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办教育历来都是为了革命事业和战争的需要。众所周知，上世纪20年代初，国共合作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大学，抗战中在延安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鲁艺等，抗战后在解放区有华北联大，北方大学等。但在中共党史上还有一所学校却为一般人所不知，那就是解放战争后期诞生的中原大学。
决战前夕办大学
“四面雷鸣逐鹿原，八方风雨会汴梁。”1948年春，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为保证在中原黄淮地区更多更有效地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中共中央临时决定调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陈毅到中原野战军工作，以加强两大野战军在该地区协同作战的能力。
6月中旬，随着战局的变化，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战机，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魄力，率部毅然发起豫东战役，兵锋直指国民党重兵把守的河南省城开封。经数日鏖战，在中原野战军的有利配合下，华东野战军一举攻克开封古城，取得豫东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随后，华东野战军又进行了睢杞战役，并取得全胜，使鄂豫皖、豫西、豫皖苏三个解放区连成一片，一个拥有3000万人口中的中原解放区遂告形成。
中原地区素为人才荟萃之地，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广大知识分子不仅终日辛劳不得温饱，而且没有人身安全。当他们一旦获得解放，便渴望参加革命，获得参加工作或学习的机会。因而，在解放军为实施下一战略目标，主动撤离开封城的过程中，就有一批300多名的大、中青年学生、教职员和公职人员随同部队一起离开此地，辗转来到豫西解放区——中共中原局驻地河南宝丰县。对这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到来，中原局领导十分高兴，在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后，决定留下这批参加革命的新生力量，就地创办一所革命大学，将他们教育改造成革命知识分子，锻炼成革命战士，为前方输送急需的干部，为后方解决建设管理人才。
7月初的一天下午，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副司令员陈毅和副政治委员邓子恢、张际春等人在商议完部队整训事宜后，陈毅便以轻松、闲适的口吻说道：“现在这里有伯承同志指挥，东面有粟裕同志指挥，我是闲人，就办大学去吧！”
邓子恢在中原局领导中负责财经和军需供应工作。由此，他深感财经干部严重匮乏，早就想办一所财经学校，为地方和部队培养一批财经人才。当听陈毅说要去办大学时，这正合他意，便笑着说道：“好哇！你办大学，我就去当教员，怎么样？”
陈毅哈哈一笑，点点头，“要得！子恢同志博学多才，可以当教授哦！”
“好嘛！你们去办大学，我举双手赞同！”
刘伯承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微笑着说：“这段时间部队整训，你们去办大学，快马加鞭造就出一批干部来，也好应付迅速开展的局面。想当年‘刘皇叔，新野牧’，在局面没有打开时，无枝可栖，只好桅杆锯作拴马桩，带了两员大将到新野县去做芝麻官，大材小用喽！现在我们的新野县长是太行来的团干部，有什么办法？局势发展太快嘛！”
陈毅赞同地点点头，“是的，现在各方面都很缺干部，再不加紧培养，到时候工作就没法开展喽！”
刘伯承重新戴上眼镜后，抓起桌上的蒲扇摇了几下，又补充说道：“各位同志哥，过了这两个月，谁也别想去当大学教授喽，执事者各司其事。对中原的敌人硬是要挟其额，揪其腰，置之于死地而后已！”
“伯承说得好！我们要在中原大地布下罗网，看看到底鹿死谁手！”随着话音，邓小平走进房间，朝在座的诸位点了点头。
邓小平没有出席下午的会议，正忙着赶写汇报提纲，准备去西柏坡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
陈毅见他突然出现，询问道：“你参加中央会议的文件准备好了？”
“差不多了。”邓小平说着掏出烟来递给陈毅一支，点燃后，又继续说道：“我刚才到这批新来的青年中转了转，发现他们中有的人情绪不稳，不愿意留在这里学习，有的闹着要去北方大学读书，还有的要我们给他找点事做，好养家糊口。看来这是个问题，得想点办法才行。”
刘伯承接过话茬：“小平，陈毅说要去办大学，子恢要去当教授，你看怎样？”
邓小平沉思片刻，点点头，“我看要得！陈司令员是留法的高才生，子恢同志博学多才，先把架子搭起来，等开了张再要其他人来接手吗。”说到这里，他停顿一下，看了陈毅一眼，笑着揶揄道，“这里的事情多得很，你们到时候可不能躲清闲推担子哟！”这番话将众人都说笑了。
随后大家在一起研究决定，成立中原大学筹备委员会，由陈毅、张际春（中原野战军副政委）、刘子久（中原局宣传部长）、嵇文甫（河南大学教授）、王毅斋（河南大学教授）、张柏园（北方大学教务长）、罗绳武（河南大学副教授）等7人组成，陈毅兼主任委员，刘子久、嵇文甫、王毅斋兼副主任委员，中原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陈斐琴为临时负责人，主持校务工作，校部设在宝丰县大白庄。
7月15日，中共中原局办公厅发出通知，宣布中原局已决定开办中原大学。在筹备之初，人力、物力、图书、器材及其他各种设备，由地方党政军与军区各直属部门共同帮助解决。通知指出：须知大规模开办学校，吸收知识青年培养新的干部，增加革命力量，为目前中原具有头等重大意义的工作，而这一工作绝非几个办校人员所能全部担负，必须全党予以支助，方能办好。目前亟望我各直属部门，与豫西地方党政军，做到下列数事：
一、尽量动员与抽调若干行政人员与杂事人员给中原大学；
二、广泛收集群众性的读物，尤其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毛主席十二月报告、任弼时同志土改问题报告、《人民公敌蒋介石》等书籍，送给新来的学生阅读。……
通知发出后，立即在豫西解放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中原局各直属部门和地方党委高度重视，多次召开协商会议，研究落实中原局通知精神，为中原大学的成立准备必要的物质条件。
“我，陈毅是也！”
来到豫西解放区的这批青年主要是河南大学、中原工学院、嵩华学院、焦作矿院、开封女子师范、农业职校、开封高中、省立二中、开封女中以及中州、南阳、许昌等地的大中专学生。另外还有一些前来要求学习和工作的邮电、银行职员、店员和中小学教员。这批青年，都是自愿跟随解放军来到向往已久的豫西解放区，但是各自的动机却不尽相同。除了一部分人是为了追求真理，追随革命来到解放区外，而多数人是想能够继续升学、读书，另外还有少数人则是因生活所迫，寄希望到解放区寻觅出路的。当他们辗转来到解放区后，都在按照自己的想法等待决定去向。
恰在此时，突然风闻中原局要就地创办一所革命大学，对这批青年既不分配工作，也不再送往华北学习了。这一传闻顿时在青年中引起了较大的风波，加之有些人原本对共产党、解放区就存在着各种错误观念和模糊认识，因而一些不利的猜测便在人们中流传开来，搞得大家心情十分压抑和惶恐。有的人表面闷气不吭声，私下里却赶忙找老乡、同学商量对策，准备重新寻找出路。还有的人则三三两两集聚在一起找到中原局宣传部，大声吵嚷着：“什么都没有，怎么办大学？”“原来答应送我们到北方大学上学的，怎么说话不算话，骗人！”“我们到解放区就是来投奔光明的，希望能为共产党做点事。可你们也不分配工作，让我们呆在这里学习。不行的话，我们只有另找出路。”这场风波闹了几天也没有平息下来，有的人甚至偷偷离开了此地。
就在这批青年躁动不安之时，突然接到通知，说明天上午中原局首长要在大白庄杨树林作报告，回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这一通知立即引起大家的纷纷猜测，明天会是哪位首长前来作报告？报告什么内容？我们反映的问题能得到解决吗？这一晚，有许多人都在焦躁不安中度过。
7月15日上午8时左右，300多位青年男女和教职员，穿着新发的灰布军装，头戴八角帽，散坐在杨树林旁的麦场上等待着前来作报告的首长。麦场中央放着一张从农民家里借来的木条桌和一个长凳，四周金黄色的草垛散发着麦草的余香，树林里的蝉鸣在会场上空缭绕，而听报告人们则在紧张、不安的状态下等待着、期盼着。
村口传来了汽车马达声，一辆吉普车转眼间便停在了麦场旁，一位微胖的中年人下了车，胳膊上搭着一件军装，上穿白衬衣，下着军裤，脚穿布鞋，手里还拿着一把大蒲扇，笑容可掬地向人们走来。
“陈毅司令员来了！”人群中有人惊讶地喊道，麦场上顿时响起一片掌声，许多人站了起来，虽然他们并不认识陈毅，但陈毅的大名却早已如雷贯耳。于是马上就有人拥向陈毅同他握手，请他签名留念。
陈毅站在条桌前，操着洪亮、清晰的四川口音作了自我介绍：“我，陈毅是也！各位在蒋管区的报纸上经常看到的‘陈匪’就是指的我！今天，我与大家有幸见面，有目共睹，各位仔细看看，我究竟‘匪’不‘匪’呀？”诙谐、幽默的开场白说得人们大笑，会场的气氛顿时热烈起来，一扫会前紧张、不安的情绪。
在人们的笑声中，陈毅的话锋一转，接着说道：“蒋介石，今天说这个是‘匪’，明天说那个是‘匪’，我看他才是真正的匪。是背叛孙中山先生的匪！是背叛国民革命的匪！是屠杀人民的匪！所以，不打倒蒋介石集团，革命就不能成功，人民就不能获得解放，这就是我们要革命的道理。”
这短短数语即刻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有人站起来带领大家高呼口号，使会场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等口号声平息下来后，陈毅开始了他的报告。他首先回顾了中国近百年来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历史，以及人民群众为求得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所作的斗争。谈到了刚过去的抗日战争和现在的人民解放战争，并鼓励大家积极参加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在打倒蒋介石、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中有所贡献，这是无上的光荣。”
接着，他又谈到大家最关心的学习和工作问题。他说：“这是大白庄，连个大学牌子都没有。大者，大学也；白者，简陋也，怎么算个大学呢？但在我看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们办的是一所革命大学。”他阐明了办中原大学的目的和意义，分析了解放区教育与蒋管区教育的本质区别，指出了革命的教育方针、方法。对于工作问题，他解释说，“解放区不是人浮于事，而是事多人少，人人可得适当工作，任何天才不会埋没，都有充分发展的可能。”
最后，在回答为什么要办中原大学时，陈毅特别指出：“我听说你们中间有一部分人想到北方大学学习，上大学是好事嘛，应当支持。但是，毛主席指示我们：‘要把战争引向蒋管区。’近来，中原大片土地已经解放，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不久的将来还要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新解放区需要大量的干部，如今，华北、华东的干部源源南下，而不是北上。所以，上大学不一定要去北方，在中原也可以办大学嘛！依我看，有你们河南大学的嵇文甫、王毅斋等教授，有你们开封大、中学校的200多个青年学生，我们一定能办成一所人民需要的大学校来！”
短短3个半小时过去了，人们对这场报告既没有感觉疲惫和厌烦，也没有认为冗长和枯燥，而是新鲜生动、感人肺腑，在动之以情、晓知以理的教诲中自觉地接受了许多新思想、新观念，对共产党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和了解。许多年过去后，当年曾聆听这场报告的老人，在回忆时是这样描述的：“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以后的革命大学，坐在教室，听老师讲课，一课又一课，花落又花开，上过多少课，讲的啥内容？真是谈不清，道不明，随着时间的流逝，更是模糊不清了。但有一堂课，虽已过去半个世纪了，那上课的景象，依然历历在目，犹如昨日发生的事。——那是1948年7月15日。”
报告结束了，陈毅用毛巾擦擦脸上的汗水，端起茶碗喝了两口，点燃一只烟，一边摇着蒲扇，一边笑着说：“各位同学和朋友，你们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陈毅当场作答。”
听他这么一说，有人拿出纸笔写条子递上去，不一会儿桌上就放了十几张。陈毅拿起一张条子高声念道：“我反对国民党，拥护共产党，但只愿意参加革命不愿意参加共产党。你们不会强迫我入党吧？”念完后，陈毅哈哈一笑，说道，“国民党搞集体入党，不愿意就硬拉。而加入共产党，则必须本人提出申请，还要经过组织考察、批准，绝不强迫。这一点，请同学们放心。”
接着，他又念了一张条子：“我是学工的，分配工作时请照顾我的专业。”念完后，陈毅惋惜地说，“现在是战争时期，一切服从革命需要。我本人留法是学机电专业的，可现在派不上用场，只得带兵打仗喽！全国解放后，国家建设需要大批科学技术人才，到那时，你们定会有用武之地！”
另一张条子是这样写的：“为参加革命，我把老婆也带来了。我们感情很好，请不要把我们分开。”陈毅念完后风趣地说：“心情可以理解。但现在要打仗，解放军里也有不少同志有老婆嘛，但打起仗来总不能带着老婆上前线吧？”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哄笑后，他又接着说，“等打完仗后，安定下来，组织上一定会照顾的。”
提问虽然五花八门，各式各样，但陈毅以他特有的风格，鲜明、谦和、幽默，一一作答，会场上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和笑声，青年们在这些笑声中将原本焦躁不安的情绪得到了释放与舒缓，他们从心里敬佩陈大将军文韬武略的风采，对共产党人有了第一次零距离的了解和认识。临别时，陈毅为师生们题词：中原胜利是全国解放的先声！并再三勉励大家要安下心来，认真学习，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贡献。
艰苦办学 创造未来
为进一步做好说服工作，安定人心，7月26日陈毅再次抽空来到大白庄，为师生们作了《目前形势的分析》的报告。邓子恢也于27、28日专门抽出两整天时间为师生们作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报告。中原局两位主要领导人的报告在师生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经过热烈讨论，大家感觉在思想上收获很大，提高了对革命的认识，坚定了留在中原解放区学习和工作的信念。
中原局领导不仅在政治上关心这批新来的师生，而且在生活上也尽最大努力加以改善。全体学员享受供给制干部待遇，每月发放200元中州币津贴费（折合银圆一元），同时还发放生活日用品、学习用品、军需服装，每日按标准伙食供应，学员们吃得饱、吃得好，许多人十分感慨过去在家里、在学校都没有在这里吃得好。至于学员们提出来的一些生活要求，虽然都是一些小事，但也认真加以考虑、解决。
一次负责学员生活的王干事向陈毅、邓子恢等人汇报情况时说：“有的学员提出，皮鞋破了怎么办？”
陈毅没有轻视这个小问题，而是严肃认真地说：“这好办。你把要修理的皮鞋收拢起来，写上各人的姓名，不要搞混了，派个人带到洛阳去修，修理费由公家报销。还有什么困难？”
“女学员提出，洗澡怎么办？
“这是个问题。”陈毅点了点头，“男生好办，女生是得想点办法。”
邓子恢插话道：“打洛阳时不是缴获了不少汽油吗？快用完了，领它十几个空桶来，一个汽油桶破成两半做两个澡盆，够了吧？烧热水用的柴火实报实销。”
王干事见前两个问题都解决了，又大胆地提出了第三个问题：“学员们还提出，看电影怎么办？”
陈毅冲着邓子恢哈哈一笑，“洋学生想法就是多。”他扭头对王干事说，“这就要找李达参谋长了。司令部每晚都在用发电机放电影，就是打洛阳歼灭青年军二○六师时缴获的那部16毫米的放映机。倒来倒去就是那么一本美军进剿印地安人的片子！”
随着一批晋察冀南下干部的到来，校部正式成立了组织机构，设有教务、注册、秘书、总务4个科，并将287名学员编成了3个大队，任命了各队队长、指导员，还配备了数名辅导员和辅导助理，学校的工作初步走上了正轨。8月2日，在中原局、中原军区驻地召开的八一建军节纪念大会上，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宣布：中原大学正式成立。至此，一所新型的革命大学在中原大地上诞生了。
中原大学的办学宗旨正如首任校长范文澜所指出的那样：“它不拘泥于一般学校的形式，也不硬性规定院系课程与学习期限；在学以致用的原则下，活泼地创造着各种新方法，务使学生经过短期训练，即能走上工作岗位，担负起赋予他的革命任务。”正因如此，学员的修业时限为4—6个月，所开设的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社会科学概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群众工作等。同时还注重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问题》等重要文章。
由于环境所限，校舍主要散布在大白庄（校部）、肖旗营、韩店等村庄，学员们住在当地农民让出来的空房，铺上麦草就是床，两腿上架一块木板就当课桌，树阴下、打麦场，甚至马棚、破庙也都成了上课地方。教员则主要来自河南大学的一些教授和晋察冀南下来的干部。中原局的一些领导也时常前来给学员作政治报告，如中原局宣传部长刘子久、副部长熊复等人。这一学用结合、改造思想、提高觉悟的做法，不仅使学员能够迅速地掌握革命的基本理论，而且对当前的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也能及时了解与把握。
办学伊始条件虽然简陋，生活也比较艰苦，但学员们都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情绪十分高昂，认为自己现在参加革命了，就应该有个革命者的样子，上课认真记笔记，下课后还经常就一些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尽管学习日程安排得很紧，上午听大课，下午分小组讨论，晚上自学，但在课余时间，各队还纷纷办起了学习园地、专栏、墙报，成立了俱乐部，组织起文艺宣传队，排练了小歌舞、活报剧、独幕小话剧等，深入部队、田间为战士和农民演出，收到很好的效果。
为了巩固成果，扩大影响，吸引更多的进步青年前来参加学习，10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范文澜任中原大学校长，潘梓年任副校长（后任校长），孟夫唐任教务长。至此，中原大学的组织机构基本完善。随后，学校又分别组成了10个招生小组，赴洛阳、许昌、鄢陵、叶县、内乡等地招生。在短短数月内就招收近2000多名新生，并开设了数个研究班。
10月下旬，在开封获得第二次解放后，中原局考虑到中原大学留驻宝丰不利于今后的发展，而且校部与各队之间相距达十余里，师生行动十分不便。于是决定中原大学由宝丰迁往开封，暂驻河南大学（河大在开封第一次解放后就被国民党政府迁往苏州）。中原大学迁往开封后，北方大学又支援了一批教员和干部，使师资力量和干部队伍得到了极大的充实。鉴于此，学校开始按专业成立了相应的学院，先后组建起了文艺学院、财经学院、教育学院、政治学院和医学院，办学体制有了变化。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11月下旬研究班和一、二大队的学员提前毕业，被分配到中原解放区和华北解放区各党政机关工作。淮海战役打响后，学校又从各队中挑！出258人组成支前工作团，开赴前线担任各种工作。为配合渡江战役，学校前后又分配了两批学员651人去了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工作。与此同时，还有数百名学员加入了南下工作团，奔赴各地参加地方政权建设工作。
中原大学能在这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为革命事业的发展，高速度、高效率地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有文化、高素质的干部，不能不说这是中原局领导所具有的战略眼光，同时也凝聚着他们的大量心血。
随着武汉的解放，中原局决定学校南迁武汉，为华中地区培养更多的各类人才。中原大学于1949年8月完成了全部南迁工作，并于9月初开始在华中地区招生。1950年以后，随着和平建设的到来，学校开始逐步向新的体制转变，即由原来的短期政治思想训练体制，向学术性、专业性的体制过渡。
1953年底随着国家大规模建设的发展，中原大学宣布撤消，完成了它的光荣使命。在中原大学成立的5年间，共计培养出了1．4万余名干部，补充了战争时期前方干部的不足，为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各地输送了大批急需的建设者。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以后都成为各条战线的重要骨干，像国家计委原副主任刘中一、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等，都是中原大学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
中原大学撤消后，其财经学院与政法学院（南下武汉后政治学院改为政法学院）合并组建成今日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而教育学院则与两所私立大学合并，组建成今日的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院成为今日的武汉音乐学院和湖北美术学院；南下武汉时留在开封的医学院几经演变，成为了今日的第三军医大学。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