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宽大的滏阳河流经衡水那片平坦而又缺雨的土地时，她身边常常充满的是成年人的感激和孩子们的欢笑。成年人感谢这条生命之河给人们带来收获，而孩子们除了欢喜河水的清凉、河岸的风光，还有对外面世界的向往。1936年农历七月十一，郭秋良就出生在与这条大河只有一坝一林之隔的一户农家。坝自然是高大的黄土夯就的河坝，坝上布满了了纤夫的脚印；林则是迷人的枣林，从青绿盼到紫红，就有了挥竿打枣的乐趣。这一年是鼠年。算卦的说他是水命。水命的秋良自幼喜水，自诩游仰泳如同躺在炕上，可以顺流躺到天津去。滏阳河最终是流入海河的。天津、北平的方位，他肯定是从河水的流向感知的，大概又不只一次地想过坐船前往的种种情景。
但事实上他却是乘火车去北平的，而且要常去，去了又常住，以至于由此可以说他从小就是多半个京城人。关于这一段历史，郭秋良长大后极少对人讲。这种隐讳是一种无奈，目的不言而喻，是为了自己少受些运动的伤害。于是，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这位相貌端庄很有学者气派的作家，就是一个从衡水乡村走出来的土里娃。偏偏他的皮肤又较黑，就愈发印证了他是个下中农家（成分）的后生，只是后来念书念到了城里……
这就大大的错了。事情远不是如此简单。衡水自古就有外出经商学艺的传统，但凡有出息的男儿，都是不在家种地的。那么，距衡水镇只有40里的桃城区焦汪村，也就是郭秋良的出生地，自然也就久远地沉浸在这种思绪与行为中。请注意，当郭秋良出生时，他的父亲不仅早走出去，而且已在京城站住了脚。老人家乃铁匠出身，体魄强壮，一生都与炉火铁锤打交道。在平安里的街面上，他是有两间门脸的“仁义铁铺”的掌柜，手下有几个徒弟。用今天的话说，他应是外来务工人员中的成功者。而在那个年代，他则是千万来城里谋生人中的一个。按照经济学家的理论，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甚久，但这结构变成一种机制，则是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那时有城乡之别，却没有不让人逾越的鸿沟。郭秋良随母亲来到京城他父亲的店来住，每日柴米油盐的过着，也上户籍，于是他就成了有京城户口的孩子。可以设想，倘若衡水老家没有那么几亩地，没有几间老屋，那么他们一家人就在京城彻底扎根了。何况铁铺的生意还可以，一批批冬季室内取暖的铁炉子销路不错。老爷子心情不错，只是偶尔亲自“领锤”干一阵，为了出出汗，然后就去澡堂子泡澡。秋良是乖孩子，可记得挨打最深刻的一次，就是他说什么也不肯随父亲去澡堂子。他受不了浊热气腾腾的大池子，他怀念滏阳河夏日清凉的河水。同时，他更不喜欢小学校里的日本教师。他不愿意一次次地鞠躬呢。童年的他想他的乡下老家。
还好，郭秋良有一位善良而又顽强的母亲，她要与滏阳河畔那块故地坚持到底。她一次次带着唯一的儿子来京城，又一次次带着儿子回乡下。石德线上至今还有个叫前磨头的小站。60年前，这位不识字的妇女轻车熟路地常在这个站来往。我想恐怕是回来时的心情更喜悦一些，毕竟又回到了自己的老窝。而年少秋良又何尝不是呢。乡下不仅有河有枣有小伙伴，还有会说书的康木匠。康木匠会说《三侠剑》、《
小五义》好多书，说时是要抽袋烟的。秋良是在京城见过“世面”的，自然是孩子头，点烟的差事只能由他担当。他于是坐得离康木匠最近，听得也最清。不过，康木匠总是讲到最关键的时刻就打住了，这时再给他点烟也不管用，再听就得等到转天。这使秋良很心急，不过还是有许多事可以做的，他也闲不住。一是念书，二是当儿童团长，三是听八路军指导员讲课。衡水那时是根据地，八路军来了派房到各家，秋良家住过指导员。指导员是个文化人，八月十五问战士月亮是怎么回事。都答不上来。他就讲嫦娥奔月，讲得引人入胜，秋良听得入迷，感觉到那是一种无比的美妙。后来他的作文在班上就越来越好，同学称他“作文大王”，还有个同学叫“算学大王”。遗憾的是秋良的数学一直不很好，以至于日后他当了承德地、市文联主席，也看不懂自己的工资条。至于单位的财务报表，也弄不大清哪对哪。好在他会用人，让会干能干的人去干。
话说回来，到了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时，郭秋良正在平安里“仁义铁铺”经受着一个少年所能经受的最大打击：父亲病故。得的是肺病，在那时没治。但谈及那段往事，却又显出一个12岁的孩子终究无法承担重任的事实。丧事由父亲的大徒弟主持操办后，母亲想的是快些回乡下，而秋良则不顾一切地钻到人群里去看解放军入城仪式：汽车列着队开过来，上面站着得胜的将士；8匹马拉着大炮，居然走得那么齐整；可坦克却有的开偏了，连着撞倒几根电线杆……
宣武门外有个烂面胡同，后来改成烂漫胡同，胡同南面有片坟场。将父亲暂厝于此，秋良就随母亲匆匆回衡水。过了一年，一位本家舅舅赶着大车拉着秋良母子来京，将父亲的灵柩拉回故乡入土为安。记得车上还拉着遗产：数匹蓝凡士林布。至于还留下点钱，是路上住大车店时，夜里秋良去解手，在脚下拾到一包钱。交给母亲，母亲紧忙看他的棉裤，裤腿开了个口子，原来是母亲偷着缝在里面的，事先并未告之秋良。
一切看似归于平静了，如果按照母亲的心意，郭秋良或许就在家乡长久地生活下去。但倔强好胜的性格早已铸就了他的人生轨迹，京城那片宽广的天地吸引着他。他对下河游泳上树摘果已不再有兴趣了，他觉得自己这一生应该在文学上有许多事情要做。于是，当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还在人们心中尚存余音，郭秋良就告别母亲再返京城。不过这一次他没去铁铺，他也不能去。作为答谢，铁铺的一切都白送给了父亲的大徒弟。不过，凭着聪明的头脑，还有勤快的手脚，秋良很快就在打磨厂的宝文堂书店里找到了工作，而且立刻就上柜台卖书。秋良非常喜爱这个工作，卖书的同时，他有机会读更多的书。建国之初，宝文堂印了大量的唱本，传统的如《武家坡》、《大登殿》、《秦琼卖马》等，现代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老舍的《柳树井》等等。郭秋良本来上学时文学基础就好，面对着书海，他颇有如鱼得水之感，又有海绵吸水之望。他说那个时候对他一生与文学结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他的文学之路并没有在此止步，还有更好的机遇等待着他。公私合营后，中宣部派人来当经理，经理很快发现秋良是个人才，于是立刻就调他去了通俗读物出版社。这样一来，不经意间，秋良的身份就变成了国家干部，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拿着49块5角工资。这一时期的生活对他来讲是惬意而又充实的。母亲身体很好，又有亲属照看，每月往家汇些钱后，并无操心之事。工作之余，除了看书写作，还有条件看戏看电影。“四大名旦”等人的戏，都轮番看了数遍。京城的剧场戏园电影院，是他晚间常光顾的地方。他不像有的同志使劲攒钱，他有了就花，花在买书上，花在看戏看电影上，也花在有特色的各种小吃上。他那有自己主见的个性在这时就顽强地显现出来。看北京市的一些工人作者如高占祥、李学鳌等不断地发表作品，他觉得自己也行，就写。他看一些文人谈论时事，觉得自己也有想法，就说。他看别的同志工作干得出色，他觉得自己能干得更出色，就干。结果不言而喻，他在出版社成了一个引人注意的年青人。大鸣大放之后，一场运动随之而来，许多人一夜之间就陷了进去。局势继续发展，对郭秋良似乎也要不利了。而就在这时，他作出了一个至今都让他感到自豪的决定：去考大学。
这个决定使身边的人感到吃惊，随之而来则是不相信乃至于一些讥讽。讥讽的话没必要再提，毕竟是个别人说的，而不相信好像很有理由。虽然时值五月槐花香，但京城春天的脚步总是来去匆匆，不可能给郭秋良留下宽余的时间去复习。参加工作已历数载，以往学的课程确已生疏，即便领导给了假，一旦考不上，留下的只能是笑柄。面对这一切，秋良倔强的性情和充满自信的心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用平静的口气对领导和同事说：我一定能考上。
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北海公园成了他的课堂。待到酷暑将过时，一封挂号信将录取通知书寄到单位。众人都惊讶了。可郭秋良心里并不满意，他的目标是北京大学，而录取自己的却是河北北京师院。不过，很快他就调整好情绪，以愉快的心情告别领导同事去上学了。关于这种转变，数十年后他自己讲原因有两点：一是出版社乃是运动“风口浪尖”之地，再晚一点逃离，恐怕就随着“全军覆没”走不了啦；二是毕竟只复习了很短时间，能被录取就不错了，不要太心高，差不多行了。
由此可以看出他是极睿智的人，既能审时度势，又能正确待己。当然，还得提到出版社一位姓刘的领导，刘是曲艺家，有很多作品。刘爱才，他告诉秋良如何写好最后一份工作总结，以防止出差头。秋良心领神会，在必须写到的缺点部分，他写了存在着个人主义的倾向，而个人主义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许多人身上都存在，因此也就不可能过分地的上纲上线。结果这一份总结在严格的政审中出乎意料地顺利通过了。
大学4年，是展示郭秋良才华的时期。学院的院刊编辑，只有他一个是学生。在中文系，他是理所当然的系刊主编。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时，又是他代表北京（市）大学生向苏联来宾致欢迎词。种种一切表明，他是一个学习勤奋同时又有天分的学生，他的前途本该一帆风顺。可惜的是，那个时代对人和事的认识已经有点偏差了。别人很容易地在郭秋良的头上扣一顶“只专不红”的帽子。加之他的家庭出身不是很明确，怀疑的目光总是在他的身上不肯散去。待到大学毕业时，这些内容就决定了他的命运：学校说你只能去艰苦的地方，如去承德。
郭秋良倒也痛快，他说那就去承德。于是他就来到了塞外的承德（市）。承德那时是个什么样子，许多人都比我清楚。我是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到承德的。夜色下看到灯光入云，天亮再看原是山上平房。据说那已经比60年代初好了不知多少。不过，秋良好像对这些并不在意。他来承之初，在设了大学班的机关中学教文学，教得很有兴趣。日后不少在本地当了领导的人，当时都是他的学员。而他在文学方面的才华，在那时也显露出来。不过半年，他就被报社要去，后来就成了很有名气的记者（编辑）。
往下10多年记者生涯，在郭秋良的心中是甘苦俱在，往事难忘。对承德的了解，与百姓的接触，在那些年里是不间断地在进行。而运动的冲击，人生的磨难，亦是在那时经历的。不过，有一点值得提起，那就是自做编辑始，培养和提携业余作者的责任感就渐渐生成，并习惯成自然。每到县里采访，他总不忘找到家在山沟的作者，在土炕上与他们谈稿子，谈创作。1973年，当《河北文学》复刊时，他就被抽调过去，在全省范围组织稿件，培养业余作者。
看来他与承德有缘。那时他若要留在省里，很容易。但他又回来了。回来后他就不在报社了，先在话剧团当编剧，又到地区文化局创作组。地区文联刚恢复，他就去了。这个天地对他很适合，他如鱼得水，文学创作很快就走向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标志，即是他的作品很快就走出承德走出河北走向全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大报刊不断发表他的作品，长篇小说《康熙皇帝》第一版就发行47万册。而那是1984年，那时写旧时帝王的小说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在热河老城外，有一处山明水秀的地方，那有一个桑蚕研究所，院内有一溜平房。那年春上，郭秋良在那写《康熙皇帝》，我去看望他，他很瘦，头发长，脸色有些黑，但精神很好。他告诉我这里很安静，非常适宜写作，只是……只是伙食差些。我去他的房间，一桌一床，两个打饭的搪瓷碗，余下就尽是稿纸和资料了。我的心有些发酸。山坡上的桑林在春光中已经泛出绿色，我觉得秋良兄就是一只春蚕，在不知疲倦地劳作着。过了些时候，我在机关的楼里见到他，忽发现他的面上有伤，一问得知是从楼梯上摔了下去，只因血压增高头重脚轻。听了很让人担心，但秋良毫不介意。夏季，我回天津探望老母，在市委招待所见到他。地处原俄租界小白楼的那座老建筑高大气派，厚重的屋门里，是洋式吊灯和典雅的家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们与秋良谈笑风生，一看就是相交甚深的老朋友。我被那个场面所打动，我看出秋良兄交友的真诚。
正是这种真诚，在而后的许多年间，北京、天津文学界的许多知名人士都与承德文联保持着密切的往来。说心里话，那时承德的旅游环境尚未起动，旅馆居住条件很差，吃的也无非是食堂。但他们却愿意一次又一次坐着慢车一小站一小站挨到承德。我知道为何如此，因为这里有秋良先生。秋良的为人和气质绝对是有凝聚力的。和他在一起，不仅愉悦，还会有一种很坦然的感觉。你心里如果有些紧张不安，于此会很快消失。秋良不紧不慢的表情，不急不火的谈吐，特别是见到生人且不管对方地位多高，他总能有不卑不亢的神色，而遇见比他小很多的青年，他亦真诚以待。如此等等，怎能不让你生出敬佩之心，愿以师待之？
秋良先生的作品有长篇、中篇、短篇小说，有散文随笔评论，有电影电视剧本，可谓门类齐全，全面开花，无一不能。最让人佩服的是在潜心创作同时，他又做了大量的文化研究，终于提出了“大避暑山庄文化”的理念，并由此为承德的经济社会全面振兴提供了坚实的文化积淀。那么，当“热河作家群”逐渐形成并在国内外产生影响，佳作连连，文友情深，同时又有一种文化理念的有力支撑时，我们就可以说，这是承德文学事业走向繁荣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的产生又与郭先生的卓越贡献密不可分。
日前，我看到百年散文经典一书，郭秋良的作品紧排在郭沫若、茅盾等大家之后，我猛然意识到，对于生活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大家，多年来我们更多的是索取，却很少想到给予。郭先生出的书不少，但至今尚未有一本有关他的专著。对此，当今人的一时忽略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可长久忽略，如此下去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机会终于来了，2006年郭秋良先生70岁了。祝寿之日，场面热烈非凡。由此，我萌生一念，并自荐主编，邀文坛数位友人做文，以与郭先生友情交往为主，大事小情不限，只管一一写来。又寻旧日文章精彩若干篇，然后再配上郭先生写我们的一些作品等等，还有诸多珍贵的照片，编成了一本大书。我想，这既是献给年逾七旬郭先生的最好礼物，也是献给承德的美妙之文。当然，还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想想，50年，100年，又一个300年过去，其间其后，避暑山庄依然瑰丽，热河泉水仍淌不息，古御道下春风拂面，棒槌峰上明月高悬。当热河古城的后人忽然寻来一本写当年文人之间交往的“古书”，伴一杯香茶，细细读来，慢慢品，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美！美哉也……
责任编辑 谢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