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向斯诺介绍自己生平时，特别提到他曾受过两位老师的影响。一位是李大钊，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一位是主讲《新闻学》的邵飘萍，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邵飘萍是《京报》社社长兼主笔，两人既非同乡，又非亲友，是时代的潮流和共同的理想把他们会合成志同道合的同志。李大钊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早被肯定，而邵飘萍，作为报界名人，在充分肯定他是新闻理论的“泰斗”、“奠基人”之外，对他和李大钊一起反帝、反封建，积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为此遭奉系军阀杀害的真相，至今仍鲜为人知。在中共党史上没有反映出李大钊和邵飘萍的关系，也没有反映出邵飘萍在中共党史上应有的地位与作用。实际上，李大钊与邵飘萍，一位学者、革命家和另一位无冕之王，他们都是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驱。正是他们播下的红色革命种子，促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中国更大范围的传播。
身逢乱世志在救国
191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很不平凡的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作为支持复辟帝制的交换条件。于是在国内政治战线上出现了以反对“二十一条”为主要内容的“倒袁护国”运动和在文化战线上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办《新青年》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这两条战线，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政治和思想文化的走向，为五四运动的展开准备了条件。陈独秀开创的新文化运动早已得到历史上的肯定，而反对“二十一条”为主要内容的“倒袁护国”这条政治战线的始发动者李大钊和邵飘萍，迄今鲜为人知。正是袁世凯发难搞帝制，在这乱世的中华大地上，催生了李大钊与邵飘萍两位人杰。
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学名“耆年”，生后二年就成为失去怙恃的孤儿，由继祖父托养长大。少年的不幸，对他成长和未来，有着很大影响。他16岁进入永平府中学堂，成了一个以“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为己任的有志青年。由于“新政”潮流的冲击，他未等府中学堂毕业，即赴天津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急思深研政理以求得救国救民之良策。他还是该校《言治》杂志编辑部长之一，他最早写下的《隐忧篇》和《大哀篇》，对新生共和国产生了“隐忧”，发出了“大哀”之声，这是他初发政见的“政见宣言书”，这时他改名为“钊”，字“守常”。在法政学校6年，是他认识世界、形成世界观的重要时期。1913年毕业后何去何从？他的意向是：抛弃“入仕”，埋葬“出世”，振足精神，勇往直前地去寻求救国救民之道。
邵飘萍，1886年10月１1日出生在浙江东阳大联镇紫溪村，原名“新成”，后改名“振青”，字“飘萍”。从小其父培育他嫉恶如仇、舍生取义的崇高品德，14岁考中秀才。青年时代受民主革命者张恭的影响，张恭在金华办了一张《萃新报》，使他获得了对报业的最初印象。1906年秋，他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今浙江大学），他读到了各种进步报刊，大开眼界，开始为上海《申报》写地方通讯。在浙江省运动会期间，他与同学陈布雷、张任天一起，办过一份《一日报》，名闻全校，这是他报业生涯的开端。这时他受到章太炎、蔡元培、徐锡麟等人的民主思想影响，与鉴湖女侠秋瑾曾有书信来往，女侠之死使他义愤填膺，决心“新闻救国”，成为《申报》特约通讯员。19１1年，辛亥革命杭州光复，他与杭辛斋共办《汉民日报》，是他进入报界成为职业报人的开始。邵飘萍具有非凡的新闻敏感，自一开始就看穿了袁世凯的真面目，他用“振青”署名的短评，抨击时弊，揭发丑恶，提倡民权，激励爱国，对于袁世凯政府及浙江都督朱瑞，极尽嬉笑怒骂。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他被陷入狱，罪名是“扰乱治安”和涉嫌参与讨袁。当他第三次入狱经妻子汤修慧营救出狱后，开始了亡命日本的时期。
邵飘萍于１913年8月底到达日本，进入一家法政学校，同年年底，李大钊留学东洋，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两人都抱着救国救民为其宗旨。李大钊更多想以深研政理来挽救民族，而邵飘萍则以考察政法、新闻，继续他一以贯之“新闻救国”的理想。李大钊由于向《甲寅》投稿，认识了因“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的章士钊（《甲寅》由章在东京创刊）。也是章士钊，以后向蔡元培、陈独秀推荐李大钊接替他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之职。在日本留学生集会上，由章士钊的介绍，李大钊结识了邵飘萍，两人由相识而相知。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这一共同目的，他们结成了志同道合的同志。
倒袁护国一“揭”一“呼”
邵飘萍早在《汉民日报》时期，就识破了袁世凯的真面目。他到日本后，与潘公弼、马文车共同创办了东京通讯社，关注国际上对中国事件的反应，向国内各大报发稿，当他获悉日本和袁世凯秘密协商中的“二十一条”的详细内容后，及时以“东京通讯社社员飘萍”名义向国内驰报，揭露袁日间的秘密勾当，为国内开展“倒袁护国”打响第一枪。
李大钊对袁世凯的认识，则有一个从“拥袁”、“逆袁”到“倒袁”的思想过程。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会《言治》时期因爱国、担心内乱而“拥袁”，到袁世凯消灭国会，把总统权力无限扩大，他初步认识袁世凯的本质而开始“逆袁”，再到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加速复辟帝制的活动后，他才看清了袁的真面目，迅速转为“倒袁”，积极参加了反袁的斗争。
当“二十一条”在全国传出后，全国人民不约而同立即发动了大规模的爱国抗日活动。在国外，留日学生总会公推李大钊为总会文牍干事，负责起草通电、文告等有关文件，他亲笔撰写了《警告全国同胞书》的电文，呼吁全国人民一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祖国的危亡。这篇通电，传遍了大江南北，震撼着祖国大地。随后，李大钊又编印了《国耻纪念录》，发表了《国民之薪胆》一文。该文揭露了“二十一条”的侵略实质，号召中国人民不要灰心，而是要以“卧薪尝胆”之精神，奋起自救。李大钊还参加了由“中华学会”和“乙卯学会”合并组织的“神州学会”，成为留日学生中反袁斗争的中坚力量。
通过邵飘萍与李大钊对倒袁护国的一“揭”一“呼”，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倒袁运动的开始，迫使卖国的“二十一条”终于不能兑现。
上海新闻界为了加强倒袁力量，联合电邀邵飘萍回国。１916年春，邵飘萍回国，为上海《申报》、《时报》、《时事新报》执笔，主持三报笔政，坚决支持蔡锷反袁护国的壮举。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著名的时评《预吊登极》，他的预言，袁世凯果未登极而命丧黄泉。袁死后，邵被《申报》史量才聘为驻北京特派记者，两年里，他写了250多篇，22万多字的“北京特别通讯”，几乎全是揭露批判军阀政府的。1918年7月，邵飘萍创办了我国最早自办的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同年10月，他又创办了大型日报《京报》，担任社长，他认为报纸必须信仰独立，担负起监督政府的职责。他把李大钊书赠他明代杨椒山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杨淑山原诗中为“辣手”，李改为“妙手”）的条幅和他亲手书写的“铁肩辣手”4字，挂在编辑部的墙上，作为他与编辑部同仁共勉的座右铭。
为了反袁，李大钊也于1916年1月到上海与各方联络，2月又返回日本。此时，他因从事反袁救国活动“长期欠席”，被早稻田大学除名，而留日学生总会选举李为文字委员会编辑主任，主编总会机关刊物《民彝》。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著名的《民彝与政治》一文，系统地论述了反袁（反封建）问题与今后民主政治的建设问题。这篇论文是李大钊对１916年反袁斗争的重要贡献，其斗争锋芒直接指向袁世凯的封建复古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唤醒了人民的政治觉悟。为推动反袁斗争，他毅然辍学回国，积极参加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袁世凯死后，他由沪北上，先后参加了《晨钟报》和《甲寅》日刊的编辑工作，并在《新青年》、《宪法公言》、《太平洋》等杂志上撰稿，发表了《晨钟的使命》、《青春》等重要文章，继续鼓吹民主政治、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反对专制压迫，反对思想统治。
一个“革命家”李大钊和另一个“无冕之王”邵飘萍，二人继续一往无前，走着殊途同归的救国救民之路。
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和发动者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帝爱国政治运动，标志着我国民主革命的开始，它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前奏。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而李大钊，作为当时先进分子，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来团结广大青年读者；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对五四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热心指导《学生救国会》、北京大学学生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平民教育团”等社团，做它们的顾问，成为青年学生的良师益友。他还发表了《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等文章来教育青年，号召青年到工农中去。这些，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准备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在五四运动中，他和学生并肩战斗，一起参加示威游行，在游行结束后，把青年组织的负责人召到北大图书馆，研究营救被捕学生的办法和下一步行动。无疑，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
但是，就五四运动本身的发起来讲，学生是这次运动的发起者和主体，而从社会知名人士的直接参与而论，当首推邵飘萍。首先，他是五四运动舆论制造者。他以自己创办的《京报》发表评论，如《请看日本朝野与山东问题》，尖锐指出：“山东存亡问题，是全国存亡问题”，呼吁全国同胞要为争国权而斗争；其次，邵飘萍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发动者。这次学生运动之所以发生在五月四日，关键在于五月三日晚，在北大召开13所中等以上学生代表会议。邵飘萍作为特邀代表首先作了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及原因的演讲，他慷慨陈词，呼吁青年学生：“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最高学府，当应挺身而出，把各学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挽争。”讲演者声泪俱下，会场上群情激愤，有的学生当场撕下身上衣服，咬破中指，用鲜血写下“还我青岛”4字，爱国热情达到高潮。这个被称为“不眠之夜”的“五三晚会”，直接影响和鼓舞了北京学生在当晚作出第二天举行爱国斗争行动的决定。其三，邵飘萍是紧随五四运动的展开而直接参与的支持者，直到胜利。他在“五三晚会”后回到报馆，连书《北京学生之愤慨》和《勖我学生》两文。在《勖我学生》一文中，他透露出一个即将改变中国命运的消息——五四运动的大潮，就要来临了。以后，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他创办的《京报》紧密结合学生、工人运动的发展，作了深入报道，先后发表了《外交失败的第一幕》、《速释学生》、《为学生事警告政府》等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文章，支持工人学生的斗争，对配合五四运动的胜利发展起着重大影响作用。
邵飘萍的上述激进行动受到北京军阀政府当局的注意，并以邵氏“扰乱京师治安，《京报》侮辱政府”之“罪名”，向全国下令通缉，还于8月21日查封了《京报》。邵飘萍第二次亡命日本，为《朝日新闻》社招聘。纵观邵飘萍在五四运动过程中之所作所为，无疑，他是伟大五四运动的直接发动者和支持者。五四运动不能忘记他的历史贡献。
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行者
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迅速从一个急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成了我国早期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１918年7月，李大钊在《言治》上发表了《法俄革命的比较观》，这是在我国论述十月革命的第一篇论文，分析俄国十月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区别。同年１1月，接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著名文章，并宣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又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等一系列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长篇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最完整、最系统的一篇重要文章。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3个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他利用主编《新青年》第6卷第5期的时机，将该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还协助《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1920年3月，在他指导下，由北大学生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19人秘密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他还编印了一本油印讲义《唯物史观》进行讲演。毛泽东在1942年曾这样说过：“没有共产党以前就有马克思主义了，那时李大钊同志就宣传共产主义唯物史观，有书为证。”
无独有偶，邵飘萍经过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后，也迅速从自由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方向转变，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开始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并研究和传播马列主义。特别在第二次亡命日本期间，潜心学习马列，写出了《俄国新政府之过去现在未来》一文，随后又写出《俄国大革命史》、《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新俄国之研究》等文章和专著。特别是《新俄国之研究》这本专著影响更大，作者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欢呼社会主义苏俄的诞生，对俄国的起义、政权建设和经济制度等各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观察与研究，是当时介绍苏俄最详尽的一本专著。
从五四到中共成立前，邵飘萍著书立说宣传马列，介绍苏俄，不遗余力。《京报》作为宣传的工具，其作用更不容低估。尤其是1924年国共合作形成后，北京政府开始在北方大肆逮捕革命党人，北京各报对国民党、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消息都不敢再作报道，而《京报》仍在发表“莫斯科特约通讯”，成为北方独一无二的公开宣传革命、传播马列的一个重要阵地。
双双就义在军阀屠刀下
1920年8月，南方上海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同年10月，北方也正式成立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李大钊为领导人，后改称书记。对于邵飘萍，并非李大钊等没有去邀他共同参与，而是他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为了维护新闻报纸的客观性，认为不宜参加党派组织，所以他没有参加国民党，也没有参加共产党建党小组活动。但他第一次亡命日本时，即与李大钊相识而相知，他第二次亡命日本归来后不久，就开始和李大钊、高君宇、邓中夏、罗章龙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有来往，共商国事。所以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一直关注着这位热情传播马列主义和介绍苏俄十月革命经验的报人，认为这样有社会影响的人，不吸收到党组织中来，是党组织的一种遗憾。于是在不断联系中做工作，最后经李大钊、罗章龙介绍，成为一名特殊秘密党员（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86年7月10日下达（86）组建字103号文件，认定邵飘萍于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邵飘萍严守秘密，除与介绍人保持单线联系外，包括夫人在内，至死也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
1926年的三一八运动，是继五四运动以后中共领导的又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李大钊、邵飘萍都亲自参加了这场运动。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列强外交压力，这一天共有3万多名学生到天安门前举行示威大会，队伍游行至执政府国务院门前，遭到政府军警枪杀，共死46人，重伤1５5人，轻伤不计其数，李大钊也头部受伤，时称“三一八惨案”，鲁迅把这一天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邵飘萍当夜写成《世纪空前惨案》的檄文，《京报》连续两天以两个整版篇幅评加报道，并在惨案发生后12天内共发表113篇有关消息、评论和通电。4月15日，奉系军阀下达48人通缉令，邵飘萍、鲁迅、李大钊均在内。邵飘萍被劝告暂避俄国使馆。4月22日，他在《京报》上发表了一生的一篇绝笔《飘萍启事》，嬉笑怒骂，正气凛然，4月24日因叛徒出卖而被捕。4月26日，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面向尚未露出曙光的天空，从容就义，年仅40岁。邵飘萍用他的鲜血证明了自己为了新闻自由而奋斗的一生。
三一八后，李大钊避居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他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李大钊与妻子、两个女儿，连同滞留北京地区的国共两党工作人员及苏方人员共60余人一同被捕。李大钊备受酷刑，在法庭上大义凛然，英勇不屈。4月28日，李大钊等20余人被处以绞刑。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尚不足38岁。“四二六”、“四二八”这两天，与“三一八”一样，同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鲁迅语）。
今年是李大钊烈士和邵飘萍烈士牺牲80周年与81周年。烈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流，它赢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中国更大范围的传播，赢来了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赢来了今天中华民族的崛起。
责任编辑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