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分配到东北
1964年8月，我毕业于天津工学院（今河北工业大学前身）农业机械系内燃机专业。那时的大学毕业生都是全国分配的，即全国本科以上的高校应届毕业生的分配，都预先统计在国家教育部（当时教育部部长是杨秀峰），根据全国各地人才需用情况，结合自己毕业去向的选定，做统一毕业分配计划。
记得1964年7月，天津很热，我们应届毕业生都集中在学院体育场，收听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工人俱乐部向全国应届高校毕业生讲话的录音报告，动员大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总理讲完之后，北京市市长彭真让大家会后讨论总理的讲话，消化总理的讲话精神，之后填报毕业分配志愿表。我因祖籍辽宁省锦西县（今葫芦岛市），所以系领导征求我毕业去向时，我要求去吉林省。这是因为当时家父教育我“要服从党的需要，男儿志在四方，不要离不开虹螺山（我老家有一名山为虹螺山，海拔2000米，在山顶能看见百里之外的锦州市古塔）”。我想吉林是辽宁邻省，既能听从祖国分配，又能遵行家父的嘱托。
当时班上大部分同学都愿去北京、天津、上海。这3个城市的工作、生活条件比一般城市强得多，尤其是参加工作后转正工资也比一般省会城市每月多3元。我班只有张殿和（天津蓟县人）分到哈尔滨市，刘湘（承德人）分到吉林市，刘宗德（吉林省公主岭人，时已结婚）和我被分配到吉林省农机厂（后来的四平联合收割机厂）。该厂归吉林省重工业厅管辖，当时厅长是赫赫有名的洪学智上将。众所周知，洪将军是在1959年“反右倾”时，受到彭德怀元帅的“牵连”，官职被贬，由当时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之职“下放”到吉林省的。洪学智上将被贬职后按正厅级对待。说到这里，我们的老厅长在他《洪学智回忆录》里都没有提到这些往事，可他这段时间若不到吉林省重工业厅任职，我也无缘与他相识。
有幸认识洪学智
吉林省农机厂是洪学智厅长一手苦心筹建的康拜因Ｃ－Ｋ3联合收割机厂，它对农业机械化的贡献是有口皆碑的。该厂坐落在吉林省英雄城四平市道东一至八马路，有2000多职工，是省重工业厅所属大厂之一。我是学内燃机专业的，但省农机厂产品，主要是北京内燃机总厂生产的4125柴油机，我厂只生产底盘，所以毕业见习只能分配在厂供销科的汽车队实习。因为车队很大，有解放牌卡车十几辆（即苏联的基尔型），还有一辆南京嘎斯（也是苏联嘎斯型产品），还有几台铁牛—40拖拉机，是供销科拉材料用的。我与刘宗德、杜希孟（吉林工业大学内燃机专业毕业，辽宁省盖县人）就分到供销科直属的汽车队，实际结合专业就是修车，而且是小修和中修，因为大修设备不全，所以就学以致用来讲，实在有限。但是只要用心，哪里都有学问。首先是向工人师傅学习，当时讲“三结合”，即干部、工人、知识分子三结合。车队师傅们很朴实、豪爽，对新来的大学生很器重。他们主动向我们学书本上的知识，我们则学习他们的实践真本事，车、铣、铆、钻、磨、钳等工种，我们都能亲自下手操作，还学开拖拉机和大卡车，忙得不亦乐乎。
一天，车队接厂办通知，洪学智厅长近日要来厂视察，厂里唯一一台华沙轿车必须检修好，准时接站。给小轿车检车时，须换车轮车壳，于是连夜修理。记得我和陈玉成师傅夜战一宿，终于修好了，试车没问题，次日早8点准时到火车站接从长春来的洪厅长。
洪厅长每月中旬都要检查工厂生产进度。这天他下车后即风尘仆仆来到厂俱乐部，全厂职工早集合在那里。厂领导每次都先请他作指示，老将军很直爽，当时他就来了一通批评，我记忆犹新：“省农机厂有三台好戏，月初‘天女散花’，月中‘徐策跑城’，月末‘夜战马超’，以后要均衡生产，不要总演这三出老戏。”又说，“不均衡生产，月初闲得要死，没活干，干点稀稀拉拉的活（天女散花）；月中着急了，抢进度东跑西奔（徐策跑城）；月末书记厂长大小干部齐上阵（装车），12点前必须完成任务（过12点就算是下个月一号的任务了，故曰夜战马超），这种干法怎能保证产品质量？”洪厅长这些话至今仍在我耳边响动。我在工厂工作共26年，始终铭记老厅长的话，无论是设计工艺或是下放车间时自己去干，一定不能有丝毫马虎。
洪厅长报告完之后，没吃中午饭就返回长春（那时还没有请领导吃饭的习惯）。我担心送他这台华沙车有毛病，所以和陈师傅开着解放卡车在后面跟着。幸好只有3里路，老天保佑，到站平安。洪厅长看到紧跟一台解放卡车，车上下来两个年青人（陈师傅当年30岁，我23岁），就问厂长：这是怎么回事？程厂长说：“这台小车刚修好，跟来一位师傅和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并说了我们二人的姓名。洪厅长哈哈大笑说：“跟来两个跟包的！”他伸手和陈师傅握手，然后和我握手，并高兴地说：“车很好！”
参加农村社教工作队
我参加了不到半年的城市“四清”的经济清查，就被分到工厂技术办公室。该室很大，共有技术员216人。我被分到技术组，共13人，组长是位八级工人出身的工程师叫史凤鸣，大家都称“史工”，其余就是六三届大学毕业生。那时早一年工作都称师傅。我做了大约半年技术工作之后，工厂抽调我去农村搞“社教”。当时培养干部如若是大学毕业，搞几年社教，去几年党校，乃为仕途必由之路，但对我来说不在此列。因为我一不想入党二不想当官，只是当时有的社教队员连搞几次社教，身体累垮了，找我是为了当个替补队员。于是我参加了1966年秋季（国庆节后进点）农村社教工作队，进驻吉林省伊通县马鞍山公社马鞍山大队刘家窑生产队，公社社教队长是四平地委副书记王一凡，大队社教队长是四平市建设银行行长周应龙和四平市轻工业局局长张同，张兼生产队队长负责蹲点，我和吉林省东辽县一位知识青年田德为生产队具体工作队员。我初入农村搞运动，一窍不通。农村首先要搞清本村人与人之间关系，刘家窑是雷、刘两姓小村，而且历来雷姓刘姓势不两立，互不通婚，始终矛盾不解。这种情况给社教带来麻烦，当时搞村里干部“四不清”问题，雷姓说是刘姓便否，刘姓说有雷姓则无，真是“两悟空对打，搞不清真假”。
“四清”工作队人员纪律严明，只能住贫下中农成分的家庭。我和田德、张同住在贫农雷德福家，这家3间草房，没有院墙，推门就是野地一片，外屋一间伙房，半间为猪窝，因为吉林农村冬季太冷，最冷为零下30多度，怕猪掉膘，只能放在屋内；外屋第二间为房东。雷家父亲时年70有余，在生产队放猪，雷德福和妻子都已40多岁，才有一个不满周岁的男婴。我们工作组住里屋火炕上，地下夜间有狗和羊。时已秋下，炕上有跳蚤，睡一夜咬得我们满身红色，痛痒不止，终日挠痒，很快流水成疮。每夜人与牲畜共寝，加上外房婴儿无奶，整夜饿而啼哭，真是彻夜难眠。
每月吃的是百家饭，在贫下中农家轮户吃，每户一天六角钱一斤粮票；工作队有规定，不准吃大米、白面、猪肉、粉条，当然鱼虾更谈不上。每月集中到公社集训，实际是工作队员肚子太苦了，集中一起改善伙食，大米饭猪肉粉条管够，使劲造（东北话，意为使劲吃）。由于整月不见油水，猛吃一顿油星，肠胃不适，加上当时喝水只喝井打凉水，吉林农村的水井都没有盖，风沙又大，什么东西只要能刮到井里都浮在水面一层，井里有蛤蟆是不足为奇的，这样的水一喝，多半坏肚子。我当时不足25岁，脾胃又不好，每每一改善，就得闹几天病。房东以后都知道我从县城回来准闹肚子疼，每到这时房东大嫂偷偷地下点玉米面汤，放上姜丝葱花儿，让我喝完之后爬在火炕上热肚皮。这一土招儿还真灵验。房东大嫂心疼地说：“城里人哪受过这个苦，你来这一个多月，脸上瘦了一圈儿！”如今40多年过去了，她说这话时那朴实又亲切的音容笑貌犹如昨日。
工作队员过年节（端午和中秋两节）严守“几不吃”，派到哪家饭，户主也不准给做细粮，猪肉、粉条都不准吃，即保持“吃素”。可是到了这年中秋节，农村对传统节日十分看重，哪家也得买点儿肉，吃顿细粮，改善一下。我与田德怕因我们吃派饭，影响社员过节，所以这顿饭只好推辞不吃。可我们两个大小伙子一顿不吃也饿，于是田德想个办法，用四两粮票六角钱在供销社买了一斤饼干。因为吃饼干得喝点水，便走到街头一家饭馆要了两大碗半开不开的白水。但第二天我们在大队开会，有人反映我俩腐化过节下饭馆，当时我俩怎么解释都不行。
这一年东北大秋已到，农作物就是高粱、玉米。一天我们参加农民秋收，割高粱，每人一把镰刀，长把子约80公分，因为割高粱必须几条垄，左手一拢，右手拿镰刀，唰唰唰十几棵就搁倒了，多的可拢过20多棵，一下放倒成了小半捆。搞社教是与队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谓之“三同”。农民割多少，我也得割多少，否则就是不同了。我的年龄和村里社员小青年差不多，但干农活，无论力气、技术都与之相差甚远。开割不一会儿，小青年拉我几米远，没办法，只好他们先干完，我迟收工也得割完，为的是保持“三同”。
我们工作队的组成，从市级领导到局级领导，再下层就是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在乡下搞过社教的知识青年。我虽然是学工科毕业的，多少也善言词，当时写文章不觉费力。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席卷农村了，学校出现了红卫兵。刘家窑生产队刘队长是下中农出身，“四不清”时反映他常吃吃喝喝，据说经常吃粘米饼子喝烧酒（实际是东北粘米面做的带有红豆的饼子，酒是乡下高粱烧的土酒，八角钱一葡萄糖瓶），贫下中农让他当众检查，我考虑他是贫下中农，这么点儿事好过关，于是让田德为他写一份材料。刘队长初小文化，念念稿应该没问题。结果田德写稿为了随潮流，开头都引用毛主席语录，以示突出毛泽东思想。做检查的稿件开头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田德简单就每句写了4个字的开头，后面加上省略号，以为刘队长念起来没问题。但大会开始，众人洗耳静听，刘队长念：“四海翻腾腾腾腾，五洲震荡荡荡荡……”众人愕然，继而轰声四起，“刘××篡改毛主席诗词！”“打着红旗反红旗！”喊声大作。当时我又急又哭笑不得，为了稳住阵势，我走到刘队长旁小声说：“别慌！”又转身高声：“社员同志们，这个稿子上主席的两句诗是简写的，刘队长紧张念走嘴了！”雷姓总想搞垮刘姓，小题大做地散布工作组保皇！我知道后在一次会上解释：“我们社教是有政策的，刘队长充其量是股级干部，不是什么皇！批判干部要出于公心，治病救人，不要无限上纲！”不到短短两个月，文革时髦话我也会了。
我在刘家窑参加社教整整100天，文革大潮又在农村卷起一浪，造反派称我们是“刘邓路线”的工作队，于是在1967年1月13日晚6点，全公社工作人员集合在马鞍山公社院内，吃罢工作队最后一顿晚餐，大家都戴上了“红卫兵”红袖标，坐上解放大卡车，在东北寒风凛冽的深夜12点，离开了马鞍山公社，各自返回四平所在工作岗位。
省农机荒废专业8年
我1964年8月上班，次年8月转正技术员，搞了一段城市“四清”，百天农村“社教”，接下来搞近一年多技术工作，全是工艺性质，但不是内燃机制造工艺。我感到在大学学的全是基础技术课，真正的本事是需要实践中锻炼获取。但1966年文革后，与日俱乱，“打倒走资派”、“砸碎反动权威的狗头”、“臭老九滚出去”等等一片吼叫声，派系林立，武斗四起，工厂瘫痪。单身大楼被另一支造反派占据成炮楼。我们宿舍共7人，只有董万宝结婚后家属调入四平，其余6人都是夫妻两地生活。无奈，在食宿最困难而且危险的时刻，董万宝夫妇把我们6个“光棍”接到他家吃住。他住楼房，除了一间12平方米的卧室，其余是两家一个厨房，合用一个厕所的单元房。那时住房即使是夫妻俩也不用双人床，在东北住楼房有的是火炕。董万宝家是顺窗户一片木板坑，晚上睡我们6个男人，他们夫妇在地上安放一块木块，挡一块布帘，凑合睡。老董比我年长3岁，我们6人就是他的小兄弟。住了两日，武斗劲过了点儿，大家考虑工厂复工已困难，长此下去，既不方便又不安全，于是商议各奔他乡。我回到爱人工作地辽宁省凌源县河坎地区医院，是个大山沟。我和爱人在医院附近租一间农户房子，算是暂时安了家。1968年3月25日，我的第一个男孩在河坎地区医院出生。
到1969年暑期，我在大山沟实在是呆不下去了。那时通信不便，只能打电报，但据悉四平武斗不止，电报也不通。因为惦记回单位上班，所以铤而走险，乘火车返回四平。离工厂一里地的四平药厂是董万宝夫人单位，他夫人的工作是收发值班，所以找她非常方便，我下了火车就到了她的收发室。她见我很惊讶：“都什么时候，不好好在家带孩子，跑回来干什么？听说最近一次大武斗要开始了，你没收到二董（万宝）给你的信么？你快回去，工厂大开工，会给你去信的。快回！”
我当即返回火车站，乘下午火车往回返。一直到毛主席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号召“革命大联合”，进行“斗批改”，到了“改”的阶段的1970年左右，工厂才大开工。我们216人的技术办公室，只有两名中专生和3名技术工人留守，其余全部下放车间基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我被分到成装车间钳工班。这班原有工人7名，下放到组上的技术员则达10人，我被分到小组平衡段。这道工序是平衡康因运转系统的皮带轮，公差是三钱重，差一点儿运动皮带即断，皮带都是从天津外购来的，每条200余元。这活交我干，两年没有半点差错，所以工厂大喇叭每天广播我是“可改造好的知识分子”，黑板报宣传也常有表扬我的报道。工厂的军代表是3816空军政委，京剧样板戏唱得好，正巧我喜欢京剧，经常搞军民联欢，军政委也对我有好感，知识分子的印象也随着“老九不能走”的落实政策的呼声逐渐好起来。车间“三结合”时，军代表有意让我结合到技术组去，并且通过工人代表透露给我消息。
说实在的，当时我个人生活十分困难，1967年6月结婚时，夫妻两地生活，加之爱人受两个家庭连累，在单位受迫害，白天挨批判，晚上还得夜诊；河坎地区是山区，夜间来人叩诊，不管认识不认识就得赶紧出诊；孩子不满周岁没人带，怕孩子夜间醒，只好走前给孩子打针安定药，等回来快天亮了，孩子还不醒，而一旦有病，我身隔千里也得往回跑，每年的大部分工资都交给铁道部了（打火车票了）。就这样，我荫生调动工作之念，哪怕是艰苦地方，只要夫妻俩调一起就行了，不然我走“五七道路”也行。但当时我在单位是干活的一把好手，走“五七道路”当时被认为是“甩包袱”，我还无缘兑现。实在没办法，我求爱人单位把她调到我家或她家附近，当赤脚医生也行，以便有人照看孩子；但这些都不能实现。无奈之下，我爱人在1969年冬天一次病中带着我一岁的长子离职了，回到了她的老家。军代表找我就“三结合”之事谈话时，听了我的诉说，十分同情，答应了我的请求，于是我在省农机厂工作8年之后，经过多方努力调到一个三线厂，一机部管辖下的吉林省柴油机厂（今址在吉林省榆树市）。受人之恩，永世难忘，至今我还怀念那位大高个子3816首长，他若健在恐怕近九旬高龄了。
第二故乡榆树10年
1972年5月，我只身从四平调往榆树新建的三线厂。此厂归省机械厅管辖。我去榆树的目的一是结合专业，二是解决夫妻两地，期盼家庭团圆。三线厂的建址在榆树县东大庙，工厂的技术和管理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厂领导几乎全部是吉林省插队“五七道路”的省直老领导，“解放了”就任新单位，技术人员绝大部分是老五届大学毕业生（即1966—1970届毕业生）。我是文革前毕业，又是内燃机专业，有8年的工作实践（实际因文革所误，没有什么实践），所以厂党委书记王洪举很器重我。他原是吉林省总工会主席，下放农村，“解放”后被抽调到新建厂任一把手的。当时，建厂急于出样机产品，我即全力以赴投入工作。当知我是两地生活单身一人时，王书记十分关心，安慰我好好工作，一定解决我的家庭困难。
我夜以继日地研究和制作新产品Ｘ－4105柴油机，经过5个月的跑合试车后，1972年底带着样机去长春吉林工业大学参加东三省Ｘ－4105柴油机比试，有黑龙江哈尔滨柴油机厂1台，长春拖拉机厂1台，我们厂1台。在3台比试中，我厂的评为第一名，报省厅和一机部，皆受到部、厅电话表扬，并根据榆柴实力，同意批量生产鉴定。厂领导得知捷报不胜欢喜。这一年冬天，我爱人和孩子的户口在王书记关照下，从老家迁到榆树镇。1973年1月3日，工厂分给我一套住房，据说在全厂分配的46户住房中，厂领导给我排到第一号，别提我有多高兴和多感激了。
1976年10月，打倒了“四人帮”之后，全国开展平反文革期间冤假错案。此时，王洪举书记官复原职，回到长春市任省总工会主席，我厂又来了一位孙玉文书记。他注意文革中被迫害或受株连的同志。一次下班后我去车间看试车，碰到了孙书记。他问我：“小张，听说你爱人文革中被迫回家，现在中央有政策，你找找。”我说：“事隔十年了，怎么找哇？”孙书记说：“你可以给中央写信，直接给邓小平写信，能解决。写信要用挂号寄去，准能收到，且能有回复。”我真的动了心，因为我爱人时年刚刚32岁，在医专念书，成绩是前5名，毕业几年后，在医疗上内外中西医科崭露头角，不然，小小年纪怎么批了“反动权威”帽子呢？家庭夫妻两地分居艰苦是客观，主要还是政治压力，离职实在可惜，加之我爱人当时复职心切，于是我斗胆给当时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写了一封信，说明我爱人情况，要求在政策允许下恢复工作，并用挂号寄出。
时隔3个月，我有机会去北京公出，途径辽宁省凌源县时，去县信访打听是否有回音。当时，查到信访底录，说有回音，让我去卫生局打问。我去了县卫生局，因我是远方的客人，局长亲自接待我，并让我看我给任仲夷书写的信，有任书记用毛笔亲批：“请当地核查，若情况属实，恢复原职工作。”我一见这批示，心里有了底，但因我们远隔千里工作在外，如何得以实现“复职”呢？当时我已有第二个儿子，还不到一岁。正值吉林数九寒冬，零下近30度，我与爱人商议，让她带二孩子，回凌源办复职，我带大孩子在家。我爱人去凌源一个月，在党的政策关照下，没有托人求情，顺利地办成了复职。然后从凌源人事部门按程序办理调动到吉林动力机厂。按正规手续须经省厅人事处审批，再开调令；因为厂领导太了解我们夫妻两人了，书记告诉厂人事科小朱：“开调令，安排厂职工医院，档案慢慢寄来即可，审档免了。”当小朱把消息告诉我时，我与爱人激动不已，表示要把全部力量献给厂，报答党对我的关照。
我们在榆树工作了10年，在平凡的技术岗位上，可以说尽职尽责。我爱人在职工医院，无论门诊还是轮班病房，对病人认真负责，尤其是本厂领导及家属来看病，觉得信得过。忽有一天，内科病房来了一位年仅18岁的姑娘，陪床的老太太说话山东口音，正值我爱人值班，经细心打听，姑娘被她家附近小流氓用刀扎伤，之后，这个流氓通过手段倒打一耙，致使被告取保回家，原告成被告，并将其女告上法庭。老太太是她母亲，而且经一审，母女败诉，老人急得几天吃不下饭，姑娘又身遭重伤，黑白颠倒，有苦无处申诉。我爱人听了觉得十分同情，回家把事情学给我，并想上晚班时给老太太和姑娘送点吃的好去安慰。我听了十分气愤，和爱人商量：“你把老太太偷偷领回家，问好详情，若情况属实，我帮她县府告状，还人清白。”
老太太如泣如诉讲她的遭遇。原来老太太一家3口，1个儿子1个女儿，在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一家4口（老头在60年代初去世），从山东老家迁来榆树县泗河公社，姑娘十六七时被当地一个小伙（即前面所说的小流氓）看中，但老太太与其兄长不同意，其因是男方一厢情愿，对方人品太差。小流氓用尽手段，久求不得，怀恨在心，一天晚上生产队下班，姑娘回家，从高粱地里钻出一人，将姑娘撕扯在地，意欲不轨。姑娘拼死挣扎，流氓不得其逞，竟穷凶极恶，连捅背腹5刀，逃之夭夭。之后，恶人先告状，声称“赖婚”，纠集本土泼皮，串通县城里歪官，反将受害母女告上公堂。一审终结，黑白颠倒，致使老人气愤不平，寻机上诉，讨回公道。我将老人诉述，一一记录，念给她听，她自觉无误，我劝她几语，静听后音，我爱人便把她领回医院病房。有的朋友劝我，你也是外乡人，不沾亲带故帮别人打官司，别惹麻烦。我想，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公有人管，我是帮定了！我拿着老太太诉说的材料，找到了榆树县政法委书记赵永吉。此人是吉林工学院1967年热处理专业毕业生，建榆柴厂初期我们都是外地来厂工作的技术员。我将材料交给赵，要求他核实材料为民申冤，以正视听。他满口答应“一定审理清”。1980年夏季一个周日，我在宿舍前院内乘凉，忽然见一陌生年青农民推门而入，当得知是我的时候，他顿时拜倒在地：“我是你替我们申诉状那家老太太的儿子。”小伙子说上个周日，县里开了审判大会，我们的案子翻过来了，害我妹妹的那小子被判了8年。他是向我家来表示感谢来的。那时的感谢，就是这么几句话，但渗透在心田中的慰藉又是那么持久！
“老九”的心声
1975年１1月，吉林省科技情报会在通辽市（今通辽已划归内蒙古）召开。来自全省各市的主管科技情报人员每年一次年会，当时政治气候正在“批林批孔批宋江”，“四人帮”已在全国各地不得人心，而且提起来，尤其是在知识分子心目中对他们恨之入骨。但不敢公开议论，一句话不小心，就会闯大祸。但在背后，这些“臭老九”则特爱议论，同时对邓小平打抱不平，并议论期盼邓小平复出之事。长春拖拉机厂设计科技术员张明远，河南人，华中工学院1959年毕业生，比我年长5岁，为人正直，在宿舍大家坦诚直言，他半开玩笑也是认真地说：“邓大人复出，你们都是大大的（他竖起大拇指示意），若那哥儿几个（指‘四人帮’）上台，你们就这个（他用手做了一个枪毙手势）。”他又议论道，“谁说我们知识分子臭，你看我们忧国忧民，伸张正义，唾骂邪恶，都是人才。可都和邓大人一样，时运不济啊！”
19９9年夏季，已来石家庄市工作17年的我，去吉林省学习考察组织换届，和吉林省政协副主席伍龙章晚餐时，打听是否知道张明远现在何处。伍问：“你认识他？”我把25年前通辽一见这些话说给他，他当即与张明远联系。张明远一听是25年前通辽那一席话的对话人，从石家庄来看他，当即赶到宾馆见面。张明远一进大厅，我们就热烈握手，提起一别25年，也没忘那几句话。他说：“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多好哇，你说我们原来都互不相识，见面偷偷地说些心里话，假若有一个去告密，谁也别想活着。”我问他这25年大概情况。他说：“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我由普遍技术员，入了党，提了干，当了厂总工程师，之后提拔到长春市主管工业副市长，又当了一届常务副市长，现在是长春市人大主任，已经两届了。”我也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笑道：“当年我就说过，邓小平若复出，我们是大大的了！”他问我什么时间离开长春，我说只住两日。他要请我们吃饭，打听正餐已安排满了，他说：“正餐满了，我安排后天早餐，我请你喝粥行吧？”我欣然同意。
招贤来到石家庄
我在吉林工作了１8年，成家立业，已人到中年，本应保持稳定，尤其是在第二故乡，朋友同志甚多，工作生活均方便愉快。可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便产生要调往关内的念头，其一是前文提到的为陌生人打抱不平，我怕有人记恨在心，伺机报复，隐患存在，不如换换环境；二则老人在关内，我们兄妹4人，无一人在老人跟前。在80年代初，石家庄和全国各地一样，都注重招聘技术人员。由于毕业后在四平工作8年，与我当年一起分到四平工作的老同志和同学都是厂级或中层领导干部，他们听说我要调动，都愿意让我返回老厂。其中我的老友杜希孟带着64届老同学的意见，专程来到榆柴厂，劝我回老厂。经与家人商议，觉得言之有理，于是决定回四平老厂。因为四平、榆树两厂同属省机械局管，调动很快。1982年3月15日，我与爱人的工作、全家户口全部转回老厂，这时省农机厂已改名四平联合收割机厂。
不料，事情有变，在我搬迁移居的关键时刻，厂留给我的住房被人抢占了，厂有关领导出面也无济于事。此时，我只有以不变应万变，暂时不动家属，我去四平上班，吃住在厂招待所，边等石家庄柴油机厂我老同学的消息。1982年5月，石家庄市刘力夫市长在报上发布“招贤”，我得知消息后，即与四平厂领导商议，老厂长善解人意，同意我的意见，派厂人事处干部专程给我跑调动。1982年7月31日晚，我全家4口由东北调来石家庄柴油机厂。自此我在柴油机厂研究所搞产品设计8年。
至此，我从出校门到工厂，在工业企业工作26年，又到机关工作１７年（1990年5月我调入机关，1998年任石家庄市政协副主席至今）。40年弹指一挥间，经历虽平凡，但感慨颇多。在我离别工作岗位之际，以片断回忆，对多年培养我的各级领导和我的亲人、朋友们，表示由衷的感激之情！感谢党，感谢民建各级领导对我的关怀培养，感谢朋友，感谢亲人对我的支持帮助。
责任编辑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