。而蒋的辞职使孙中山甚感焦急，他于2月23日委派廖仲恺代理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抓紧筹备工作。同时，孙中山还致电蒋介石，盼其速归。
蒋介石于3月2日给孙中山写了一封长信，他特别谈到昔日在永丰舰上“共患难同生死”一事，希望孙中山要像当年陈其美那样深信和重用他，不但让其办学，而且让他过问军政。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不满情绪不介意，并满足了他的一些要求。3月21日，黄埔军校入学考试时，孙中山依然任命蒋为入学考试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不在广州，暂由李济深代替。同时，孙中山还特派许崇智到奉化劝蒋回来。
孙中山如此器重蒋介石，一方面是因为缺乏军事人才，况且蒋已受命考察过苏联军事；一方面是永丰舰蒙难之时，蒋介石的出色表现深得孙中山的好感。而蒋介石觉得已有了面子，若再不赴任，其职位可能被他人占去。所以他迅速动身，4月21日到达广州，26日入军校办公。5月3日，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任粤军参谋长。9月，廖仲恺被任命为军校国民党代表，直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政治部，先后以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邵力子、熊雄为主任；教授部以王伯龄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教练部以李济深为主任，邓演达为副主任；此外，还设有管理、军需、军医3个部，后又增设教育部、军法处和参谋部。并以何应钦（军事总教官）、顾祝同（军事教官兼管理部主任）、钱大钧（军事教官、代理总教官、代理教育长）、蒋鼎文（军校区队长）、陈诚（军校特别军佐）、陈继承（军校教官）、刘峙（教官、校本部参谋处科长）、张治中（军校入伍生代理总队长）等，这“八大金刚”后来成了蒋介石军事集团的显赫人物。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他亲手培养了“八大金刚”，给他们以高官厚爵，在后来历次军政风险中，蒋介石依靠这些军事党羽，一次次涉险过关。
孙中山逝世与蒋介石的背叛
1925年3月12日，一代伟人孙中山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内部斗争激烈和中国社会内部革命情绪迅猛增长，各派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蒋介石创办黄埔军校时37岁，在国民党内名列第八，其前面是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刘震寰、吴稚晖。
1925年5月初，蒋介石与汪精卫达成协议：蒋介石出任武装力量总司令。7月1日，中华民国民主政府宣告成立。汪精卫任政府首脑，兼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实际上，宣传部的工作是由正式担任宣传部副部长职务的中共代表毛泽东主持（国共第一次合作是孙中山的功绩），毛泽东一直工作到1926年。
在蒋介石的鼓励和控制下，黄埔军校成立了一个宣传孙文主义协会或称“孙文主义学会”，其头目是戴季陶。他是国民党右派主要思想家，并从1919－1925年走过了一条从极“左”派崇拜者到右派的道路。很多人认为蒋介石最初在国民党内搞政变大都是戴季陶挑唆的。
自从孙中山决定与苏俄、中共合作起，国民党内部就开始分为左、中、右三派。孙中山逝世前后，国民党内因政见不统一呈分裂趋势。后来左右两派剑拔弩张，其焦点则集中在廖仲恺与右派斗争尖锐化上。
早在国民党改组前夕，由于孙中山的两个助手胡汉民、汪精卫对联俄联共政策表示怀疑，对改组实际工作很不热心，孙中山便先后派他们两个赴沪及京津代表他与段祺瑞、张作霖和其他皖、奉系人物联络洽商，筹备改组工作完全交由廖仲恺主持，胡汉民、汪精卫均未列名。部分右派分子邓泽如、冯自由、林直勉（临时中委、候补临时中委）对改组联共方案不满。曾联名上书孙中山劝阻，未能得逞。但他们鉴于孙中山态度坚决不敢公开反对，可对廖仲恺却颇多攻诋。国民党一大选出了第一届中央执委，右派虽然仍占半数以上，左派势力也有相当的增长。汪精卫觉得自己在中执委中势力甚孤，故改组后摇身一变，高呼“革命者向左转”，开始大力笼络党内青年干部，并暗中与蒋介石合作。蒋介石当时虽然未入选中央委员，但却颇得孙中山信任，兼有中央执监委员张静江、戴季陶、叶楚伧等（多为江浙籍）为其捧场，且又极为伪装“左”派而争取中共扶植，特别是他在粤军及黄埔军校中拥有相当实力。事实上，国民党内真正的左派多在中下层，在上层中除中共交叉成员外，属于右派和中派偏右的占多数。廖仲恺在国共合作中起着枢纽作用，孙中山逝世后，更是如此。廖一身兼国民党中执委、财政部长等要职。在党务工作方面，由于他坚持国共合作，故其所领导的机构中多选任中共党员为主要骨干。
1925年7月1日改组国民政府，人们认为继承孙中山者非胡汉民莫属，然而结果却是汪精卫以全票当选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仅为国民政府委员兼外长。此种形势出现，不仅胡汉民及其追随者大感意外，认为汪精卫的上台有赖于左派及共产党人的支持，于是迁怒于廖仲恺。蒋介石当时看到粤军向许崇智倾斜，他发誓要搞跨许。正因为粤军多倾向胡汉民，党军多倾向廖仲恺，故制造了“廖案”后拥有党军实力的蒋介石，便能够对局势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1925年8月20日早8时左右，有人向廖请示任务，一直到9时才完毕。廖仲恺匆匆吃了几口粥后同何香凝同车去国民党中央党部参加中央执委会。汽车开到中央党部门前，廖与陈秋霖、何香凝先后下车朝里走去。何往前刚走了几步，忽见中央党部妇女部的刘家桐急匆匆走来，忙打招呼说：
“家桐，请你先到妇女部等一会儿，过20分钟我就来，我有事和你商量。”
何香凝与刘家桐说话之际，廖仲恺、陈秋霖二人已登上门前的第三个石阶。这时突然从中央党部的楼下蹿出两个人，他们朝廖、陈开枪射击，同时，大门铁栅栏内也有暴徒开枪。刹那间，廖已身中4弹，陈也身中一弹，伤口直往外冒血。廖卫士听到枪声急忙赶来向凶手还击，一凶手被打伤在地，卫士也中弹倒下了，这就是历史上难忘的“廖仲恺案”。
廖仲恺的葬礼还没有举行，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就决定了党的领导问题。在希望得到党内最高职位的人选中，有汪精卫、胡汉民及许崇智。蒋介石则把赌注压在汪精卫的身上。
蒋介石在众多政治人物眼里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人们把他看做是一匹“黑马”。然而，事态的发展却有利于这匹“黑马”。对暗杀廖案调查表明：胡汉民的兄弟参与了这次行动，并且在蒋介石家里找到了凶手的“避难所”。
蒋介石充分显示了善于逢场作戏的才能。当时由汪、许、蒋组成的特委会可以说集党政军大权于一体，对廖案的处理和控制广东政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许崇智手下人直接卷入了廖案，使得许一开始就处在极为尴尬的境地。所以特委会名义上由3人组成，实际上已被汪、蒋二人所操纵。
在这场斗争中，蒋介石固然表演很卖力，做了大量工作，然而作为国府主席、特委会主要成员、倒胡发轫者的汪精卫，还是起了关键的作用。在查处廖仲恺案中，使蒋介石不仅可以利用“反革命阴谋”案作为消灭自己直接竞争对手的借口，而且还可以利用它作为镇压竞争对手巩固其在国民党中的地位。
从8月底起，许崇智事实上已被置于蒋介石所派的黄埔学生军的武装监督之下。许不甘心受制与蒋，想对策准备反击。他暗中送信命驻守在东莞、石龙的得力助手许济、莫雄两个师的兵力尽快回师广州，用武力来保卫其地位。消息被蒋介石截获后，他采取措施先发制人。
蒋介石在倒胡时帮助了汪精卫，如今驱许之际汪精卫也对蒋鼎力相助。9月18日，汪精卫以军委会主席名义命令广州卫戍司令蒋介石“全权处置粤军”。蒋介石得到“尚方宝剑”，便拥有了驱逐许崇智的合法权力。
蒋介石迅速召集自己的谋士开始紧张的筹划和部署。9月18日深夜，蒋令黄埔军校全体学员、教官全副武装，强占要地，防止许济、莫雄回师广州。19日早晨，在广东省举行的全省财政会议上，突然把许崇智的亲信广东财政厅长李鸿基、军需局长吴道职等人逮捕送黄埔关押，罪名是侵吞公款，接济反革命军队。随后，任命宋子文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广东财政厅长。19日深夜，蒋介石发动了对许崇智的突然袭击，并将许软禁。21日凌晨，按计划将许的嫡系部队许济、莫雄两部包围，许部未行抵抗即被缴械，莫部略加抵抗，亦被解除了武装。蒋介石后来收编了这两个师。
9月20日凌晨2时，蒋介石派陈铭枢给许送去亲笔信写道：
“许总司令，你任粤军总司令以来，犯有无数错误，有些实在不能见谅，现今你如不卸职就无以对总理在天之灵。为你个人计，我不愿看到你革命生涯告终。我只是要求你暂离粤境，以期三月，师长江，还归坐镇，恢复令名。
“皇天在上，实所共鉴。
“随信并附有赴沪招商船票。”
许崇智接到蒋介石的信后，接连给蒋介石打了两次电话，蒋介石连电话都不接，是以函复，且态度坚决。许不得已再以电话询问汪精卫：“何故如此？”不料汪也回一函，信上写道：
“余虽为一书生，但敢信非威力所能屈，余决不因在卫戍司令武力之下，便妄赞同蒋氏此项措施，实为认定此事非如此解决不可……为先生计为大局计，亦莫善于暂行赴沪……”
许崇智原先尚力图抗拒，读完汪精卫的信知道大势已去，无力回天，只好向中央党部请辞本兼各职。当日，执委会决议，准予军事部长兼粤军总司令并财政监督许卸职。晚11时，许在陈铭枢的武装“护送”下，搭新华轮离开广州悄然去上海。
就这样，“廖案”的发生，使蒋介石有机会接连扳倒两个强有力的政敌，其整人手腕已初露端倪。逼走胡汉民、许崇智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位居第二，仅次于汪精卫。此时的蒋介石认为，凭能力、耍手腕，跃居第一位完全可能。于是，他以手中的权力，制造了一个又一个“事件”，野心勃勃地向国民党第一把交椅爬去。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这次会议上占着绝对优势，有五分之三的代表是中共党员。
周恩来预料到这种局面，他在大会开幕的前几天就从汕头来广州。周恩来与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商定了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策略，拟定在大会上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回击“准备叛变，但尚未公开背叛三大政策的新右派”蒋介石，从第一军中撤出中共党员，另组国共合作部队。周恩来还分析了蒋介石的军事实力：“蒋介石的第一军只有三个师，而且第二师师长王懋功接近左派汪精卫，除了第一军以外，都不是蒋介石的。”周恩来将上述意见呈报中共中央后，他又赶回汕头，等中央批准后就付诸实施。
然而，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在上海接到周恩来、陈延年的函件时，他正在与右派分子戴季陶、孙科等人联系请他们到广州出席“二大”；同时回电广州，不仅不同意周恩来、陈延年的策略方案，而且派张国焘任国民党“二大”中共党团书记来广州执行其妥协退让策略。此时的蒋介石则充分利用这些矛盾来打击共产党。
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命令中山舰开到广州黄埔候用。中山舰到了黄埔，蒋介石又指使阴谋分子立即散布谣言，说共产党阴谋暴动，要推翻政府。蒋以此为借口，于20日晨逮捕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包围苏联顾问住所及省港罢工委员会，拘捕了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全体共产党员，强迫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蒋介石篡夺了第一军的军权。并撕下了贯彻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假面具，他一步一步地走向投靠帝国主义的反共阵营。
1927年3月24日，借口“保卫侨民”，英美两国军舰向南京开炮，打死打伤中国军民2000多人，史称“炮轰南京事件”或“南京事件”。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乘军舰从南昌赶到上海，开始与日本驻南京领事和驻上海总领事频繁接触。在秘密商谈后，日方立即宣称南京事件是“由过激分子煽动而起”，“目的在于摧毁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大力拉拢蒋介石为其“维持秩序”、“镇压暴行”，并帮助蒋介石巩固地位。
4月11日，日本伙同英、美、法、意等国家就“南京事件”向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提出“抗议”照会，实际上是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促使蒋介石公开反共。
这期间，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分子、江浙财阀和流氓势力举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帝国主义列强公然鼓动蒋介石“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江浙财阀表示在财政上给蒋介石以全力支持。上海的青帮头子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保证把大批流氓、暴徒等组织武装起来充当反共打手。
4月上旬，蒋介石在上海约集国民党将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10余人，举行反共秘密会议，污蔑共产党要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贻害北伐，主张立即以暴力手段“清党”。
4月12日凌晨，大批青帮武装分子冒充工人，从租界冲出，向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激战之中，刚刚倒戈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周凤歧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开来，声称要调解“工人内讧”。工人纠察队员看到军队将青帮武装分子的枪械收缴，便热情地欢迎这些“调解者”。结果，2000名工人纠察队员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军队强行缴械。一部分纠察队员虽然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因众寡悬殊而遭到失败。在此前一天，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已被诱骗杀害。事变发生后，上海工人及各界群众发动总罢工和游行示威，表示强烈抗议。4月13日上午，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举行有10万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十六军士兵突然冲出，用步枪、机关枪向密集的游行群众扫射，打死100多人。接着，疯狂的搜捕和屠杀继续进行。到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害，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在上海发生反革命政变前后，四川、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和广东等省也发生了以“清党”为名，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进行大屠杀的事件。在重庆，反共势力制造了三三一流血惨案，封闭国民党各级党部和省农协、市总工会、市妇联会，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伤亡400多人，重庆地委书记杨■公等人惨遭杀害。在广州，李济深等制造了四一五惨案，仅一周时间被捕者就达2100人，其中共产党员约600人，被秘密杀害者100多人。著名的共产党人李启汉、刘尔崧、萧楚女、邓培、熊雄等英勇就义。
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命令军警在北京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李大钊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和严刑逼供，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崇高的献身精神。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从容走上绞刑台，英勇就义。中共北方区委同时遭到严重破坏，被迫停止工作。
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它使中国政治风云突变，造成革命联合战线内部的巨大变动与分化。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动，引起了举国激愤。4月13日，上海知名人士郑振铎、胡愈之等7人联名写信声讨蒋介石的暴行。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布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并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武汉政府控制下的武汉、长沙等地召开了有数十万群众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下，组织了2000名国民党员在西安举行反蒋大会。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工具”，并提出“无产阶级农民与中等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万岁”的口号，号召革命人民为“推翻新军阀蒋介石”、“打倒军事专政”而斗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他们纠合国民党老右派以及官僚、政客、买办、豪绅，于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同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由于在北京尚有张作霖控制的军阀政府存在，中国当时形成3个政权对峙的局面。
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实行“清党”和“分共”，中国国民党也就变成由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1927年7月以后，在南京，有蒋介石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武汉，有汪精卫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上海，西山会议派也以“中央党部”的名义进行活动；桂系和粤系军阀在南京和广西、广东等地有着相当的势力；已参加国民党的晋系军阀阎锡山仍然割据山西，冯玉祥则占据陕西、河南和陇海铁路一带。此外，四川、贵州、云南也有大大小小的军阀割据。奉系军阀张作霖仍盘踞在东北和华北地区，依附于他的张宗昌盘踞在山东，继续与国民党政权相对抗。
国民党各派新军阀和政客既互相勾结，又为争夺最高权力互相争斗，以至于兵戎相向。控制南京政府的蒋介石在1927年8月受桂系排挤，一度“下野”，但他的嫡系军队仍控制着江苏、浙江一带。10月，宁（李宗仁、何应钦）汉（汪精卫、唐生智）之战爆发。不久，武汉方面战败。汪精卫又依托广东的地方势力与南京对抗。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2月，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改组国民党中央机构和国民政府机构，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他又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
由于军权控制在蒋介石集团的手中，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事实上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独裁统治。蒋介石公开主张实行法西斯主义，并多次组织考察团去德国、意大利学习，还派人前往受训，并聘请一批德国人担任国民党政府的顾问。同时还十分重视扩大和强化它所控制的反革命军事力量。据1929年3月国民党的官方材料统计，军队总人数在200万以上，这在当时世界各国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它的军费开支浩大。从1928年开始，国民党陆续建立起庞大的特务组织，把破坏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绑架和暗杀共产党人、民主人士或异己分子作为主要任务，在全国造成了严重的白色恐怖局面。
总之，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成立后，背弃了孙中山反帝、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主张，从而走向了亲帝、反苏、反共的歧途。
责任编辑 谢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