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中的“革命加恋爱”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革命加恋爱”成为许多青年人追求自身解放的奋斗内容。在巴金的早期小说中就写了不少“革命加恋爱”的人物和故事。
请看这一段话：
前天摘回来的菊花儿，我拿回来那几朵，还在那碧绿的漱口盅中插着，向着那案头人儿微笑。不知你那几朵，可曾是这样否？如还鲜丽的存在着，那就请她代我安慰你的病中的寂寞吧！
这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语句，却并非出自当年的哪部文学作品，而是上世纪20年代后期川南一个地下党人陈家玉写给女友邓可非的情书的片断。
陈家玉是四川省荣县五宝镇人。1926年秋从广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回乡后，积极参加领导当地农民运动，在斗争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2月，陈家玉受中共五宝总支的派遣，到荣县城区发展中共组织，建立了城区内第一个共产党小组。大革命失败后，在20年代末的白色恐怖中，他已是中共荣县县委领导成员。
1928年，陈家玉一面在荣县县委从事地下工作（分管宣传），一面以当家庭教师（教一家当铺老板的两个孩子读书）为掩护职业。这时，他爱上了地下党内一个年轻姑娘邓可非。邓可非原是宜宾女子中学学生运动负责人，因受到反动势力迫害，被中共川南特委调出，这时在荣县旭光小学任教，暗中为地下县委作文书工作。
他俩的爱情，具有当时激进青年知识分子典型的“革命加恋爱”的时代特色。在1928年9月的秋雨中，邓可非因患疟疾住医院治疗。虽然近在咫尺，陈家玉却给她写了好些诗和信，倾诉自己的思念。上引那段话就是其中一封信里写的。信中有许多这样温情而炽热的话语。
不久，两人被一起调到泸州中共川南特委工作。陈家玉任特委组织兼秘书（当时地下组织机构很小，没有组织部长或秘书长之类职务）。邓可非仍作抄抄写写的文书工作。两人在那里结为夫妻，并以夫妻名义租了房屋作为地下机关。但是，夫妻俩只在一起生活了很短时间，陈家玉就外出为地下工作奔波了。
1929年5月，陈家玉被推选代表川南特委，到成都出席省委扩大会议。因为形势严峻，合适的会议地点难找，只得不断改变秘密集会地点。这次会议就断断续续开了较长时间。陈家玉在会上当选为省委委员。8月，省委迁到重庆。以后，陈家玉便经常奔波于成都、重庆及四川一些县，过着居无定所的“职业革命家”生活。这年１1月，他当选省委常委，党内化名李宽怀。
1930年初，邓可非在重庆仁济医院因难产而致胎儿夭折。陈家玉此时正在川东巡视基层工作，闻讯后十分难过。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孩子。
时代征程中一颗带伤的心
这时，重庆在二十一军军长、军阀刘湘的统治下，白色恐怖日益严重。1930年春，中共四川省军委兵士运动委员会委员兼江巴警士联合会（中共在刘湘的警察系统中建立的秘密外围组织）秘书长易觉先，原中共宜宾县委书记、宜宾地区大塔农民暴动领导人之一的邹云芳，相继叛变投敌，成为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侦缉队长。更可怕的是，他们叛变之初是秘密自首，未对外公开，中共四川省委一点儿也不知道，还在信任他们。
1930年3月初，邓可非被组织调到杨闇公烈士故乡潼南县双江镇教书（兼做地下工作），陈家玉奉“沈兄”（即省委在来往信件中使用的化名）之命将要赴川北等地“收账”（通信中使用的暗语，即巡视、检查工作），他很高兴能有机会顺道去看望邓可非。3月１1日，陈家玉在重庆写给邓可非的信中说：“尔玉弟来信，叫我们回到五市（注：五宝镇）去教书，并说可以与我们兑路费来，说母亲望我们回去得很。”陈家玉与邓可非结婚后，还没有回过一次老家，他的母亲十分想念他们。
正当此时，突然发生了省委组织局主任穆青被邹云芳率领敌侦缉队在街头碰见逮捕的事变。陈家玉不得不取消了出巡计划，留下来处理省委工作并代理组织局主任。
紧接着，从4月5日开始，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城内的秘密据点九七书店、掘新书店、协合寄宿舍、南来雁咖啡店等相继遭到查抄，又有一批地下党人被捕。陈家玉那天原定一早到九七书店去与人接头，因腹泻耽误而去晚了，幸免于被捕。
省委面对这猝不及防的突发事变，在震惊中开始怀疑内部出了奸细，并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推测“一定是川南参加区委或省委的同志无意或有意地漏泄了秘密，甚至与内部同志有勾结”。省委决定对叛徒邹云芳夫妇实行制裁（这对夫妇以后又决心“回头”，与地下党取得联系，成为在特务委员会内暗中帮助地下党的秘密组织“良心会”骨干成员）。此外，省委还决定对一个有“告密”嫌疑、在中共重庆市中城区委机关作文书工作的女青年严雪冰也实行制裁。严雪冰也是川南荣县人，共青团员，与陈家玉和邓可非都很友好。陈家玉对省委要制裁严雪冰的决定持有异议，认为怀疑严雪冰是告密者证据不足，对她实行制裁更是没有道理。为此，他受到了批评警告。
不料，正当省委作出对严雪冰实行制裁的决定后，严雪冰却突然失踪了。省委以为她一定是听到制裁风声后躲起来了，而陈家玉是不同意对她进行制裁的，因此省委便怀疑是陈家玉向她走漏了消息。其实，严雪冰是被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逮捕了。从后来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中可知，她的被捕也是因为易觉先的出卖，只因易觉先随即遭到制裁，无法再来指证她的身份，特务委员会不得不将她定为与共产党“关系像很大”的“疑案”。
当严雪冰失踪（即被捕）后，省委怀疑是陈家玉泄密而使得严雪冰藏匿起来了。于是，由“制裁严雪冰”的错误决定，又导致了对李宽怀（即陈家玉）的怀疑和将其“开除其常委及一切省委工作”的又一错误决定。处分李宽怀的主要理由，据当时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称，就是“虽无勾结叛徒与故意泄密事实，但私人感情太重，有无意泄漏秘密的重大嫌疑”。陈家玉自然不服。省委书记刘愿庵与常委陈惠（又名熊子良，十几天后即卷款潜逃）找他谈话宣布处分决定，他辩解无效，委屈地痛哭着提出请假一月到潼南双江镇爱人工作处养病（长期居无定所饮食不调而患下的胃肠病），他的要求遭到否决。他认为这是故意为难他，便于次日负气自行出走，去了潼南双江镇。
这自然使问题更加严重。省委认为他“完全是意气用事，自由行动”，一面通知双江镇地下组织转告陈家玉，要他在养病期间编写马克思主义浅说教材（供党内培训干部用），一面决定给予他留党察看处分，并限他一月后回到重庆，另行分配工作。
在这之后，省委才发现了易觉先的叛变（实际上许多告密出卖都是易觉先所为）。省军委书记李鸣珂在朝天门码头路遇易觉先，当场将其制裁后，李鸣珂也被捕牺牲。李鸣珂在临刑前于狱中写给老领导周恩来的遗书中，对四川省委几位领导干部（均以化名或谐音假名提到）作了坦诚的评价，各有褒贬；因对陈家玉仍抱怀疑态度，信中对陈家玉的评价只有贬而无褒：“陈嘉佑，对党危险，望中央坚绝我对四川省委主张，开除党籍。”
易觉先叛徒面目的暴露，本可以有利于澄清陈家玉所受到的怀疑，但在接连发生的灾祸和风声鹤唳的恐怖环境中，省委根本无暇顾及对许多事情的冷静调查和思考。更不幸的是，省委要陈家玉一月后回重庆另行分配工作的期限刚要到时，5月初，重庆便又发生了因内奸告密而导致中共四川省委“全部常委牺牲完”的“浩池街事件”，省委书记刘愿庵等人被捕牺牲。
这以后，陈家玉（李宽怀）的问题就成了四川地下党内无人顾及的悬案。他既不满于前省委给他的处分，又不能为新省委所信任。只得回到家乡荣县五宝镇。但在当局疯狂镇压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下，他这个政治面目早已“红”了的人又难以立足，处境十分艰难。幸好一位亲戚担任着当地团总，才使他得到一些庇护。
19３3年春，曾是中共地下党内战友的官白中（即官质斌，川南威远县人。1927年由陈家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四川、上海等地从事军运、学运和秘密交通联络等工作。后成为中国著名电影技术专家、电影工程师）从上海来信，邀陈家玉去上海。官白中此时在上海南洋无线电学校工作。
6月初，在邓可非的支持鼓励下，陈家玉告别家乡，乘船赴上海。他在写于次年4月10日的诗《投奔》中，记下了他当时的心情：
时代掀起了汹涌的狂潮，／他已曾在这狂潮中奋勇前进。／但因他未脱小布尔乔亚的根性，／终于被这狂潮打回了乡村。／……
“迟些儿走吧，哥哟，／你的病还很深沉。”／“我老了，儿哟，／你莫远行。”／这些话语使我心儿破碎，／但最终在这泪雨中踏上了征程！／
拖着有病的身，抱着一颗带伤的心，／在呻吟中坚定了自拔的意志，／望着五千里外的海上投奔！
“带伤的战士”在上海滩呐喊
陈家玉辗转于6月20日到达上海，借住于巨籁达路荣县同乡好友万鼎元家中，在官白中家里吃饭。不久搬到了金神父路，他和好友柳倩住在二楼，官白中夫妇住在三楼。底楼是另一对朋友吴兰岩与申丽君夫妇。他先到南洋无线电学校学习和工作，以后又在江苏中学任教，并参与创办了惠平中学，同共产党人陈家康、邓垦（邓小平之弟）、柳倩等一起培养革命青年。陈家玉任校务委员会副主席，兼教代数、几何、三角等课程。
从邓可非在陈家玉遗稿中找到的他初到上海时的日记残篇（1933年6至7月）中，可以看到他当时的一些生活片断及精神面貌。选录几则如下：
6月22日，代质斌写了两张合同，精神觉得不能支。晚间同鼎元他们去转了几条马路。是日得晤久别的（熊）灼微（注：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1929至1930年间曾在四川任中共自贡特别区委农运委员，领导荣县暴动失败后逃离四川），倾谈之下，亦觉欣然而喜。
6月23日，看了四部的无线电学，颇能领会。黄昏时到金神父路121号三楼上，得晤智明（注：柳倩），欢谈之余，又看他做的几首诗和一篇论文，觉得他是很有进步的。是夜就在他那儿歇。
6月28日，午前看哲学二十页，还感觉得有兴趣。午后写了一封信回家，并同锦华嫂（注：官白中妻）去买了衬衫二件，皮鞋一双，去洋十一元。
6月30日，午前看了四页哲学，午后除了看过几张报纸而外，简直没有做什么！长此以往，真不知如何了结？明天非多看不可！
7月3日，智明来约我到他那里去玩，并我同锦每日都作一个政治分析。午后读《爱的分野》十页。
7月4日，午前看哲学十余页。午后到智明处讨论了目前政治形势问题，结果还好。
7月5日，午前同灼微到法国公园去玩，谈了一些零碎的现实问题。午后看了《中国论坛·丁玲专号》一册，很具体地知道统治阶级压迫革命很厉害，但革命不但压不下去，反而更激烈起来。晚间准备哲学。明天决定写信回家。
7月27日，看《创造十年》半本。晚间同与齐谈。知与人辩论，道理虽不让人，但态度话语总要和蔼从容，多从各方面解释、说明为当。
7月28日，把《创造十年》看完了。觉得“创造”之所以在中国文化运动上有它底历史意义，确是经过许多艰难困苦的把握来的。
1935年底，在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全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群众运动。陈家玉与邓垦一起担任了示威游行的指挥成员，12月24日，上海市成千上万的学生、工人、店员、小职员及其他市民，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为声援聚集在火车北站要求乘车赴首都南京请愿的复旦大学等校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这次游行，陈家玉的头部被巡捕的警棍打伤了，他仍义无反顾地指挥着队伍，慷慨激昂地领呼着口号……
事后，陈家玉写了纪事诗《十二月二十四日》（写于12月28日），为那天的示威游行实况留下了珍贵的真实记录：
晨钟匆忙地敲了八响，／刺骨的寒风也不比寻常。／无数的心头都在紧张，／怦怦地就像着了疯魔一样。
是蓝布短衫改了步向，／是西装长袍出了课堂。／是店员平民，／也在街头动荡。
几万颗反抗的雄心，／飘满了南京路上。／四面人群的洪流，／汇合在大陆商场。
人涛不断地汹涌，／高楼也快要发狂！／一串火炮的声响，／暴露了民族的反抗。／五彩的传单标语，／纷纷地到处飞扬。／这是一群心蝶，／飞出了大众的胸腔！
飞驰的铁车，／带来了许多武装的魔王。／腰间挂着盒子炮，／手中挥着拖丧棒，／见着人群就无情地乱打，／滚滚的鲜血红透了衣裳。
群众的洪流转变了方向，／北四川路飘荡起头的波浪，／宝山路更是激流的河道，／东方图书馆汇成了无涯的海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怒涛发出了震天的声响。／……
这怒吼，这狂浪，／绕过了宝山路的店房，／粉碎了火车站的阻挡。／这怒吼，这狂浪，／横亘北四川路的全段，／冲破了大英帝国的武装！
这怒吼，这狂浪，／在外白渡桥受了损伤，／又折回火车站的前方。／……
诗的最后一段写道：“四个带伤的战士，／站在石堆的中央，／许多英勇的战士，／挤满了下面的空场。……”那“四个带伤的战士”中，就有陈家玉和邓垦两位游行指挥部成员。据说当年《大公报》记者拍有照片，如果还能找到，就可以看到当年“四个带伤的战士”的英姿。
这次游行，被巡捕房逮捕数十人，后由中共地下组织派陈家康奔走营救，由官质斌以南洋无线电学校担保，将他们保释出狱。
陈家玉在这期间还写了许多诗，如反映底层民众疾苦的《农村儿歌》、《苦斗》（写农妇遭遇天灾逃难进城做工的经历）、《苏州河畔的早晨》（写纱厂女工）、《清道夫》、《担菜的农妇》、《改路工》、《织妇的呼声》、《泥、木、石工的语言——费尽我们的心血汗》、《包车夫》、《年关》、《隐痛》（写为生活所迫堕入风尘的妓女）、《苦农歌》、《奴隶之歌》等，还有鼓动抗日的《拼命的时候到了》、《梅世钧》（写一个被日本工厂主打死的中国工人）、《五月的风》、《阿李的转变》（写一个投入抗日洪流的工人）、《五九纪念》、《一·二八》等。这些诗歌是否发表过？他是否参加了左联活动？因未见记载，不得而知。邓可非认为他是参加了左联的。
1936年8月28日，陈家玉投笔从戎，离开上海参加了抗日的政府军。１1月，他在新乡写了反对当局“不抵抗”政策的诗歌《丰台永远是我们的》、《最近我却哭了三回》、《我们一齐高呼》、《九一八》等。以后他随部队辗转绥远、武汉、永嘉、温州等地，从事抗日部队的政训工作。在当时的《温州旬刊》上发表了他以“策”、“慕光”等笔名写的有关抗战宣传的不少文章及在各种训练班、座谈会上的讲演。
在抗战大潮中英年早逝
后来因国民党军事当局怀疑陈家玉“身在曹营心在汉”，“为异党活动”，着令免职回籍。他回到四川荣县家乡后，又去成都，因同乡、著名国民党左派人士谷醒华（国民党一大代表，曾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荣县临时党部书记长）正在那里任协进中学校长。聘他留校任教，他与刘披云（曾任中共川西特委书记）、李筱亭（曾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四川临时省党部常委，大革命失败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等老共产党人在一起工作，对青年进行抗战爱国教育。
1939年冬，陈家玉因患眼疾，回家休养治疗。不久，柳倩从重庆来信，邀他到重庆参加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于是他又到了重庆，以陈世泽之名投入到抗日宣传工作之中，据邓可非回忆是担任图书馆方面的工作。
后因积劳成疾，陈世泽（陈家玉）于1942年12月3日（据邓可非回忆是2日，但据《阳翰笙日记》的记载是3日）在重庆（据邓可非回忆是在仁爱堂医院，但据《阳翰笙日记》记载是在圣心堂医院）逝世。据《阳翰笙日记》记载，当天早上阳翰笙还到医院去看望了他，当晚阳翰笙在民主人士周钦岳家里听到了陈世泽去世的消息。据邓可非回忆，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代表陈家康和郭沫若、阳翰笙、柳倩等参加了追悼会。老友官白中（官质斌）还带电影厂的人来拍摄了遗照。
陈家玉去世后，邓可非在漫长的孀居岁月里，执著地以“遗属”身份生活，她把搜集和抄录陈家玉的各种遗稿作为自己的一件重要工作，以此寄托哀思，并在抄录与回忆中不断与天人永隔的爱人进行心灵的对话。在她抄录遗稿的稿纸上，不时可见点点泪痕。她用教学备课本将陈家玉的各类遗稿一字一句重新抄录了一遍，包括书信与诗歌3本，学习哲学笔记3本，抗日宣传讲话及文章1本，共7本，其中还加写了不少对有关人物及事件背景情况的注释，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责任编辑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