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的遭遇
1947年萧军从佳木斯返回哈尔滨，便一头扎进鲁迅文化出版社的工作，出版了鲁迅、列宁、毛泽东著作活面文选，季米特洛夫的《干部政策》，李六如的《财经六讲》、《革命之子莫铮》，《鲁迅研究丛刊》，以及萧军的《羊》、《八月的乡村》、《第三代》，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等。成绩是巨大的，但仍不足以释放他对新中国热爱的激情。他又创办一张8开小报—《文化报》，并要求凯丰派干部领导报社。凯丰说：“哈尔滨刚解放，党内工作千头万绪。你就自己掌握吧！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宣传部给了出版社3两半金子，东北银行贷款70万元，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令安东鸭绿江造纸厂调拨5吨白报纸。在这个小舞台上，萧军如鱼得水，报道哈尔滨日新月异的变化，每日新闻、通讯、小说连载等深受市民的喜爱，读者订户由开始每月千份，增到8000份，甚至各个报摊一上架就卖空。
1948年彭真、凯丰奉调中央。东北文化界由原延安中央党校三部教务长刘芝明、上海“国防文学”派剧作家宋之的主管。在凯丰在时他们就提出过，《文化报》独树一帜，销路越来越好，威信越来越高，影响《东北日报》和《哈尔滨公报》的发行与宣传效果。凯丰也意识到这些，曾派萧军到富拉尔基，《文化报》停刊。萧军回来后，《文化报》恢复。凯丰调走。刘芝明以宣传部的名义，专门办了一张针对《文化报》的小报《生活报》，目的在于减弱《文化报》的影响；很明显地将延安整风时的习惯带到哈尔滨。而萧军也恰恰保留着延安的作风，为追求真理不惜牺牲自己，无论是谁，只要你破坏新民主主义纲领，只要你欺压老百姓，我都要揭露。
记得他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事：1943年初夏的中午，萧军悠闲地和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小战士一起在延河里游泳，突然听到狗叫声，还有俄语“上！上！”抬头看见中央医院苏联外科医生阿乐夫在指挥自己牵来的散步狗，与一企图阻止他进农家院的黑狗咬架。散步狗不是黑狗的对手，阿乐夫掏出手枪，一枪击中黑狗的脖子；黑狗“噢”地一声，跑出几十步，躺在路边抽搐地死去了。萧军非常反感，觉得这完全是过去那些“外国人”、“老爷们”的行为。想不到今天竟在一个苏联共产党员的身上表现出来了。当晚萧军给毛主席写信反映：“……这件事至少有以下两个缺点：一、边区法令曾规定无故不许鸣枪。二、这狗是老百姓的，也有一点妨害群众利益的嫌疑。……苏联友人来替我们服务我们是感谢的，但有一些不自觉的‘优越感’，我们有责任提示给他们，这是必要的。”此后在朱德母亲的追悼会上，萧军又对主席提起此事，毛泽东仅说一句“他救了我们很多伤员哪！”
1948年元旦，《文化报》发表萧军写的署名“秀才”的新年献词。“秀才”以第一人称，讲怎么从对中国共产党不满，到表示心悦诚服，并要用自己的影响，对新中国尽微薄之力：一要“支援前线”，二要“拥护民主政府”，三要“拥护共产党”，四要“打倒蒋介石赶走美帝国主义”，五要“开展民主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运动”，六要“建立新人生观”。这本来是一篇进步向上的好文章，但萧军认为有必要提醒一些领导干部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在献词的最后部分提出反对多个主义，其中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拍马主义”、“欺上瞒下主义”、“帽子主义”、“言行脱节主义”、“假公济私主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主义”、“仗势欺人主义”、“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共125个主义。这种揶揄讥讽的手法，激怒了不少领导。
在纪念“八一五”3周年的《文化报》上，刊登了萧军于1945年“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之际，在延安时写一首《萁豆悲》七律诗，原诗如下：
血战连年四海昏，谁将只手拯元元？忠奸自古明水火，龙虎由来际风云。萁豆相煎悲有迹，情亲奴主掩无文。如荼往事应犹忆，殷鉴垂垂何太真？
文协领导抓住“萁豆相煎悲有迹”，指责萧军颠倒是非，将人民解放战争敌我双方比作同根而生的亲兄弟，“分明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将一首充满新民主义精神，调动全民族的意志共建新中国的好诗，批成罪恶。一场自上而下、孤立萧军、清除萧军思想的活动在东北大地徐徐起动，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正如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1980年2月20日批复《关于萧军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中所写：“1948年东北局《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认为萧军‘诽谤人民政府，诬蔑土地改革，反对人民解放战争，挑拨中苏友谊’，这种结论缺乏事实根据。”在当时萧军根本没把文协领导看在眼里，仍以《文化报》、鲁迅文化出版社为阵地，一为自己辩护，二是指出文协某些领导人的弊端。清晨购买《文化报》和《生活报》，成了当时哈尔滨的市景。
当时全国尚未解放，中央大本营披坚执锐全力以赴解放全中国，根本无暇顾及什么《文化报》、《生活报》之争。而作为后方的东北局，不仅没有充分调动被认为从延安回家的“东北之子”萧军的自身吸引力，达到鼓舞人民、巩固后方的目的，反而开展了已成为文化史上一桩笑谈的政治游戏——在全东北地区大张旗鼓地展开了长达3个月的“萧军思想批判”运动，受牵连的文艺工作者达千人。东北文协发表了《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结论》，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了《东北局对萧军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萧军“反苏、反共、反人民”的错误是严重的，由于萧军对错误毫无认识，态度特别顽固，停止对萧军文学活动的物质方面的帮助。
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文协”、“东北局”办公会，萧军都大声疾呼，他爱党、爱民、感谢苏联出兵！他所指出的，都有利于新中国建设；他愿意到中央，到毛主席那讨回公道！他拒绝在《决定》上签字，认为《决定》是少数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任意歪曲，栽赃陷害。
此事直至1984年初，萧军和曹禺应邀在彭真家里做客，席间，陪同萧军一起去的萧耘问彭真：“彭老，我爸爸在东北被批判，回到北京，因东北局不给转组织关系，没有工作，没有工资，不得已弃文从医。您知道后，指示北京市委，安排爸爸到文化教育委员会文物组当考古研究员，父亲和我们一家才有了安身立命的地方……是这样的吧？”彭真点点头说：“嗯，有这回事。”接着又说，“不过，当时我是这么讲的：萧军在东北有什么错误，我不过问。但有一条——共产党是不能饿死人的。并且，他是《八月的乡村》的作者，影响面很大，他追随共产党，两次去延安，为新中国成立作了贡献的，总得给出路……那时候，我主持北京市的工作，说话他们还是听的。哈哈哈哈……”
弹指一挥间。而1948年东北局书记是林彪，那时在北京的彭真无法顾及东北琐事。毛主席正全身心地投入全国的解放。在东北被定为“犯有严重错误”的萧军，解放后被彭真安置在北京市考古。因为东北局没给萧军开介绍组织关系，仅同意到北京探亲，看望妻子和孩子们，文物组发给萧军每月生活费120元，房租补贴20元。分在北京市劳动局工作的王德芬，定为行政19级，每月工资78元。萧军每月140元，在当时相当于14级干部的工资。“文物组”办公地点在北海公园内画舫斋。他讲：“每次走入风景优美、绿草如茵、繁花满树的工作室，我都会在心里泛起一种感动的心情，我和彭真的关系，犹如鲁迅先生和瞿秋白……”
中央知道萧军在北京定居后，派来一位姓龙的同志找萧军谈，说到萧军1948年7月25日写给凯丰的要求入党的信，经中共中央、毛主席同意，批准接受萧军为中共党员，按章程办理相关手续，参加党小组活动等问题。但当时萧军在东北的阴影未散，从心里不愿与刘芝明等人为伍，竟像李白那样“天子呼来不上船”。他对龙同志讲：“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个问题，离开东北时，我对刘芝明说：‘我的《文化报》是白纸黑字，你的《生活报》、《萧军思想批判》也是白纸黑字，都擦不掉、抹不掉的。到底谁对谁不对，10年、20年、30年以后再看。现在你有权有势，用权势压人是不行的，只要你不死，我不死，总会有是非分明的一天！’我想等是非清楚了，我再加入组织！”龙同志遗憾地离去。从此萧军开始约束自己。他讲：“解放区最后一场思想批判运动，由我收关。我不想连累朋友。”正是这种心态，1955年由林默涵、刘白羽、袁水拍、郭小川、张光年组成的“胡风集团”专案组，没有捞到一点儿他参与的证据。在随后的55万“右派”队伍中，没有他的身影。
小说的命运
1930年，周扬从日本回到上海，任“左联”党团书记，与鲁迅先生来往较多。左联团结一大批青年作家，配合苏区揭露反动军阀，很有成效。鲁迅是左联发起人，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但不知为什么，1935年在莫斯科的中共中央代表王明、康生指示解散左联，重新组合文艺家队伍。鲁迅先生很有意见，虽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但他坚决拒绝接受参加由周扬、徐懋庸等人组成的文艺家协会的邀请。作为莫斯科信使的萧三，在延安整风期间，曾将此事向毛主席作了汇报。主席听完左联解散经过后，笑着用左手拍着右臂，并说：“这有点像解散共产党，反帝去掉无产阶级立场，那就反帝也不会有了。那就是和右联、中联一道搞啰。”
鲁迅先生不同意解放“左联”，不加入“文艺家协会”，也不赞同“国防文学”的口号，不愿意与旧文坛鸳鸯蝴蝶派为伍，因此针锋相对。1936年6月15日，由鲁迅、巴金、胡风、聂绀弩、曹禺、萧军、萧红、张天翼等未加入文艺家协会的63位作家联合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双方因此展开争论，徐懋庸公开批评歪曲鲁迅，在文章里写：“先生最近所发表的《病中答客问》，既说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普洛文学到现在的一发展，又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这是不对的。”鲁迅在逝世前的一个月，忍着病痛写下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文中除对口号提出看法外，还揭露徐懋庸的后台周扬（周起应）：“……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致憎恶起来了。自然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鲁迅先生逝世后，那些抱有“父债子还”的壮士们，是不会轻易放过鲁门弟子的。
1941年在延安，周扬在《解放日报》发表长文《文学与生活漫谈》，讥讽萧军等人“……陷于自己人的圈子和新生活格格不入……他们写不出东西，把原因归之为没有肉吃”。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艾青、萧军、舒群、罗烽、白朗等人的不满，一些人忍了。但萧军不行，他写了一篇《〈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文章中说：“人要吃肉，是生理需要，和吃饭、睡觉、结婚一样，都是正常的。只有三种人不想吃肉：一是发下了宏愿决心不吃肉……二是生理上有不能吃肉的毛病，三是像周扬同志那样有自己的小厨可以经常吃到肉……凡是来延安的都不是为了吃肉，是为了来革命，就如周扬同志到延安来不仅仅是为了当院长、吃小厨房和出门有马骑一样。”这篇文章寄给《解放日报》，被退回。萧军认为不公平，不民主，不是解放区的作风，找到毛主席。主席耐心地倾听萧军的抱怨，劝慰了萧军，批评了周扬，并责令延安《文艺月报》刊登，调解了一场争端。其实这是革命文艺队伍从上海左联时期，就开始再现宗派主义倾向，在延安仍然存在。萧军刚直不阿代朋友们出了气，与周扬又结了一个疙瘩。在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前，主席又多次征求萧军的意见，“逍遥乎山川之阿，放旷乎人间之世”。以后整风，周扬也想“关照”萧军，但主席这一关过不了，只好作罢。
建国后，周扬一直担任文化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领导中共中央部署的各种文艺运动和思想斗争。萧军吸取东北教训，闭门谢客，减少通信联系，一心撰写《五月的矿山》。在东北受批判后，萧军主动要求到工人中去，东北文联安排他去抚顺露天煤矿。他盖着与工友们不差上下的小被子，一起说着“一串铃”：“中班得玩，早班得睡，夜班活受罪”；一起吸着“大生产”（一种低价香烟），吞云吐雾；一起头戴安全帽，头灯明晃晃，手提十字镐，往闷罐里一挤去挖煤。当家作主的工人，忘我的劳动热情，深深地感染了他。《八月的乡村》写的是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英勇抗日真情，其姊妹篇《五月的矿山》写的是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建设新中国的激情。萧军白天到文物组上班，晚上写作。这部30万字的小说，围绕乌金矿区的矿工们，在乌金市委、矿务局党委的领导下，“大干红五月，解放全中国”，以开展劳动竞赛发生的矛盾冲突来刻画人物的思想面貌。在“红五月劳动大竞赛”中，工人们纷纷登台表态，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家属、后勤保障部门、党政干部都卷入热火朝天的竞赛活动中。作品重点刻画鲁东山与杨平山两个典型，两个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鲁东山是一名具有旺盛革命意志和强烈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工人。作家以深厚的感情，多方面展示了他的思想面貌与性格特征。抗日战争时期鲁东山在山东老家打过游击，很早就接受过党的教育；到矿山后，他公开打过日本采煤班长。解放后，他成为露天矿采煤班班长，面对重重困难，觉得“竟像埋着什么磁铁似的吸引着他的心”。他排除了种种干扰，不听信谣言，对放炮班、洗煤班、打眼队等班组进行改组整顿，搞技术发明，生产定额一再突破，产量一再提高。鲁东山为矿山忘了一切，以致儿子因为他不在家，没能及时送医院而病故。在庆功会上鲁东山加入共产党。另一名优秀工人杨平山是工人后代，日寇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他把自己的命运和煤矿联系在一起，坚持要先入团，入党，将工作干漂亮；在结婚时，为了抢救自己的劳动“伙伴”电铲三次负伤，最后在崩岩事故中与电铲一起被埋在地下。作品也暴露矿山一些领导盲目追求产量，指标一提再提，以致采过危险区造成事故，批评官僚主义。作者在书中大声疾呼，煤矿是“几块石头夹块肉啊”，“谁的命也不是可以白白牺牲掉”！1982年时任煤炭部副部长的张超，看完《五月的矿山》后，写下这样一行字——“萧军，矿工的知音”。
1953年11月，萧军将抄好的《五月的矿山》、《第三代》两部小说的底稿和重新校对的《八月的乡村》一并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并给30年代的好友、社长冯雪峰写了一封信，要求出版。1936年10月17日冯雪峰要去成都汇报工作，临行前到鲁迅先生家辞行，见先生躺在床上，脸色蜡黄，闭不上的嘴喘着粗气，病情岌岌可危。冯雪峰立即退了机票，陪伴在鲁迅身边，一直至先生去逝后第三天才离开。冯此举令萧军很感动，二人自此确立了尽如人意的关系。话题回到1953年，当时文艺界领导是周扬。冯雪峰认为，萧军在东北被大张旗鼓地批判，而且停止支持其从事作家活动的文件没宣告作废，怎么能出书呢？冯碍于老朋友的面子，委婉拒绝，未敢接受，将几部稿件原封退回。萧军没有恼火，但双拳在暗中攥得咯咯作响。他深信自己对新中国、对共产党的忠诚，又想起毛泽东对他讲“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咱们一块干”的鼓励。他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地给周总理写信，简述来北京后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请总理将《五月的矿山》等稿件转给毛主席审阅。他将书稿用油布纸包好，让妻子王德芬冒着北风，坐三轮车送到中南海。
其后一冬一春，萧军什么都做不下去——中央认可东北的判定吗？也认为我犯了“反苏、反共、反人民”的错误吗？他压抑地盼望着。1954年6月，中央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函告萧军，毛主席阅过他的小说，说“萧军同志仍然有条件从事文学生活，他的书可以出版”。习仲勋请萧军持函行事。冯雪峰尚未接到通知，看函后惊讶地请示周扬。周只好下令出版。冯雪峰对萧军说：“你有尚方宝剑，我还能说什么？出。”萧军后来说：“从出版社出来，我就像欲跳的袋鼠，带电的白云，生活的道路出现光明、希望。”
1955年，我们家从天津搬到北京，我和弟弟转到厂桥小学，记得一放假就吵着去萧家。海北楼里什么都稀奇，木楼梯转角“钢钢”响，客厅醒目地摆放着两个青龙花大口掸瓶，参差地插立着灰白色的轴画。南花墙摆着藏黄色高低错落的楠木组合柜，柜门上刻有浅绿色的隶书字，分别是明史、元史、宋史、前汉书、后汉书等等，如远古的灵魂，在这里诉说。柜旁平放着两把漆黑的躺椅。正对门的写字台，铺有绿色的台布，上面摆满了各种书籍和灵巧的小古董玩物。写字台后架上琳琅满目的图书，被百叶窗透进来的阳光映照得斑斑驳驳，反射出幽静的光辉。我喜欢进卧室，尤其是挂在床侧的那两把带孤度的刀，抽出来乌亮，上面刻“1917·Ｚｏｇ”。萧军讲，这是俄罗斯哥萨克骑兵战刀。我和弟弟每人佩戴一把，大喊大叫，虽遭到父母呵斥，但屡教不改。我最羡慕床头那张24吋黑黄色的有着朦胧意味的照片——萧军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雕塑，一腿直立，一腿弯曲抬起，身体微扭，双手抱胸，一块块油亮的肌肉饱满凸显。我和弟弟常常模仿，又常常跌倒。只要父母不在，我们怎么折腾，萧军照样写他的书，中午常带我们出去吃饭，到地安门吃“马二”羊头肉，钟鼓楼大碗。饱餐后沿着后海，边走边教我们唱苏联红军歌舞团阿来克山达洛夫作曲的《我们是红色的战士》。我们没有萧家哥姐唱得好，也晃着脑袋喊得挺起劲：“我们是红色的战士，我们有许多的枪……”虽然我唱得走调，但知道萧军唱错一个字，把“色”唱成“色”（ｓａｉ）。他总是望着蓝天白云，唱着“我们是红色（ｓａｉ）的战士”。
萧军决心要写300万字的巨作——《第三代》，分3部分组成。“过去的年代”，从清末到民初；“战斗的年代”，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夺取全国政权；“胜利的年代”，建设新中国。他要写出中国几十年的历史人物，可敬的，可憎的，如何从被侮辱、被损害、被误解的生活中挣扎过来。他将著作中出场人物悉数列在一个长卷中，每个人物下面有一两行注释。记得在“朱德”二字下面写有“像旧戏里新从狱里提出的犯人，两腿并未并齐，穿了一身肘露棉花的灰色旧军衣，毫无威风，这正是这个人的本色”。“刘少奇”是“孤峰鼻子，总用眼睛把不易懂的南腔，装在针管里一下注射给人家”。“林彪”则“是个聪明人，有些像舞台上的日本小生；特别是他的眼睛，大概喜欢严肃、自重、心思很深沉”。“彭真”为“高大，诚朴，崇拜关公。”“贺龙”为“吃着大烟斗，鼻子不高，头也不大，眼光不亮，喜欢两腿叉开”。“阎锡山”则“五短身材，一只手反复地摩挲着自己的头和脑为了表示愤怒和焦急，有时也顿脚，用拳头打桌子”。为了集中精力，萧军首先辞去“文物组”的工作，又将楼下车库租下改造成餐厅，请来一位大娘做饭，一心一意创作。
“树欲静而风不止”，《五月的矿山》出版不到10个月，刚把丁玲、陈明打成“反党集团”的，《文艺报》便有计划地组织稿件，批判《五月的矿山》是毒草，“是一部歪曲现实，歪曲人民，歪曲革命，疯狂地宣传反动毒素的书籍”；“继续散发着毒害人们灵魂的霉菌”；“萧军依然是坐在他一九四七年《文化报》的椅子上”。萧军给打晕了，书是主席让出的，如果主席看过后像鲁迅先生那样写个序，又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当然现在已经认为不朽了）。可主席正忙于结束朝鲜战争，当然以大国领袖之尊为一部小说写序也不可能，《五月的矿山》只好任人宰割。
萧军在东北受到批判后，老友舒群断言他只有3条出路：“一是自杀，二是得精神病，三是再也写不出东西来！”但舒的断言全都落空了。萧军是你批你的，我仍然是行动起来，自己去争取，既然“西施是是而不得见，嫫母勃屑而日待”，何不写历史？从1955年起，萧军开始以春秋后期越王勾践与吴王夫差为主角，撰写长达30万字的历史小说《吴越春秋史话》；并购以明清字画为扉面，撰写《明清画史外传》。不久《文艺报》那劈头盖脸的、莫须有的批判浪潮偃旗息鼓，早就洗干净等着帽子来扣的萧军也莫名其妙，直到十多年后文革期间，才从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小报编印的“毛主席未出版的著作”中看到，1957年1月毛主席在中央省市委书记会上，听了文委汇报后讲：“对萧军、丁玲之类的人，杀、关、管都不好，要抓住他们的小辫子批臭。”毛主席既满足了“左派”的愿望，又保护了萧军。
1957年6月的一个周日，我的父亲与萧军坐在轻工部二楼宿舍窗前，一边摇着扇子，一边谈论刚发表的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到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文章强调阶级斗争还很激烈。两位对比地谈道，党的八次代表大会提出“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那时我已经上初一，“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萧军讲：“毛主席在延安跟我谈过，在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占主导地位时，曾受过11次处分；同志之间的爱心，离不开耐心，所以我照样给他们官做。毛主席有一颗包容万物的心。‘谁战胜谁’不像主席原话。”那天父亲补发工资，由每月108元，晋升156元，为此把大家请来庆贺，母亲在厨房忙活。突然萧家哥姐们推门而入，人未到而声先至：“爸《过去的年代》出版了！”于是本来就很丰盛的菜肴，又增加了现从酒馆买回的肉皮冻和二锅头。大人们都红了脸，萧军情不自禁地踏起船步，一边晃一边唱起《打渔杀家》中萧恩的唱段：“昨夜晚吃酒醉和衣而卧，稼场鸡惊醒了梦里南柯。二贤弟在河下相劝于我，叫我把打鱼事一旦丢却……”
1936年萧军在上海时就开始写《过去的年代》，此后手稿一直伴随他，到兰州、重庆、延安……“情踊跃于鞍马”，直到1954年才完成了这部85万字的巨著。小说以辛亥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初为历史背景，描述了辽西山区凌河村男男女女在命运中痛苦挣扎，从中探索东北人民反抗性格和复仇精神的历史渊源。读者可以从中感到，民众中蕴蓄着追求温暖、向往平等的人文精神萌动，各阶层六七十个人物在作者笔下栩栩如生，留下一片原始的天空。
确实身手不凡
《八月的乡村》再版，人民文学出版社提出必须取消鲁迅先生的“序言”；《五月的矿山》出版后，被打成毒草刊登在《文艺报》上；《吴越春秋史话》交稿后，则转给通俗读物出版社排队。“坎禀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萧军想到当年鲁迅先生为救国救民弃医从文，用文艺作品拯救国民的灵魂；今天自己文医兼备，先吃饭，后追求，要有一技之长，养育儿女。他从1955年开始学医，先拜朱格一为师，学习针灸。又参加“刘寿山正骨班”，为找准穴位及筋骨走向，连拜几个武术老师，学习八卦掌、推手、无极剑、长拳等。有时我们去了，萧军就教我们几手。记得一组玉手拳，双手压放两侧，交叉伸出，左档冲拳，搂手踢腿，展翅玉立；5个动作我就学了一下午。
萧军决心自己开一个诊所，写信给彭真市长，要求市政府评定他的医技，允许他开业行医。市政府派卫生局关、严两位副局长，亲自到鸦儿胡同了解情况，果然有此事，并看到《萧氏医寓》的牌匾。接着又派卫生局中医科郗科长，会同针炙、正骨方面专家对萧军进行全面的理论和实践测试。萧军在针灸专家身上，准确地找到“足三里”、“曲池”、“三阴交”，又一边背着：“人体欲得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他一边背诵华佗的“五禽戏歌”，一边演练正骨、按摩的手法，专家们看得目瞪口呆。郗科长小心翼翼地问：“萧老，你不是学炮兵的吗？怎么精通医术？”“是学炮科的，不到福建前线，打谁去？”萧军狡黠幽默，在场的人都笑了。
“五年计划看三年，苦干三年看头年。赶上那个英国，用不了十五年。”解放军军乐队从隆福寺驻地，排着行列式，沿着地安门大街行进。鼓楼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万岁”的红幅一垂落地，街道两旁贴满红绿标语，街上行人脚步匆忙，烘托出激昂的时代气氛。萧军领着我们从地安门大街拐进北海公园，火红的石榴花和夹竹桃迤逦地排列在卵石道两侧。我们围着九龙璧跑，顺着汉白玉栏杆直奔海边的五龙亭，把书包放在圆桌上，到湖边用馒头渣逗鱼。当我们从湖边回来时，圆桌已被几个青年工人占据，并将我们的网兜、食品袋、水壶推到一边，掉到地上。年龄最大的萧鸣走到圆桌旁，将东西移到桌中央，质问青工：“懂得先来后到吗？凭什么将水壶扔到地上？”“凭什么？我们来时你们没在这儿。”“可我们已经占下了！”我们几个小家伙也都围过来。一青工叉着腰喊叫着：“占下了？占你们家灶头！”……争吵声将躺在长廊凳上眯瞪一会儿的萧军惊醒，他走过来，看着青工说：“这么大公园，别跟小孩子一般见识……”“小孩子也别跟大孩子一般见识，地方大你们到别的地方去呀！”一青工旁若无人、一副滚刀肉的样子。萧军从地上捡起水壶，眉头一拧，铝制的壶像面团一样凹陷。几个青工目瞪口呆，缩着脑袋一溜离去。我们围着萧军坐下。他把水壶放在桌上说：“来，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1937年萧军从上海撤离到汉口，住在小金龙街。周恩来作为国共谈判首席代表，也在武汉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与各界人士进行广泛的接触，号召文艺界人士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紧密团结起来。萧军不只一次聆听周恩来的讲演，孤立无援的心找到归宿。他与蒋锡金、孔罗荪等人积极响应周恩来的号召，筹备成立抗日文艺工作者协会，周恩来希望萧军负起责任。国民党当局为了笼络人心，欺骗民众，经常召开各种形式的招待会，以图控制各地云集战时首都的文艺家。在一次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主持的酒会上，副总裁汪精卫大放厥词，鼓吹“光荣的和平”、对“言和者皆汉奸”这句话“要加以区分”。会场大哗，萧军当场大声斥道：“你和南京屠杀我国同胞的日本鬼子讲和平，还算中国人吗？纯属狗叫！”连《中央日报》的右倾记者都认为汪精卫倒行逆施。人们愤然退出会场，汪精卫不甘受辱，立即吩咐蓝衣社特务跟着萧军，伺机灭之。第二天上午，萧军和萧红吃着泡饭，商议在《七月》开专栏，揭露国民党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突然3个彪形大汉闯入家门，其中一个伶牙俐齿地操着上海普通话：“侬是萧先生，蒋先生让我们请二位冠生园赴宴。”说着礼貌地拿出蒋锡金写的便条。萧红接过来一看就知是假的，对萧军轻轻摇一下头。萧军两步蹿出房门，临街两手一背，道：“你们告诉蒋锡金，我们有事要过江，改日再赴宴。”“这怎么行！”特务一见露馅了，伸手捋萧军脖领子，萧军头一闪，迎面“叭”地一个铁砂掌，一个特务的鼻子登时蹿血；另一个特务要掏枪，萧军左手抓着他的手腕子，右手臂向上一推，对方惨叫一声，脱臼了。小个子特务躬身想抱萧军的腰，被萧红从屋里端来一锅剩饭，劈头盖脸倒了一身。萧红一边敲着锅一边大喊：“有人抢劫！有人抢劫！”街上围来不少人，小金龙街离繁华的中环很近，巡警以打群架为由将5人带到警察局，3个特务没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身份，乖乖地跟警察走了。这正是萧军所希望的。因前不久，两名带头示威的持不同政见者，被特务抓走后秘密地装到麻袋里沉入长江……萧军在亭子里一边讲一边给我们演示，说到生动处，我们都情不自禁地捂着鼻子怕给打流血。在五龙亭附近的游客也凑过来听……行文至此，不禁闭目思之，真真恍若昨日！
国民党当局逮捕、迫害进步作家二萧，在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据理交涉，先找了国民党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后又到武汉行营找蒋介石。蒋介石大骂汪精卫，他认为二萧、蒋锡金都不是中共，原本可以争取，让汪给弄砸了，于是立即命令释放，并赔礼道歉。萧军对国民党这两手早领教了，出来后为表明对黑暗势力的斗争态度，公开发表文章：
我的资本——脑袋一颗
我的武器——尖刀一把
我的办法——换一个够本，换两个赚一个
萧军万般传奇故事，一身浩然正气，令我们晚辈万分钦佩敬仰！
行医执照一直没下来，萧军写信问卫生局。1959年10月，北京市政府通知萧军到北京戏曲研究所任研究员。后来才知道，彭真市长不忍看到著名作家当大夫，顶住“直风告逝，大伪斯兴”的潮流，留一隙文化之地给萧军。
碧波沃野话当年
“我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对彭真的安排，萧军心知肚明，情领义受，戏曲研究所又多一个勤政之人。萧军坦荡平和，思维敏捷，到所里不久就成了大家的朋友。所长荀慧生将编辑《京剧汇编》的任务交给了他。
戏研所在北京宣武区半步桥，我上学在北京十五中陶然亭，每天路过萧军上班的地方。在他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不少名家剧本：梅兰芳《太真外传》、《霸王别姬》，周信芳《四进士》，荀慧生《胭脂虎》、《红娘》、《金玉奴》等等。还有民国末年的一堆杂书《青城十九侠》、《施公案》、《禅林上人传》什么的。我买了一些过期的《电影画报》，用扉页中的硬纸将这些破书包好。他很欢喜并带我到陶然亭游泳场游泳。游泳场建于1955年，是“苏联老大哥”设计的，一对儿童池，0．5米深，中间有“大磨菇”喷水；一对练习池，25米×50米；其后一深水池，有一个10米跳台。游泳每次一角，两小时，一人一个木箱保管衣服，放得挺乱但都没丢过。我的自由泳是萧军教的，后来我到游泳队才把姿式纠正过来，萧军的自由游头，随手臂转动，两边转头，但速度很快。有时我们躺在池边，他讲到松花江和青岛。他说：“1934年我的一个在伪满警察任警佐的讲武堂同学黄之明，突然到《国际协报》找我。黄讲：我送给副刊发表描写日本人下乡‘剿匪’、摸女人屁股的事情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要追究。磐石游击队联络员北杨，遭到宪兵搜查时冒充教员，虽瞒哄过关，但写有你名字与地址的纸片被搜出。一但察觉，你肯定受牵连，最好立即逃走。当时我除了是编辑外，还是星星剧团的演员和剧务。导演金剑啸是中共北满地下党成员，他以剧团的形式，将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爱国主义者拢合在‘反满抗日’的主流中。金听到情况后，联想最近一个团员被捕，决定让我和萧红尽快离开哈尔滨。
“当我第一眼看到青岛的山角时，我大声呼唤。老友舒群把我们接到家中，并介绍我到《青岛晨报》任副刊主编。这里没有恐怖，没有宵禁。上午到报社，下午和舒群到海滨浴场游泳，晚饭和萧红到德式餐厅，边吃边讨论《生死场》情节。从夜间8时至12时是我的写作时间，不到半年就完成了以磐石义勇军为题材的《八月的乡村》。萧红完成《生死场》。完稿的喜悦，很快被小说所取的题材与当前革命文学运动的主流是否合拍给冲淡了。我的一位朋友孙乐文是‘荒岛书店’老板，他说在上海‘内山书店’进书时，曾见过鲁迅先生。你可以以荒岛书店读者的身份给内山书店写信，请他们转给鲁迅先生。后来我才知道，哈尔滨金剑啸，青岛的舒群、孙乐文都是中共党员，他们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关爱，忠恳，不惜一切地栽培我。
“鲁迅先生收到信后，‘即复’并明确告诉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犹如从什么遥远方向照射过来的灯塔上的一线灯光，它使我们辨清了应该前进的航向，也增添了我们继续奋勇向前的划行的力量。11月1日，我和萧红离开青岛，投奔鲁迅先生。
“第二次去青岛是1936年夏天。在鲁迅先生提拎下，《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及紫叶的《丰收》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出版，一些短篇经鲁迅先生推荐也被报纸、刊物登载。我们在文坛上有了一席之地，但北方的萧红不适应上海的气候，尤其是冬季，萧红总是咳嗽，在对朋友、对写作及生活琐事，我和萧红常有过后来想起很可笑的争辩。她想去日本看望弟弟，换个环境写点东西。我到青岛，这次住在山东大学友人周学普的单人宿舍，正赶上放暑假，很清静。宿舍楼下有单杠、双杠、木马，还有200米跑道，我一个人常常从这头练到那头。我的写作效率很高，但更多的思念远去的萧红。仅仅两个月，萧红从日本写来40多封信，有时一天两封，但使我遗憾终生的是，10月12日我返回上海，鲁迅先生于10月19日去逝了。我和萧红是鲁迅先生家常客，阿姨是我去就准备大茶壶。小海婴喜欢我，萧红见许广平就说个没完，虽说都是告状，但使鲁迅先生哈哈大笑很开心。萧红说我一副蒙古脸，穿哥萨克上装，叫什么三郎，简直像个阿木林。许广平讲，先生老是一副木刻式的脸，就二萧来才变形。1936年是鲁迅先生最累的一年，他严格地翻译《死魂灵》，在日记中写道：‘《死魂灵》第三次稿，前天才交，近来没有气力多译。身体还是不行，日见衰弱……’鲁迅先生给我们改稿子，给我们写序，写信。可谁帮他改稿子，谁给他写序？因为口号争论，周扬、徐懋庸认为鲁迅先生毕竟不是党员，标新立异提出口号‘不利于统一战线’。使鲁迅先生有一种孤独和落寞的感觉。正如先生写的：‘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
“第三次去青岛是1951年。东北事件后，我跑回北京，什么组织关系、供给关系都丢在沈阳不要了。结拜20年的兄弟、山东大学俄文系主任方未艾来北京参加全国翻译工作会议，打听到我，跑我家邀我去青岛。这次去带着你小鸣哥，仍然每天下海，方问起我东北的事。我们倚在青色的岩石上，海水是皎洁无比的蔚蓝色，海波平稳得如春晨的什刹海，金光灿烂的水面显得温秀可喜。望着这绝美的海天，身后充满欢笑的学生、工人、干部，心中一点杂念也没有。我告诉他：‘我要像写《八月的乡村》那样，写一部工人阶级的书，只要主席在，总能真相大白。’在青岛一个月，完成《五月的矿山》的雏形。”
文革中，京剧名家荀慧生备受屈辱，抑郁而死。萧军一直怀念着他。1984年北京市文联、作协在民族文化宫举办的庆祝萧军文学创作50年大会上，萧军宣布“封笔”，可当荀慧生的儿子找到萧军请他写《荀慧生小传》时，他欣然同意，并说：“荀慧生是我的老朋友，他的成名全靠自己不断地修炼。他死了，我不能不写。”翻开《小传》，萧军严谨而生动地写出了这位具有强烈爱国心和正义感的艺术家，将其喜怒哀乐、言谈举止，光彩照人地真实细腻地反映给读者。
1960年春节格外寒冷，海北楼四角露气，书房像个冰窑。萧军过新年就咳嗽，人瘦得很快。我们大家都很焦急，逼迫他到宣武医院检查，结果患了肺结核。我爸对我妈说：“萧兄不能走，历史会证明他的价值。”在食品工业部工作的父亲常分一些东北的大豆、广东的椰子饼、福建的甜菜渣、内蒙古的黄羊肉等，都让我给萧家送去。我二弟挺能，每天放学后到右安门外护城河苇塘钓蛤蟆，每天能钓二十几只，并负责屠宰。妈妈将蛤蟆大腿洗净用油微烹，香味扑鼻。每天中午上学前，我乘5路公共汽车从右安门大街到鼓楼西大街，将还有温度的油烹蛤蟆腿送给萧军，不管我送多少，他总留下6只，我知道那是给萧玉，萧黛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完成了《中国历史小故事拾遗》及京剧《卧薪尝胆》。一次下午没课，我请教他考大学报志愿。萧军说我早就想跟你说这件事，人志向的选择与国家息息相关。毛主席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出身，他的心，他的情，同广大贫困农民连在一起。主席认为，那时的地主、富农要把自己的生产资料提供给农民，生产工具平均使用，农民的日子不会那么苦。所以现在有这样的制度和权力，完全可以把一家一户的农民组织起来，共同抗御自然灾害，兴修水利，整治荒山，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打基础。现在农业这么困难，是因为缺少先进的生产力，机械化、电器化没跟上。你要成为有作为的青年，替广大农民分忧，报考能改变农村现状的学校吧。我听从他的教诲，考入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他知道后非常高兴，说萧滨毕业考北京农业大学，从你们开始改变中国挨饿的状态。
当年日寇侵华，国难当头，萧军想到磐石参加游击队，想到五台山当一名战士保卫祖国；现在“农难”当头，他又要让自己的子女投身农业，为国家解困。他真是我永远钦佩的英雄前辈。（未完待续，本文分3期连载）
责任编辑 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