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学领域，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六老”之说，即指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尚钺。
史家诸老，所谓史家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尤其是后者的光明磊落、实事求是，没有这种品格，也就难称史家了。“六老”，他们几乎有同样的经历，也都有几乎是同样的坎坷，不过，他们却流品不一，正如尹达在《深切怀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尚钺同志》一文中所说：“尚钺同志一生的丰富的革命经历和坎坷的治学道路，在当代的历史学家中是少有的。”那么，他曾经有过怎样的经历？
早年的尚钺及与鲁迅的一段经历
尚钺，原名宗武，字健庵，1902年3月生于河南罗山县。
尚姓是罗山著名的大族，可是尚钺不幸，他的父母早逝，从小由祖母抚养。早年的尚钺在私塾读书，1917年离乡赴开封，入河南省立第二中学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尚钺积极参加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并组织和参加了河南国货维持会，开展抵制日货的组织和宣传工作，随后被推选为二中学生代表，出席了河南省学生代表大会，并当选为河南学联理事和《学联半月刊》编委、编辑，成为河南五四学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1921年，尚钺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入本科英国文学系学习。在北大，尚钺听了鲁迅开设的《中国小说史略》课程，随即在鲁迅指导下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并成为鲁迅亲自指导下的《莽原》周刊的撰稿人，当时他还与文学青年高长虹等合办了《狂飚》、《每日评论》、《弦上》等刊物，这些刊物都以揭露社会黑暗、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后来尚钺在晚年回忆有《〈狂飙〉琐忆》，谈到当年他们用文字抨击胡适、周作人等，以及在清贫中坚持从事文学创作等。他还回忆说：当年围绕在鲁迅身边的《狂飚》同仁，后来“《狂飚》的人大多数都向左转。我于1927年加入共产党，李逸三（历史学家、当今北大学者李零先生的父亲——笔者注）、高沐鸿、柯仲平、高歌、郑效洵也都先后成为共产党员，是很好的同志”。至于《狂飚》的首领高长虹，当年也是一位与鲁迅有过密切关系的青年，尚钺说：后来“由于政治见解不同，我与高长虹逐渐脱离了朋友关系。1928年我在杭州被捕入狱，那时高长虹出版了《狂飙运动》周刊，这是他一个人搞的”?鸦“他因为没有钱，还卖过我的一部小说稿子。”
在尚钺的早年生活中，他与鲁迅、高长虹等的交往是十分重要的一段经历。1939年10月，尚钺撰有他唯一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怀念鲁迅先生》（刊于《抗战文艺》），他说：对鲁迅的敬仰，是从阅读《新青年》开始的，那时他还是一位中学生，但他已对鲁迅作品的思想性以及其文字的“具体性、单纯性、明确性和平凡性”有了特别的印象，进了北大后，又听了鲁迅3年的课——《中国小说史略》、《苦闷的象征》等，更“获得了此后求学和做人的宝贵教育”。也是这一期间，尚钺与高长虹等走入鲁迅的寓所，从此他们建立起了基于反抗黑暗社会和从事文学的友情。有一次，尚钺生病，鲁迅还特意送钱让他买药，以致尚钺多年后回忆起来还是无比激动，他说：“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先生的友谊的援助，我的心立刻被惊喜和羞赧的感情压榨得不安地震颤起来。他负了我创作的指导责任，还在物质上给我以必要的补助，他不仅在精神上思想上医治着我，而且也在物质上扶持着我。”前者，尚钺回忆说：当时他创作了第一篇小说《黎明》，鲁迅仔细看了，并提了意见，“这个意见是书面写的，对于初学写作的青年，有极大的启示性，可惜先生给我的这封信，1928年我在杭州被捕时，为国民党特别刑庭没收了”。可惜也许是由于少年气盛，即尚钺后来所说的青年特有的在观察和判断上的“肤浅的急躁性”，以及“体验上的不深刻和片面性”，结果在高长虹等和鲁迅发生冲突时，他也随之轻率地离开了鲁迅。
可以相信的是，当后来他回忆及此，应该是无比懊恼和痛苦的，不过，至于那具体的原因，他并没有详细说明，他只是说：“先生对我的某些缺点，虽曾给以暗示，忍耐，说服和等待，但因第三者不断有意地将事实加以曲解，和第四者的挑拨离间，我青年的轻信性便因之伴同着空洞的自信心，抹杀着许多事实而走向误解的道路。这样便使我与先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默哑的抵触。这抵触使我将编配好的《斧背》小说集，从先生所编的《乌合丛书》中抽出来，给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了。”他还说：“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给予先生希望的损伤是很大的，他感受到他用热爱和希望培养出来的健全的青年的刺伤了。后来我虽然曾给先生一封恳切说明的长信，表示我对他的误解，但至今仍然是我深心中一个苦痛伤痕。”
1926年，尚钺把自己写的一篇《误解先生的文章》从上海一本杂志中抽出——那大概就是当时高长虹、刘大杰等攻击鲁迅的刊物《狂飙周刊》或《长夜》，尚钺还将这篇文章随同那封表示忏悔的长信一并寄给了鲁迅。但，鲁迅并没有回应他，“自此，我与先生便断了音问，同时也失去了自我有记忆以来对我最热诚，最负责的导师”。
有意思的是，尚钺与鲁迅最后相遇的情节也是极具戏剧性的。后来尚钺回忆说：那已是他参加中共地下斗争之后的事了——1930年，“一日我因紧急的事件，化装成一个工人穿了一身蓝布短衫裤急忙要赶到江湾去，路过狄思威路时，由于我好注意路人的习惯，忽然看见先生左手挟着一个书包正缓缓地向北四川路行进。我故意绕道他的面前：让先生看看他曾经用血和生命培养过的学生，今日仍然未如某诗人及某某报纸编辑的心愿而死去，并且健在。先生看见我，似乎还有点认识，可是当他向我注意时，我却因时间的促迫和秘密工作的需要，只笑着急急地走了，未曾问一声他生活和身体的平安。谁知道这就是我和先生最后一次的会见呵?选假使当时命运之神告诉我，这是我能会见先生的最后一次时，我当不顾一切跑到先生面前去，告诉他：‘先生，过去的许多年月，我已顽强地生存着和工作过来了，今日还在顽强地生存着，工作着，并且你的学生还要在未来无限的年月中顽强地生存下去，工作下去，永不负你的教育。’”
从文学家到久经考验的革命家
尚钺早年所创作的小说，后来被收入《斧背》（“狂飙丛书”之二，上海泰东图书局1928年出版）、《病》（同上）两个集子中，后来他还出版有长篇小说《缺陷的生命》（启智书局1935年）。此外，他还有佚失的短篇小说集《野火》、长篇小说《案》、中篇《巨盗》、《良心的动物》等。鲁迅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尚钺的创作也是意在讥刺而且暴露、搏击的，小说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纲要。他创作的态度，比（黄）朋其（也是“狂飙社”成员——笔者注）严肃，取材也较为广泛，时时描写着风气未开之处——河南信阳的人民。”
有着河南底层人民的生活经历，虽然是“风气未开之处”，却始终铭记着他们的痛苦和不幸，这就是尚钺从一个在纸上宣泄着愤懑到实际投入反抗的过程。还在读书期间，每逢学校的假期，尚钺便回到家乡，他联系了从各地回乡度假的同学如尚伯华等组织了“青年学社”，开办农民识字学校，搞街头墙报，传播进步思想，以致“青年学社”成为罗山反抗封建势力和开展民主革命活动的一个中心。1925年，在国民革命的影响下，他们又组织了农民协会和雇农工会，并深入到当地贫苦农民之中，在“穷党”、“红枪会”中宣传革命道理，争取当地农民在国民革命军实施北伐的过程中给予配合。1926年冬，北伐军前锋已抵达湖北、河南交界处的武胜关、九里关一带，尚钺等组织了罗山的农民自卫军，准备迎接北伐军，但由于北伐军滞留武汉，迟迟不前，寒假后“青年学社”的成员又陆续返校，尚钺也回到了北大。
1927年，北伐战争的进行使得中国政治版图发生了重大变化，北洋军阀已经气息奄奄，进步人士纷纷南下，北大的进步教授和学生也有不少人投奔革命。此前尚钺已受到李大钊、鲁迅等的影响，此时他又到苏联驻华商务处找到李大钊，当时李大钊鼓励他到南方的革命中心去。于是，这年春天，尚钺满怀革命热情来到了上海，不料却正好赶上蒋介石叛变革命，制造了“四一二”惨案。尚钺满怀愤慨，又溯江来到“红都”武汉，在郭沫若任副主任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担任编审科上尉科员。
然而，不久之后，武汉的汪精卫又叛变了革命。尚钺并未因此悲观失望，他反而更加坚强地投身于革命。9月，在汪后之的介绍下，尚钺在开封加入了共产党，随即担任中共开封市委支部书记，并曾担任市委宣传部的工作和省委机关刊物《猛攻》的编委。11月，中共河南省委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决定在豫南发动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尚钺又受命担任了豫南特委宣传鼓动部部长。此后，省委又决定在四望山建立游击根据地，任命尚钺兼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大队第六支队党代表及该地区的苏维埃主席。12月，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易云在豫南主持召开特委扩大会议，会后，派遣尚钺到京汉路以东发动罗山、光山等县农民群众，举行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
1928年年初，尚钺潜回罗山进行秘密活动，随即被当时驻守在罗山的国民党第十二军第一混成旅发现，遂将尚钺逮捕入狱。狱中，在严刑拷讯下尚钺严守党的机密，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分，后经族人尚蘅圃等多方营救，尚钺被取保释放。这时，中共豫南特委已遭到破坏，尚钺只好跑到上海寻找党的组织。
4月，尚钺在杭州再次遭到国民党的逮捕，并被关押在著名的杭州陆军监狱。在狱中，国民党侦缉队曾对他施加了5次“老虎凳”的酷刑，但尚钺坚贞不屈，被难友们誉为“五老虎”。不久，尚钺被移送到关押重犯的“特别反省院”。由于身受酷刑，尚钺时有吐血等，渐渐病体不支，此时，在曾经与“狂飙社”有过交往的泰东书局经理赵南公出面之下，尚钺再次获得取保就医，当时在上海的鲁迅也曾对尚钺被逮捕及遭受酷刑表示了关注。
然而，两次入狱的经历并不是尚钺所遭受到的全部苦难，或者说这只是他一生中全部磨难的一个开头。
还在豫南地区的起义失败后，其残部开赴四望山一带进行游击斗争。当时尚钺的妻子陈幼卿带着幼子随部队行动，以后又开赴大别山革命根据地。那时陈幼卿任鄂豫皖苏区的县妇联会主任，不幸在张国焘实行“肃反”时被杀害，其幼子的尚嘉芝亦因无人照料而病死，其三子尚海伦则失踪。
与金日成的一段师生经历
1929年，尚钺出狱后远遁哈尔滨，经楚图南联系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当时尚钺被安排在吉林毓文中学，以教书作为公开职业，并化名“谢仲五”。当时的毓文中学还有不少朝鲜学生，其中就有金日成，后来金日成一直非常怀念他的老师“谢仲五”，称其为自己的“马列主义启蒙老师”。
当时金日成叫金成柱，是一年级乙班的学生，他经常跟随其他同学找尚钺求教，但每次来又总是说话最少的一个，尚钺于是很注意他。后来金日成在回忆录《与世纪同行》（朝鲜外文出版社出版）中专门有一节《尚钺先生》（包括尚钺的照片和尚钺手稿的复印件），说到尚钺来校，同样听说他是北大英国文学专业毕业的，大家都有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并且大家“精神十分紧张地等待着语文课”，然而“尚钺先生只一堂课就使学生们的担心云消雾散，（他）深受我们的欢迎。他在一课时内把长达120回的《
红楼梦》的庞大梗概全讲完了，提纲挈领，又不断插入重要生活细节，讲得那么洗练，使我们一下子完全把握了这部小说的结构和一个家长制传统支配的贵族家庭的没落过程。尚钺先生讲完课一走出教室，学生们就欢呼起来，说毓文中学来了个真正的好老师”。当时金日成对《
红楼梦》很感兴趣，“第二天，我找到在操场边上散步的尚钺先生，请他具体地介绍一下《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他说，上课时因为时间不够，作者的经历就省略了，你提出这个要求是可以理解的。接着详细地给我介绍了曹雪芹的生平和家史。听完他的介绍后，我当场就向他提出作者的出身与作品的阶级性质的相互关系的几个问题。尚钺先生对这些问题也作了明快的解答。他首先说这是他个人的想法，然后才说，作者的出身影响作品的阶级性质，这倒是事实，但决定其性质的绝对因素并不是作者的出身，而是作者的世界观。他举曹雪芹作为例子。曹雪芹虽然生在一个受康熙皇帝特殊优遇贵族家庭，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却能形象地反映处于衰亡时期封建中国的内幕和它灭亡的必然性，这是因为他的世界观是进步的”。
当时尚钺还对金日成的好学表示了赞扬，并说“我喜欢多提问题的学生”。金日成回忆道：“尚钺先生的这段要多提问题的话，吸引了我的心。本来我这个从小学时代起一直以多提问题而出名的学生，入了毓文中学以后仍提很多问题，使教师们感到厌烦。尚钺先生说，他家有《
红楼梦》，也有摘录了曹雪芹简历的资料集，想看的话，随时都可以来拿。就这样，我有幸做了尚钺先生的第一个客人。”
在尚钺的住处，金日成回忆：“先生的书架上有几百本书。这是我所看到的最丰富多彩的书架。尚钺先生可谓书的富翁。书架上还有很多英文的小说和传记文学作品。我站在书架前久久舍不得离开，把这书架里的知识全都掌握了，不就等于多念了一所大学吗，尚钺先生来毓文中学任教，对我来说也是个幸运啊，我这样边想着这些，边信手取出书来看。”
接下来，金日成追述了当年他们师生二人的一段对话：“这会儿，我问老师说：‘老师，你为置备这些书用了几年的时间啊？’尚钺先生嘴边挂着微笑，走近书架望着我的脸说：‘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要把这些书读完，您想需要多长时间呢？’‘勤则三年，懒则百年。’‘老师，如果我要限制三年把这些书都读完，那么您可以把书架对我开放吗？’‘可以，不过有个条件。’‘只要您肯借书给我，什么条件我都可以接受。’‘不是别的，成柱将来一定要做一名作家，这就是条件。我很早就想培养一两个能够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出贡献的作家后备力量，我想成柱是不是可以做其中的一人呢？’‘老师，您这样相信我，实在感激不尽。说实在的，我对文学课特别喜爱，对作家这个职业，也十分憧憬。祖国独立后也许选择文学的道路。可是老师，我们是被霸占了祖国的亡国民的子弟。我父亲为光复祖国奔走一生，在苦难中去世了。我决心继承父亲的遗志，将来献身于独立斗争。这就是我最大的理想和抱负。解放民族的斗争，就将是我的职业。’尚钺先生倚着书架，表情深沉地点点头，然后靠近我，把手放在我的肩上轻声说：‘好样的，成柱，如果你的理想是为独立斗争，我就以这个理想为条件，把我的书架统统向成柱开放！’那天，我借了《
红楼梦》回住所。”
此后，尚钺又借给金日成看蒋光慈的小说《鸭绿江上》和《少年飘泊者》。金日成回忆说：“我很感兴趣地读了这两部小说，特别是从叫孟汉和云姑的朝鲜青年男女为主人公的《鸭绿江上》，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以后又借阅了高尔基的《母亲》。我们这样通过书和文学建立了特殊的关系。不管是什么书，凡是我要看的，尚钺先生都借了我，他的书架上没有，他还特意抽出时间到别处去给我弄来。我每读完一本书，他就一定要我谈读后感，这就算借书的代价了。”
除了满足金日成等学习的要求，尚钺还认真地为学生批改作文，他常常在作文本上写些鼓励的批语，尤其对朝鲜籍的学生，更着重鼓励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封建地主阶级的仇恨，并激励他们友爱团结、光复祖国的爱国信念，每逢周日或假期，他还与许多学生到北山或龙潭一带风景优美的地方去游玩，当时金日成也经常去，并与师生们相互交谈。有一次，金日成问尚钺：“你认为安重根这个人怎么样？”尚钺回答：“我们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采用安重根式的恐怖手段是不妥当的，也不能解决民族灾难的问题。归根到底，要发动、武装广大人民，一起来推翻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才能取得民族的彻底解放。”后来校内国民党分子的教师威胁校长，并要开除学校里的进步学生，特别是进步的朝鲜籍学生，说他们是“高丽棒子”，并诬蔑他们是“日本间谍”，随之尚钺与之展开了斗争。后来尚钺回忆及此，不无遗憾地说：“可惜的是我的知识不足，斗争经验又缺乏，未能给毓文中学学生更多的帮助，而且我自己在学期末，就被毓文中学的国民党反动分子‘欢送’出来。”也是从此，金日成和尚钺告别了。
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尚钺在毓文中学曾组织有课外读书会，并开办有《灿星》等刊物，此外当时在东北从事革命工作以及后来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的许多人都认识尚钺。此后，尚钺又转到昂昂溪第五中学任教，期间他与邹大鹏等组织了“反帝同盟会”，后因发动学生开展反对训育主任的罢课斗争，遭到解聘，同时国民党哈尔滨特区长官公署还下发了通缉令，把尚钺驱逐出境。此后尚钺化名在哈尔滨特区一中教书，又被人识出，遂离开东北。
1930年5月，在“狂飙社”旧友柯仲平的联系下，尚钺在上海全国总工会任宣传部干事，当时化名“丁祥生”。不久，他被调到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采访部担任采访。此后，尚钺又被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后经审查，被恢复了党籍。后来，尚钺被任命为《红旗日报》采访部主任。
1931年1月，尚钺赴远东饭店参加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人召集的反对米夫、王明等的秘密会议，不料当他到达时，会场已被人告密而侦破，何孟雄等30多人被抓走，尚钺因事前预备了一封去远东饭店找人谋事的信件，才有幸逃脱了盘查，幸免于难。
1932年4月，尚钺受命再次前往东北，到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担任省委秘书长，时化名“聂树先”（“老聂”）。当时中共党内左倾思想十分严重，中共满洲省委也在“立三路线”指导下，提出并开展所谓“飞行集会”的示威游行等，对此尚钺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在日本已经占领东北的情况下，首先应该武装人民进行抗日斗争。但省委主要负责人拒不接受尚钺的意见，反而认为他反对省委的决定，要求他作检查。尚钺坚持自己的观点，最终却被错误地排斥在党外，竟被开除了党籍。此后直到解放以后的50年代之初，尚钺向中国人民大学的党委提出：希望恢复自己的党籍。学校党委研究之后认为必须找到当时满洲省委开除他党籍的决定，以证明他是被无理开除而不是自动脱党的，才能考虑恢复他的党籍。此后经过多方努力，最终在“抗联”老人冯仲云等的帮助下，找到了当年满洲省委开除尚钺党籍的决定，然而此时尚钺又蒙受错误的批判，以致他的党籍问题一直拖到“文革”结束才得以解决。
尚钺被开除党籍之后，曾一度被迫迁移到苏联远东地区。当时恰好又是苏共党内“肃反”的高潮，尚钺身处险境，在苏联红军第7军政治部第4科作科员，工作之余，不断向共产国际申诉，却没有结果，幸好不久之后他又潜回国内。
1935年5月，尚钺在哈尔滨、上海、北平等地寻找党的组织，后经“狂飙社”旧友高沐鸿和杜润生的介绍，才与中共北平市委取得了联系，但不久北平市委遭到破坏，联系又告中断。此后尚钺寄居在堂兄、北大教授尚仲衣家中，翌年春，尚仲衣因参与一二·九运动而被捕，尚钺也被迫离开北平。
此后尚钺在宁夏中卫县第二中学任教导主任，业余又操起文学创作的爱好，开始写小说。不久，他与该校“ＣＣ系”的校长发生冲突，毅然辞去职务，改在省立一中任教。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到太原，欲通过高沐鸿再次寻找党的组织。当时高沐鸿让他到宁夏等消息，但半年后仍无消息，尚钺便决定奔赴陕北。到了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党组织要求他赴武汉，因为那里急需文化界的人士。随即他去武汉，在郭沫若介绍下，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军委的第三厅任中校科长图书资料室主任，第三厅结束后，他仍在郭沫若主持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
就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战之后，当时主持国统区斗争的周恩来指示：后方有条件的同志，要学习一门专业，成为专家，准备与敌人开展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尚钺也因此开始了他的历史研究工作，当时他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学习古文字，钻研古文献，先后向郭沫若、唐兰等学习古文字，向闻一多等学习训诂学。
1941年年初，尚钺受命赴昆明，先在云瑞中学教书，后由楚图南介绍，在云南大学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国文、中国通史等。这时，他一方面继续钻研古文字，着手探寻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又以学者的身分开展革命活动，期间中共中央派原南方局宣传部长华岗来昆明做龙云的统战工作，同时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联络西南联大和云大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当时参加这一组织的有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曾昭抡、李公朴等，他们后来都参加了“民盟”，对推动云南的爱国民主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尚钺协助华岗和楚图南开展工作，并是“西南文化研究会”的骨干。
1945年，华岗介绍尚钺重新入党，从此他以“民盟”左派分子的身份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当时尚钺还为华岗在云南大学安排了一门“古文选读”的课，以此掩护他的身份，并为华岗取了一个化名“林少侯”。后来尚钺回忆说：1945年末，华岗奉命赴重庆担任中共谈判代表团的顾问，此后在云南开展统战的任务就由尚钺接任，并每周同中共云南省委接头一次。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肆意迫害进步人士，镇压爱国运动，先后制造了“一二·一”惨案以及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惨案（尚钺晚年有《忆闻一多》等回忆文章）。1945年8月，尚钺和楚图南等转移到了上海，后尚钺经海道北上，到了山东解放区，遂在山东大学担任教授。1948年，尚钺转赴华北解放区，任华北大学二部史地系主任、教授。
同年9月，华北地区人民代表大会在河北石家庄召开，尚钺作为国统区代表出席了大会。后北平和平解放，尚钺随华北大学入城，不久任中国人民大学筹备期间的教育研究室研究员兼史地组组长，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成立后，尚钺历任该校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中国史组长，中国历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并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委等职。
尚钺的上述经历，正如李新在《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和史学战士——痛悼尚钺同志并纪念他的八十诞辰》一文中说：“革命需要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参加，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取得成功。但知识分子也有其先天的弱点，最主要的便是缺乏革命的坚韧性。如果不和工农劳动人民相结合，并从而改变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们是难于坚持革命到底的。试看中国革命的历史，每当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何其多也?选而当革命进入低潮，特别是当革命遭到突然打击而归于失败的时候，离开乃至背叛革命的知识分子又何其多也?选尚钺同志是个知识分子，但他却不是在革命高潮中赶浪头，在革命失败后开小差的知识分子。”尚钺是亲身经历了中国革命的重重险关抵达胜利的。
多次遭到批判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就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尚钺正应该在历史研究领域大有作为之时，却不料又遇到了他一生中的又一段艰难岁月。
还在解放之初，高等教育实行重建，其内容之一即是改革教学内容，加强培训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历史课程师资队伍，以及重新编写简明中国通史教材等等。尚钺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这一过程中，他以高度的责任心，先后培养了4批共80余名研究生（由此在人民大学以尚钺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历史学派），并编写了100余万字的《中国通史讲义》，以及多篇学术论文和专著。
1954年，由他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纲要》是建国后出版的第一本简明的中国历史著作。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诸老，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都有新著出版，虽然他们在关于历史分期等问题上有所分歧，却是“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而尚钺的这部史著，由于是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一部简明的通史著作，以清晰的结构、简练的语言，晓畅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线索，让读者一书在手，便可使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呈现在目，更让其中几千年历史进程中的波澜起伏、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脉络分明、一目了然，因此，它出版之后就受到了广大干部和读者，尤其是高校历史教学人士的欢迎，也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注意。此后国外也先后出现了《中国历史纲要》的日、俄、波兰文等多种译本。
除此之外，尚钺在人民大学授课的讲义《大型中国通史讲义》、在中央党校授课的讲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探索》以及稿本《中国原始社会史问题的探索》等，也曾以油印、铅印等方式广为流传。他还与其同仁先后出版有《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三联书店1956年）、《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的片断探讨》（三联书店1958年）、《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三联书店1958年）等文集和译文集（如三联书店于1955年出版的《奴隶社会历史译文集》、《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这都代表着以尚钺所主持的人民大学历史科研的最高水平。
然而，这样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却逐渐遭到了批判和打击。由于神经过于紧张，尚钺患上了白癜风等病，开始长期与疾病作斗争。李新后来回忆说：“从50年代后期开始，我们就把阶级斗争强调得过分了，并且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搅在一起，不加区分。这样，尚钺同志就一直处于挨批的地位。为了他伯父的住房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尚钺同志用稿费买了一个共有五六间平房的简陋的小院，于是被指为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又要开除他的党籍。幸赖聂真等几个同志都主张慎重处理，开除出党的决议才被搁置下来。”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尚钺、孙冶方、巴人等分别被定为史学界、经济学界和文学界的代表人物受到批判，尤其是尚钺，因其独立的学术见解更被说成是“托派观点”、“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等。
庞朴先生在《艰难的羽化——20世纪80年代编辑生涯杂忆》一文中回顾了50年代的“大批判”运动，作为教训，他说：“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认识中国实际，特别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来认识中国历史实际，说到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史学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最终，它还会变成一个政治问题。”比如，“1957年6月，南开大学教授雷海宗在一次学术演讲中，认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压根儿是个假问题，因为‘世界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奴隶社会阶段’，‘在历史上真正的奴隶国家只能是例外，不可能形成通例’。这本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学术观点，谁知不容分说，立即便成了他沦入右派的罪证，成了不许讨论的政治问题。几年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尚钺因为主张魏晋封建论，与前苏联某些学者的观点相近，硬是被扣上‘修正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资产阶级史学体系’等政治帽子，乃至于一直追查到汉奸和托派那里去。”这里所提到的“魏晋封建论”，是尚钺在古史分期讨论中的一种观点，区别于郭沫若所主张的“春秋战国说”、范文澜和翦伯赞等所主张的“西周封建说”等。
他的这种观点最早就受到了批判，因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到了‘文革’前，事实上已经成了不宜踏入的雷区；更何况还有毛泽东主席的定论，早已昭示在先呢。毛主席曾一再说过：中国封建制‘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穴《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雪，‘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穴《新民主主义论》?雪。”（庞朴）这就是说：如我们所熟悉的，后来郭沫若所主张的中国古代历史分期的“春秋战国封建说”已经因为毛泽东的赞赏取代了范文澜和翦伯赞等的“西周封建说”、以及尚钺和何兹全、王仲荦等所主张的“魏晋封建论”而定于一尊，特别是后者，更加刺眼。于是，就发生了1957年3月范文澜在北大历史系“百家争鸣”讲座上对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提出尖锐批评，随之《文汇报》加以报道，而尚钺也相应地在5月苏州江苏师院历史系等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关于研究历史中的几个问题》）加以反驳的事件。
此后，刘大年也在1958年第1期《历史研究》发表了《关于尚钺同志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批评了尚钺在序言和其《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刘大年指责尚钺“早已彻底、全部、干净地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论点”，“修改马克思主义某些基本原理”，“对国情的认识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绝然迥异”，等等。
尚也还以颜色，他在《与刘大年同志谈谈学术批评》一文中，指责刘大年的思维方法残存着形而上学的影响，是抹杀事实和曲解的手法，也不是马克思主义。
刘大年则在文章中认为尚钺“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观点，大大提前中国资本主义历史的主张却不是偶然的、有他的来历。照我来看，这个来历主要是国外某些早期的挂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历史研究者的错误见解在尚钺同志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再加上早年国内若干出版物中错误观点的影响，是二者的结合”。
尚钺对此有强烈的反应，他说：“刘大年同志的意图是深刻的、明确的”，因为上述两个所谓“错误”，说破了就不是一个“错误”所能交代的了，于是本能地，尚钺不得不站起来“辩诬”：原来，刘大年所指称的两个“错误”，但凡了解那段史学争论历史的人都知道，也是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绝难理解的：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这些与现实社会看上去毫无关系的理论问题，或许不过是历史学家纯粹的高级智商的“游戏”等等。
那么，它又所以会弄得鸡犬不宁，甚至后来又搞到有人为此家破人亡——如尚钺其人，就是因为其中埋藏着外人不易查觉到的“危险信息”，如当年尚钺反驳刘大年，他说：“刘大年的批评很吓人，——大概他也觉得这些论断的根据太薄弱，毫无说服力，于是又‘搬来’一窝子‘托派分子’和‘黄色文人’，诸如，外国的马吉亚尔、沙发诺夫和中国的陶希圣、李立中、任曙、严灵峰等等过去反对我党、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荒谬观点，来硬与他的‘尚钺同志’拉关系”。这里，“黄色文人”倒也罢了，“托派分子”可就危乎殆哉：从前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有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农村性质）的讨论，它关乎到当时中国革命性质的探究，于是中共与“托派”的理论家和文人们有着不同观点的对峙，一旦后来“托派”这个政治名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了非同小可的阐释意义。从前种种，比如纯粹的理论和学术的讨论和交锋，都会得到严重得多的政治解释，如陶希圣、李立中等的主张中国自从秦汉以迄鸦片战争已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任曙、严灵峰等主张中国农村早已是资本主义的农村，封建经济已是残余而已，其目的已是在于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斯大林）所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掩蔽阶级斗争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从而否定我党可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尚钺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他岂不懂这个道理，于是他对刘大年等的“强烈影响”论惊听回视，并迅速加以澄清，认为自己的观点（“魏晋封建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中的资本主义因素”等等）与彼辈的观点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这又岂是可以分辩清楚的呢？很快，在此前后，史学界中翦伯赞和黎澍等也就古史分期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与尚钺展开了争论。同样地，他们也依照和围绕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某些结论，相互做尽了文章。
可贵的品德
尽管尚钺受到了粗暴的批判，但他对自己所认为是正确的学术观点却坚持不变，他追求真理，置个人的得失于不顾，即使被迫作检查也不看风使舵，不讲违心之言，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可贵品德。
文革结束后，他曾感慨万千地说：解放后在史学领域展开的各种讨论，如古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土地制度、民族关系、历史人物评价等，虽有很大的成绩，却并未取得过一致的意见，而且在讨论中遇到了种种干扰和破坏。也就在这种种干扰和破坏、甚至是甚嚣尘上的大批判的声浪中，他依然完成了数十万字的《中国原始社会史探索》和多篇学术论文。正如后来尹达所说：“尚钺同志为人坦率开朗，决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因而容易被人误解为‘自以为是’。其实，他以一个革命的老战士进入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领域，常说自己是‘半路出家’的新兵，因而孜孜不倦，认真钻研。他虚心向前辈学习，向同辈请教，经常注意了解历史研究的新成果和出现的问题。他尊重前辈的成果，但决不随风转舵，人云亦云。不论是哪个权威的观点，他都要经过自己的探索，才决定然否”。至于“魏晋封建论”以及尚钺关于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等提出的一些观点，“在史学界有不同的认识，这本来应该在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经过同志式的讨论，使这些问题的研究深入下去。但是，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他的学术见解被不公正地说成是修正主义的观点，并且对他进行了批判。有一个时期，他甚至被剥夺了讲授历史和发表意见的权利。但尚钺同志始终以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坚定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不屈服于压力，不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他在一生最后的那篇文章里，在谈到百家争鸣问题时，曾经这样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科学文化的正确方针，可惜的是，这一方针在相当时期内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使史学研究遭到莫大损失。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历史，是用它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并不是攫取其对于某一问题的具体的结论。如果我们的研究只限于使历史事实去适合某种论断，那么我们的研究还有什么意义?芽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真理。社会在发展，科学技术在进步，理论也不能停步不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在我国虽然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但毋宁说是刚刚开始，许多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谁能说哪一种结论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呢?芽学术上不应该有权力标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领导人包括高级领导人在学术问题上的意见也只能是一家之言，要和不同的意见进行平等的讨论。学术工作者之间更要破除门户之见，提倡一种民主生动的学术空气，让各种意见在不断深入的研究中得到考验。”这是他的临别赠言，是他的遗愿，也是对今后史学工作的诚挚的忠告。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尚钺又一次在身心和家庭方面受到严重摧残。他不仅自己遭受到残酷的迫害，还连累到妻孥。1968年，尚钺的妻子阮季（燕京大学毕业生，时也在人民大学授课）和儿子尚嘉齐竟采取分别自杀的方法告别了人间，而这也竟是尚钺一生中第二次丧妻失子。
到了1972年，中国人民大学竟告停办，后由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为基础的人员又成立了一个清史研究小组，由郭影秋、尚钺分别担任正副组长，这实际上就是后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前身。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成立了中国历史系，由尚钺任系主任。这时的尚钺不顾高龄和重病，仍孜孜不倦地为教学和研究而努力工作，并着手整理文稿，撰写回忆录，同时组织修订《中国历史纲要》，编写《中国历史纲要续编》和筹划改写《中国通史讲义》。到了1981年，尚钺终被恢复了党籍。
1982年1月6日，尚钺因病去世。
1984年，《尚钺史学论文选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至于那场揪人心魄的争论，还有待时日加以评说。
责任编辑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