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烽火和解放战争中锤炼成长起来的一位将军，张仲瀚辉煌的后半生是在塞外屯垦生涯中度过的。那么，戎马半生的张仲瀚究竟是怎样与屯垦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的呢？
南泥湾里显身手
当诞生于全面抗战爆发初期的“河北民军”于1938年春被整编为以吕正操为军区司令员的冀中军区第1师后，年仅24岁的张仲瀚毅然放弃师长之职，仅带了一个警卫连回到故乡河北献县，很快拉起一支地方武装“津南人民抗日自卫军”。当该部与八路军120师359旅719团合编后，以张仲瀚为团长的719团即成为王震旅的一张王牌。
为了支持长期抗战，战胜日本侵略者，1939年秋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和边区任务的120师359旅进入南泥湾开荒屯田，很快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兼任南泥湾垦区区长的张仲瀚，奉命率719团屯驻九龙泉。此地距延安西南百余公里，控扼边区南大门，地理位置虽然十分重要，但却草木丛生、人烟稀少。
部队抵达九龙泉的第二天，张仲瀚即在一片桦树林中，主持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了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关于屯田南泥湾、打持久抗战的命令。然后，张仲瀚又借《
三国志》给指战员们讲述了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兵伐魏的一则典故。在这种绘声绘色的谈古论今之中，张仲瀚将部队移防南泥湾屯垦守边的战略意义说得通俗易懂、明白晓畅，很快就消除了指战员思想上的疙瘩。积极性一旦被激发调动起来，指战员们即投入紧张的打窑洞工程。
安营扎寨之后，起早贪黑的开荒便正式拉开了序幕。广大指战员你追我赶、力争上游，大多能超额完成所规定的每人每天开1亩生荒地的任务。张仲瀚率先垂范，参加劳动，为大家树立了好榜样。而他们的伙食则是每人每天4两小米，缺盐少菜，以致病号日益增多。但他们很快就以桦树皮缝缀出了树皮碗和树皮草帽，从山里摘到了香甜可口的黄杏，在河川野谷里挖到了野菜，用一种黄芹草蒸制出了具有助消化和祛热泻火功能的茶叶，丰富了物质生活。
春去秋来，整个南泥湾沸腾了，九龙泉更是大获丰收。719团生产的粮食除了自给，还支援地方政府10多万斤。有了粮食和蔬菜保障，他们又开始喂猪、养牛、养羊。冬季，他们在军事训练、纺线织布而外，为了丰富业余文化生活，又组建了宣传队、球队等，并在九龙泉修盖了一栋简易礼堂，将各连队的文艺骨干集中起来组编成业余剧团，不时地演一些诸如《四进士》、《大战狼牙刺》和《小八路》等传统戏和现代戏。嗜好京剧、并在京剧演艺上有相当造诣的张仲瀚有时也走上舞台，与文艺战士们配演角色，以致贺龙称赞他说：“秀才团长带出了一个文化团。”
朱德总司令时刻关注着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当年7月，他邀请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和续范亭4人前往巡视了一遭。南泥湾那绿浪波涌，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使朱德大为振奋，一时间激情勃发，即兴赋诗一首，盛赞其“有似江南好”。来到九龙泉，当他们听张仲瀚介绍了719团今年收获的粮食可达1500石，不仅能完全自给，而且还要给边区政府上交20％，以减轻人民的负担，油料和蔬菜也足够一年食用等情况后，朱德高兴地说：“大家用劳动的双手，建设起了革命的家业！”续范亭老人则禁不住欣喜之情，当场赋诗一首，其中有“镇边将军问是谁，燕赵男儿贵姓张”的诗句，充溢着对年轻有为的张仲瀚的高度赞誉，也使张仲瀚从此声名大噪。
毛泽东主席视察南泥湾时，专门去了九龙泉。在与列队欢迎的以张仲瀚为首的全团官兵一一握手时，毛主席笑着问道：“听贺龙说，719团是文化团，你们有多少文化人呀？”
“军政学校来了一批学生，抗大来了一批学生，还有一个干部连。”张仲瀚无比自豪地回答。
“好呀！知识分子要有知识，要好好劳动，从劳动中增长知识。”
“我们九龙泉这些知识分子，没有不参加劳动的，有不少人当了劳动模范，当了劳动英雄。”
毛主席非常高兴地勉励说：“劳动出英雄，劳动创造世界呀！”
吃饭的当儿，当毛主席听张仲瀚汇报说，这些摆在桌上的鸡、鸭、肉、蛋、菜等都是自产的，便连连夸奖道：“好！好！这就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金秋十月，贺龙率领中央代表团20多人来到九龙泉，对719团在生产自救这场特殊的战争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表示衷心的祝贺，同时告诫全团官兵要克服自满情绪，抓紧有利时机搞好练兵。贺龙目光炯炯地望着张仲瀚，夸赞道：“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国难当头，投笔从戎，719团这支队伍，大有作为于民族！燕赵多才子，张仲瀚。”
“到！”张仲瀚向首长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百尺竿头，719团要更上一层楼！”
随着张仲瀚一声坚定、自信的回答“是！”之后，全团官兵那“百尺竿头，719团！”的呼声便响彻云霄。
塞外屯垦创辉煌
1949年3月，王震将军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主动请缨要挺进解放新疆，为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所首肯。此举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第一野战军1兵团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当时在部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抗日战争打硬仗，南下北返饿肚肠。烂泥湾里去开荒，胜利以后去新疆。成了光棍，丢了爹娘。”有鉴于此，王震决定自上而下，有必要首先统一高、中级指挥员的思想，因而他就此征求了2军的军、师两级干部的意见，经过一番思想说服工作，得到多数人的响应和支持，张仲瀚即是其中态度最坚决者之一。
同年7月，西安解放后，第一野战军全部主力集结待命，准备发起全歼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残部的新战役。在1兵团司令部里，当王震司令员谈了作战部署后，又以征询意见的口吻对他一向非常器重的2军6师师长张仲瀚说：“打完下一个战役，野战军可能分兵，一部分留在陕、甘、宁、青，一部分打到新疆去，另一部分将在贺龙同志率领下进取西南，首先打四川。什么部队和什么人去，还未定。如果允许选择的话，你是愿意到新疆去，还是愿意跟贺老总到四川去？”
“自然由组织决定。从对两位老总的感情说，我都不愿离开你们，但从战后的建设看，新疆是亟待开发的地方，那里的少数民族兄弟也急需汉族人民的帮助。不管新疆之行多困难，新疆之战多残酷，我愿意到新疆去。”
一言定终身，张仲瀚就此使自己的后半生与新疆紧密相连。
新疆和平解放后的1950年春，遵照上级命令，6师指战员也同其他驻疆部队一样，在时任22兵团（由驻新疆的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而成）第9军政委兼6师师长的张仲瀚的动员下，以团为单位，按照事先的具体部署，分别挺进开都河流域包头湖垦区的各个角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但次年发生的两件事却在驻疆指战员和6师官兵中引发了一场大“地震”：一是由于6师的1400名有文化的青年指战员作为国防军的后备力量，被新疆军区选送到内地军事院校深造；二是驻疆部队奉命被明确地分编为国防军和屯垦军，原1兵团2、6两军的一部分和22兵团的全部计10多万人被划为屯垦军。于是，又一首反映屯垦军广大官兵的消极懈怠、人心浮动情绪的打油诗不胫而走：“扛起锄头放下枪，脱掉军装换农装。军不军来民不民，当初何必上战场。”为此，张仲瀚在6师的一次师、团干部大会上严肃而又动情地说：“我们从事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这将被历史证明。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我们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家业，我们还要守好、建设好这个大家业。同志们，‘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难道我们还没有‘龙城飞将’的境界和作为？……屯垦戍边和国防军分工不同，目标是一致的。我们的干部首先要带头树立起扎根边疆、永不换防的思想，不辜负时代的神圣使命。只要干部的思想过得了硬，下面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他在会上即席赋诗一首：“大军十万出天山，且守边关且屯田。塞上风光无限好，何须争入玉门关！”一方面表明了他永远扎根边陲，以新疆为家的决心和志向，另一方面也给大家以极大的激励和鼓舞。
当9军主力25、26两个师按照规划进驻玛纳斯河流域的炮台、石河子，对此地进行开发之初，作为政委的张仲瀚便将水利建设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他或陪同原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时任22兵团司令员陶峙岳，或独自对当地进行了反复的实地踏勘，在详尽地了解并掌握了第一手水文资料的基础上，科学规划、全面建设水利工程。有“将军渠”之称的玛纳斯河西岸大渠就凝聚了他的大量心血。
当时，在5000大军奋战工地，“将军渠”工程进展正酣之际，上级突然命令停工，等待国家批复。张仲瀚为此到新疆军区，并亲赴国家水利部甚至国务院，极力陈情游说。后经中央派出的水利工作组调查论证，工程终于被批准，又热火朝天地上马了。
与此同时，与人工引水渠配套的流域水库规划建设方案，也摆上了张仲瀚的办公桌。由于流域的首座水库——蘑菇湖水库定址在玛纳斯河流经安集海冲出的一片自然洼地上，故该方案遭到了苏联援华水利专家的否决，理由是建平原水库必然会造成水位上升，周边土地盐碱化，终至于成为不毛之地、居民迁徙的严重后果。故此，苏联专家力主一步到位，在水源源头修建山区水库。但问题是，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让国家负担不起，加之又面临着无起吊设备、无工程技术人员、无符合要求的建筑材料等诸多困难，况且20万驻疆部队的口粮供应更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实际问题。
与苏联专家持不同意见的张仲瀚，在一次会议上将精心准备的翔实资料、依据充分的实施方案和盘托出，并诚恳而又耐心地解释道：“山区水库是我们的首选，但目前它还是一个美丽的远景。待我们手中有了粮食，有了自己的水泥厂、钢铁厂，一旦条件成熟了就上马。到那时，在玛纳斯河干流与清水河交汇的肯斯瓦特，巧借山石岩体，建设水利枢纽工程。那就不仅仅是一个农业灌溉水资源的调节了，它集灌溉、发电、调峰于一体，充分利用水能，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经过一番言之有据的论说，最后终于使苏联专家心悦诚服了。
然后，张仲瀚又说服王震，接受了由他主持制定的玛纳斯河流域垦区的水利开发、建设分两步走的总体规划。当该规划上报国家水利部后，张又说动促使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使其亲自带领由水利部等有关方面的科技人员组成的专家组，专程来到蘑菇湖调研论证。经过现场办公，水利专家们深为张的求实精神所折服，都对他表示了肯定。最后，傅作义当场表态：按张仲瀚的方案实施，条件具备后，吸取苏联专家的建设性意见。
随着大泉沟、大海子等数十座水库以及1万多公里引水干渠的相继建成，玛纳斯河流域垦区的粮棉连年丰收，很快发展成为新疆的粮棉基地，一举结束了自古以来这里不产棉花的历史。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后改名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于1954年10月成立后，作为兵团第二政委的张仲瀚，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仍然一如既往地倾力配合兵团司令员陶峙岳狠抓工农业生产，促进了屯垦事业的繁荣，创造了兵团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辉煌：
1956年2月，国家农业部组织13个省和华北、华东、西北三大区农业科研所的棉花技术干部37人对兵团农7师20团（现123团）和农8师23团（现143团）、24团（现石河子总场）进行实地考察，并编写了《新疆玛纳斯河流域棉花丰产经验总结》一书；据1956年9月25日和11月30日的《新疆日报》分别报道，兵团农8师23团贺天宣玉米丰产组所种的玉米和该师安集海农场薛占春植棉小组种植的棉花，平均亩产分别创全国玉米丰产新纪录和全国棉花亩产最高纪录；1958年，玛纳斯河灌区荣获国务院“全国先进灌区”称号，并很快跻身为全国四大灌区之一；继兵团农8师23团于1956年荣获国家林业部授予的“全国植树造林先进单位”称号和奖状后，该师共青团农场（现150团）分别于1963年、1965年两次获得国家林业部授予的“全国植树造林模范单位”和“全国造林先进单位”称号；1965年，在国家农垦部召开的农业科技和高产经验交流会上，兵团农4师12团（现71团）被评为全国农垦系统标兵农场；1965年6月，国务院在批转国家科委发布的《关于建立新疆内陆盐碱地土壤改良、丰产综合试验研究中心的通知》中，作出了以兵团农7师、农8师在玛纳斯河流域的国营农场为实验地，建立全国“第十一大块”科研中心的决定。当时的兵团，已然成为新疆先进农业生产力的代表。
“生产建设是促进派，搞阶级斗争是大右派”
党中央、国务院和有关方面对兵团一日千里的巨大发展变化十分关注和重视：在1955年10月至1965年10月的10年间，中央人民政府董必武和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以及陈毅和贺龙副总理等，先后在陶峙岳、张仲瀚的陪同下，视察了兵团的阿克苏、奎屯和石河子等垦区。贺龙在高度肯定兵团的重大作用时说：“兵团是一个方向，是一个样板，是一个大熔炉。”陈毅则写下了讴歌兵团农场美好面貌的“白杨梯堤护农地，水道纵横育稻苗”和“戈壁惊开新世界，天山常涌大波涛”的诗句。周恩来曾在一次飞往广州的专机上，专题听取了兵团工作汇报，之后高兴地勉励时任国家农垦部副部长兼兵团第二政委、兵团党委第二书记的张仲瀚说：“兵团是个大企业，又是个先进的企业，要把经济核算制度搞好，给地方国营企业带个头。”并且还郑重其事地告诉张说：“毛主席和我有一个设想，把我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军队，改为生产建设部队。”
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浪接一浪的各种运动中，兵团尽管也受到干扰和影响，但却比地方小，其经济建设发展势头依然强劲，究其原因，与张仲瀚的大智大勇不无关系。在大跃进年代，面对毛主席的号召，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下达的跃进指标，张仲瀚却机智地强调要求：“但是，砸锅、砍枣树炼钢，这样的事不能干，动真格的，就要炼出铁，炼出钢。”在这样一段从字面上看似无可挑剔的话的指导下，全民炼钢在兵团先是只喊不动，尔后是雷声大雨点小，上报数字的鼓风机不鼓风，小高炉也不冒烟。一旦动起真格来，建在天山深处的后峡钢铁厂即炼出了能用的真铁真钢。在全国一片高产卫星竞相横空出世的喧嚣之中，张仲瀚却明令各个农业师的师长、政委：“一个团只能有一个连队搞高产试验，决不能多搞一个。兵团机关可以带头试验，摸索经验。”由此使跃进“浮夸”的损失局限在较小的范围内。
反“右”运动伊始，张仲瀚就给兵团机关定下了基调，要求对揪出的“右”派分子“批判从严”，至于如何处理，便没了下文。但见机关上天天学习、批判，却迟迟没有处理意见，拖到了年底，起初的那股子热乎劲儿渐渐就没了。一天，有位下级组织的负责人就其所在单位该按多大比例划分右派的问题向张仲瀚请示时，张带有启发式地告诉他说：“脑子是你自己的，你的功夫就在于如何把中央精神和自己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实事求是。这就是你的领导水平。”
在关爱人才、保护干部和知识分子方面，张仲瀚是出了名的。一天深夜，张仲瀚打电话将兵团计划科科长陈冰叫到办公室兼卧室的外间，对他说：“你去北疆跑跑，围绕几个垦区的发展，就如何定位中心城镇，拿出一个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来，时间不限。”
陈冰对此安排一头雾水，嗫嚅道：“我刚从北疆回来……再说，这是基建科的事呀！”
“这更是你的事，你知道的，我从不打无准备的仗。别的就更不是理由了，你明天就走。”
以往通情达理的张仲瀚，突然之间让陈冰感到是那么的陌生。他在张仲瀚那毫无商量余地的眼神注视下，只得服从命令。待他从北疆各师、团场回来时，反“右”运动已是强弩之末了。安然躲过风头的陈冰后来才知道，张仲瀚因担心毕业于西北农学院，有激情、有见解且好发表意见的陈冰，禁不住当时那种大鸣大放的热烈气氛的感染，会说出什么被别人抓住辫子的话而祸及其身，便使出了这么一个“三十六计走为上”的绝招。
在全兵团范围内，不仅被打为“右”派、受到伤害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较少，而且他还敞开博大的胸怀陆续接纳了一拨拨从全国各地遣送入疆的右派分子以及失去公职自流入疆的右派分子。其中大多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在以张仲瀚为代表的广大兵团人的关怀保护下，既受到了劳动锻炼，又使自身的专业技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发展，为兵团的繁荣发展贡献了聪明才智。因而，当时曾有人私下里这样评价道：“张仲瀚搞生产建设是促进派，搞阶级斗争是大右派。”
屯垦戍边，为国分忧
张仲瀚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之初，就视屯垦戍边、为国分忧为己任。1962年4月，震惊中外的伊犁和塔城两地的边民外逃事件发生后，为了充实加强边境防务，粉碎苏联当局的破坏阴谋，制止我边境居民及其财产继续外流，陶峙岳、张仲瀚在积极协助配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妥善处理这一事件的过程中，提出了由兵团农7师负责筹办，沿着中苏边境线建立劳武结合型的边境农场带的建议，得到党中央、自治区的肯定和采纳。之后，主要由兵团抽调人力、筹集财物而建成的叶尔盖提、阿克雀、乌拉斯台、锡泊提、买海因、乌什尔6个国营农场和达因苏国营牧场，就像一道厚实坚固的钢铁长城，屏障和拱卫着祖国的西北边陲。在“伊塔事件”善后工作中，兵团总计投入钱物折合人民币935万元。
同时，张仲瀚又向来兵团视察的中央军委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提议，由兵团根据边防需要，组建民兵值班部队。民兵不脱产，生产自给，不用国家军费，只要国家装备武器，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向正规军看齐。中央军委很快于同年6月作出批复，电令兵团在两年内组建300个齐装满员的民兵值班连。当兵团的武装干部去北京具体领受任务时，张仲瀚向他嘱咐道：必须以大局为重，积极接受任务，不得强调任何条件，不得打半点折扣，不得向国家要钱。张仲瀚将兵团民兵值班部队的工作方针确定为：“以农为主、农牧结合、多种经营是我们生产兵团的生产方针；以劳为主、劳武结合是我们生产兵团武装工作的发展方向；‘三个队’（指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是我们生产兵团的任务，缺一不可。”因而当315个兵团民兵值班连于1964年春完全建成时，即得到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的高度赞誉：“兵团的民兵，一旦有事就是野战部队。”
在此前后，因外有苏联逼债，内有天灾人祸，致使全国陷入大饥荒之中。关内一些人多地少、灾害严重的省份，便有大批的流动人口拖家带口奔赴边疆而来。兵团处于开发建设的实际需要和顾全大局的考虑，在新疆的尾亚、鄯善、吐鲁番等地设有接待站，以收容接纳来自河南、安徽、四川、甘肃等省的走西口人员。谁知，越安置越多，以致兵团的人口暴涨，粮食供应骤然紧张。
1962年春末夏初的一天，张仲瀚得到兵团农7师政委史骥的一个汇报，说是为了减缓经济困难，兵团司令部已通知命令农7师立即精简5500名农场职工，限期遣返关内原籍。由于史骥对此有异议，加之此事十分棘手而又亟待处理，故而他便急切地对老领导说：“政委，你和陶司令知道这事吗？”
“这件事，兵团司令部个别领导提出过，但是兵团没有决定。”顿了顿，张仲瀚又果决地指示道：“史骥，决不能这样做。国家遇到了暂时困难，我们要顾全大局，为国家分忧责无旁贷，我们兵团不为国家承担困难，让谁去承担呢？”
从张仲瀚这里获得理解和支持的史骥，回去后很好地处理了此事。而兵团司令部也在张的敦促下，收回了成命，有关责任人也受到了张的严厉批评。但实际上，当初围绕着是否接收安置数以百万计的流动人口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时，兵团党委高层就曾出现过严重的意见分歧。一些领导坚决反对，理由是“兵团生产也遭到了严重灾害，经济紧张，自己的生活已经够苦了，还要接收自流人员，这不是打肿脸充胖子是什么？”
张仲瀚则力排众议，耐心地劝说道：“兵团再困难，总还有饭吃吧！农场、连队的条件总比公社好一些，总不至于饿死人。如果我们只顾自己，让没有依靠的老百姓流落社会，饿病乞讨，将会给地方社会治安带来多大的不安定，给国家造成多大的政治影响？兵团的使命和作用是什么？国家有难，人民有难，我们不挺身而出，兵团的存在还有多大的意义呢？……”
以张仲瀚为核心的兵团党委坚决抵制、反驳了各种错误思想论调，顶住了方方面面的压力，经过会内会外的大量思想工作，终于形成关于接收流动人口的决议。此外，还先后向内地灾区援调了大批的粮食等物资，仅1960年冬，就向山东灾区援助糖渣1万吨，小麦种子15万公斤，油菜种子、黄豆和豆饼各2．5万公斤，冻羊肉50吨。
为了大力推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先进经验，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1964年，张仲瀚毫无保留地从兵团选调出最优秀的师、团、营、连领导干部以及业务骨干178人，组建了农业建设第11师，进驻甘肃，对河西走廊进行开发，并无偿地支援粮食、种子500万公斤和部分农机具。该师成立当年，即喜获丰收。
此后有一天，周总理在接见张仲瀚时指示他：“你是兵团政委，也是农垦部副部长，要站在国家的高度，眼光还要放远点，甘肃之后，还有宁夏、青海、陕西，要放眼整个大西北，按兵团序列组建成农业师，开发大西北。”
张仲瀚便和盘端出自己思索已久的深谋远虑：“在成立第14师的基础上，陕西组建水土保持兵团，这就不仅仅是西部开发，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治理黄河上游水土流失，根治黄河流域水患，改善中国北方地区的生态环境……”
“仲瀚啊，你这可是个大战略！必要时，你召集西北5省这几个师的主要领导进京，我亲自听汇报，有什么困难给我讲。”总理兴奋地说。
尔后，张仲瀚迅速抽调师、团、营、连的全套管理、业务、技术干部450人，援建了农业建设第12师（宁夏）、第13师（青海）、第14师（陕西），选调全套干部456人援建了西北水土保持兵团（后更名为西北林业建设兵团）。1966年，张仲瀚又奉中央军委命令，从兵团各师选调167名具有丰富建筑安装经验的干部，开赴甘肃，支援酒泉钢铁厂建设。
魂归西域戍边陲
1964年，中央军委为了加强兵团的工作，陆续从关内各军区、兵种选调了包括54军军长丁盛、69军政委裴周玉在内的一批各级领导干部到兵团工作。其中丁调任兵团第一副司令员，裴调任兵团第三政委。
丁盛到任后，即夸大当时“社教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兵团的一些阴暗面，肆意批评兵团抓紧生产是“只抓粮棉油，不分敌我友”，将兵团团结教育原国民党起义部队说成是“国共合作”，“国民党改造了共产党”；攻击兵团多种经营是“除了不开妓院，什么都敢干”；把兵团开展劳动竞赛、给先进生产者一点物质鼓励说成是“物质刺激，奖金挂帅，搞资本主义”等等。同时，他还培植私人势力，拉帮结伙，挑拨兵团新、老军垦战士之间的团结，将兵团搞得乌烟瘴气。群众意见通过口头或书信被反映到张仲瀚那里。为此，张仲瀚一方面在大小会上反复强调，严格要求老同志关心并团结新调来的各级干部，以免内部发生矛盾；另一方面，他对丁的一些错误言行进行了谈话批评，并就此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要领导作了汇报。不料，却更加剧了丁盛对张仲瀚的不满和仇视。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丁盛从中看到了某种机遇。于是，他伙同裴周玉，乘着当时张仲瀚在西北局出席会议未归之机，在兵团干部大会上传达“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同时，也公开批判“兵团是全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向陶峙岳、张仲瀚发动了人身攻击。结果，仅仅两个多月后的1966年8月21日，自治区党委就作出“在张仲瀚因病住院期间，兵团党委工作由裴周玉主持，重大问题同张仲瀚商量”的决定。在随后改组的兵团“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中，丁盛被任命为组长。自此，丁盛一伙实际上把持了兵团的领导权。
紧接着，在自8月25日起开幕的为时4个多月的自治区党委三级干部会议上，围绕着肯定还是否定兵团17年屯垦戍边成就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会议一开始，丁盛就大肆揭发“张仲瀚三反罪行”，批判“张仲瀚十大修正主义”，迫不及待地宣布：“揪出了以张仲瀚为主帅、贺振新（兵团副政委）为副帅的反党集团”，并公然提出“打倒张仲瀚”的口号。虽然当场遭到兵团部分老一代创业者的坚决反对和抵制，但张仲瀚还是被罢了权。而对他的批判仍在一步步升级，甚至还成立了“张仲瀚专案组”，隶属于贺龙“主案组”下10多个分案组之一，由此将他与贺龙元帅“捆绑”在了一起。1967年1月，江青公开点名批判说：张仲瀚是王震的打手，是花花公子，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随之而来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三反分子”等一顶顶大帽子，终于将张仲瀚压倒了。
同年2月15日－3月3日，在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召开的讨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问题的会议上，作出了《关于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决定撤销张仲瀚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交群众批斗。会后，张仲瀚即被关押在北京通县（今北京市通州区），再未能回到新疆。直至1975年，年届六旬的张仲瀚才被释放出狱。此时，他已重病缠身，而组织上的一纸平反结论却让他足足等待了4年多。
1978年夏的一天，在延安时期就结下深厚感情的老朋友胡耀邦又来看望张仲瀚了，人还未落座，他就快言快语地说：“老张，现在该考虑考虑你的工作了。”
“结论还没有做。”
“还等什么结论，你的经历就是结论。一纸红头文件早晚的事，先出来工作。”
“你这是非组织活动。”
“你错了，我是中组部部长，地地道道分内事。我倒是考虑了，到铁道兵，要么去铁道部，大驾屈就，先任副部长。铁道兵吕正操，收编过你的抗日民军，老领导，你住301医院后他是来过几次了？铁道部，王震主管的口子，又是最关心你的老领导，怎么样？”
“你应该明白我的心思。”
胡耀邦若有所悟地点点头。因为他知道，张仲瀚即使是在身陷囹圄期间，也时刻情系新疆。出狱以来，他想的、谈的最多的，依然是新疆。
有一次，张仲瀚对来北京301医院看望他的老部下，后任兵团第一副司令员的谢高忠说：“转告同志们，我病情消退，医生只要允许我出院，我就马上去请求中央组织部，准许我重返兵团。如果我向马克思去报道，这心愿仍留在兵团。”
生命的最后时光，张仲瀚是在使用心脏起搏器的情况下，夜以继日地努力实现着自己的一桩桩心愿的：上书胡耀邦、张爱萍，建议“尽快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并陈述发展新疆屯垦事业的意见；撰写回忆录和《忆新疆》，等等。
在《忆新疆》这篇文章中，张仲瀚以赤子之心动情地写道：“我是这样地想念我的第二故乡新疆，只要一闭眼睛，我就仿佛置身于那些美好的回忆之中……如果我一生有过最伤心的事，那就是迫使我离开了新疆……”
张仲瀚再也未能实现他那重返兵团工作的夙愿，带着满腔的遗憾，于1980年3月9日病逝于北京。他的老首长王震将军亲临追悼会，并致悼词，对张仲瀚一生作了高度评价。
1993年4月4日，伴随着国家副主席王震的英灵，张仲瀚的骨灰也一同被运回新疆。告别仪式之后，张仲瀚的骨灰即伴和着鲜花，洒落巍巍天山，融入新疆大地。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