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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存真]萍水相逢百日间
作者:苏全有

《文史精华》 2007年 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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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飘萍事件与林白水事件间隔约100天,时人称之“萍水相逢百日间”。
       邵飘萍事件
       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出身贫寒,从小在金华长大。1899年他只有14岁就考中秀才。1903年进入省立第七中学(现金华一中)。1918年10月5日,他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创办了著名的《京报》。1918年10月,邵飘萍促成北大成立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当时《京报》刚刚创立,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一直坚持去上每周两小时的课。1919年10月,得到一年结业证书的有23人,得到半年证书的有32人。名单中有不少人是中共最早的领袖级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杨晦、谭植棠等等,还有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人。55人中也有些人终身都从事新闻事业,是中国新闻界的中坚。由此可见其影响的深远。
       毛泽东当年曾多次拜访邵飘萍,并得到过慷慨资助。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邵飘萍此时已被迫第二次亡命日本),还在已被封闭的《京报》馆内住了一个多月。在新闻研究会学习的半年,恐怕是毛泽东在北大期间获益最大的,在他的身上我们依稀还能看到一些邵飘萍的影响。所以北京一别虽然再无见面的机缘,但毛泽东终生都忘不了邵飘萍。1949年后,他不承认是胡适的学生,说胡吹牛,又说自己其实是邵飘萍的学生。直到去世前二年的1974年,年已80岁的毛泽东还提到了邵飘萍。
       关于邵飘萍事件,有人认为是张宗昌所为,如赖光临著书认为,张宗昌之所以要杀邵,是因为直鲁联军攻入北京之前,曾派飞机轰炸,邵则在报纸上嘲笑其“投了九颗炸弹,炸死一只小鸡”,于是招恨于张宗昌。事实并非如此。
       奉军和直军进入北京后,大张旗鼓地进行反共。但是,他们对共产党的情况并不很了解,觉得敢说敢为的就是共产党,因此,首先就向新闻界开刀。邵飘萍作为著名的新闻记者,正好撞到了奉系的枪口之上。
       当时,新闻界常常批评政治。著名的《京报》主笔邵飘萍就因抨击时政,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风云人物。为了激励报社同人秉笔直书、宣达民意,邵飘萍挥笔大书“铁肩辣手”4字,悬于报社办公室内。此词取自明代义士杨椒山的著名诗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意思十分明白:《京报》就是要突出它“辛辣”的特色。
       1921年元旦,《京报》刊出军阀头目的照片特刊,每张照片附以简短说明。1925年12月7日,邵飘萍出了一大张二整版的《京报特刊》,以厚纸铜版精印,全是最近时局重要人物的照片,非常醒目。每个人物后面都有他亲自写的评语,如:冯玉祥将军、孙岳将军、岳维峻将军、“保护京畿治安京畿警卫总司令兼京畿警察总监”鹿钟麟将军、“时势造英雄首先倒奉”之孙传芳、“通电外无所成自岳州赴汉口”之吴佩孚将军、“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鲁民公敌”张宗昌、“直民公敌”李景林、“甘心助逆”之张作相等。邵飘萍不断地发表报道、时评,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又力助郭松龄倒戈反张作霖,历数张作霖的罪状,甚至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还反对段祺瑞,拒绝接受“善后会议顾问”的聘请,并强烈谴责“三一八”惨案屠杀学生,发表了一系列详细报道和《首都大流血写真》特刊。读者为《京报》大胆直言所吸引,踊跃抢购特刊。连只相信暴力的“马贼”张作霖也慌了手脚,马上汇款30万元赠给邵飘萍,企图堵他的嘴。他收到后立即退回,并继续在报上揭露张作霖。他曾和家人说:“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他真的不幸而言中!
       
       在奉军进入北京前,由于邵飘萍的报纸对国民军很表好感,因此奉军取胜,邵很紧张。奉军进入北京后,邵马上避入东交民巷。
       邵飘萍到东交民巷后不久,他家里打电话来,是妻妾吵架,让他回家处理。在此之前,他已经听他的好友张汉说,奉军对他已经原谅了,既往不咎。其实,这是奉军有意让张汉骗邵的,而邵信以为真。他放下电话以后就回家来。
       1926年4月24日傍晚,邵化装离开东交民巷,马上被奉军特务跟踪,刚到家门口,就被守在门口的特务逮捕。原来,门口也早就布置了特务,守株待兔。同日《京报》被封。
       邵飘萍被捕后,在第一时间获悉的邵的夫人汤修慧迅即告知北京新闻界和各方面人士,恳请采取紧急营救行动。此后北京新闻界召开会议商讨营救邵飘萍的办法,会议当即决定,由上海《新闻报》、《时报》、《商报》、汉口《正议日报》、《北京晚报》、《五点钟晚报》、《中报》、《公报》、万国电信社、神州通讯社、益智通讯社、民生通讯社、报知新闻社等13家报纸各派一名代表,集体去游说奉军第三军团长张学良。25日下午5时,北京各报推举的刘煌等13名代表分乘4辆汽车赶赴张学良下榻的石老娘胡同会见张学良,请求开释邵飘萍,或将之暂时监禁,以免其死。张宗昌也受人之托前往求情。
       张学良毫不隐讳地说,逮捕邵氏一事,老帅(指张作霖)与吴子玉(指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下一经逮捕,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邵氏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唯此次要办邵某,并非因其记者关系,实以其宣传赤化,流毒社会,贻误青年,罪在不赦,碍难挽回,而事又经决定,我一人亦难做主。我情愿一一负荆请罪,此事实无挽回余地。说着用手作砍头动作。当时代表恳请长达3个小时之久。张学良笑着说:我与郭松龄情谊之笃,世上无与伦比,郭若因他事犯罪,我情愿牺牲自己,和他私逃,但是他前次举动,我实在是无法援助,等到出兵讨伐时,我还致书信一封,说:你过去认为我的战术不行,现在看看怎么样吧!另写给郭夫人一封信函,说:今天我们不能再在一起跳舞了!我对生死二字看得极透彻,其实何足关心,邵某虽死,亦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这时,张学良要赶着参加齐燮元的预备会议,代表们只好挥泪离开。后又各以私人交谊奔走各方营救,但仍无效。张学良此举受到人们的批评:“为了疑心他夺权而杀了他父执杨宇霆,又何惜乎这一个新闻记者呢?”
       邵在警厅受到军法审讯,26日清晨即被绑赴天桥枪决。凌晨1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宣布他的“罪行”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还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面向尚未露出曙光的天空,哈哈大笑,遂从容就义,年仅40岁。
       据童然星《五四运动前后的李大钊与邵飘萍》一文载,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86年7月10日下达文件,认定邵飘萍于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李大钊和罗章龙。邵是一名特殊秘密党员,至死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自从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新闻界虽然备受反动军阀的残酷压迫,但是新闻记者公开被处死刑,这还是第一次。事件发生后,不但新闻界人人自危,就是教育界进步人士也经常被套上“红帽子”而被捕。因此,不少学生、教职员离京避难,北京的革命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邵飘萍被害后,他的遗孀,也是我国早期的女新闻工作者汤修慧又继承了其夫的遗志,于1928年恢复出版了《京报》。之后,因时局动荡,《京报》时停时出。日本投降后,汤修慧回到北平,又继续办起《京报》,但不久,因不堪累累负债,不得已将《京报》馆抵押出去,《京报》至此终刊。
       
       邵飘萍对毛泽东影响很大,《西行漫记》一书中曾提及此事。30年代,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回忆起当年在北京大学时的情景,曾动情地谈起“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邵飘萍,他对斯诺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批准追认邵为烈士。1986年是邵世纪之年,7月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联合有关新闻单位在浙江金华婺州公园内塑立邵半身铜像,这是我国第一座新闻工作者塑像。1996年,在其诞辰110周年之际,浙江东阳市为他建立了一座纪念馆。北京的《京报》馆旧址也被定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林白水事件
       林白水原名獬,又名万里,字少泉,号宣樊,晚年号白水,使用过笔名“白话道人”、“退室学者”等,1874年1月17日出生于福建闽县青口乡青圃村,是《中国白话报》的创办人。1921年春,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报》,后改名为《社会日报》,林任社长,立志“改造报业”,“革新社会”。1923年10月,因抨击曹锟贿选总统丑闻,报馆遭封闭,林被囚禁。1926年4月,冯玉祥的国民军被迫撤出北京时,《社会日报》称赞国民军,奉鲁军进入北京后,以“讨赤”为名,镇压爱国运动,林白水继续在《社会日报》上著文抨击军阀,公开点名讽刺张宗昌是“长腿将军”。
       林白水文笔十分地犀利,请看他嘲讽慈禧太后70大寿的对联:
       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
       章太炎也写过与此相类似的对联: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时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全逢万岁祝疆无。
       二联相映成趣,珠联璧合。
       林白水在我国早期新闻事业中,确实是一个先驱人物,他主办的报刊很有声誉,为社会所重视。因为他嫉恶如仇,口无遮拦,遂遭忌恨,终于被害。有些记载认为林为张宗昌下令所杀,不实。
       1926年8月5日,林白水在北京《社会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讽刺性的文章,题为《官僚之运气》。文内说:
       狗有狗运,猪有猪运,督办亦有督运,苟运气未到,不怕你有大来头,终难如愿也。某君者,人皆号之为某军阀之肾囊,因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裤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类于肾囊之累赘,终日悬于腿间也。此君热心做官,热心刮地皮,因是有口皆碑,而此次既不能得优缺总长,乃并一优缺督办亦不能得……甚矣运气之不能不讲也。
       林文中所说的“某君”指的就是张宗昌幕下号称“智囊”的潘复。
       潘复?穴1883一1936?雪,字馨航,山东济宁人。清末举人。1912年任江苏都督程德全的秘书。1919年任北洋政府靳云鹏内阁财政次长,署财政总长。这期间,同张宗昌在赌场上打得火热。1920年5月靳云鹏内阁倒台,潘复移居天津。张宗昌任山东军务督办后,潘复来到山东,被聘山东军署参议,成为张宗昌的幕僚。1926年顾维钧内阁成立,潘任财政总长。1927年6月20日至1928年6月3日,潘复被张作霖任命为国务总理兼交通总长。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中,潘复随车受伤,12月,被张学良聘为高等顾问。1936年病死于北平。
       林白水在文中将“智囊”变作“肾囊”,张宗昌又有“长腿”的绰号,此文一出,见者都为之大笑。潘复见了大怒,立即手持报纸,亲自诉之于张宗昌,要求严惩林白水。张看后,也认为林如此公开谩骂,污辱人身,实属过分,虽与己关系不大,但碍于潘复的情面,教训他一下,也未为不可,遂同意下令将林逮捕,关押在宪兵司令部。
       
       林白水在北京原有住所两处:一处在宣武门外果子巷北棉花头条1号,一处在西单牌楼宏庙20号。林为什么有两处住宅呢?原来,早年林白水为了妹妹宗素的前途,将她带去杭州读书,父母因家里无人照顾,便要求他必须结婚,因此而娶了一位姓陈的女子,但这第一位夫人因病而早逝。第二位夫人叫陈钰,随经商的父亲去日本,在那里认识了林白水,继而结婚。在随林白水到北京后,体弱多病,经常卧床,家务全靠一位名叫倪景福(字宝玉)的远房亲戚料理。为了丈夫和孩子,陈钰让林白水娶了倪姑娘为“同室夫人”。这样,林白水就同时有了两个家庭,陈夫人住在西单附近的宏庙胡同20号,倪夫人住在棉花头条1号。
       林白水被捕是在棉花头条,就在“肾囊”文发表的当天傍晚。棉花头条住宅前为报社,后为住宅,前后两个四合院,在20世纪末尚保存得比较完整,是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
       棉花头条是东西走向的胡同,不太长。其东头与四川营胡同相交,而四川营胡同的得名与明末著名女英雄秦良玉有关。据说她自幼熟读兵书,精通武艺,承袭亡夫的职务,担任四川某地宣抚使。崇祯年间,清兵来犯,京师告急,她率兵赴京勤王,受到皇帝嘉奖。当时她的军队就驻扎在这一带,当地也因此而获名为“四川营”。秦良玉曾在防务空闲时教部下纺棉织布,因此附近几条胡同的名字便与棉花有了联系,如棉花头条、棉花上七条、棉花下七条等。位于棉花头条最东头路北第一座门所属的院落,据说是北京城里有名的“凶宅”之一。秦良玉当初在此屯兵的时候,遇有“兵卒违反法纪者,就戮于此,孤魂无归,时出为祟”。所以,“此宅不利于居者”。20世纪末叶,这里曾住过一个姓李的男子,他在屋里勒死了一个女孩子,然后放火烧房,企图焚尸灭迹。后来案子自然是破了,那杀人凶手也被处死刑,但这屋子却再也没人居住了。
       很不幸,林白水住的是凶宅。
       那天夜半,宪兵司令王琦用汽车把他押到宪兵司令部,说他是“通敌有据”,讯问了不多几句话,就喝令上绑。
       林被捕后,态度从容,只说要写一张遗嘱,别的并无所求。遗嘱写道:
       我绝命在顷刻,家中事一时无从说起,只好听之。爱女好好读书,以后择婿,须格外慎重;可电知陆儿回家照应。小林、宝玉,和气过日。所有难决之事,请莪孙、淮生、律阁、秋岳诸友帮忙。我生平不做亏心事,天应佑我家人也。丙寅八月七日夜四时,万里绝笔。西斜街宏庙二十号林太太。外玉器两件,铜印一个,又金手表一个。
       天初明的时候,林被用人力车绑赴天桥南大道枪毙,子弹从后脑入,左眼出。他生于清同治十二年?穴1873年?雪癸酉十一月二十九日,死时年54岁。
       林白水作为报界知名人士,社会联系广泛,亲朋友好闻讯后,均感事态严重,四出营救,郝鹏便是其中一个。他千方百计找到张宗昌,苦苦求情,并以身家性命保证林今后绝对不会如此放肆无礼。《黄报》记者薛大可还跪在张宗昌面前,哭了起来。著名京剧演员程砚秋、杨小楼等也加入到求情者的行列。张遂答应予以释放。郝鹏唯恐空口无凭,无法落实,遂趁热打铁,当场代写释放手令一份,请张亲自签署。郝拿到手令后,直奔东城帽儿胡同宪兵司令部所在地,将手令交给宪兵司令王琦。王请郝在客厅稍候,令人去办理释放手续。郝鹏以为有了张宗昌的释放手令,便是尚方宝剑,万无一失,遂放心大胆地在客厅等候。但左等没信,右等也没信,虽经三番五次催问,秘书总是回答正在赶办手续,稍候片刻,即可办好。过了一个多小时,消息终于传来,不是喜讯,而是噩耗,手令来晚了,人已经处决。郝始恍然大悟,原来在客厅里等待办手续,纯属缓兵计,上了大当。
       
       据了解,王琦接到张宗昌手令后,是否遵照执行,不敢擅自做主,立即驱车就商于潘复,随后将林自监狱提出枪杀,然后谎称释放手令来迟一步。
       事后,张宗昌对潘复兴行为大为不满,他骂道:“你小子心胸狭窄,为人说两句就杀人,你小子比周瑜的气量还小。”
       张宗昌此语并非空穴来风。比如曹锟贿选,上海的报纸吵翻了天,人家照做总统不误,连理都不理。当时还是个报人的吴稚晖,出来放话说,曹锟和老婆做爱一次,即可有四万万精虫,这些精虫代表中国四万万人,一起来投曹锟的票,不就结了?何必劳神费钱收买猪仔议员。话说到了这个地步,也没听说曹大总统全国通缉,或派刺客下手,让对脐下三寸地带的物件特别感兴趣的吴稚晖,依然可以放开喉咙。潘复是文人,而曹锟是武夫,林白水运气不佳。
       林白水遇难时,身穿白夏布长衫,须发斑白,两只眼睛还没有完全闭上,陈尸道旁,路人见之伤心。他的徒弟建书到场收殓,厝于南下洼龙泉寺。他有一个儿子,名叫陆起,时年19岁,正在美国留学。女儿慰君,小名玛莉,时年14岁,随侍在京,闻讯痛极,吞毒药自杀,遇救得不死。家奠那天,张宗昌派员送去祭金1万元,为慰君坚拒。慰君后来留学美国,成为知名的女作家,为亡父撰就一部《林白水传》,也算是告慰了一代报人林白水的在天之灵。她在《林白水传》中谈及父亲的惨死,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人家都说先父是慷慨就义,丝毫不在乎。但他内心的痛苦不知多么厉害!又有谁知道?”天下怀抱绝大之恨者,亦必怀抱绝大之爱,有爱便有牵挂,就难免痛苦。知子莫若父,知父亦莫若女。
        1930年林白水的灵枢由建书运回原籍安葬。林临难时的血衣,后由慰君埋于香山万安公墓。
        林白水被杀,说明在当时的中国,新闻自由尚受到很多限制,反映民声需要有人付出生命。林为潘复所杀,是先驱者,但不是最后一个。
        邵飘萍、林白水先后被杀,北京新闻界激于义愤,为邵飘萍、林白水这两位新闻史上的烈士召开了盛大的追悼会。会场高悬一联,把两人的名字嵌入其中,满是悲惋痛悼之意:
       
       一样飘萍身世
       千秋白水文章
        林白水被枪毙以后,第二天《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社长成舍我也被捕,被捕的情形和先一天林白水被捕完全一样,由3辆军用卡军押送到宪兵司令部,关进一间小房,由荷枪实弹的奉军驻守。成舍我心想,此命休矣。他是一位正直的记者,他的报纸是靠销路维持,他的从业人员都是考试进人。
        成舍我的被捕,是因为他的报纸敢说敢写,对于奉军毫不客气的批评,他从不接受任何金钱上的补贴。他的报纸是正统的舆论,讲是非,别善恶,正因此而触怒了奉方,认为他一定有背景。他被捕后幸得孙宝琦出面向张宗昌疏通,而张宗昌正推荐孙宝琦为国务总理,对孙颇为买账,因此成舍我被捕4天后竟死里逃生,被释放出来。
        这次打击对成舍我影响较大,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在报上未发一言,文章也特别审慎。1927年4月李大钊又被张作霖杀害,成舍我更感到呆在北京随时会有生命之虞,他于8月南下南京,但报社仍在他控制之下。1937年8月9日,由于北平已经被日军占领,报纸停刊。此后,成舍我先后在南京、台湾等地办报、办学,1991年,成舍我在台湾病逝,享年93岁。
        张宗昌未能挽救林白水,但却救了成舍我。
       责任编辑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