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孔祥熙，人们大都认为他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理财家”、“赚钱博士”，是国民党的高官，且政声不雅。然而许多人也许忽略了他善于募捐这一特长。孔一生为他所创办的铭贤学校募捐次数虽然不多，但主要的3次均获成功，其中影响很大的有两次。他所主持的募捐会，是很令人开心的场面。讲演时他慷慨陈词、旁征博引，博得阵阵笑声。劝募时，他笑容可掬、彬彬有礼。他的劝募方法，别具一格。
求学和办学
孔祥熙（1880—1967）字庸之，山西太谷人。1901年留学美国，先在欧柏林大学学习化学，后转学政治、经济学，获文科学士学位。1906年入耶鲁大学，进修一年矿物学。1907年回国，在家乡创办铭贤学堂，同时经营裕华银行。辛亥革命后任阎锡山督军府参议。1924年任广东政府财政厅厅长。1925年孙中山病危时，是《总理遗嘱》签字人之一。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次年任南京政府工商部部长。1933年后，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1938年任行政院长，8月随国民政府迁重庆。1944年后逐渐失势，其所任各职先后被免去。1947年底去美国做了寓公。
1907年秋孔祥熙回国前，欧柏林大学“中华团“的校友在欢送孔的同时，提议为纪念在中国义和团运动中遇害的传教士校友，发起一次募捐运动，将捐款委托孔在中国建一纪念碑。这个建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大家自动捐款，并向其他同学劝募。孔正为自己回国后的前途考虑，所以向校友们解释说，建纪念碑是“死”的纪念方法，不如用这笔钱办一所学校，既可传播福音，又可培育人才，是一个影响更大、更好的纪念形式。他的提议得到大家的拥护。有人建议可以向其他学校和其他城市开展募捐，还有人建议在学校里设立一个团体，向全体学生劝募，每人每年捐一美元为基金，以其息金资助这个学校。后来这个建议被采纳，成立一个“铭贤社”，在校学生的捐款也维持多年。
孔祥熙又在美国停留一段时间，奔走各地，为回国将要创办的学校募捐经费。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募捐。
在孔祥熙携带“中华团”募捐的一笔钱回国时，欧柏林大学的老师们向他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他不做官、不经商，抛弃一切杂念，一心办教育。孔接受了，并立愿发誓，永不反悔。
孔回国后，在太谷南关明道院创办“铭贤学堂”，校匾是请清代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题写的。最初他的确是信守誓言，先后拒绝清政府邮传部和湖南省的官位诱惑，一心办学。但不久就耐不住清苦的执教生涯，不甘一生与青灯顽童相伴，把当初的誓言抛到脑后。先是在办学的同时，经营祥记公司，后又开办裕华银行。1914年在日本与宋霭龄结婚，标志着他由办学、经商向做官的转移，彻底抛弃早年的誓言。
孔祥熙有过在美募捐的经历，深知募捐的艰辛。有过经商的经历，深知钱的重要。因此，对于有人向他募捐，自有一套巧妙的应付办法。1919年天津南开中学创办人严修，偕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为创办南开大学，北上南下，东进西访，四处募捐。同年4月，严、张二人经石家庄赴太原，向阎锡山、孔祥熙劝募。阎锡山捐了5000元，而孔则“陪伴甚殷”。至于捐款吗，对不起，“尚付阙如”！
在美国募捐
铭贤学校创办后，仅靠美国欧柏林大学学生会的捐款，难以满足学校的发展。据孔祥熙得意门生、曾供职于中央银行的孟天桢所述：“除欧校岁助经常费外，其不足之数尚赖校长私人补助。”1921年，“因学生骤增，孔又募得基金约30万元。”至于怎样募捐，语焉不详。如若属实，这应该是他第二次募捐。可见成绩颇为可观。
1925年铭贤学校经费支绌，孔曾多方设法筹款，还拜访颜惠庆，请求援助。后来还是想到了赴美募捐。翌年春，他绕道欧洲赴美，领受母校欧柏林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同时在美展开募捐，他不但向美国社会介绍铭贤学校，而且将当时的北伐战争与他的办学相结合，受到美国人的关注，并获得一笔巨款。对于孔具体是如何募捐，这笔巨款是多少，多年来有各种说法。有的说是50万美元，也有的说是100万，还有一种说法是150万。笔者认为可信度较高的是75万美元。这笔捐款的息金，每年可为铭贤提供3．5万美元的经费，它改变了学校的经费结构，削弱了校内的宗教气氛。
在当时的募捐行业里，有所谓“四公开”和“四不公开”的说法，即有的募捐者对于募捐口号、募捐方法、募捐对象、获得捐款数额完全公开；有的则是“四不公开”；另一种是募捐口号公开，募捐方法不公开，募捐对象公开，得捐数额不公开。有人因种种原因，如军阀视教育为脔肉，劫教费为军饷，或其他政治原因，进行善意的不公开，社会也是理解和支持的。孔则不属于这3种，他的公开与否视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而定，他会时而这样说，时而那样说，但得捐多少是永远不公开。
研究孔祥熙多年的赵荣达在其所著《孔祥熙述评》中，评说这次募捐：“欧柏林大学的校长和老师们对孔祥熙创办的铭贤的功劳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于铭贤的经济困难，母校提交霍尔基金会进行专项研究。基金会成员一致赞成，从霍尔基金中拨给铭贤学校75万美元。让孔祥熙把这笔钱以铭贤学校的户头存入美国银行。这样，每年这笔存款的利息就足够铭贤常年办学经费了，由美国银行负责定期从美国寄来。”
另有一种说法是，霍尔有一位姐姐在太谷传教多年，与孔相识，对孔在义和团期间的表现很满意。霍尔生前受其姐姐的影响，对中华文化十分热爱；去世前对家人说，愿将大部分财产，用来发展东方文化，但须纯粹靠教育机构，不借助教会为宜。孔通过这种关系在美募捐成功。此说是否可靠，还有待查实。
孔祥熙得到这笔捐款，欣喜万分，他兴致勃勃地向老师们表示，回国后要把铭贤办成大学。但是他回国后的第一件事，是在校园里为霍尔建立一尊塑像。
大约是在抗战后，有一次孔祥熙对中央政治大学学生讲演：“今天我要同你们讲我是如何稳定金融的。”大家来了兴致，洗耳恭听。可他又变了口气：“我不能同你们讲，因为你们会把我的秘诀说出去。”看到学生们大失所望，孔就改口说：“好吧，那就是——开源节流。”此言一出，哄堂大笑，他自己也颇感不自在。
小玩笑，大麻烦
孔一生除长期但任铭贤校长外，还出任过几十所大、中学校的名誉校长、校董、董事长或名誉董事长等。这其中既有他向这些学校捐款，如曾对陶行知创办的重庆育才学校多有支持和捐助；也有他为这些学校多次主持过大型募捐活动。因此他积累了丰富的募捐经验，他为铭贤募捐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有时采取借机行事的零敲碎打方式，如他借为蒋介石向国外购买军火机会，向英国、德国的商人“募捐”，获得现金、机器、设备等项。有时也采取正当手段公开向外国机构进行募捐，颇多收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北平的燕京大学被日军封闭。一部分师生辗转来到四川，并在成都复校。代理校长梅贻宝为解决经费困难，发起“燕京大学千万基金募捐运动”，得到孔祥熙的支持。1944年初，募捐大会在重庆胜利大厦召开，孔主持“宴客揭幕”，四川的权贵、显要聚集一堂。孔即席发表募捐演说，声称自己身居国府要职，素不肯出面募捐。而且现在有一种习惯，今天你向他捐，明天他就会向你捐（全场立即大笑），实在应付不及。不过因为燕京是他的母校（孔早年曾入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就读，该校1919年与北京汇文大学合并，组成燕京大学），作为董事长，只此一募，下不为例，望诸君予以支持。接着，张群以四川省主席身份为募捐作“登高一呼，生效甚重”的劝募讲演。
这次募捐得到各界的响应，历时一年结束，共捐得国币1250万元，超过目标的四分之一。经过统计，募捐的费用不到捐款的5％。美国人对募捐很有经验，但是听到如此低的费用也感到惊奇。因为这次募捐没聘用专业人士，全靠在校学生和各地校友的支持。在当时，这笔捐款可兑换约42万美元。由于物价飞涨，燕京要求马上兑换成美元。但是身为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却同燕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给燕京带来“大大的”麻烦：一方面他以燕京董事长的身份，应校长之请，屡次“向政府申请将募款兑换美元”；另一方面，他又以财政部长的身份，强调抗战期间，外汇控制严格，“以国家财政为念，屡次申请中央进行基金兑换，均未获准。”延滞到1946年下半年“方可兑换”，但此时孔早已“无官一身轻”了，正忙着为去美国当寓公做准备。可是“国币惨跌”，“只兑换得27095美元”。一年多的时间国币就惨跌15倍。燕京大学只得速将此款交美国托事部保管。
为铭贤学校的募捐
孔祥熙不甘心总为别人主持募捐，在这种经济日益败落、政治上又风雨飘摇、自己的官位也屡受各派政敌威胁的情况下，他不得不为自己办的铭贤学校做一些资金储备。他示意自己的学生们也搞一次募捐。当时任山西裕华银行经理的武渭清和铭贤校友们经过研究，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募捐机构，印制了大量捐启，在重庆发起大规模的募捐运动。
孔祥熙非常明白，为别人搞募捐是尽义务，为铭贤募捐是他做校长心血所系的责任，本质上有所不同。因此他要采取非常的手段和方法，所以由前台退居幕后，调动所能动用的一切力量，如通过由他任部长的财政部系统（各地税局、关卡及相关部门），和由他任总裁的中央银行系统（如各地支局、信托局和相关机构）和其他方面的关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募捐。王正廷在中央银行出面宴客，十分卖力地劝募，杜月笙、钱新之、潘昌猷、傅汝霖、刘鸿生、萧振瀛等都是座上客。这些人反过来又向其他人和国家机关劝募。结果不仅孔所属各系统捐款可观，其他各界也都捐了不少钱。当时有人不满地说，孔祥熙是利用隶属关系进行“霸王请客”式的募捐，实际上是公款私捐。不但报界颇多非议，也招致各派政敌的群起攻击，据说还受到蒋介石的斥责。
1944年初，张伯苓为南开举行募捐，获得600多万，宣称是创造了教育募捐的最高记录；燕京这次募捐也自称是打破记录；陈嘉庚办的集美学校由校友发起的募捐，得到海外众多校友的支持，获得3440万元，当仁不让地自称是最高记录。尽管还有其他学校也有新的最高记录产生，其实真正的最高记录是这位不事声张、不做辩解、从不公开得捐款额的“孔财长”创造的。但这些钱并没全用在办学上，其中以1000万办了一家保险公司、又以500万开办“大有盐号”。其他的钱，东挪一点，西用一点，加之物价飞涨，没有正当名义，就无形消失了。就在这次募捐中，孔向美国人夸口说他要捐150万美元，暗示铭贤在中国的基金，将要比在美国的多一倍。但是直到募捐结束，他一文未掏。后来美国人追问此事，不得已，将一笔“美金公债”拨来顶数，风声过后又拨了回去。认真的美国人并不罢休，一直没有停止对此事的追究。直到孔去世后，欧柏林大学还多次向孔令侃落实其父捐款的事。小孔环顾左右，只说可以为欧柏林校内建一个纪念亭子，美国人大为不满，认为等于是说了一个笑话。
孔祥熙最高兴的是他不出钱，在名誉上却是由他出钱又出力所主持的募捐。这种好事在他身上屡有发生。抗战胜利后，四川发生水灾，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何北衡等向各处募捐，后来找到上海市长吴国桢。吴善于推，有时能推得一干二净：你们来迟一步，刚为苏北等几处水灾捐过，又要捐？实在没办法。这次募捐者说的是实情，但吴国桢推脱却不对。抗战胜利后，政府面临迁复，百废待兴，一切都需要钱，募捐就成最好的筹资方法，各种名堂的募捐应接不暇，各大政要员确有不胜其烦，疲于应付之苦。因此每人都有“避捐妙技”：宋美龄是不作任何表态，命秘书将捐册退回；陈立夫是象征性地捐出一点儿，既不得罪人，又面子上能过去；唯有文官长吴鼎昌胆大，连“无冕之王”也敢当面顶撞：就是不捐！孔祥熙是躲，直到对方没有耐心为止。
向传义等人又去找杜月笙，这回是找对人了。杜月笙发迹后为改变形象，一是大做善事，救灾济困，捐资办学，他捐助过的各类学校不下几十所，他出任过的校董、名誉校董、董事长之类超过百校。二是广泛结交文人学者，学问越高、越儒雅越结交。只要听到哪有募捐，就找上门接应下来。这次也不例外，拍着胸口说：“我们在四川吃了几年，今天四川有灾，不帮忙还算什么人？”很快他就把事情办妥。本来他把捐款交给向传义就算功德圆满了，可他非要借机捧孔祥熙不可。杜先向孔说明吴国桢不肯帮忙，孔大皱眉头，盘算如何再躲。杜马上又说这事他已办妥，请孔出面主持就行了。孔此时在蒋眼里已经开始失宠，总想找机会挽回颓局，看到有这等好事，马上喜笑颜开，俯首帖耳地听从杜的安排。不久由杜筹划，孔出面请吴国桢、向传义、何北衡、范绍康等人参加募捐会。孔按照杜的口径发表慷慨激昂的讲演，又加上自己的表白：“四川是我的第二故乡，有难一定要尽力帮忙”。最后又指着杜说：“这件事我已关照月笙去办了，一定要对得起四川的同胞。”杜马上站起来说：“既然孔院长这么关心这件事，月笙一定遵命尽力办，也希望大家协助我。”结果孔祥熙春风得意，吴国桢如坐针毡。向传义等人则暗笑不止。
因募捐与司徒雷登结怨
在当时，有钱不捐必然会招致别人的不满，会说你为富不仁；可总捐，既不甘心，又捐不起。孔祥熙就是这类人的代表，特别是他的钱来路不正，更引起人们的嫉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就是众多不满者中的一位。司徒一生清廉，从不为私占用一分学款，以至于晚年生活都发生困难。他特别痛恨贪官，这在其回忆录里有详尽的叙述。
司徒雷登的募捐宗旨是，不管对方捐款与否，都要与其建立长久友谊，即使有所不满也要藏在心里，仍与之交往。司徒认为孔敛财有术，募捐有方，拥资巨万。知道孔任齐鲁大学董事长时，向齐鲁捐过两万，还曾向北平青年会捐1万，于是就以校友的名义与孔交往（1928年孔被授予燕京校友身份），请他做董事长。但多年来孔却没有捐出过一笔像样的钱来为燕京救急，反而让哲学系花7000美元，买了没什么价值的外文书，连燕京内层人士都感到奇怪，认为一向精明的司徒这回是怎么了？
其实这是司徒对孔期望过高，总认为孔会顾及校友之情，校董之责，捐出十万八万。孔祥熙身任如此众多校董，不可能每个学校都捐出一笔巨款，何况他也办有自己的私立学校。若真如司徒所想，那他就不是“赚钱博士”了。
抗战胜利后司徒雷登由北平到重庆，孔祥熙的秘书夏晋熊（燕京校董）奉命将他接到孔的一处豪华私宅下榻。他同夏闲谈起燕京校长人选，属意孔，要夏先试探孔是否愿意屈尊。那时，孔陷入为政失德，招致党内各派政敌群起攻击的困境，正脸面无光，惆怅前途。然而夏仍认为，以孔之地位，决不屑屈尊就任这样的职位。哪知一谈，孔大感兴趣：“做大学校长好啊，将来可以桃李天下，何况燕京与美国人关系密切。”
说到此事，在抗战前也有过一次。那时私立大学筹款极度困难，许多大学不是停办，就是申请改公立，如山西的并州大学于1935年停办；南开大学于同年申请改国立，却被教育部巧妙拒绝；北平的平民大学、郁文大学，上海的中国公学等均于1936年停办；厦门大学于1937年改国立；长沙的湘雅医学院、复旦大学也于此间相继改为国立；燕京大学在1934年举行“百万基金募捐”运动，虽然得到包括蒋介石、汪精卫在内所有高官的支持，结果还是失败了。司徒不得不为燕京前途着想。而孔此时已成为财阀，在政府方面又位居要津，尽管司徒对孔有所不满，但还是真心地提名聘孔。先是1937年3月1日提名孔为名誉校长；到3月26日，又确定为校长。可孔不感兴趣。所以孔对于8年之后的司徒这次推荐并不怀疑。
话再说回来，孔祥熙这边等待司徒雷登的聘任书，做着就任的准备，以便给政敌看：美国人是如何看重我的！司徒却迟迟没有回话，不得已，夏晋熊又向司徒问及此事，司徒含糊其词地说：美国回电表示尚须研究。此事就又拖了下去。后来还是司徒的秘书傅泾波明确告诉夏，美国认为孔的“政声不好”！而这时孔已被蒋赶下台。选择这个时机，透露这种消息，无疑是给孔祥熙的伤口撒盐！
孔何尝不知，这是司徒用纯粹美国人的方式淋漓尽致地报复。后来他特意买了一批外文书籍，不知是作为赔偿，还是其他名义，就希里糊涂地捐给燕京。到美国做寓公后，他又努力设法修复与司徒的关系。每年司徒生日时，散居在海外的燕京校友总是设法赶来，为老校长祝寿。这种祝寿是纯粹中国式的，所有费用都是校友捐助的。那时校友们的经济能力还有限，一般捐两三美元，也有一美元或更少的。富有者也不过5美元。而孔则赫然捐出100美元。每当司徒坐在轮椅上，看到校友们向他展示那张写满捐款名单的大红纸，就会心地笑了，或许这样的募捐再也不用他费心操持了。但是当他看到孔祥熙的名字时，一种无法表达的心情便油然而生。
责任编辑 谢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