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党史上，《八一宣言》是一个重要文献。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这一文献并不是在国内发表，而是在莫斯科发表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华北事变”与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开始侵略中国的东北，发生了所谓的“满洲事变”。日本在东北扶植了所谓的“满洲国”，接着又把手伸向华北，搞所谓华北“特殊化”、“自治”。
华北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之一，当时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5省和北平、天津两市。1933年5月的《塘沽协定》签订后，主持北平军分会的何应钦，对日交涉所持的原则是妥协退让。不久，日本军部重提“分离华北”，确定了使华北特殊化的侵略扩张政策。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其后被称为“天羽声明”。这个“声明”拒绝国际社会对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的谴责，公开宣布中国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反对各国对中国的援助。
“天羽声明”出笼的第二天，日本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即假借“华北人民爱国协会”名义，向日本陆军参谋部提交机密文件，提出目前最迫切的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1935年1月4日，关东军在大连召开会议，决定要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
此后，日本军队便在华北地区不断制造事端，加紧了侵略步伐。1935年1月，关东军制造察东事件，迫使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撤出察哈尔东部。
在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国民政府继续屈服于日本的压力。1935年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因发表《闲话皇帝》一文，被日本指为“侮辱天皇，妨害邦交”，要求国民政府封闭新生周刊社，惩办主编及作者。国民政府立即将该刊予以封闭，并把担任主编的杜重远囚禁。6月10日，国民政府又颁布《申做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令》，把日本称为“友邦”，宣称：“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为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
国民政府的软弱，使日本侵略者更加肆无忌惮。1935年5月，日军制造河北事件，出动坦克、装甲车、炮队到河北省政府门前武装示威，关东军则集结重兵于山海关、古北口待命。
河北事件发生后，日本方面多次向何应钦提出对华北拥有实际统治权的无理要求。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交“备忘录”，并限期实行。“备忘录”内容主要有：取消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省的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北平、天津两市市长；撤销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禁止全国抗日活动等。7月6日，何应钦致函梅津美治郎，答应了日方6月9日所提各事。梅津美治郎的“备忘录”和何应钦的书面复函，被称为“何梅协定”。
在河北事件发生之时，日本关东军又在察哈尔制造张北事件。日本方面借口其人员在张北受到中国军队盘查，于6月11日向察哈尔省代主席、民政厅长秦德纯提出无理要求。6月27日，国民政府指派秦德纯与日军代表土肥原贤二以换文方式签订了“秦土协定”。国民党当局同意从察哈尔省撤退中国驻军和国民党党部，解散抗日机关和团体，聘请日本人为军事和政治顾问。“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国民党政府的丧权辱国政策，助长了日本吞并整个华北进而灭亡中国的侵略气焰。
为使华北五省二市脱离中国而“独立”，日本侵略者大力收买汉奸，鼓动“防共自治运动”。1935年11月25日，日本扶植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个县。国民党当局计划于12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适应日本要求“华北自治”的妥协办法。这个委员会以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曾任察哈尔省主席的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中包括日本推荐的老官僚王揖唐、王克敏等人。在日本政府看来，成立这个委员会，是使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的过渡。
通过华北事变，日本侵略者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从关外到关内，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残酷蹂躏，而大大小小的汉奸卖国贼，却仗势欺人，狐假虎威。此时有人描述这种情景说：“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日本扩大对华北的侵略，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在华北问题上，英美与日本之间存在矛盾
日本侵占华北的行动，使中国人民更强烈地感到民族危机的深重，对国民政府的丧权辱国行为更加感到愤慨。民族资产阶级中要求国民政府改变对日政策的呼声日益增强。国民党内部的爱国分子，对国民政府一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不满情绪也更明显地表现出来。一些不在南京政府内掌权的地方势力和政治集团，趋向于举起抗日的旗帜来反对控制南京政府的蒋介石、汪精卫集团。
这时，国民党内亲英美派和亲日派的矛盾与分化逐渐加深。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蒋介石集团主要是依靠英国、美国的势力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汪精卫为首的一部分人则依靠日本的支持，在同蒋介石集团争权夺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亲日的集团。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们的后台之间的关系。英、美对于日本独占中国东北虽不满意，但是无可奈何。它们既以为日本会止步于山海关外，又以为可以利用日本作为反对苏联的先锋，所以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不愿作出实质性的干涉。英、美既然抱这种态度，蒋介石也就在南京政府中和汪精卫实行合作。到1935年，日本愈来愈明显地要把它的势力扩张到华北以至全中国，这就触犯了英、美在华北和华中、华南的利益，使它们的态度有所改变。
英、美政府发表声明，对日本制造“华北自治”表示“关切”，要求日本尊重“九国公约”，并通过支持蒋介石政权来抑制日本的侵略野心。1935年11月，南京政府在英国支持下，宣布白银国有，实行法币政策，加强了对全国金融的统制。随后法币相继与英镑、美元发生固定的联系。这使日本所期望的“中日经济提携”受到挫折。同年12月，蒋介石接替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将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骨干大部分解职。
事实上，这时的英、美还不准备在中国问题上同日本冲突，不要求南京政府实行坚决抗日的政策。它们只是要求日本仍然承认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对中国实行间接统治的局面。日本看准英、美和蒋介石政府的弱点，丝毫未停止其侵略中国的步骤，只是采取的形式比吞并东北稍稍“温和”一些。例如只提出“华北自治”的口号，暂时接受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样的过渡办法，而不是立即在华北制造一个新的“满洲国”。
共产国际“七大”政策的调整与《八一宣言》的出台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何挽救民族危亡，如何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抗日民族战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最紧迫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要求，适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主张的提出，与共产国际战略策略的转变是有直接关系的。
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上，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提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而斗争。大会根据这个报告通过了《论共产国际在帝国主义者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的任务》的决议。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都强调，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应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战线，并明确表示：“我们赞同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倡议：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
会议期间，王明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了关于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发言。这次大会把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鉴于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的形势，会议要求纠正自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
在共产国际新政策的影响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适时地调整了自己的政策。而由于此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已失去电讯联系一年多了，所以无法得到共产国际的最新精神。在这种情况下，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在调整政策方面走在了前列。
王明后来说：“在筹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在讨论大会基本的策略方针的过程中，在总结党的历来的工作和斗争经验，首先是总结最近7年来的工作和斗争的经验与教训的过程中，在详细分析国内局面和国际状况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十分郑重地研究了反帝统一战线这个策略问题。研究的结果，使中国共产党深刻相信：在民族危机日甚一日的条件之下，除了我们的伟大民族全体总动员去进行坚决的、无情的、英勇的反日斗争而外，别无其他的救国方法；同时在共产党方面，除了抗日救国的人民战线这个策略而外，没有其他任何办法能动员全体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开始认真应用这个新政策的具体表现，就是本年（1935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共同署名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八一宣言》的产生，也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共同努力的结果。据当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吴玉章回忆：“1935年6月在莫京听到何梅协定及平津日寇屠杀我爱国人民及上海新生事件等等难忍的消息，我们急电王明同志共商对策，出了展开革命新局面的八一宣言。”
王明的妻子孟庆澍回忆了《八一宣言》产生的过程：
1935年6月初，即在王明去莫斯科疗养后从基斯洛沃德斯克回来的第一天，他在和来看望他的同志们谈话时就曾说过：“日本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形势很紧张。还在基斯洛沃德斯克疗养院里我就想到，必须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并发表一份新的文件，以便进一步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第二天他就开始写《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后来叫做《八一宣言》的文件。一连3天，他一直工作到深夜3点，首先完成了草稿。第4天，他又进行修改。第5天就召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来讨论这个草稿。讨论继续了好几天，会上，王明作了关于起草告同胞书的报告，而后又在讨论结束时发了言。
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记录记载，1935年7月14日，代表团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的有王明、康生等13人。会议讨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王明起草的中共和苏维埃政府《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依照原文一致通过，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对文字加以修改并写一封加以解释的信。这个委员会由王明、康生等7人组成，宣言要在7月15日修改完，解释信则由委员会推选一人，在7月20日以前起草并修改好。由此可见，《八一宣言》由王明起草后，代表团对之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集体修改。
在《八一宣言》的形成过程中，王明曾向斯大林作了口头汇报。斯大林对此表示肯定。据王明说，在共产国际“七大”主席团上，他和斯大林讲到“抗日政策问题”。他告诉斯大林，中共中央准备发表抗日救国的宣言，在宣言中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组织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和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口号。斯大林说，中共这个路线是正确的，但主要的问题在于统一战线的具体条件。当王明讲到“中国人民要武装抗日”时，斯大林指出，“日本军阀有一个特点就是怕打，就是软欺硬怕”，“你们中国这么多的人民，只需团结合作，只要抗战到底，一定能得到胜利”。斯大林这次谈话，给了王明个人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了解和发展上有很大的帮助”。
《八一宣言》定稿后，由王明译成俄文，送交共产国际“七大”主席台上的斯大林，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看后都表示同意。会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将宣言编入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第10期，然后航寄到巴黎，于10月3日全文刊载。
《八一宣言》分析了由于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紧迫形势，揭露了日本加紧侵吞华北和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面目，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宣言明确提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强调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为此，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宣言再次宣告：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在国防政府领导下，一切抗日军队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愿意做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工农红军首先加入抗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宣言最后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从上述主要内容可以看出，《八一宣言》显然比1933年1月17日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的《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以及1934年4月20日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名义发表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的思想，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它提出的除少数卖国贼和汉奸以外一切抗日的党派、团体、阶级和阶层抗日大联合的思想，冲破了关门主义的小圈子和下层统一战线的框框，反映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愿望，适应了抗日救国的新形势。因此，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八一宣言》发表之后
《八一宣言》发表以后，很快在国内传播开来。到这年年底，北平、上海、天津、南京、太原等各主要城市都流传着这一宣言。到第二年春天，一些边远地区如海南岛等地也看到了这个宣言。同时，它也在世界40多个国家的华侨中广泛传播开来。
随着它的广泛传播，《八一宣言》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极大地鼓舞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抗日爱国热情，推动了“一二·九”爱国运动的爆发，从而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许多学生读到宣言后，“如濒临死亡的人突然获救一般，高兴得夜不成寐”，“觉得政治上有了方向，目标明确，行动更坚决了”。毛泽东也曾肯定“一二·九学生运动发生于八一宣言之后”。
《八一宣言》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推动了他们与共产党的合作抗日。当时，退居泰山的冯玉样看到《八一宣言》后，就公开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流亡在莫斯科的方振武，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吴玉章那里见到《八一宣言》后，“大受感动，潜到美国去宣传”。张学良在1935年11月间从杜重远那里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不久前发表了《八一宣言》后，当即表示同意与红军联合抗日，并要杜重远帮他寻找与共产党联系的线索。可见《八一宣言》对张学良的思想转变起了不小的影响。
《八一宣言》还客观上推动了国共两党间的直接接触，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开辟了道路。当蒋介石看到《八一宣言》关于各党派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呼吁后，认为可以借此达到从政治上解决共产党的目的，立即要宋子文、陈立夫、曾养甫等人设法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1935年底，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通过苏联政府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潘汉年等人进行了接触，曾养甫派人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和长江局取得了联系。从1936年1月起，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到南京同曾养甫等人进行了谈判。2月，国民党也派人到瓦窑堡与中共中央联系联合抗日的问题。这些谈判虽未成功，却为两党重新合作开辟了道路。
《八一宣言》也激发了国外侨胞和流亡国外的爱国人士的爱国热情，使他们更加了解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一位身居国外的同胞当时在伦敦写信给《救国时报》说：“我以最高的感激与兴奋，一而再、再而三地看了救国报上所转载所翻印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不独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篇空前的伟大的文献，就是在全世界全中国的文书中，也是最庄严伟大最沉痛悲愤的一篇。”他又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政纲，不只是代表他们党和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民族民主的政纲……任何人，只要是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庆幸和欢迎。”在美国纽约，许多华侨于1935年12月听完方振武的演说后，立即致电南京政府：要求即行建立国防政府。
对于《八一宣言》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方面的积极作用和王明起草宣言的工作，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党的文献都是加以肯定的。例如从1936年1月到8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到南京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岑小岑谈判的过程中，周小舟带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覃振、曾养甫等人的信件，每信都附有《八一宣言》。
又据李德《中国纪事》说：1937年12月王明回国后，“我听说，毛泽东赞扬了王明在起草1935年8月1日宣言时的积极行动，这一行动为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都是正确的。毛泽东在他的许多著作中，也是把《八一宣言》同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的决议、1936年12月对西安事变通电、1937年2月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等并列的。
但是，从国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情况来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要还是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对国内形势的深刻分析，在瓦窑堡会议上制定的。对于《八一宣言》的产生和发表，当时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并不知道。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红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张浩（林育英），在共产国际“七大”后于1935年11月间取道蒙古回到陕北，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中共中央才了解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在瓦窑堡会议上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当然，张浩在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时，也谈到《八一宣言》。从瓦窑堡会议的决议中，也会看到《八一宣言》的影响。但是，瓦窑堡会议的决议主要是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号召和中共中央对国内形势的深刻分析作出的，而不是主要根据《八一宣言》作出的。因此，对于《八一宣言》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的作用，既应充分肯定，也要实事求是，不能过分夸大。
另外，《八一宣言》本身也有它的缺点和不足，这主要是它对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后中国各阶级各党派的态度还缺乏具体的深入的分析，因而只能一般地提出合作抗日的号召，而不能进一步提出促进各阶级各党派团结合作的具体政策。这个缺点和不足，与王明长期住在国外、对国内的情况缺乏深刻的了解是分不开的。
对于《八一宣言》这个重要文件的产生，长期以来王明一直把它作为自己的功劳。王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为党做一些工作完全是应该的，是他分内之事。何况《八一宣言》是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写出的，是经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集体讨论和认真修改的，不能完全归功于王明一人。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