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到陕北后，蒋介石不给红军喘息之机，派出张学良东北军“围剿”。1935年11月，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陕西富县直罗镇全歼东北军第一○九师和第一○六师1个团，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张学良的东北军成建制地被红军歼灭，悔恨莫及，不愿再打下去了，与中共频繁秘密交往后，实现了前线停火。
在“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既定方针之下，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发动又一次“围剿”。蒋介石命令已经暗中与红军达成停火的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如果不执行，张学良、杨虎城的队伍则要调到福建，由中央军开进来”剿共”。蒋介石给张学良、杨虎城最后的期限：必须在一个多月内消灭陕北的红军。
一个月很快过去，陕北前线风平浪静。12月初，蒋介石飞临西安，逼张学良、杨虎城对红军动手，张学良、杨虎城被逼无奈，西安事变爆发。
西安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及南京政府通电，提出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主要内容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同时，电邀中共中央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
斯大林给中共中央发出紧急电报，共产国际领导人遭到训斥
1936年12月12日清晨，在中共中央驻地陕北保安窑洞里的毛泽东还没睡觉，接到张学良电报，毛泽东感到事情来得突然，立即意识到重大的历史转折点出现了。他感到高兴，立即召集中共高层会议。毛泽东说，“我们对这一事件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反对？应该明白确定，这是不容犹豫的。”毛泽东当机立断，为西安事变定性：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毛泽东立即给斯大林拍发电报：西安事变是根据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定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已积极推动张学良、杨虎城坚决与蒋介石分裂。
“张学良是日本的间谍！这是日本人的阴谋！”几乎同时，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却不这么看，作出了与毛泽东完全相反的判断。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是在12月13日得到有关西安事变的消息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并且很快写信给斯大林，主张乘机枪毙蒋介石。
斯大林大怒，因为是时蒋介石已经通过驻苏大使等各种渠道，表明了“联俄抗日”的立场。他感觉中国如果一乱，日本人必定长驱直入；到时，中国不仅不能抵抗，苏联远东地区就敞开在日本的面前，日本侵略苏联则变得极为容易；东有日本，西有不怀好意想嫁祸肢解苏联的英、法、德国，苏联不可能两面拒敌；东线必须无事，苏联的后方必须安稳。为此，斯大林的第一反应，就是对西安事变可能造成危害蒋介石生命的情况坚决反对。斯大林认为，中国抗日是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钳制了日本，苏联就可以避免两线作战，而中国的抗日离不开蒋介石的领导。
斯大林在西安事变发生的次日，即12月13日，通过宋庆龄设在上海的电台，直接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斯大林亲自拟写了联共中央的电文，指示不得杀掉蒋介石。认为这是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又一起阴谋。电文内容是：西安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策动的，为避免中国出现长期内战，使日本坐享其成，建议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使蒋介石回心转意，赞成抗日，在此基础上将蒋介石释放。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高层和张学良东北军要求杀掉蒋介石的呼声颇高，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使东北军离乡背井，开赴到与红军作战的西北。而中共更是艰苦卓绝地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才从蒋介石斩尽杀绝中挣脱出来，有这样的杀掉蒋介石呼声，是极自然的事。
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听了王明的报告一开始是颇为欣赏的。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季米特洛夫当天在得知张学良的部队在陕西起义的报道，并逮捕了蒋介石，与同志们表达了他对张学良的乐观的评价。因为他清楚，张学良几乎就是自己的“同志”，前不久中共转来张学良要求加入中共的报告，中共表示赞成，可季米特洛夫认为张学良毕竟是军阀，加入中共不合适，所以没有批准；不仅没有批准，还好好地批评了中共一顿。现在看来，张学良的立场至少是与中共一致的。
斯大林不仅通过电报制止杀蒋介石，还动用舆论工具谴责张学良、杨虎城的行为。12月14日，苏共《真理报》和《消息报》相继发表社论，抨击张学良和杨虎城，认为这将导致中国内战，使日本坐收渔翁之利。
驻扎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这才反应过来，这才是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态度，看来是将张学良、杨虎城此举欣赏错了，季米特洛夫惊出一身冷汗。14日晚，他通知库西宁、马努伊尔斯基、莫斯克文、王明、邓发、爱尔科利、曼达利扬等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领导人紧急开会，就西安事变问题统一思想和口径，将对西安事变的认识统一到斯大林的态度上来。会议由季米特洛夫主持，他提议要求中共中央在此事变中采取中立的立场，宣布反对国民党内讧，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冲突。会议决议：“建议他们采取自主的立场，宣布反对内讧，坚持和平解决冲突，争取和解和协同行动，在强调共产党在致国民党的信和毛泽东答记者问中所持立场的同时，争取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各党派发表民主宣言。”
同日晚上12时，斯大林突然打电话给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怒冲冲地问道：“中国西安事变是在您的认可下发生的吗？”季米特洛夫有了底气，赶忙答复说：“不是！这事对日本最有利。我们也是这样看这一事件的！”斯大林质问道：“王明在你们那里做什么事？他是个挑衅者吗？他想发电报让中共中央枪毙蒋介石。”季米特洛夫推脱说：“我不知道有这种事！我们也不会同意他发这样的电报！”斯大林很不高兴地说：“那我给你送去这份电报！”显然，斯大林把怒气发到了季米特洛夫身上。
这事不是共产国际指使干的，原来是王明自说自话，但斯大林需要共产国际立即表明态度。放下电话不久，他让莫洛托夫打电话给季米特洛夫，“明天下午3点半请你们到斯大林的办公室来，我们一起讨论中国的工作。”
第二天下午3点半，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被通知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开会，参加会议的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奥尔忠尼启，这次会议就是为了商定共产国际就西安事变问题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电。经过一条条磋商，斯大林同意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向中共中央发以下电报：
复电建议你们采取以下立场：一、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二、由于这一行动已经做出，我们应该考虑现实情况。中国共产党要坚决宣布在下列基础上和平解决这一冲突：1．通过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抗日运动的代表人物参加政府，进行政府的改组；我们在草案中建议的文字为：“由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抗日运动的最杰出活动家来改组政府”；2．确保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3．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同红军建立合作关系；4．与同情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最后我们建议不要提出“与苏联结盟”的口号。
电报再次通过宋庆龄转到保安，在陕北的中共不难解读出斯大林关于西安事变的明确决断，第一，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旨在破坏中国抗战力量的团结，苏联决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提供任何支援；第二，中国急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阵线，而这一阵线最合适的领袖只能是蒋介石，张学良分量不够；第三，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促使蒋介石赞成抗日，并在有利于和平解决的基础上，主动将蒋介石释放。
12月25日，蒋介石在作出联合共产党抗日的口头承诺之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6日，张学良主动让出延安，中共中央机关从保安迁出，进驻延安。
延安地处陕北中心，与西安及各地的交通非常方便，还有一个机场，城内的房屋与城外的窑洞比，非常充裕，足以容纳中共中央的所有机关。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威望剧增，宝塔山、延水河，延安成为中国革命圣地，全中国革命青年向往的地方——“要抗日，到延安去！”
斯大林、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政策不一致，共产国际担心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丧失领导权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和杨虎城分别宣布了蒋介石口头承诺的和平条件。
然而，由于负荆请罪的张学良被扣，东北军的内部到了重新爆发起义的临界点。发动西安事变的重要人物——中共秘密党员、军长王以哲背负着害了张学良和毁了东北军的“罪名”，被愤怒的东北军士兵击毙；讨伐蒋介石的呐喊在东北军营中喊得震天响，周恩来几度调解群情激愤的东北军，屡被东北军战士拔枪逼指。
西安与南京之间，西安与中共之间，出现了新的紧张状态。对此，共产国际将责任一股脑儿推在中共身上。193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给中共拍来一封批评电，认为中共采取了错误的步骤，一方面把同蒋介石在事变期间达成的妥协，看成是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投降；另一方面则把与西安方面国民党人的合作“搞成了反对南京的联盟”，试图维持西北半独立局面。没有意识到现在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切实停止内战，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旨在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反对日本侵略、捍卫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措施。
这封措词严厉的电报是季米特洛夫1月16日起草并送交斯大林审阅过的。电报发出后，斯大林觉得意犹未尽，还应将意思表达得更严厉一些。为此，19日斯大林召集主持了由季米特洛夫参加的联共高层会议，作出决定，共产国际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中共必须根本改变苏维埃革命方针的建议。按照斯大林的指示，1月2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用“询问”的方式要求中共中央作出答复：“你们是否认为在你们的地区从苏维埃制度过渡到人民革命民主管理制度是适宜和适时的？”
其实，不用斯大林耳提面命，毛泽东对西安事变后全局的走向胸有成竹，接到共产国际如此两个明显“兴师问罪”的电报，中共中央于1月24日召开了常委会议，将思想认识统一起来，尽量与共产国际的要求合拍。毛泽东在会上表示：认为蒋介石是投降才放了他，并把放他的条件公开宣布，这是不对的，也是幼稚的。张闻天说：我们应当发表宣言，公开声明拥护和平统一，赞助能够和平统一的中央政府，为此可以改变红军的番号与苏维埃的名称，在苏区可以实行普选制，放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政策。
会后，根据会议决议，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报，提出5项原则：1．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全国的力量反对日本的侵略；2．保障言论自由，释放所有政治犯；3．召开各党、各界、各军会议，共同抗日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生活。电报说，如果南京政府接受上述观点，共产党将遵守下列4项保证：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是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三是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是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这封电报同时报送莫斯科共产国际。
季米特洛夫读了这封显示中共政策颇大变化、尽量向共产国际指示靠拢的电报，感觉这是“过”了，他担心中共变右，也没有请示斯大林，就自作主张地从1月20日电报的立场退缩。他当即复电中共说：“你们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最好主要限于声明共产党和红军决心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各种旨在停止内战和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进行抗日的措施；共产党和红军准备同国民党和南京政府进行协商，以便对苏区政权实行民主改组，并在承认南京政府是全国政府的基础上调整南京同苏区政府之间的关系……暂不发表关于我们苏区政策根本变化的具体声明。”
在季米特洛夫刚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同时收到中共电报的斯大林的意见就传达到了共产国际。斯大林让莫洛托夫打电话给季米特洛夫，很简单的一句话：“中共中央的建议可以接受。”
季米特洛夫与斯大林显然意见相左，为了维护共产国际与联共中央的紧密团结，季米特洛夫不得不立即发出另一封电报给中共中央，转弯抹角地表示与斯大林是同样的观点，只是更关注中共实施此政策在方法上是否妥当：“联共中央认为你们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基本上是可以采纳的。但我们还是有一个问题，即党、红军和群众对于你们来电所提的这种彻底转变政策的做法，是否已经有了充分准备呢？请你们回答这一问题。”
季米特洛夫电报发出后，心里还是不踏实，他唯恐中共在统一战线中丧失自己的立场，但他又不便将自己与斯大林的意见不同表达出来，但这种疑虑挥之不去，终于表现出来。
七七事变后，季米特洛夫公开表达对中共中央的政策的担心。1937年8月10日，他发表了一通对中共中央的领导能力表示怀疑的长篇谈话，对斯大林赞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示不相信。他说，中共在过去的革命中创造了苏维埃政府，创造了红军，在武装斗争中培养了大批干部，但是，现在在党的政策和策略上需要由此作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于是，还是这些干部……必须执行另一种政策。……由此可能产生一些很大的困难和危险，我指的是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和他的包围。事实上，这种危险已经非常明显了。因为即使是从党的文件中，就可以指出一些可能使党误入歧途的观点，这些观点含有一种使党和党的干部堕落，即解除其思想武装的危险性。
季米特洛夫这通讲话并不只是讲讲而已，他还立即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等人回中国去，到延安去代表共产国际纠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
斯大林得知季米特洛夫与自己公开唱反调，大为恼怒。在季米特洛夫发表讲话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11日，他专门接见被季米特洛夫派回中国的王明和康生等人，并让季米特洛夫陪同。斯大林毫不客气地批评季米特洛夫，训斥说：“共产国际书记处的决定已经过时了，为什么过时？因为这是你们这帮脱离实际之人坐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的结果！”季米特洛夫脸涨得通红，张口结舌想申诉什么，斯大林根本不让他说话，继续说：“对于中国共产党现在基本的问题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并取得领导地位。”
显然，斯大林很清楚，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作用是什么，根本没有季米特洛夫担心的被淹没丧失领导权的问题。斯大林说，“中国人怎样打击外部敌人——这是决定性的问题。当这一问题结束时，再提出怎样互相打的问题！”斯大林挥挥手，强硬地说，“八路军必须要有30个师，而不是3个师。编制的问题不必担心，这可以通过建立后备团的形式做到。对八路军来说，在它还没有自己的炮兵的时候，它的策略不该是直接进攻，而应该是骚扰敌人，把他们引进自己一方并在后方打击他们。”显然，斯大林根本没有将中共拱手让给国民党去领导的意思，他完全是站在中共的立场上来考虑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问题的。季米特洛夫听了斯大林这番话，感觉简直是无地自容。
由于国共两党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斯大林解除了对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回国的长期禁令，蒋经国携俄籍夫人与王明、康生同行，穿越西伯利亚大铁路，到海参崴后回国。
毛泽东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与斯大林意见是一致的
实际上，在斯大林电报到达前，中共已经派出周恩来赴西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是中共从现实革命需要出发作出的决策。
长征开始，红军失去了江西苏区，一路北上，随时都有被蒋介石围追堵截剿灭的危险。1935年11月，刚刚抵达陕北不久，毛泽东就打出了“联合抗日”的大旗，抗日反蒋成为共同的目标。毛泽东说，“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出路，只有坚决地武装起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卖国贼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
之后，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方针，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于8月1日公布，通称《八一宣言》。毛泽东及时作出了政策调整，将“反蒋”色彩淡化，指出只要蒋介石国民党停止反共，不排除与之联合抗日的可能性。
这时，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的蒋介石也正在考虑联苏和联共的可能性。除了与斯大林恢复了正常的关系，1936年初，为谋求国共合作的途径，蒋介石还指派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为代表，欲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和陈云接触。接到这样的信息，中共驻共产国际决定，派潘汉年出面与邓文仪接头。随后，又指派潘汉年为联络代表，回国找陈果夫、陈立夫洽谈国共抗日合作事宜。是年4月间，潘汉年离开莫斯科经法国巴黎回国。
1936年4月，中共中央首次公开把国民党列为抗日统战对象；5月，中共中央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其为蒋介石氏，变“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由此，中共中央确立了团结联合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的政策。第一个团结联合目标就是西北“剿共”前线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中共中央通过与张学良、杨虎城的谈判交往，频繁接触，实现了张学良、杨虎城与红军的停火，造成西北新局面。与此同时，中共与新疆盛世才、甘肃于学忠、宁夏马鸿逵进行了有效接触，也形成了团结联合局面。
同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蒋介石国民党中央的信，郑重声明：“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表示愿与国民党谈判，“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此信发出后，毛泽东、周恩来分别致信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胡宗南、陈诚、汤恩伯、李宗仁、白崇禧、宋庆龄、蒋光鼐等人，反复陈述“大敌当前，亟应团结御侮”的道理，希望积极响应和推动统一战线的组成。
西安事变发生后的12月17日，毛泽东派周恩来赶赴西安，明确指出中共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是：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但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介石的安全无从保证。中共中央提出了承认红军和西安方面的抗日要求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5项条件。
周恩来抵达西安，张学良如释重负，怎么处置蒋介石，张学良得听中共的意见。周恩来对张学良说：“虽然把蒋介石抓起来了，关起来了，但他的实力还在，杀了他对无益于全国的抗日局面之形成。”周恩来阐明中共立场：1．事变前不知情未参与，力主和平解决。2．蒋介石剿共没有出路，应一致对外。3．只要蒋先生宣布抗日，中共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由此，在多方努力下，和平解决露出了曙光。
张学良、杨虎城听从周恩来，与周恩来一起与蒋介石谈判。
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事后，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一段问答，对此解释得非常清楚。史问：共产党为什么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大家如出意外，希望有所解释。毛泽东回答说：并不在意外，实是在意中，只是大家没有联系过去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罢了。自从日本侵略开始以来，我们就是愿意停止内战的，因为只有国内和平，才能对日抗战。4年前3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订立抗日协定的宣言，前年的八一宣言，去年的致国民党书等等，无不是表示我们诚恳地愿意同国民党建立新的联合战线。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介石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当西安事变中，日本军阀方面，宁、沪、平、津一部分中国人方面，都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的阴谋。这种说法完全不合事实。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完全是一件突发的事变，我们事前全不知道。事变之后，宁陕对立，于是又有人说：共产党要把西安造成马德里，这也完全不合事实。中国与西班牙的政治环境根本不同，在西班牙不能不是内战，而在中国的今天唯一的是对外抗战，国内则必须和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事实，已经证明他们的话完全是臆测，有些则是恶意的造谣。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仍然企图消灭红军
中共的5项建议4项保证的电报送到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11天，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中央通过了“根除赤祸案”。这个决议案的内容：1．国家武装力量的组织和领导必须统一，以便加以有效控制和进行有效的行动，不允许有完全不同的政治信仰的武装力量并存。因此，所谓的红军和它使用各种不同名称的部队应该完全解散；2．政权的统一是国家统一的先决条件，不允许两个敌对政府的同时存在。因此，所谓的苏维埃政权和其他有损于统一的组织应该彻底解散；3．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完全对立的，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拯救中国。共产主义违背中国人民的利益，违背他们的生存机会和生活道路。因此，必须停止其活动；4．阶级的战争是以某个阶级的利益为根据的。它把社会分为很多的阶级，使他们互相敌视和倾轧。它需要为控制其他集团而采取战争的手段或者诉诸武装起义，结果造成社会的混乱和人民的苦难。因此，必须停止进行阶级斗争。
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势之下，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想法也只能压一压了，在全国抗日救国运动高涨之际，在中共倡议一致对外的主张促动下，蒋介石于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算是作出了全国抗战的总动员令：“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