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雷锋纪念日之来历，与“雷锋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发表，至今已有44个年头了。据我1９90年采访《中国青年》杂志社前总编辑邢方群等了解到，毛主席的这一题词，原本是应该杂志社编委会之请求，为《中国青年》杂志于1963年3月1日出版的“学习雷锋专辑”题写的。当该杂志社领导收到毛主席手书题词后，深为感动，一致认为这个“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是向全国人民和青年发出的，应该交由全国宣传媒介广为宣传。遂经向共青团中央书记处请示报告，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决定，将毛主席题词手迹由新华社统一制版，于3月1日发给全国各新闻单位，3月2日同时刊出。后来，当时解放军总参媒长罗瑞卿，鉴于首都各大报要在日内刊登一篇关于论述国际共运问题的重要文章，便又指示新华社于3月4日发出毛主席题词手迹通稿，首都各报于3月5日刊登，唯《中国青年》杂志专辑仍按原订日期于3月2日出版。于是，几年之后，每年的3月5日，就成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纪念日。
应该说，在60年代初期，在神州大地出现的轰动中外的“雷锋现象”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记得当时我在新华社辽宁分社当记者，就听说毛主席在1962年的一次会议上，讲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大意是，美国有个国务卿叫杜勒斯，他预言：“要想在共产党中国实现和平演变，指望新中国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人，看来已经不大可能了。今后，只能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和第四代人身上。”当时，新中国与西方列强有着诸多矛盾和斗争，其中一点，就是表现在争夺青少年上。
另一方面，国内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老百姓吃不饱饭，军粮供应也不足。面对美、苏等国家的经济封锁与国内的暂时困难，中共中央及时发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增产节约”的号召；同时，中央军委也及时要求各部队在全军开展“两忆三查”活动，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雷锋这一先进人物，就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大背景下产生的。
全国新闻单位最早报道雷锋先进事迹的是新华社辽宁分社，直接参与采访雷锋先进事迹的是辽宁分社政教组长佟希文和李健羽等同志。
寻蔓摸瓜访题词的亲历者
1988年秋末，组织上安排我担任抚顺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我发现在全国范围广泛而持久开展的学雷锋活动，其源头就在雷锋生前所在部队驻地的抚顺市望花区。但是有关史料却没有做深入挖掘和整理，于是我们决定对这件事进行追踪。在沈阳，我们先找到了已离休的住在沈阳军区政治部第一干休所里的佟希文和李健羽。佟希文后任新华社辽宁分社编委，也算是我的老领导。
当我们寒暄过后，佟希文对雷锋的情况作了介绍。他说：“雷锋这位先进人物，不是我们宣传出来的。早在1960年11月26日，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杜平中将，亲笔写下批语，并决定将我们第一次采写的通讯《毛主席的好战士》，在沈阳军区机关报《前进报》首次发表。在此之前，雷锋在他所在的工程兵部队里，就已经很有名气了。”那么，雷锋又是怎样早就有“名气”的呢？佟希文、李健羽建议我们去访问陈广生。据佟、李二人介绍，陈广生当年是雷锋所在团俱乐部主任、《雷锋的故事》一书的作者，后因写雷锋、宣传雷锋工作需要，从基层部队调来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工作。
陈广生不愧是位熟知有关雷锋故事的“活材料”。他介绍了许多雷锋成长的故事。同时，在这里第一次听到有关雷锋所在团政委韩万金，在发现、培养和宣传雷锋过程中的无私奉献，更让我们深受感动。
陈广生说：“在60年代，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是韩万金政委率先把自己多年积存的2000元钱全部交了党费。我们团的干部战士都说，正因为韩万金本人就是个‘活雷锋’，所以，他才能独具慧眼地发现、识别、培育、宣传雷锋这个先进典型。”陈广生眼含泪花介绍道：“为什么在大量宣传雷锋的报道中见不到韩万金的名字，就是因为韩政委相当严格要求自己。当年，我最初写的有关雷锋事迹的通讯，以及后来写的《雷锋的故事》一书中，都写有韩政委‘伯乐育新人’的章节，但审稿时，却都被韩政委给一笔删掉了。”“直到1972年12月23日，在韩万金病逝前不久，我到医院去看望他时，韩政委在弥留之际，还在断断续续地嘱咐我：‘……雷锋是党和人民培育的……我们不能沾雷锋的这个光啊！’”
陈广生说，雷锋曾被望花区两个小学校聘为“校外辅导员”。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后，他生前辅导过的一批又一批小学生纷纷跑到部队营房，哭喊着要见“雷锋叔叔”。团首长很理解孩子们的心情，当即决定把雷锋遗留下来的所有物品集中起来，办起“雷锋同志遗物陈列室”，让孩子们前来观看。未料，消息不胫而走。在短短20天时间，这间小屋就接待了望花区附近的近万名观众。其中就有抚顺团市委书记宋廷章。
我们在沈阳辽宁省总工会会客室里，见到了在这曾担任省总工会副主席、当时已离休在家的宋廷章同志。在50年代初期，宋廷章是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蒋南翔的秘书。后来，他下派到抚顺团市委任宣传部长。
他说《中国青年》杂志社前任老总编邢方群和他很熟，1963年，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就是最先在《中国青年》杂志学习雷锋专辑刊登的。你们可以去北京找找邢方群，问问邢是否知道一些内情。他告诉了我们邢方群住宅电话号码。我们喜出望外，决定去北京找邢方群。
访问邢方群及毛主席秘书林克
1990年8月，我们来到《中国青年》杂志社。因为有宋廷章的引荐，很快找到邢方群老总编。邢老虽古稀之年，满头白发，但身体尚好，言谈思路清晰。当说起1963年3月2日，《中国青年》杂志特刊首次刊登毛主席手书“向雷锋同志学习”之事时，邢老兴致勃勃地谈道：“此事虽已过去27年，但事关重大，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接着他介绍了当年该杂志社，面对首都各大报突如其来的宣传学雷锋之声势，以及杂志社内部的一些反应，深感内外“压力”很大。于是，便在1963年2月１1日，由他主持，紧急召开了一次编委扩大会议。
邢老说：“这次编委扩大会议作出的几个重大决定，都非常及时和重要。第一，由我负责，分别给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写信，请求为学雷锋题词，或者写诗，作文等。第二，决定把《中国青年》杂志第5期和第6期合刊，出‘学习雷锋专辑’。第三，立即派记者深入雷锋生前所在部队，深挖雷锋成长过程与基层最初开展学雷锋活动等方面的细节。”邢老继续说，“因为《中国青年》杂志是个半月刊，在宣传规模和速度上比不了首都各大报，我们只能在宣传深度、高度和声势上下功夫，力求做到后来居上。”
关于毛主席手书题词的相关细节，邢老说：“说实在的，我是用毛笔在直行红格信笺上，工工整整地给毛主席写请求信。可是，当2月15日派人把信送到中南海之后，我心里就犯了嘀咕，心想，毛主席工作那么忙，能答应我们的请求吗？但转念又一想，毛主席一向关心青年，热爱青年。在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曾为年轻的刘胡兰烈士，写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现在，在和平建设时期，雷锋的模范事迹又这样突出，雷锋还在他写的日记里充满了对党真挚的感情，相信毛主席很可能会为学雷锋写题词的。”
我问：“您知道，毛主席的题词，又是怎样写出来的？”
邢老笑笑说：“说起来，当年我们也是急于想知道毛主席能不能写题词，以及怎样写题词。这期间，我们曾向毛主席办公室挂了两次电话询问。一次是我打的电话，一次是我让别人打的电话。记得接电话的是毛主席办公室工作人员叫林克的。他第一次答复：信收到了，主席看过了，没有表示态度。我一听‘没有表示态度’，说明主席正在考虑，这足以让我们振奋了。过了几天，我们又打了一次电话询问。回答是：‘主席已决定为你们写题词。’听到这一回答，编辑部的同志都更加兴奋。于是，我们又接着请主席办公室的同志转告毛主席，《中国青年》‘学习雷锋专辑’准备3月1日出版，付印时间是2月26日，请主席最好能在2月25日前写好题词，因为印刷还要有近一周时间。2月22日下午3点，随着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好消息果然从中南海传到了《中国青年》编辑部。毛主席办公室工作人员说：‘主席为你们的题词已经写好了，请派人到中南海西门来取。’当时，编辑部年轻的摄影记者兼通讯员刘全聚同志，立即骑上摩托车，向中南海奔去。几十分钟后，毛主席书写的‘向雷锋同志学习’几个刚劲有力的大字，便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这时，全杂志社轰动了，团中央机关也轰动了……”
听了邢方群的回忆，我又进一步询问：“当年，毛主席为什么只写‘向雷锋同志学习’，而不写向雷锋学习什么呢？”
邢方群回答说：“这个问题，我就说不清楚了。你想问个究竟，最好去找当年毛主席的秘书林克。林克同志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我有他住宅电话。你同他联系看看。”
回到新华总社招待所住处，我便按照邢方群提供的电话号码，立即给林克家挂通了电话。恰好，接听电话的正是林克本人。我先很客气地作了自我介绍，说明了来意，一再重复从邢方群那里获知林克同志是当年毛主席为学雷锋写题词的第一见证人，很想登门拜访，请林克同志能把这段极其珍贵的史实过程翔实记录下来。但林克用微弱声音回答我的一些话，竟像冷水浇头似的让我大失所望。
林克是江苏省常州人，1925年11月2日生，1949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经济系，校长是美国驻南京国民政府最后一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1949年北平解放前，林克就在学校从事进步学生运动。北平解放后不久，林克被新华总社国际部录用为该社记者、英文翻译、编辑组长。1954年秋，毛泽东提出要学习英文，经当时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审核，推荐给毛泽东任英语秘书。自1954年秋，到1966年7月文革初始，林克一直在毛泽东办公室工作，不单教毛泽东学习英文，还负责每天向毛泽东汇总简报世界各地发生的重大事件，兼处理办公室文电来往、资料管理等日常事务。1970年至1979年，林克又回到新华社总社国际部工作。之后，到1986年，林克被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达国家经济研究室主任。1996年12月，病故于北京。
1９90年第一次打电话给林克时，林克回答说：“很抱歉，实在对不起，目前我还不能接待您。因为我患肺癌，有一叶肺已经切去了三分之一。刚做完肺切除大手术不久，前天才办理出院回到家里，大夫让我安心静养，约我写文章恐怕是不行了。”听了林克的回话，我很心痛，又一时不知所措。当时林克在电话里一再重复：“好吧，就这样吧。我支持你们编辑出版这本书，只是我现在无能为力……”我发觉林克要马上撂电话，情急之中，歉疚地对他说道：“林老，真对不起您，打搅您休息了。只怪我当了多年新闻记者，养成一个怪毛病，只要盯住了某一位采访对象，就会紧追不舍……”林克忽然好像精神振奋了一下，插话追问：“您是哪家报社的记者？”我照实回答：“60年代，我曾是新华社记者。”林克追问：“60年代，我也是新华社记者，我怎么不认识你？”我回答：“当年，我是新华社辽宁分社工业组的记者。分社社长是鲁蛮，浙江省人，他是延安时期的‘老新华’。副社长……”林克又插话说：“噢！原来我们俩是一家人。当年我在新华总社国际总部工作，后因工作需要，才调到毛主席办公室。”我也兴奋起来，说：“难怪林老您不认识我。您是总社国际部编委会直属下的一位业务骨干，我是总社国内部编委会下属的一个省分社，又下属的一个工业组里的小人物。”
我们之间一时近了许多，林克说：“说真格的，目前我身体状况确实不好。这样吧，让我试试看。您提出的要求，我已经听明白了。我若能写，就把稿子直接寄给你。你也不要再来了。若写不出来，请您也别责怪我。现在，我确定有困难。”
我回到抚顺以后，又给林克写了一封信，向他表达感谢和问候之意，并请他务必注意保重身体。只要感觉身体还可以，就顺手写上一小段，千万不要写得过久，累坏了身体。还提出：不要轻易放过主席题词每一个有关的重要情节和细节，包括毛主席住室的内外环境、工作习惯等等。
没想到，信寄走大约10来天之后，我就接到了林克的回信。打开信封看时，是林克亲笔写的一篇《回忆毛泽东同志为学习雷锋题词经过》的稿子。字迹工整，清晰、大方，文章结构严密，文字通顺流畅，有关的细节都一一记录下来了。我仔细看了两遍，大约有2400多字。1991年2月，17．9万字的《回顾学雷锋活动的起源和发展》史料专辑，由沈阳军区“白山出版社”出版发行后，我又给林克写了信，并寄去了样书和稿酬。
林克的文稿开头是这样写的：“1990年8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抚顺市委员会文史办公室主任纪敏同志写给我一封信，要我写一份毛主席为学习雷锋题词详细经过的资料，因为请毛主席题词这件事当时是我经办的。由于自1963年3月初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发表以来，已经经历了27个年头，要回忆起当时的全部细节是不可能的。现在，只能尽我所能仔细地追述当时的题词经过，来完成纪敏同志的嘱托。”
下面是文稿正文。先写如何收到《中国青年》杂志社请求毛主席题词信的经过，与几次询问和答复经过。
当写到《中国青年》杂志社又来电话，请求转告毛主席可否于2月25日前写好题词时，林克笔锋一转，写道：“毛主席让我先拟几个题词供他参考。”于是，林克就挖空心思，拟出十来个题词方案。
接着，林克写道：“2月22日，毛主席睡醒以后，值班警卫员打电话告诉我，主席让我去一下。我带着事先选好的文件、资料匆匆来到毛主席的寝室。毛主席正穿着睡衣斜倚在床栏上看文件，看见我来到身旁，便放下手中的文件。我随即将新文件放到他床头的长桌上。他示意我坐下。我便在他床前一张藤桌旁的椅子上坐下来。这时，毛主席从他身左半边床的书堆上拿起了一张信纸递给了我。我一看，只见他已在纸上用毛笔书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7个潇洒飘逸的行草字。我为他拟的十来个题词，他一个也未用。这时，他吸了一口香烟，从容地带着询问的目光问道：‘你看行吗？’我爽朗地回答说：‘写得很好，而且非常概括。’毛主席好像要解释为什么没有采用我拟的题词这一疑问似的，接着说道：是嘛。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只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当然，学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求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不但普通干部、群众学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气。现在看来，毛主席的这番话不仅指出了学雷锋的方法，而且指明了雷锋身上最本质的东西；特别是指出了学雷锋的方向。”
读了林克的文稿，使我更感到能挖出这份史料的不易与珍贵，以及林克认真求实的精神。几年之后，当获知林克同志病逝时，我非常难过。
周总理两次题词的过程
早在我们走访《中国青年》杂志社时，就已初步摸清周恩来总理曾前后两次为学雷锋题词的情况，但总感觉过程不那么完整细致。
关于周总理的第一次题词，《中国青年》杂志社几位总编、编辑介绍得非常详细；但总理的第二次题词，因为是解放军总政治部首长特约的，是在《解放军报》首先刊登的，《中国青年》杂志社的同志就不很清楚了。
当时邢方群是这样介绍的：“我们在提出请毛主席为雷锋同志题词的同时，也向周恩来总理发出了请求题词的信。周总理的题词是早于毛主席的题词先送到了编辑部，题词是：‘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刊在《中国青年》‘学习雷锋专刊’上。”“同一期《中国青年》专辑，还刊登了几位老一辈革命家应编辑部之请所写的诗文。如，董必武送来了《歌咏雷锋同志》的诗：‘有众读毛选，雷锋特认真；不惟明字句，而且得精神。阶级观清楚，劳动念朴纯；螺丝钉不锈，历史色长新。只作平常事，皆成巨丽珍；普通一战士，生活为人民’。谢觉哉在北京医院住院期间，还写了散文《读雷锋同志的日记摘抄》，以及一首《学雷锋》的诗：‘曾云六亿舜尧群，崛起平民迥不同。谈到做到心意广，神州处处学雷锋。’还有，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接到编辑部约稿信后，特地组成专门班子研究，很快写出了‘《学习雷锋》——写给《中国青年》’的专文，精辟地分析了雷锋同志的崇高思想和优秀品格。”
关于周总理第二次为学雷锋题词，邢方群说：“当年，《中国青年》杂志社首先得到毛主席手写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后，周总理又接到解放军总政首长亲自写信，再次约请总理题词在《解放军报》上刊发。于是，周总理就让他的秘书打电话问我们：‘听说主席已为《中国青年》题词，请问主席题词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把主席题词的内容如实作了报告后，周总理才又作了第二次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邢方群强调说：“显然，这是周总理在了解到毛主席的题词内容后，经过深思熟虑，对向雷锋同志学习什么，作出了具体阐述，这就为广大青年进一步指明了学习方向。”
关于周恩来第二次提词高度概括的4句话，我意外地在原《中国青年》杂志社前任思想修养编辑组组长王江云那里得到了答复。王江云说：“您问的这个问题，正是当年我们编辑组全组同志都非常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记得，有一次，我们前去拜访邓大姐时，曾向邓大姐问过这件事。邓大姐谈到总理为学雷锋第二次写题词经过时说：‘已经是深夜了，他又一次翻看了雷锋日记摘抄，然后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沉思了近一个多小时，才坐下来写题词。显然，总理是根据毛主席题词的内涵，经过了深思熟虑，高度概括了应该向雷锋同志学习什么，为广大青年指明了具体的学习方向。’”
就探索周总理第二次为学雷锋题词的经过，在我们采访前新华社辽宁分社政教组长佟希文时，还得到了另外一种说法。据介绍，那时辽宁分社记者佟希文、雷润明采写的长篇通讯《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于1963年2月8日在《人民日报》二版发表。同日，该报五版还刊登了《雷锋日记摘抄》和雷锋的一些照片等。不久，《人民日报》社总编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给辽宁分社社长鲁蛮打来电话。因是询问有关雷锋日记的事，鲁蛮即让佟希文直接回答。吴冷西在电话里讲：“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读了雷锋事迹通讯报道和他的日记摘抄，他们都很感动，认为雷锋是青年好榜样，日记也写得很好。总理要求报社认真核实，要搞清楚。哪些是雷锋自己的话，哪些是他摘记别人的话。别人的话一定要注明出处。事后，佟希文向沈阳军区有关领导汇报了吴冷西电话谈的基本意思。军区还根据总政的指示，组织专人对雷锋日记进行了认真核对整理。
佟希文还介绍说：“不久，新华总社来电说，近日内，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老一辈革命家为学雷锋题词将要陆续公开发表，希望辽宁分社尽快再赶写一篇标准通讯，以便配合毛主席题词手迹的传真照片和周总理等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题词向全国各报、台播发。”
在获得以上有关资料之后，我们想起还有一个重要环节的史料尚未“挖掘”，这就是《解放军报》编辑部。
可是，当我们向《解放军报》社和总政机关有关部门同志询问27年前发生的这一事情时，他们都回答：“不清楚”。后来，在军报社找到了一位已离职多年的老同志，他说：“最有资格回答当年这一段史实的，就是目前尚健在的《解放军报》社前任副总编兼总编室主任吕梁同志，因为军报首发中央首长题词那天，正是吕梁同志值夜班。”但吕梁因突患脑血栓病症，在北京301医院住院。无奈，我们只能设法找到了吕梁的秘书。在电话中这位年轻秘书回答得非常干脆：“……我们首长病情很严重。这几天，病情虽说有些好转，每天还在打点滴。说话都非常吃力，请他写文章，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怎么办？只能怪我们“抢救”史料来晚了一步。
大约是1９91年1月中下旬的某天中午，我忽然接到从北京301医院打来的电话，这是吕梁的秘书。他急忙忙地说道：“首长知道了您请他写文章的事，他并没有作任何表示。最近，当他打完点滴后，就向我要笔和纸。我问他：‘你要写什么？’他说：‘约我写关于总理的事，我脑子出血也要写。’我说：‘您病情刚好转，再动脑有危险。您若想写，可以一天讲一小段，我给您记。’首长说：‘不行。是写总理的事，必须我亲自写，谁也不能代笔。’就这样，他想了很长时间，也写了很长时间。手指还颤动，有些字，你们也可能看不清……”
听了吕梁秘书的陈述，我深受感动。因担心出版社已经开机印刷了，忙问：“吕梁同志写了多少字？”秘书答：“大概有600多个字吧……”我又说：“好在字数不多，邮寄也来不及了。可否你现在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我这边记录。然后，将编辑过的打字稿，再寄给吕梁同志审定？”秘书同意。
当我们把记录下来的624个字的文稿，急忙送到沈阳白山出版社时（当时《回顾学雷锋活动的起源和发展》一书已在这时发排），责任编辑李之熙说，该书有些文稿已在排印之中。因而，吕梁的文稿是最后插入书稿中去的。
吕梁的文稿这样记述：
“……在周总理的题词即将见报前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解放军报社两位领导同志从中央军委礼堂打来电话对我讲：周总理正在这里参加晚会，总理对他们（注：指对军报领导同志）说，他为学雷锋题词拟了四句话：‘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总理说，他感到第四句还需要斟酌，希望能像前三句一样（“憎爱”、“言行”、“公私”），把矛盾的两个方面具体表述出来，要求军报的同志帮他推敲修改一下。因为时间紧急，要我在一个小时内提出修改意见。我连忙召集夜班的同志们研究，大家想了好几个修改方案，经过反复比较，感到所有方案都不理想，没有达到总理预期的要求，我也深感惭愧。
“此后，每当我重读周总理的这一题词，都不仅感到题词的内容深刻、具体，而且，总理的那种字斟句酌的严谨精神，虚怀若谷、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每每都浮现在我的面前，给我以教育和鞭策。”
1991年2月，《回顾学雷锋活动的起源和发展》一书，在白山出版社终于顺利出版发行了。
责任编辑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