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云谲波诡的一年，在中国历史上注定要写下浓重的一笔。这一年，古老的中国大地，中国两种命运的博弈，到了一决胜负的关头。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之后，1947年5月，随着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进驻西柏坡，又拉开了中国革命总战略由农村包围城市向夺取城市转变的序幕。
西柏坡的神秘来客
西柏坡，距石家庄８0公里，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的柏坡岭下，是一个风光秀美的小山村。全村百十来户人家，滹沱河擦村而过，两岸滩地肥美，稻麦两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属于晋察冀解放区，是革命老根据地。
1947年5月，正是农历的阳春三月，西柏坡沉浸在静谧的春色中。一队神秘人马的到来，打破了山村的宁静。
这队人马号称“工人劳动大学”，带队的人名为胡服，称胡校长，还有一位朱校董。但是，群众看着这些人号院修房子，带来的一哨人马一溜分散在周围十几个村子，怎么看也不像是个学校。
其实，这是中共中央工委来到了西柏坡。
1947年3月，国民党蒋介石在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破产之后，在军事上被迫放弃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将进攻的重点放在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3月13日，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调集15个旅14万人，向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进犯。为了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3月18日，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3月29日，在清涧县枣林沟，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划分为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央前委，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战争；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委，去华北开展中央委托的工作；以叶剑英为书记的中央后委，也留在陕北配合中央前委工作。
4月１1日，中共中央正式下发通知：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彭真、康生为常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中央社会部、总政治部、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文教工作团、三局一部分、中央机要处一部分、中央办公厅及秘书处各一部分，均由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率领去太行，受中央工作委员会领导。
在枣林沟会议结束的当天下午，刘少奇、朱德即带领一部分人出发，渡黄河，过晋绥，历经一个月的长途跋涉，进入晋察冀解放区。
经和晋察冀边区领导商量，中央工委决定留在晋察冀。但究竟到哪里安营扎寨，进行了慎重研究。从中央机关居住要适当集中、靠近交通线，便于和各解放区联系和安全等因素出发，经实地勘察选址，最后定居西柏坡。为了适应战争环境，中央工委对外称“工校”，刘少奇称胡校长（胡服），朱德称朱校董。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住在西柏坡村，机关各部门围绕西柏坡，分散在附近的10多个村庄。
中央工委到晋察冀要进行的是中央委托的工作。在1947年2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作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报告中就指出，为迎接这次即将来到的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新高潮，彻底粉碎蒋军的进攻，党所面临的主要工作是，必须重点解决好3个方面的问题，即军事问题、土地问题、生产问题。6月14日，毛泽东对中央工委当前的任务作出明确指示：“就全局看，本月当为全面反攻开始月份。你们在今后六个月内如能（一）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
中央工委从进驻西柏坡，到中共中央迁来的一年时间里，集中精力抓了这3方面的工作，开创了华北解放区军事、政治、经济的新局面，为党中央进驻西柏坡创造了条件，也拉开了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序幕。
吹响新的进军号角
1946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撕毁和平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向各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叫嚷5个月解决“共军”。但是，到了1947年初，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就成了强弩之末，不得不改为重点进攻。于是，“共军”的“老帅”被逼出了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机关人员，像拖着长长的尾巴似的，和“国军”大部队在陕北的沟沟岔岔捉起了迷藏。
国民党军20多万人马被拖在了陕北，给了毛泽东谋划高棋绝招的绝妙机会——自己拖住国民党几十万人马，造成国民党陕南豫西兵力空虚，晋冀鲁豫野战军乘机突过黄河，把战争引向蒋管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
但是，中国共产党最高统帅部也不无忧虑，那就是和陕甘宁、晋冀鲁豫解放区相邻的晋察冀，在解放战争开始后，军事上处于被动状态，如不及时解决，不仅影响陕北战局，而且势必要“绊”刘邓大军过河的“马腿”。
于是，中央工委到晋察冀解放区，解决晋察冀军事问题，就成了三大任务的首要任务。
晋察冀是抗日战争开始后，八路军挺进敌后建立的老根据地，在8年抗日战争中，根据地军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屡建战功。晋察冀边区成为“模范边区”。正如刘少奇所说，这里的“干部、人民、军队，都有很大的功劳，各方面的工作从来在各个根据地中都是比较好的”。
在国民党军队挑起全面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犯，中国面临两种命运的形势下，晋察冀解放区再次成为牵动全国战局的战略要地。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从1945年9月到１1月，把6个军、17个师，共15万军队运送到了华北，在日伪军配合下，先后抢占了北平、天津、石家庄、保定、山海关等主要城市，成立了第十一战区。与此同时，阎锡山第二战区的军队抢占了大同、太原等地，傅作义第十二战区的军队抢占了归绥（今呼和浩特）和绥东、绥南大片地区。国民党军队的三个战区，在晋察冀及周围地区共集结了43万多人的兵力。他们以抢占的大中城市为基地，不断向交通沿线和周围地区进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上述三股力量，在他的北平行辕的统一指挥下，以张家口为主要目标，对晋察冀解放区从东西两面进行夹击，占领热河、察哈尔两省，从而打开由陆路进入东北的通道，并切断我华北、东北、西北战略区的联系。
晋察冀面临着严酷的形势。要应对这种形势，晋察冀当时的军事力、战斗力还存在一定差距。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况：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晋察冀军队在敌人的残酷“扫荡”和步步进逼的情况下，遇到了许多困难，如部队的给养、吃粮等等均感困难，所以就将部队分散缩小了，而没有在坚持斗争的同时“向敌后之敌后”挺进恢复和开辟根据地，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在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出于真诚的和平愿望，在1946年1月国共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中共中央于3月初指示精兵简政，第一期先减三分之一，既可以表明我们的和平诚意，又可以减轻人民负担，有利于解放区的巩固与坚持。此后，晋察冀军区将精简的主要部分5万多野战军转为地方武装，同时也复员了部分老弱病残和非战斗人员。
此外，晋察冀军区还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抽调了大批兵员支援东北，先后有十几万人，还有14个军分区的地方武装。当时，确实迫切需要减轻老百姓负担，只要无战事，大批的青壮劳动力必须积极投入到生产中去。蒋介石急速发起的全面内战，使晋察冀军区的兵力变得不足了。虽然从1946年6月到1947年2月晋察冀军区共歼敌8万多人，但是，有些仗是在被动情况下打的，还没有完全掌握主动，摆脱被动。
中央工委来到西柏坡后，刘少奇和朱德立即着手了解晋察冀的军事情况。5月4日，他们在平山县封城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肖克、副政治委员罗瑞卿会商，决定由聂荣臻分别召开纵队、旅、团级干部会议，总结晋察冀军区作战的经验教训。朱德还几次出席晋察冀中央局会议，并和指战员谈话，广泛征求意见，摸清部队情况，找到问题的症结，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首先进行组织整顿，正式组建晋察冀野战军，杨得志为司令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杨成武为第二政治委员。全军辖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及炮兵旅，共12万人。建立军区后勤部，统一领导供给、卫生、兵站、运输、交通、补充新兵、训练俘虏等工作，使野战军脱离后方勤务工作，集中精力进行训练与打仗，使部队轻快有力，灵活使用。
朱德将晋察冀军事工作的初步处理情况于6月1日报告中央，征得了中央同意。这次整编，正如聂荣臻所说：“为迎接新的胜利做了组织准备。”但要真正发挥整编后野战军的作用，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朱德一直留在部队，继续解决军事问题。对军事原则、战术方法、军民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整顿。很快确定了“打大歼灭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并又进一步提出了打歼灭战的具体作战方法。
经过整顿的晋察冀部队，以新的面貌和高昂的斗志投入到战略大反攻的行列，逐渐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在华北战场连创佳绩。4月到7月连续发起的正太战役、青沧战役、保北战役中，连获三捷，使国民党在华北的战略要点石家庄彻底孤立，并达到了配合东北作战，不使敌人增援东北的目的。这标志着华北解放军已开始扭转战局，由被动转入主动进攻阶段。
而在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12万余人，一举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由此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
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工委和晋察冀军区构想着新的战略。
如果说，晋冀鲁豫野战军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是一次战略转折，那么，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节节胜利，中国两种命运决战的另一个有意义的转折点在哪里？
攻打石家庄的战略构想应运而生。
攻打城市，牵涉到中国共产党总的军事路线。
自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1927年从南昌城走出，到1947年，20载转战南北，从小到大，打过许多可以载入军事史册的胜仗，但在城市攻坚上，留下的却是血写的屈辱和无尽的缺憾。
南昌起义，失败。
广州起义，失败。
攻打长沙，仍是失败。
正是从这血的教训中，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悟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这是中国革命的总战略。
“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还是要夺取城市。所以，当抗日战争进入胜利阶段和解放战争初期，人民军队也发动了夺取城市的战役。
但是，晋察冀军区发起的大同战役、归绥战役、集宁战役相继失利。
好不容易赢得了张家口，又不得不撤出。
于是，有人怀疑，共产党只能钻山沟。国民党的新闻局长董显光就说：共产党说全面反攻已有好久了，但还没有打下一个大城市。
攻打石家庄，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这是更新意义上的战略反攻——攻克城市，吹响了向城市进军的号角，拉开了中国革命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序幕。
对此，当年亲历了石家庄战役的将军们，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从不同角度作了阐述。如聂荣臻的《聂荣臻回忆录》、杨成武的《战华北》、杨得志的《横戈马上》等。郑维山是这样记述的：
石家庄是国民党控制冀南、冀中的重镇，是敌人连结华北、山东和中原的要冲。拔掉这颗钉子，从全国战局看，对于稳定和发展华北形势，割断敌人山西与中原、华北与山东之间的联系，孤立华北之敌，都是一个重大的贡献。这样，就把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接起来，对于两大解放区发展交通及工业、商业、农业，支援前线，促进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另外，正如朱总司令后来所说的：“过去人家说我们打不下大城市，你们晋察冀部队曾经打下张家口，人家不承认，说是苏联红军帮助打下的，前一时期国民党的新闻局长董显光还说，共产党说全面反攻已有好久了，但还没有打下一个大城市。”就连已经做了俘虏的敌三军军长罗历戎也不相信我军能攻下石家庄，他认定石家庄的工事为炮火所不能摧毁。攻克石家庄，就可以打破敌人制造的神话，动摇其防守城市的信心。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是中国革命的总战略。全面夺取城市的时期不久即可到来。在全面夺取城市的前夜，创夺取城市的先例，积夺取城市的经验，对推动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将产生巨大影响。
拨动棋子的巨手
无疑，在1947年，中国两种命运博弈到了一决胜负的关头，石家庄成了这盘棋局上的一枚大棋子。如何拨动这枚棋子，关乎到国共博弈的整个棋局的走势。对弈的双方，都在用巨手来拨动。国共双方，从决策层到指战员，都倾其全力，斗智斗勇。
石家庄战役是在中共中央工委的关注和直接指挥下进行的。
攻打石家庄，早在1946年10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就提出来了。据郑维山回忆：
晋察冀军区关于攻克石家庄的考虑最早产生于内战开始之初，是由聂总提出的。大约是一九四六年十月的一次军事会议上，聂总分析敌我形势和石家庄的战略地位时说：石家庄是华北的要塞，华北的门户，不能久在敌手，一旦条件成热，就要坚决夺取之。解放石家庄是我们目前主要战役目标，从现在起，我们的军事斗争和民政工作，都要围绕着夺取石家庄来做，这叫有钢用在刀刃上。现在敌我力量悬差很大，石家庄又有坚固的设防，不可轻易去打，要创造条件，只要消灭了第三军三几个团以后，就可以打。年底，聂总向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军区明确提出：要创造条件，适机夺取石家庄。
攻打石家庄，牵动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的心。
1947年5月，朱德随中央工委来到晋察冀。聂荣臻把夺取石家庄的设想和准备工作，向朱德总司令作了汇报。朱原则同意。
1947年10月20日12时，清风店战役结束的当天，晋察冀军区就迅速、果断地作出了重大的决策，主要领导同志在主持中央局召开的边区土地会议的空隙中，致电中央军委、工委并晋冀鲁豫军区，提出“拟乘胜夺取石门”。此时，清风店战役结束仅仅半个钟头，枪声刚刚停息，硝烟还未散尽。
中央工委收到晋察冀军区关于乘胜夺取石家庄的请示报告后，一面于23日致电中央军委：“我们意见亦以打石门为有利。”“乘胜进攻，有可能打开，亦可能引起平、保敌人南援，在保、石间寻求大规模的运动战的机会。”同时复电晋察冀军区，同意乘胜打石家庄，要求做好各种准备，待军委批准后，用全力来进行此战役。
同日，中央军委及时给晋察冀军区回电。电报是毛泽东亲自拟定的。电报指出：“清风店大歼灭战胜利，对于你区战斗作风之进一步转变有巨大意义。目前如北面敌南下则歼灭其一部，北面敌停顿则我军应于现地休息十天左右，整顿部队，恢复疲劳，侦察石门，完成打石门之一切准备。然后不但集中主力九个旅，而且要集中几个地方旅，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
当中央军委同意攻打石家庄后，朱德总司令去安国前线视察部队，调查研究解放石家庄的具体部署，征询部队的意见。
10月27日，总司令视察了晋察冀军区炮兵旅。在接见该旅第一团干部时指出：打下石家庄，可以学会攻坚战，学会打大城市，还可以把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意义都很大。
10月30日，朱德在安国参加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召开的炮兵、工兵会议，讨论研究如何打低堡、暗堡，如何进行坑道作业，通过外壕和进行巷战等问题。31日，又参加了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召开的旅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正式宣布进行石家庄战役，朱德讲话指出，石家庄战役是攻坚战，要“勇敢加技术”。
石家庄的两位剧作家张子澍、周继高，为了写《攻克石门》剧本，1977年、1978年曾对当时参加石家庄战役的双方人员进行了一系列采访活动。为了解朱总司令在石家庄战役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们在北京，访问了孙毅、傅崇碧等将军，在武汉，采访了杨得志司令员，并多次与朱总身边工作人员潘开文、齐明臣、李树槐、郭仁以及朱总的女儿朱敏等交谈。他们是这样记述的：
据总司令当时的卫士长齐明臣回忆，朱总曾召集团以上干部讲话，一个农家的四合院里挤得满满的。在攻石门前，在深泽县一个小树林里，又讲过一次。此外，还分别与干部、战士座谈。
另据孙毅司令员回忆：攻打石门前，朱总曾在黑马张庄军区后院住过一段时间。并忆及朱总向团以上干部讲话的情景，当时还作了记录。综合一些人的向忆，朱总司令几次讲话的要点是：首先，讲述了当时的形势：
……各大区的大好形势，特别讲了太行、晋东南歼敌三万多人，晋察冀与晋冀鲁豫已连成一片。如果石门这颗钉子拔去，就更方便了。
此外，朱总反复强调“勇敢加技术”。以自己为例，说我当了一辈子兵，打仗无数次，身上没挂过彩。又说：一发炮弹一个中农家产，要充分利用炸药。
石门是平原，如何接近敌人，朱总强调挖地道。说：有地道，（敌人）发现不了，发现了也打不着。还强调干部要向战士学习，发扬军事民主。傅崇碧司令回忆，朱的历次讲话都和讲故事、摆龙门阵一样。
朱总司令还亲自向清风店战役被俘的军官问话。由于国民党三军中有一些人来自滇军，是总司令的老部下，再加上总司令平易近人的态度，原来吓得够戗的俘虏都能认真地、如实地回答问题。经过总司令这些具体、细致的工作，对石门守敌的军事设施、武器配备、人员部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有利于战役的指挥。
以后，还陆续释放了一些战俘，他们回去后，对瓦解石门的军心起了很大作用，只是动员罗历戎写信劝降，罗没干。
在战斗打响之后，据杨得志司令员回忆：朱总司令从突破第一道市沟后，来过几次电话。在听取汇报后，说：“打得好！祝贺你们，按照你们的计划继续完成。大家都希望着你们。一定要拿下，而且要打得漂亮。”杨得志司令员每次都把总司令员的指示再用电话传达给各纵队的指挥员，让大家都知道总司令在注视着前线将士们的行动，激发了指战员的战斗意志。
杨司令员在回忆这件事时说：“接过总司令几次电话，每次都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有时从他一句话里就获得巨大的力量。”
经过激烈的巷战，我军接近敌核心工事大石桥时，四纵前沿指挥所接到野战司令部的电话：“总司令要到前面来。野司担心安全问题，建议总司令不要到前面去，总司令说一定要听一听第一线的意见。”傅崇碧政委接电话后，征询了在场几位同志的意见，对电话大声说：“我们一致不同意，请总司令讲讲民主吧！”
再看看郑维山的回忆。
1947年10月25日，晋察冀野战军前委召开了有旅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研究石家庄战役作战计划。朱德总司令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之前，朱总司令曾亲自审问清风店战役俘虏的敌中高级军官，取得石家庄防务的第一手资料。大概与总司令亲自作调查研究有关吧，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勇敢加技术”的口号，作为战役准备和作战指导的总原则。总司令还要求各部队广泛开展军事民主，认真钻研战术技术，并做好入城后的准备工作。会后，总司令电告正在主持边区土地会议的聂荣臻等同志：“我到此已去看过炮兵，召集炮兵、工兵干部开过会，讨论攻石门技术问题。又召集旅以上干部会议，共同决定了攻石门计划，以阵地战的进攻战术为主要方法，有组织、有步骤地去进攻，用坑道作业接近堡垒，用炸药爆破，加以炮击，各个摧毁，采取稳打稳进的办法。”
蒋介石力挽残局
对弈是残酷的，每一位棋手都想在棋盘上有支配权。
作为和中国共产党博弈的对手，国民党最高决策者蒋介石，深知石家庄是枚牵动整个华北战局的大棋子。所以，当日本投降时，他就急匆匆命令胡宗南远从陕西、甘肃调兵谴将，日夜兼程赶往华北，抢占石家庄，重兵驻守，抢修工事。现在，到了双方决定命运的时刻，岂肯让对手“吃”掉手中的这枚大棋子？
但是，比起共产党来，此时蒋介石的棋局，已成了残局。
也许，没有谁能比驻守石家庄的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最先感到危机了。想当初，罗历戎占据石家庄后，便扬言“要与石门共存亡”，加强防务，抢修工事，妄图把石门变成“固若金汤”的现代化要塞。在日本侵略军修筑了8年工事的基础上，又强迫市民和郊区的农民昼夜不停地赶修工事，征调民工最多时一天达上万人。修筑了外市沟、内市沟。外市沟长约30公里，内市沟约18公里，在外市沟内侧又修了环石铁路。两道市沟的上口宽约10米，下口宽4．5米，沟深约5．6米，挖出的土方堆于沟的内侧，高于地面约4．5米，沟的里侧从沟顶到沟底足有10米深。还在石门火车站、大石桥、正太饭店修筑了核心工事，在全市主要街道路口和防护沟上修建了6000个碉堡，形成了3道防线。第一道为外市沟，沟外沿有鹿砦、铁丝网和布雷区，沟内沿有高堡、伏堡1000多个，并设有电网。其后是环石铁路，6辆铁甲列车不断巡逻。第二道是内市沟，沟内有尖木桩，沟外有铁丝网、挂雷和鹿砦，沟沿设有比外市沟更稠密坚固的高堡、低堡、伏堡和野战工事。内、外市沟之间的各村庄，都构有坚固工事。两道市沟之间有交通沟或地道连结，沟内设置削桩、鹿砦。第三道防线是以市区内为中心的大石桥、火车站、正太饭店、铁路大厂等坚固建筑组成的核心工事，核心工事同重要碉堡之间，以明堑暗道相通。3道防线之外，还分别在大郭村、东西三教、南北翟营和市东北的制高点云盘山等地，构筑了工事和火力点。
罗历戎自认为石家庄的防线“固若金汤”，曾扬言：“凭石家庄的工事，国军可坐守3年。”“没有飞机、坦克，共军休想拿下石家庄。”那是何等的牛气冲天。然而，不到两年，作为驻守石家庄的最高军事长官的罗历戎，就真真切切感到撑不住了。
那是1947年4月，晋察冀解放军在石家庄周围发动了正太战役。罗历戎感到石家庄处于危险之中，而石家庄守城兵力单薄，便收缩兵力，将外围据点放弃，撤守石家庄市周围20余公里以及飞机场地区。之后，又向国民党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和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请求派兵增援石家庄。此时的北平，兵力也捉襟见肘，派不出更多的兵力，便将国民党十六军二十二师六十六团空运到石家庄，以加强石家庄的防守力量。
在罗历戎看来，增加这么点兵力，要有效抵抗解放军攻城，无疑是杯水车薪，他感到情势岌岌可危，便又致电西安胡宗南，报告受困情况，请予援助。这时，胡宗南的主力被拖在了陕北，自顾不暇，无兵可调，复电罗历戎，“增加兵力可就近向北平请求，石家庄既有一军兵力和强固工事，防守应有把握，否则只有毁灭”。
绝望的情绪占据了罗历戎的内心。
在1961年，已是全国政协委员的罗历戎先生，在他撰写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1947年时的绝望心情：“从此我和三十四集团军在河北已陷于极端不利的形势，西北无兵可派，整个国民党在军事上处于被动，只有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美苏能打起来，借美军实力来消灭苏军，减轻中国共产党军对国民党军的军事压力，并望美军到中国来打解放军，从而解除自己的受困。”
绝望之余，他便说动蒋介石，让自己带兵增援保定，脱离石家庄这个“火坑”，结果，仍然难逃覆灭的命运。这是后话。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急急忙忙跑到石家庄视察，指示罗历戎、石家庄市市长尹文堂、正定区专员牛清拴，要协力加强工事，固守石家庄。
石家庄的危局，不能不牵动国民党最高当局。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府再也坐不住了。这年的7月1日，蒋介石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就华北战局召开军事会议。
危局难转。蒋介石不得不又于10月4日，带着宋美龄及军务局长俞济时等人，再次来到北平。在北平居仁堂召开军事会。
到会的有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副主任吴奇伟，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副长官邓宝珊，十一战区副长官兼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参谋长宋肯堂，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新编第二军军长池峰城，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空军华北军区司令徐康良，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十三军军长石觉，十六军军长袁朴，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等约40余人。各军长先报告情况后，蒋介石讲话要各军注意部队训练和防守，不时出击，争取主动，抱“有我无敌”决心，达到统一建国的目的。就在这次会上，罗历戎提出调三军一部离开石家庄、增援保定的建议，蒋介石勃然大怒，拍案大骂罗历戎。蒋介石之所以对他的得意门生发如此之大的火气，无疑是考虑到石家庄的重要。
第二天，罗历戎同李文到蒋介石下榻的圆恩寺面见蒋介石。罗历戎报告了石家庄防务情况，并禀明持久守备石家庄部队给养补充困难等问题。蒋介石问：石家庄有什么重要工厂、物资，机车有多少？罗历戎回答：石家庄有机车约百余辆，工厂有纺纱厂、发电厂、机车修理厂等。蒋介石说：“石家庄应该固守。”李文说明保定需要机动部队，蒋介石这时同意了由第三军抽调一个师到保定，加强机动部队。蒋介石又问：“北调部队由谁率领？”罗历戎早就感到守石家庄下场不好，便主动要求带队北上。蒋介石批准了他的要求。
罗历戎率军北上，石家庄的防务由第三军三十二师师长刘英接任。清风店战役，罗历戎北上的部队被歼，刘英慌了神，蒋介石接连几次给刘英发电，不惜屈尊以“老弟”相称，嘱其固守石家庄，信誓旦旦地许诺：“共军若敢于进攻石家庄，兄当亲率陆空大军前去支援。”刘英得到蒋介石的许诺，立即复电蒋介石，发出“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誓言。不久，孙连仲急急忙忙地把驻保定的第三军野炮营和保定绥署第九、第十两个团，也空运到石家庄，以加强守备。
“夺取大城市的创例”
1947年11月6日，石家庄攻坚战正式打响，经过6天6夜激战，11月12日，国民党守军苦心经营的这座军事堡垒，便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石家庄回到了人民的手里。国民党守军最高指挥官三十二师师长刘英被从床下活捉，两万余人全部被歼。
1947年11月12日，永远载入历史史册的一天。这是中国革命由农村向城市重大转折的一天！
石家庄宣告解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把胜利的旗帜第一次牢固地插上了城市。
石家庄战役影响是深远的。正如朱总司令所说的，占领石家庄，其意义不仅在军事方面，同时也在政治、经济方面。
这是一个标志。
从华北战局来讲，石家庄解放，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石门开”——华北的南大门洞开，北平岌岌可危，国民党完全处于守势。华北的战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全国战局来讲，攻克石家庄，标志着解放军能够熟练地应用城市攻坚战术，军事技术有了质的飞跃。
这是一个转折。
解放石家庄，夺取国民党军防守严密的城市，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迎来了新的局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是继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之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进程中的又一个重要的战略转折。
这是一个开始。
石家庄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城市进军的起始，蒋家王朝以城市为统治的根基，开始动摇了。
内外反应
石家庄解放，一石激起千层浪。消息，像长了翅膀，向外传播着。有人欣慰，有人哀愁。
石家庄内外近百万人民，张灯结彩，欢庆胜利，晋察冀军民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
与此同时，祝贺胜利的电报从四面八方飞来。
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发来贺电：“庆祝晋察冀我军攻克石家庄歼敌两万余人之大胜利！”
朱德总司令给聂荣臻和全体指战员发来了嘉奖电：“仅经一周作战，占领石门，歼灭守敌，这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特嘉奖全军。”
在前线作战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林彪、罗荣桓、许世友、谭震林，以及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晋冀鲁豫分局、晋绥分局、西北分局，晋冀鲁豫军区、晋绥军区、晋绥行政公署、晋绥农会等各野战军、各解放区及一些群众团休，都发来贺电。
朱总司令在发电嘉奖的同时，还以《攻克石门》为题，赋诗祝贺。
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顾间。
尽灭全师收重镇，不教胡马返秦关。
攻坚战术开新面，久困人民动笑颜。
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
陈毅也掩饰不住兴奋、激动的心情，赋诗祝贺。
平山呈朱德同志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
滹沱河畔与君晤， 指定江山气象殊。
南指中原传屡捷， 石门北望庆新都。
新华社于11月16日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对石家庄之捷的评论。发言人指出：石家庄之捷“这是一个重要的胜利，并且是今后一连串胜利的开端。”“此次石家庄守敌达二万以上，并得到美国供给的蒋匪空军积极援助，然而仅仅六天，该城即被攻克。在突破敌人每一阵地时，每次只需二三十分钟。蒋匪军的士气是异常的低落了，而我军的军事技术，多谢蒋美运送的新式武器，已经空前提高了。蒋介石此次命令石家庄蒋军死守，并允许立即给以增援。但是战斗已经结束，增援的部队还不知在哪里。我军大举反攻，蒋介石兵源更加枯竭，同时蒋匪军队又不断被我歼灭在战场上，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当有战略意义的城市被我军包围时，蒋根本派不出援兵，那时像解放石家庄这样的胜利，就会一连串地到来。这种情况已经不远了，石家庄之捷本身就是一个开头。”
石家庄解放，在国外也引起很大反响。有几则外国通讯社的报道颇引人注目：
合众社的消息：石家庄之战，是解放军“可观的胜利”。
合众社的另一则消息：“保定省政府官员立即乘汽车逃向北平。”
路透社的消息：石家庄一役对蒋介石是一次“新挫败”。
的确，石家庄的惨败使蒋介石集团慌了手脚。
石家庄陷落，使蒋介石伤透了脑筋。从上次10月初的北平军事会议，他亲自部署华北“剿共”作战，到11月12日，时间满打满算不过一个月，竟把华北的战略要地石家庄丢失了，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局面。蒋介石在11月30日所记《本月反省录》中，写下了他的绝望心情：
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尤以榆林、运城被围日久，无兵增援；12日，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徐州，拆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铁路，而后进逼徐、宿（安徽）；陈赓股匪窜扰豫西，南阳、安阳震动；江南各省几乎遍呈风声鹤唳之象；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以诚存亡危急之秋也。
蒋介石面对失败，却心有不甘。先是掩盖真相。国民党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郑文信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石门乃国军出于战略关系，主动放弃之。
接着便是一连串挽救危局的策划。
11月14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国民政府国务会议，讨论华北、东北局势。18日，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召集傅作义、孙连仲等高级将领举行重要军事会议，以石门失守为题，部署华北联防“剿共”。
１1月26日，蒋介石偕熊式辉、俞济时、李惟果、蒋经国由南京飞往北平，督导华北军事行动。28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成立华北“剿匪”总部。会后又留李宗仁、傅作义、孙连仲再密谋剿共事宜。
但是，尽管心机用尽，在这场国共两党决定中国两种命运的博弈中，国民党棋局的败势是无可挽回的了。
正因为石家庄战役关乎到整个战局，具有军事战略意义和军事战术思想的开创作用，所以，从晋察冀军区，到中共中央军委，都在认真总结石家庄战役的经验。
石家庄战役结束不久，从11月28日到12月1日，朱德便和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一起，在石家庄东不远处的晋县北侯城村，召集30多名参加石家庄战役的连、排、班长和战士，一连开了4天座谈会，总结攻取设防城市的经验。朱德总司令说，过去我们钻山沟、打游击，打城市攻坚仗没有经验，大家来找，把它集中起来。以后我们还要打更多更大的城市，上海、天津、北平、南京、沈阳……都等待着我们去解放……
12月2日，晋察冀野战军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朱总司令作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石家庄战役经验教训的重要报告。朱总高兴地说，石家庄战役的胜利，最大的收获是我们提高了战术，学会了攻坚，学会了打大城市。由于我们打下了石家庄，敌人动摇了防守大城市的信心。保定、北平的敌人怕得很厉害。我们自己却更有了打大城市的信心。以后可以打下第二、第三个以及许多像石家庄这样的城市。朱总司令并对攻坚战术作了科学的总结。杨得志司令员根据他和朱总的亲自调查及各部队的总结，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攻坚战斗中的经验教训》的报告。经过总结，形成了连续爆破、坑道作业、对壕作业、集中兵力火力、突破一点、穿插分割等一整套攻坚战术。
这些经验和战术很快推广到整个战场。
1948年4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解放临汾战役，4月12日，朱德、刘少奇致电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副政委薄一波：攻打临汾可采取攻打石家庄的经验，首先是炮炸协同，击开突破口，再向两面发展。
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张云逸也曾来石家庄学习城市攻坚战经验。
1947年12月份，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在讲到军事原则时指出：“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应该说，这同攻克石家庄攻坚作战的经验是有直接关系的。
由石家庄开头，从农村包围城市转向夺取城市，新的进军号角正式吹响。
责任编辑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