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关于居正共产党员女儿和女婿的说法
台湾的大名人李敖，兼具政论家、史学家和白话文作家于一身，他批判国民党，骂蒋介石。然而，他对国民党元老居正的子女们，却充满了同情之心。他和居正的次子居浩然是好朋友，居浩然去世后，李敖以他犀利的文笔写下了有关居浩然及居家的一系列文章，发表在他的《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上。
在这些文章中，李敖都提到了两个人，就是他所说的居正的共产党女儿和女婿。但居正有7个女儿、7个女婿，究竟哪一个女儿和女婿是共产党呢？他并不是很清楚。他的朋友王小痴（本名王翼樟，是台湾一位能写、能画、能编的奇才）有一文谈到居正第四个女儿居瀛玖和女婿张惊声嗣子张建国，内中提到“在张惊声和居瀛玖夫妇名下，尚有一个户籍上的‘儿子’——张建国”，据说这是“居正另一个女儿”所生，而“这个女儿和女婿，在抗战结束时期，被当司法院院长的自己的父亲、岳父，大义灭亲，判处了死刑”。“这个女儿身后遗有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就交给居瀛玖去带养”，这个孩子就是张建国。
王小痴文章里提到了居正将自己的女儿女婿判了死刑。但李敖却觉得不大可能，由于对留在大陆的居正女儿的情况不了解，他在分析居正家庭成员动向后推测道：
居正共有子女十人。元配夏夫人生男居伯强，女居叔康、居季复；继配钟夫人生男居浩然、居伯齐、女居瀛初、居瀛玖、居叔乐（瀛棣）、居载春（叔和）、居叔宁。这些子女中，到台湾的只有居浩然、居瀛玖、居叔宁（还有侄儿居伯均），其他居伯强早在1942年死于西安；居伯齐在比利时鲁汶大学。没到台湾的只是居叔康、居季复、居瀛初、居载春。这四位千金中，居瀛初随婿在美国，自不在被枪毙之列，但居浩然《先君行述》中只说“长姐叔康、二姐季复、六姐叔乐，沦陷大陆”。语气上并没先先君而死，所以被枪毙云云，是可疑的。居叔康的丈夫是朱干青，曾任最高法院书记官长、司法院会计长；居季复的丈夫是“王某”；居叔乐的丈夫是祁乐陶，曾任中央银行专员。似乎只有“王某”最可疑，也许他是共产党，但我很怀疑居正会如此“大义灭亲”。
李敖查阅了居正夫人钟明志发表在台湾《传记文学》第17卷第3—5期的《我的回忆》，内有居浩然的注释，提到他的六姐居瀛棣和六姐夫祁式潜：
瀛棣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毕业后去延安。在延安与原籍山西之祁式潜结婚，改名朱慎，参加新四军苏北支队（支队长陈毅，副支队长张云逸）抗日游击活动。抗战胜利后在上海邮政储汇局工作。大陆变色后情形不详。生子女四，次子交玖姐抚育成人，改名张建国。
李敖从史学家的敏锐目光出发，认为居浩然这段话语焉不详，似有所隐讳。但他认为有一点是可以证实的，即居正的共产党女儿和女婿就是居瀛棣和祁式潜。居正的女婿中只有一个姓祁，那么，祁式潜必定就是祁乐陶。他进一步分析：
祁乐陶后来既然是“中央银行专员”，居瀛棣后来既然“胜利后在上海邮政储汇局工作”，可见都是做过共产党以后的事。并且做过共产党尚有此种职位，自是国民党看居正的面子。他们夫妇在做共产党期间，或被国民党逮捕期间，才有“次子交玖姐抚育成人，改名张建国”的事。
因此，李敖的结论是：抗战胜利以后，居瀛棣和她的丈夫已不是共产党的身份，在国民党逃到台湾时候他们不肯跟着去，而是“归队”了。
居正的女儿与女婿
早年参加学生运动
李敖的这番推论，写于1987年11月。当时，台海两岸依然对峙如故，相关的资讯一般人是无从了解的，因此李敖的推论不完全与事实相符。应该说，居瀛棣和祁式潜这一对夫妇，是在日本侵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加入共产党的。
居瀛棣是居正的第六个孩子，1916年生于日本东京，她也是居正生于东瀛的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位。因为生于东瀛，所以，居正将这三个女儿分别取名为瀛初、瀛玖、瀛棣。居瀛棣小时候生活在母亲的故乡江苏省宝山县（今上海市宝山区）杨行镇，由外婆抚育长大。乡居的生活，养成了她平民化的直率性格。后来，居正虽然做了国民政府的司法院长，她的这种平民化的性格也没有改变。在家中，她不许佣人称呼她及兄弟姐妹为小姐少爷，要直呼其名，家中有绫罗绸缎她不穿，却偏爱布衣布裤（顺便说一句，居正的打扮也很随便，平常也是一袭布衣）。
1935年夏，居瀛棣考取了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文系住读。在金女大，居瀛棣结识了一个叫周曼如（后易名周南）的同学。周曼如是学运积极分子，“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共的外围组织）成员，后加入中共，受中共北方学委黄华、韩天石的派遣，来南京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居瀛棣受周曼如的影响很大，使原本喜看武侠小说的她，对现实的政治有了了解和认识。当时她的大弟居浩然就读于北平清华大学社会系，加入了清华学生救国会，曾起草了《清华大学全体学生敬告同胞书》，参加了北平学生“一二一六”大游行。这一切，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居瀛棣原先对政治无所谓的态度。
当然，对居瀛棣影响最大的人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祁式潜。
祁式潜别名祁乐陶，原籍山西寿阳，1915年出生在江苏扬州东圈门外“祁氏山林”，世家出身。父亲是晚清咸同间的大学士祁寯藻的孙子、光绪朝工部尚书祁世长的次子；母亲是道光年署理浙江巡抚卞士云的孙女、光绪年闽浙总督卞宝第的季女。然而，辛亥革命以后，家族逐渐败落，祁式潜这位世家子弟头上的光环也没有了。1927年，祁式潜与两个姐姐随母亲从出生地扬州迁居南京，在那里受到了时任国民政府新贵的姻亲李石曾冷遇。世态的炎凉及寄人篱下的生活，使少年的祁式潜对现实社会及国民党政权产生了反感。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三省及热河相继沦陷，这极大地激发了南京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1931年9月25日，在中共地下党员的推动下，南京学界成立了“首都学生抗日救国会”，中央大学学生痛殴了外交部长王正廷；与此同时，北平南下学生向国民党中央党部示威，怒打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学生中民族主义的情绪一步步地高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本已对国民党新贵产生反感的祁式潜思想上开始左倾，成为南京钟英中学的罢课学生代表。这是他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就充分显示了他的宣传及组织才干。后来，他参加了由中共秘密党员王昆仑、孙晓村、曹孟君等人发起的南京读书会，利用每周六晚上或周日上午进行国内外时事分析，也学习马克思、列宁及斯大林的经典著作。以后，祁式潜考入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后转文学院政治系），很快成为金大的学运领袖。在《金陵大学史》（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中有关于祁式潜记载：
金大中共党的活动被镇压后，金大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进步学生的运动一度转入低谷。……由于当时南京和金大的中共党组织均遭到破坏还没有恢复，金大学生的抗日活动缺乏直接有力的指导，而学校学生会又被学生中的ＣＣ派和复兴社分子把持。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学校里以祁式潜为首的一些进步学生乃行动起来，自觉地承担起在同学中作发动工作的艰巨任务。他们先是在学生中开展了“读书会”活动，组织同学阅读进步书籍，扩大中共党的影响。与此同时，他们又以“救亡”相号召，积极在同学中从事抗日宣传和鼓动。通过一个时期工作，在祁式潜周围，逐步集结起一些活动骨干，如李庚、胡笃弘等，学生中的进步力量也日渐发展。
1936年春，以祁式潜为首的一批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校的学运骨干（包括李庚、胡笃弘、后文翰、薛葆鼎等）开始了筹组南京学生界救国会的进程。学运骨干们先后与在北平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负责人李昌）及在上海的全国学联（负责人段君毅）建立了联系。8月1日，学界救国会正式成立，祁式潜当！为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后来，作为学界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又被推！为南京市各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
南京学生界救国会内部名称叫南京秘密学联，也是当时全国仅有的“地下学联”。它与那些五花八门的救国团体有本质的不同，首先，它的组织是秘密的；其次，它从筹备到成立再到活动，始终处在中共的指导之下。《南京大学共产党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一书有这样的介绍：南京学联虽用的是公开的统一战线的群众团体的名称，它却不是一般的群众团体，而是一个只有先进分子参加，秘密进行革命工作的，作为救亡运动骨干组织的革命学生团体。学联是在一个特定历史时代和条件下产生的，即在南京党组织遭破坏后一段时间活动的，有其特殊性的革命学生团体。秘密学联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了南京的抗日救亡运动，发展了革命力量。
陈毅说：“连居正的女儿也相信共产党。”
居瀛棣和祁式潜相识于1936年的夏天。当时，华东地区的多所教会大学在浙江的普陀山举行了一次联合夏令营活动，在营地，他俩认识了。对居瀛棣而言，“这偶然的相识，不料是根本改变我今后思想生活的渊源”（居瀛棣：《自传》）。祁式潜起先并不知道居瀛棣是居正的女儿，只是觉得这个女学生穿着很朴素也很有个性，后来知道了，就把她作为“发展外围团体”的工作对象。随着交往的加深，祁式潜觉得居瀛棣不像国民党大官的阔小姐，慢慢地，俩人就有了爱情的萌芽。
1937年7月7日，抗日军兴，此时居瀛棣和祁式潜却天各一方。这时祁式潜已加入中共，任中共南京市委委员，并兼南京学联外围组织“首都学生界抗敌后援会”总负责，奔走在抗日救亡宣传的前线。他受南京市委派遣，来到了出生地扬州，与扬州的中共党员朱迈先（朱自清长子）取得联系，组建了隶属南京市委的中共扬州支部。居瀛棣则离开南京去了武汉，借读于武昌的华中大学，也参加了救护伤兵的工作。1938年初，俩人在江城重逢。见到心上人，居瀛棣感到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和自己所爱的人又见面了；难过的是两人又将面临着分别，而此别又不知什么时候再重逢。在这个时刻，居瀛棣暗下决心：离家出走，随爱人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机会终于来了。1938年夏，作为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的祁式潜来到成都，向中共成都市委青委传达长江局的指示精神，顺途也去看了就读于迁蓉华西坝之金女大的居瀛棣。这一次，居瀛棣再也不放过这个机会了，她在《自传》中回忆道：“1938年8月10日清晨，我向熟睡的母亲暗暗告别。我一口气随祁君由成都又到了重庆。9月18日这一东北沦陷的纪念日，我又重登上了汉口码头。这时马当已失，汉口十分吃紧，码头上、街道上，人车喧嚷，一片惊慌扰乱现象，我却兴冲冲唱起了新学会的‘快乐的心随着歌声飘荡……’的歌。”从此以后，居瀛棣随祁式潜进入了中共在敌后建立的抗日根据地。
1939年2月，在安徽省立煌县（今金寨县）白水河新四军第四支队兵站，居瀛棣经中共鄂豫皖边区党委会常务委员方毅、何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月，居、祁两人完婚。
从1938年9月到1943年7月，居瀛棣（化名朱慎）和祁式潜（化名赵政）在中共鄂东、鄂豫皖、皖东、淮南抗日根据地工作。祁式潜先后担任过中共鄂东特委委员、中共鄂豫皖边区党委会委员、中共苏皖省委委员、中共皖东津浦路东省委委员、中共皖东津浦路东区委委员、中共淮南苏皖边区党委宣传部长，还有政、军、教、文多方面的兼职。夫唱妇随，居瀛棣在根据地担任文书、文化教员及农村党组织的宣传与组织工作。1941年1月，居瀛棣当！为津浦路东第一届参议会的参议员（参议长先是邓子恢，后是刘顺元）。
由于祁式潜、居瀛棣夫妇特殊的家庭背景，加上祁式潜的高级干部身份，使他们成为上述根据地（尤其是淮南根据地）的知名人物。受到刘少奇、陈毅的多次接见。陈毅这位留学生出身的新四军代军长还说：“共产主义是真理，不但我这个喝过洋墨水的人投身它的门下，连居正的女儿也相信共产党。”
居正女婿脱党、被捕及释放的经过
以上，就是居正的共产党女儿和女婿参加中共革命的简况。由于1949年以后海峡两岸相关资讯的断绝，所以居浩然在1970年为其母回忆录所作的有关居瀛棣的注释部分内容不确：（1）居瀛棣是肄业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3年，而不是毕业；（2）居瀛棣与丈夫祁式潜均未去延安；（3）居瀛棣在中共根据地参加的是新四军江北游击队纵队下属的新7团（团长余龙贵，政委廖成美，祁式潜以路东省委委员兼新7团政治处主任）。李敖的推测也不准确。李敖说：“抗战胜利以后，居瀛棣和她丈夫已不是现役共产党的身份。”又说，“他们夫妇在做共产党期间，或被国民党逮捕期间，才有‘次子交玖姐抚育成人，改名张建国’的事。”其实历史事实则要曲折复杂得多。
1943年，对身为中共党员的居瀛棣和祁式潜而言，是极为关键的一年，这一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将影响他们的一生。这年4月，日军进攻淮南地区，区党委部署妇女、儿童疏散。5月，居瀛棣携两子经区党委批准撤退到上海。同期，淮南区党委开始整风运动。整风中途，审干开始。8月，作为淮南区党委高级干部的祁式潜出走，引发淮南东南地区（祁兼淮南东南中心县委书记）一大批干部受到怀疑，连祁式潜的南京学联战友李庚也被抓了起来，有人甚至断言南京学联是个打着红旗的特务组织。
祁式潜究竟为什么要出走？笔者认为，从客观上讲，与淮南区党委的先整风后审干有关。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第二个“四三”决定，号召抓内奸。7月15日，康生在延安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延安开始了大规模的“抢救失足者”运动。8月15日，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说：“特务之多，本不足为奇。”这种心理及思维方式严重影响了整风与审干运动。从主观上讲，妻儿撤退到上海，对祁式潜的心绪也不无影响。在主客观综合因素的作用下，祁式潜抱着“不叛党，不脱离革命”的宗旨走了。
但实际情况是，祁式潜、居瀛棣夫妇有两年时间（1943年8月—1945年8月）未能与中共组织联系上，“叛党”自然谈不上，但“脱党”就脱不了干系了。
祁式潜夫妇在上海，而居瀛棣的姐姐居瀛玖夫妇也在上海。居瀛玖婚后8年未育。于是，他们将出生不久的次子祁懿年（这是祁式潜的母亲按照卞氏家族的“年”字辈排行命名的）送给了居瀛玖、张鸣（即张惊声）夫妇，祁懿年从此就成了张建国了。
1944年1月，祁夫妇抵重庆。居正第一次见到了带她女儿出走的这位女婿。居正当然是知道祁式潜身份的，但翁婿双方都抱着“家中不谈国事”的态度。不久，居正还设法将女婿安排到财政部属下的花纱布管制局任视察（这是一个拿干薪不干事的闲差）。王小痴所谓的居正“大义灭亲”，根本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祁式潜确实被国民党逮捕过，不过，一个月以后就放出来了。知悉者除居正外，还有一人是祁式潜的二姐夫，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事有清楚的叙述：
1945年4月，我应湖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之邀，离重庆赴鄂西宣恩，接任湖北省鄂西地区（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8月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军统机关）副处长张达的一封电报。张达是常州同乡，但与我素味平生，只是在旅渝常州同乡会的聚会中见过几次面，他为何有电报给我？经拆阅后才知电文是关于妻弟祁式潜的，要我证实祁式潜对他们所说关于费巩教授失踪案是听我说的事并复电。嗣后，又连接岳母卞氏快函，说祁式潜已被捕，关在××地方，并说听说那里有你的同乡，盼速去救他等语。我当即复电张达，说我似曾对祁式潜讲过费巩教授失踪案。旋即派专署秘书谢亚云持我专函赴渝，面见张达，请其援手。谢到重庆见到张达后，方知祁式潜数日前已被其岳丈居正保释出去了……
这就是抗战末期居正的女婿被捕并获释的经过。作为当事人，祁式潜的岳丈居正不仅没有“大义灭亲”，反而为亲情所驱使，假以援手。所以李敖说：“数天涯，依然骨肉。”其实，了解居正的人应该知道，居正虽然反共但反对屠杀共产党人。在国共对立最甚的1930年初，居正就应同乡好友黄侃之请，出面保释了被捕的共产党人汪楚宝（汪季琦）和李俊民，对共产青年是如此，更何况是自己的女婿呢？
归队及结局
1945年9月，祁式潜夫妇在重庆与中共代表团接上关系，周恩来派胡乔木与祁接谈，他们归队了。经过审查，1946年3月，祁式潜恢复党籍。夫妇俩旋在杨超领导下从事中共地下情报工作，他们的工作关系转入中共“吴克坚情报系统”。他们的身份又是共产党了，只不过是执行“隐蔽精干，单线联系”方针的地下共产党人罢了。
1946年夏，祁式潜与吴克坚同机由渝飞沪。居瀛棣则随家庭经南京转上海。在南京，居瀛棣曾专赴梅园新村30号中共代表团驻地向董必武汇报工作。到上海后，居瀛棣的公开职务是邮政储汇局的会计，祁式潜的公开职务是中央银行稽查（李敖文章说是中央银行专员，待考）。祁式潜并以“徐大可”、“李公然”为化名开展情报工作，他的直接领导人是吴克坚。他发展了一些方面的关系，如他的堂弟祁式弇（化名肖大成），后来肖大成成功策反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代理局长陆大公，并在上海解放前夕策动警察局机动车大队起义；还有如国民党要员杨虎及其夫人、胡公冕等。
抗战胜利以后，居正全家搬入沪宁地区，居瀛棣姐姐居瀛玖夫妇的沪上寓所——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411号成为居家的中心。居瀛棣通过姐姐的关系，将该寓所的客厅提供给吴克坚，由萧光华负责一部中共秘密电台。她自己还亲赴香港，秘密会晤中央情报部驻港的情报负责人潘汉年，从潘处接回译电员和密电码，从而保证了情报联络的畅通无阻。
后来，他们夫妇俩在上海江湾寓所的阁楼上也安置了一部秘密电台，直接与中共中央情报部联络。当时，中共地下党情报经费紧张，夫妇俩还拿出了3000美金作为地下党的活动经费。
1949年5月24夜，解放军从沪西徐家汇向市中心发起总攻，并推进到了中心地带，次日下午，祁式潜以“中共接收代表李公然”的身份，在其联络关系李思浩寓所，约见了刚被任命为国民党上海市代理市长的赵祖康。经过谈判，最终就移交资料、保管档案、维持治安、恢复交通、厂商银行复业等事项达成一致，为即将在5月28日下午举行的国共两党上海市长陈毅、赵祖康的交接仪式打下了基础。
上海解放了。鉴于祁式潜、居瀛棣夫妇在上海3年中共地下情报工作的卓越表现，祁式潜被任命为上海联络局专员兼秘书处处长，居瀛棣则不仅受到中央军委联络部的公开表彰，还被推举为上海市静安区的人民代表。
按说，破坏旧政权的使命完成了，建设新政权的使命开始了。可是，对祁式潜、居瀛棣夫妇，尤其对祁式潜而言，其后的岁月却是命途多舛。有人翻出祁式潜淮南出走的“旧账”进行清算。于是，他的党籍被停止了。一直“审查”了4年，总算查清楚了，但党籍却不能恢复了，必须重新入党。这样，这位1933年参加革命、1937年入党的老党员，就变成1956年重新入党了。使用呢，当然也受影响，他离开了情报系统，又重操宣传工作旧业，干部定级时，只定了个13级。后来，整个中国大陆“极左”思潮盛行，在这种潮流下，祁式潜也“左”了。所以，有祁式潜的近代史研究所的同事李新在其回忆录《“四清”记》（载《中共党史资料》第64辑）中说的那些话，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根源在哪里，却是今天需要好好反思和总结的。
祁式潜从1949年以后一直生活在“1943年淮南出走事件”的阴影之中，1966年6月文革伊始，他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卷入了一场派系斗争的旋涡之中，后被当时主持该所工作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打成了“小三家村”成员和“叛徒”。“小三家村”意味着他是和邓拓、吴晗、廖昧沙一样的“黑帮”分子，而“叛徒”，则是要再次清算当年的“淮南出走事件”了。总之，在劫难逃。8月4日，在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批斗以后，祁式潜彻底的绝望了。是晚，在一个公园内，他服下了剧毒杀虫剂“敌敌畏”身亡。
死者逝矣！却把痛苦留给了活着的人。居瀛棣个性刚烈，她无法相信丈夫会自杀，她要为夫申冤。然而，在经过近3年的不断告状和申述以后，她却被打成了“反革命翻案集团”头目。1969年夏，心力交瘁的居瀛棣，倒在了麦收劳动的田野中，再也没有醒过来。
2002年，居瀛棣、祁式潜夫妇的次子居瀛玖、张鸣夫妇嗣子张建国从美国来到北京，在与诸兄弟协商以后，决定将父母从八宝山革命公墓移葬京西昌平凤凰山陵园。这里位于长城脚下，依山傍水，没有了八宝山的等级，却有了一份宁静。与他们夫妇同属“一二·九”学运一代的中共老干部韦君宜、杨述夫妇也安葬在这里。逝者终于得到了安息。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