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与谭政都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他们曾共同参加秋收起义、上井冈山、转战赣南、参加长征；抗战时期，他们分别担任前方与后方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同在东北野战军工作，一个是政治委员，一个是政治部主任；解放后，他们又先后担任共和国第一、二任解放军政治部主任。在长期的战斗和工作中，两人密切配合、互相关心，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相识相交在江西
罗荣桓与谭政第一次会面是在江西修水。1927年，谭政所在的国民革命军武昌警卫团在江西修水整休期间，以收编而不受调动为条件接受了江西军阀朱培德的收编，与湖南平江、浏阳驻修水的农民自卫军，统一改编为“江西省陆军暂编第一师”。余洒度任师长，平江工农义勇军负责人余贲民任副师长。谭政当时被调到师司令部任少尉书记(秘书)官。
师部成立后，周围不断有一些农民自卫军的领导来联络。一日，有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领导前来修水接头联络，余洒度让谭政接待他们。罗荣桓是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的党代表。罗荣桓与谭政是地地道道的湖南老乡，一个湖南衡山，一个湖南湘乡。同时，他们俩又都是“秀才当兵”的知识分子军官，而且都是从事政治工作方面的工作。因此，他们一见面，一说话，备感亲切，这使得他们初识就谈得非常投机。
谭政知道了罗荣桓是农民自卫军的党代表，便谈警卫团由武昌开来修水时的行军作战，自己做思想工作的感受。他说：“士兵中没有思想工作，就要乱套。我原来是个小学教员，入伍不到半年就任少尉书记军官，打枪不行。跟士兵讲讲道理，说说故事，讲讲革命前途，也很起作用。”罗荣桓发现谭政这个人虽然不是党代表，但想的问题可不少，觉着他是个做政治工作的好“材料”。于是，罗荣桓趁机向谭政谈了做农民自卫军工作的情况，并向他介绍了知识分子干部做工农运动的体会。之后，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校也编入第一师。
1927年9月，以暂编第一师为基础组建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余洒度任师长，卢德铭任总指挥，毛泽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罗荣桓担任特务连的党代表，谭政原为师少尉书记官，没有听到任命，编进军官队。随即两人都参加了秋收起义。
此后，上井冈、转战赣南，罗荣桓同谭政一块并肩战斗，一块做政治工作，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而这份浓厚战友情谊也在异常惨烈的战斗中得到体现。1929年10月31日，红4军集中3个纵队兵力，全部投入二打梅县的战斗中。3个纵队连续攻击，战斗持续7个小时，由于红军得到的是“一个错误的情报”，梅城难破。谭政所在的第三纵队仍然从北门担任主攻。第九支队在支队长张宗逊和党代表罗荣桓率领下一度曾打近城门，冲上大街。谭政随三纵队其他支队也冲进城内。但队形拥挤，无统一指挥，而守城敌军则拼命顽抗，凭借街道两旁的楼房，用手榴弹、机关枪封锁街道，红军伤亡有六七百人。久攻不下，朱德命令红军撤出战斗。然而，红军还没撤完，在城外却遭到前来增援敌军的截击。第二纵队负责掩护军部和大部队转移，第九支队殿后。战斗正激烈时，谭政突然发现9支队党代表罗荣桓在指挥部队阻击时倒下了。谭政就感到情况不妙，冒着敌人的枪弹，他急忙返身扑到罗荣桓的身边。仔细一看，罗荣桓的腰部被子弹打穿，躺在血泊里，已昏迷不醒。战斗仍很激烈。谭政扶起罗荣桓，把他背在背上，一口气背到一家老乡的小院里，为罗荣桓包扎好伤口，阻击的部队开始撤离。这时，9支队的文书孙开楚走来，谭政叫他借了块儿门板，两个人抬起罗荣桓，追赶大部队。一个纵队秘书，一个支队文书，两个文人抬着一位党代表。追上大部队时，两人都已累得快趴下了。罗荣桓醒来时，感激地说：“哦，原来是两个‘师爷’抬我的呀。”
共事于东北战场
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主要负责前方的政治工作，而谭政主要是负责后方的政治工作，两人共事的时间并不长。抗战结束之后，他们先后被派往东北战场，最初罗荣桓担任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治委员，谭政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之后，东北战局形势的急剧变化，经中央军委批推，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正式分开，林彪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是林彪，罗荣桓任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谭政是东北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又是野战军的政治部主任。而从这时候起，“东野”首长启用代号，当时林彪代号101、罗荣桓代号102、刘亚楼103、谭政104。
这一时期是两人直接共事最长的一个时期。在工作中，他们共同领导和开创了东北战场政治工作的新局面，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和加速了东北解放的步伐。其中很多政治工作的方法都在全军得到了推广，如著名的诉苦运动和“五整三查”运动。东北民主联军早在1946年就出现了诉苦运动，由当时驻北满海伦的警备二旅开展起来。但是最为典型的是辽东军区第三纵队。这种运动把土改教育、阶级教育同战斗动员相结合，空前激发了部队杀敌立功情绪，增强了指战员的思想觉悟和阶级斗争观念，从而明确了战争的目的，提高了战胜敌人的信心。
于是，谭政起草以民主联军政治部名义向各级政治机关发出《关于部队坦白运动与诉苦运动的经验》，加以推广。罗荣桓对谭政在东北全军推动第三纵队开展诉苦运动的经验以高度评价，并支持说：“这在部队政治教育上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创造，是部队政治教育的方向。”同时指出：“夏季攻势后的政治整训，就以诉苦运动为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进行。”很快罗荣桓审订、谭政主持起草了《关于在部队政治教育中普遍开展诉苦运动训令》，以民主联军政治部名义下发各部队。
“五整一查”是罗荣桓与谭政在对东北军区部队进行整军整风运动过程中所提出来的。“五整一查”重点强调整顿思想，并以整作风为主，但必须始终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查主要是查干部的思想作风，而不以查成分为主。正是通过诉苦和“五整一查”运动，使得新式整军运动得到顺利开展。这样，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政治思想和阶级觉悟空前高涨，战斗力迅速提高。
在生活中，由于罗荣桓身体不太好，在哈尔滨休养期间，两个家庭还合住一起，相互照顾。刚开始罗荣桓一家人从大连回到哈尔滨，管理处为他找了一座又大又好的房子。罗荣桓觉得家里只有几个人，住大房子太浪费。他在谭政家吃饭的时候，看到谭政住的一栋小楼也很空荡，和谭政夫妇商量，是不是可以与他们合住。谭政夫妇没有孩子，早就感到空得慌。同时，谭政觉得与罗政委住在一起，有许多方便的地方，可以随时向他汇报情况，商讨问题，研究工作，立即表示同意。谭政的夫人王长德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同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在延安党校是同学，是罗荣桓夫妇把王长德介绍给谭政的。王长德对林月琴全家搬来更是拍手欢迎。罗荣桓家有孩子。免不了蹦蹦跳跳，林月琴便提出他们家住楼下，谭政夫妇住楼上，生活上都方便。谭政离开哈尔滨前来双城“东总”指挥部时，还特别嘱咐妻子：要好好关照罗政委一家。
患难见真情
1950年4月，罗荣桓出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1954年10月，谭政由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任第一副主任，协助罗荣桓主持全军政治工作。他是由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提名，经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调来的。时隔5年，两人又一同共事。在这期间，谭政协助罗荣桓主任主持全军政治工作。以主要精力领导和指导了军队系统的政治运动。
1955年到1956年间，罗荣桓因长期身患重病，又身兼数职，工作紧张，劳累过度。老病加新病——心绞痛反复发作。经过较长时间考虑，罗荣桓于“八大”召开前的9月2日提笔写信，要求辞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并基于对谭政工作能力的高度信任，建议由谭政接替他总政治部主任职务。最后，经毛泽东批淮，同意罗荣桓建议，由谭政接任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则成为建国后第二任总政治部主任。
谭政对罗荣桓是非常尊重的。每当他下部队回来北京，都前去看望病中的罗荣桓，并简要地向罗汇报部队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他主持起草的以总政治部名义下发的重要文件指示，同时送呈罗主任，想着能得到罗的指示和意见。一次，罗荣桓问到当前部队军事训练情况时，谭政说：“1956年12月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部队军事训练中实行群众路线问题以后，部队军事训练热情非常高涨。最近（1958年），我在东北部队检查工作，对正在开展军事训练的部队，提出‘一专多能、一兵多用’的要求。尤其技术兵种，要注意培养‘一专多能、一兵多用’，一旦打起仗来，战士有伤亡，火炮、坦克照样发挥作用。”罗荣桓听了很高兴，说：“‘一专多能、一兵多用’这个提法好，应在全军推广。”
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作为总政治部主任的谭政由于没有奉迎和绝对顺从林彪的意图，招致林彪的不满，并决心打倒谭政。1960年9月，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在会议上就以谭政政治工作思想存在偏差为由进行批判，指责谭政在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和主持军委工作时，与彭“和平共处”，被说成是彭德怀“军事俱乐部”里的政治部主任，并上升到反党、反毛泽东思想、抵制林彪副主席指示的“罪行”。
此时，谭政的情绪极度低落，他根本无法理解那些子虚乌有的批判，在苦闷中他想起了他曾经患难与共的师友罗荣桓。一日，他来到罗荣桓家里，一五一十地向了解他、并能理解他心情的罗荣桓诉说了一番。谭政觉得非常冤屈，他险些当着老战友的面大哭一场。罗荣桓非常理解这位老战友的心情，尽力去安慰他。罗荣桓认为，谭政尽管在工作上也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不会反党、反毛主席。罗荣桓在政治学院的一次会议上曾用迷惑不解的口吻说：“他（指谭政）跟主席工作那么多年了嘛，怎么会发生反对毛主席的问题？”老战友的理解给了谭政最大的安慰。
军委扩大会议之后，林彪向毛泽东提出改换谭政总政治部主任的意见。1960年底，毛泽东决定由罗荣桓复出，重新出任总政治部主任。谭政被撤销了总政治部主任，降职为副主任。虽然被阵职，但当谭政知道总政治部主任是罗荣桓时，格外高兴。
罗荣桓复出后，鼓励谭政不计较职位大小，要谭政像战争年代做政治工作一样，经常下部队作些调查研究。谭政分工主管总参、总后和总政直属单位的政治工作。以后又增加了公安部队的政治工作和民兵政治工作。罗荣桓对谭政的工作作出这样的安排，显然是从林彪控制下的军委争取的，体现了他对谭政的关心爱护，并设法发挥他的积极性。谭政也理解罗荣桓的良苦用心，自觉自愿，遵从罗主任的关怀和建议，以满腔热情重新工作。
1963年12月16日上午，罗荣桓病逝，这是谭政最难忘、最悲痛的时刻。此后，谭政更是命运多舛，被逐步撤销了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国防部副部长职务。1965年11月任福建省副省长。在文革期间，谭政更是遭到了非人的折磨，度过了9年的牢狱之灾。1975年，在毛泽东的过问下，谭政重新出来工作，8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78年，谭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1979年3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予以平反。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同年11月6日逝世于北京。
责任编辑 谢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