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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记者活跃在上海滩
       抗战胜利后，十里洋场的上海滩更加热闹了，一向多事的新闻界崛起了一批女记者，记者而为“女”，在当时的社会便似乎大有可谈了。女记者的长相、穿着、能力、情感、生活等无一不是小报和社会新闻类期刊的报道对象，在捧艺人之余再捧捧女记者，好不热闹。
       女性从事新闻业，清末就有了，抗战时期更是涌现了一些优秀的女记者。开风气之先的上海，在抗战前女记者还是凤毛麟角，但抗战胜利后，上海各报纷纷延揽女记者，一时成了一种风尚。据笔者粗略统计，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间，在上海报刊中曾以女记者名义被报道过的女性有６０人之多。但当时对女记者的定义很宽泛，把凡是在新闻单位里工作的女性都称做女记者，真正外出采访、写稿子、编新闻，当成一种职业的女记者其实并不多，主要有《中央社》的陈香梅、《申报》的谢宝珠、《新闻报》的严洵、《大英夜报》（后《商报》）的池廷熹、《和平报》的陈羽新、《正言报》的李青来、《辛报》的许瑾、《文汇报》的麦少楣、《新民晚报》的高汾和周光楣、《联合报》的姚芳藻、《世界晨报》的邵琼等十几位。
       虽然４０年代的人开始逐渐摈弃对“女性也能当记者”的怀疑，但较为开放的上海对女记者的关注似乎仍停留在“女”字上。自然女记者的花边新闻也成了茶余饭后不可缺少的谈资。
       海上女记者速写
       那时的上海滩女记者也真是热闹，似乎什么样的女人都可以来当一回女记者，于是各小报、社会新闻类杂志在报道这些女记者时，很喜欢根据这些女记者的特征来写一些略带调侃的速写，或者给这些女记者取些绰号，以吸引人的眼球。一些花边新闻较多的女记者，差不多都有一个绰号。
       上海老牌报纸《申报》在抗战胜利后也赶起了时髦，聘用起了女记者，一出手就不同凡响，其麾下的女记者谢宝珠备受一些小报、杂志的关注，花边新闻不断，绰号也最多，如其中之一便是“高贵的娇小姐”。据说她“出进必要摩托车”，这在普遍盛行“１１路车”两条腿走路的当时，是够娇贵的了，不过谁让人家有个当大老板的父亲呢，本来就是小姐嘛，说者也只有眼红的份儿。《新闻报》记者严洵，抗战胜利后较早投入了上海新闻界，因待人接物开诚布公，被称为“天真姑娘”。《正言报》的李青来，因笔锋颇健，而且喜欢写些小文章发在文艺刊物上，因此被誉为“小文学家”。而由话剧演员改行当记者的女白云，自然就得了个“话剧名旦”的称号，并且许多人对她当记者后取的名字“陈霞飞”的来历颇感兴趣。《大英夜报》的池廷熹因喜欢时常拉着新闻人物问个不休，有“打破沙锅璺（问）到底”的作风，而被誉为“女学士”。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麦少楣，出自广东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在当时上海滩也算是个小有名气的文人，小报对她自然也颇关注，据说其“能驾自由车而脱双手，穿短裙，有南国佳人风”。此外，像《前线日报》的夏丁杉，因好与人辩论被认称为“辩论能手”；《新民报》的高汾，因丈夫高集是《大公报》记者，被戏称为“夫唱妇随”；《无锡人报》的孙方中，因长得讨人喜欢，被称作“洋囡囡”；《世界晨报》的女记者邵琼，因为喜欢写些左派文章，就得了个“真左笔”的雅号。而《中央社》的陈香梅，却不知何故，被笑称为“少奶奶”。
       曾在一段时间内受到小报、社会新闻类杂志广泛关注的女记者趣事，要属女歌手姚玲转行当记者一事。据这些花边新闻报道，姚玲原是上海的一个女歌手，最早在南华酒店唱歌，不久为当时某编辑先生赏识，就为她在自己所编辑的报纸上开设了一个信箱，连图带文，每日连载，于是外界罕闻的姚玲，由此名气大增。后来她又转到他处唱歌，时常有一班文友因为某编辑的缘故，前去捧场，并撰文捧她。不久，不仅歌唱界知有其人，就连文艺界也知道有姚玲这么一个人了，后来她干脆脱去歌衫，改行当起了记者，一时引得小报、杂志竞相报道。
       海上女记者中，最徒有其名的恐怕要属“美人鱼”杨秀琼的记者经历。年轻美貌的杨秀琼，在１９３３年１０月举行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囊括了全运会女子游泳全部金牌，在场观看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立即认她为干女儿，同时”美人鱼“的雅号不胫而走。１９３４年８月１日，杨秀琼去南京运动会做游泳表演，受到当时行政院长汪精卫的接见。南京记者描写她：“风度雍容华贵，双眸明亮，性格爽朗。穿玉色衣服，赤足趿高跟拖鞋，身躯健壮，远望如希腊女战士，言谈和蔼，含南国风味，十分可亲。”因此杨秀琼在３０年代就是一朵受宠于民国顶级风月场所的“交际花”。只可惜她在抗战时期被迫当了四川军阀范绍增的第１８房姨太太。抗战胜利后，《侨声报》的编辑们，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聘她为该报记者，一时被许多小报所关注。不过这位新闻界的“美人鱼”却很少下海采访新闻，不久也就不了了之了。从杨秀琼的这次女记者经历中，隐约能体味出当时上海滩女记者为什么会受到小报、社会新闻类杂志的关注。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已经逐渐摈弃了对“女人也能当记者”的怀疑和偏见，女性从事新闻人数不断增多，有直接从学校毕业后就进入新闻界的，也有后来改行的。比如女作家改行当女记者之类，这种现象颇为常见，很多记者本身就是作家。但像“美人鱼”杨秀琼这样的游泳冠军来兼职做女记者，就有点怀疑编辑经理们的用心了；而像姚玲这种由歌手正式改行当记者，以及女白云（陈霞飞）由话剧演员改行做记者，则无疑增添了上海滩女记者群的热闹。自然“花瓶”、“交际花”、“花蝴蝶”之类的称号在所难免。
       谁是上海滩最美的女记者
       上海人一向注重穿着打扮，对女记者的外表形象当然得先评头论足一番。那么谁是上海滩最美的女记者呢？有说是《新闻报》的严洵，活泼大方，待人真诚，但马上有人出来说《女记者中无美人》：严小姐说话时露着一排并无编贝之美的长牙齿，使面对着与之讲话的人，有一种不快之意，怎么能算美呢？如果严小姐是上海最美的女记者，则不免要对上海女记者的形象感到遗憾了。不少人建议“记者之花”应给《申报》的谢宝珠，她不仅家世好，天生丽质，白皙可爱，且双目凝睇时，大有缠绵悱恻之感，又好打扮，穿着时髦而有贵族气，衣服上下午都不一样，色彩搭配协调，而且还喜欢自己设计服装，有“时装设计师”的绰号，可算是上海滩典型的摩登女性，“记者之花”非她莫属。有人甚至戏称如果“上海小姐”的评比中有“女记者组”，则谢宝珠当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夺魁。但有人对此却很不屑，谢宝珠有啥美的，胖胖矮矮的，像个小胖蹄，采访时戴满珠光宝气，俗气。又爱画眉毛涂口红的，像个少妇。还是无锡来的女记者孙方中最美，明眸皓齿，体态婀娜，风度不错，又讨人喜欢，标准的时代新女性。各社会新闻类杂志上拿此二人作比较的花边新闻还真不少。但仍有人不以为然，认为还是《正言报》的李青来最美，人家曾拍过电影《日本间谍》，还是位女作家，可谓多才多艺，人又生得漂亮。可还是有人不服，“美人鱼”杨秀琼不是加入《侨声报》了吗？人家可是游泳冠军，再来当个“记者之花”应该没什么问题吧？而且她的穿着打扮也是够时髦的。为此有些杂志还写起了《女记者时装大竞赛》，专门比起了谢宝珠、杨秀琼的衣着打扮谁更时髦，谁更有派头。可惜“美人鱼”好像并没有把做记者当回事，很少出去采访写稿子。还好又来了个歌星姚玲，她不是改行当记者了吗？她可是在南华酒店、仙乐、中央西莱唱过歌的女歌手，捧的人可不少，现在改行当记者，该是女记者中压卷之作了，精彩自不待言。但有人嘘声了，人家毕竟是歌手，好像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啊，对她的改行可不是那么看好。
       记者难道非美不行吗？男记者可没听说要评美的。给女性评什么“之花”向来是男性热衷的事，花边新闻如果不评美，谁感兴趣？有人出来写文章了：自然美丽并非女记者必要的条件之一，但女记者如果不美的话，“非特无功于采访，抑且有过于外勤”，为何呢？因为如果女记者不美，非但不能“取悦”于人，反而给人“厌恶”之感，则不是阻塞了新闻的来源吗？因此，“说得老实一点，漂亮何尝不是女记者的主要条件”。原来如此啊，说得何等理直气壮！
       谁是上海滩最有能力的女记者
       看来要评“记者之花”确实不太容易，那就来议议谁是上海滩最有才能的女记者吧。记者毕竟不同于一般的职业，没有能力怎么行？不少人说：风头最健的恐怕要算中央社的陈香梅了吧，人家刚从大学毕业就加入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成为该社第一位女记者。而且因为英语流利，被派采访盟军新闻，尤其是陈纳德和他的飞虎队。抗战胜利后就被调往上海中央通讯社工作。陈香梅当时虽只是中央社的一个小记者，但因流利的英语，良好的综合素质，再加上女性特有的风度和气质，以及采访国际新闻这一当时女性很少涉及的领域，在当时新闻界也是小有名气。更因其与陈纳德的一段情缘，据说美留沪海陆空军将领没有人不知道她的名字的。而且刊登的文章文笔洗练外，尤其能在文中嵌以小趣味，且英语造诣之高，环顾左右无出其右者。中央社对她也是很器重的。有些小报更是写道：当蒋主席首次莅沪，魏德迈设宴于花懋饭店，除陈香梅被允许入内外，其他记者全部吃瘪，大喊“写她不过”。所以此中翘楚舍“陈”其谁？
       《申报》谢宝珠的风头也不亚于陈香梅，庐山会议的表现就是证据，相比之下似乎更受到小报杂志们的追宠。１９４６年夏季，因国内时局的错综复杂和美国参与国共调停等因素，庐山会议成了全国瞩目的焦点。大批记者拥上庐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新闻神经战，谢宝珠和陈香梅是当时庐山上仅有的两位女记者，而谢宝珠更是借着这次庐山会议大大地出了名。她凭着女性特有的魅力和杰出的交际手腕，四处活动，最为活跃，常能采访到其他记者难以采访到的新闻。那段时间《申报》第一版上常常能看到她的文章，如《蒋夫人的庐山生活》、《主席在匡庐的生活》、《马帅夫人蒋夫人同游牯岭街》、《庐山一角》、《在庐山，看政局》等。并且１９４６年８月３日《申报》“每周画刊·庐山之夏”的照片，多为谢宝珠所拍，其中还有一张她和司徒雷登的合影，真可谓出尽风头。当然也忙坏了小报、社会新闻类杂志那些喜欢捕风捉影的记者，一时间都知道上海出现了谢宝珠这样可以挖点儿新闻的女记者，对她的能力赞不绝口的报道可谓不少。
       当然各人有各人捧的角，也有说《新闻报》严洵的，有说《大英晚报》池廷熹的。此二人抗战胜利战后就被所在报纸派到南京采访新闻，听说是特派记者中唯一的两位女记者呢，而且两人结成一体，相当活跃，凡是记者所到的地方，她俩莫不争先而至。南京国民政府五五谒陵时，何应钦到达陵园的时候，严洵首先奔上去采访，何应钦问她是哪家报社的，她回说《新闻报》，何连连点头说：“好极了好极了”，可谓出尽风头。回上海后，更是勤奋努力，拂晓就伫立在蒋介石上海官邸路口，“春风如剪，毫不为意，默记进出要人，寻找新闻线索，苦干精神，弥足称道”。也有说是经济学家吴大琨的妻子林珊的，她最出风头的时候是在范长江主办的“国际新闻通讯”当记者时。林珊在战时的桂林，很是活跃。花边新闻夸张地写道：“当南宁收复后，第一批记者抵进这座被摧毁的城市时，林珊便是其中的一个，而且她还设法在军队中找到了一匹马，英武的全身戎装，骑着马，作为唯一的女记者，而跨入南宁城市去，采访新闻，轰动了整个新闻圈。”可惜抗战胜利回到上海后，她似乎只“安分地守在家里，过着她的贤妻良母生活”了。当然也有说是《正言报》李青来、《和平日报》杨惠的等等，不一而足。
       看来女记者还是有点本事的，毕竟是知识女性，职业女性中的佼佼者。但有人按捺不住了，写了个《女记者偷新闻》：“上海有几位女记者，名气相当的大，可记者的责任却不怎么会尽。”为什么呢？原来她们对于采访新闻和写新闻并不感兴趣，对于交际招待反而特别起劲。那她们的新闻怎么来的呢？原来此中有个秘密，就是偷。怎么偷？要写新闻时就打个电话给其他报社的男记者，略施手段就行啦，至于报酬或者代价，局外人就不得而知了。且还特地不指明地写了一位比较有名的女记者是如何“混”的。她写的稿子“白字连篇，编辑先生用她的稿子有如改小学生的作文”。但是“她还很有脾气，要是编辑先生不用她的稿子的话，便向编辑先生哭诉，编辑先生无有不吃‘排头’者”。
       谁是上海滩最有魅力的女记者
       在旧上海滩，女人若是有几分姿色、比较活跃而又出了名的话，那么她的情感世界等必是很受小报杂志的好事者关注的。当时女记者中最受关注的无疑要属《申报》谢宝珠了，花边新闻不断。她在庐山会议时出了不少风头，而她在庐山的生活也成了许多记者采访的好材料。闻说她到庐山不到２４小时，就因杰出的交际手腕和时尚的打扮被评为“记者之花”。此后关于她的花边新闻更是不断，《上海最美的女记者：谢宝珠在牯岭病了》、《女记者谢宝珠在庐山谈恋爱》、《谢宝珠情人》、《“记者之花”在牯岭，申报谢宝珠落泪记》等。有说谢宝珠被男记者团团包围而不知所措；有说她追求主席的侍从武官夏公权，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也有说她与某要人散步山间，大谈恋爱，等等等等，都写得有板有眼的。《申报》女记者张明称第二年她上庐山采访时，当地人知道她是《申报》记者时第一反映就是：谢小姐来不来？谢宝珠在庐山的风头由此可见一斑。
       ５０年代畅销香港的《侍卫官杂记》一书中，庐山上的美女记者薛明玉就是以她为原型的。从庐山归来后，谢宝珠的感情问题仍然受到各小报的关注，她与《申报》采访部主任吴嘉棠的恋情，从开始传闻、证实到结合，在不太短的时间内，为许多小报所密切关注，差不多三天两头就有报道。她与吴嘉棠的结合，在当时新闻界也算一段佳话，不过排场着实不小。据说俩人花了７０００美金在上海白赛仲路上买了一幢花园洋房。白赛仲路即今天的上海复兴西路，该条路上有不少民国时期的名人建筑，如建于１９３６－１９４８年的４４弄１７号，是称为“玫瑰别墅”；“七间房”的民国建筑，由７座风格类似的小住宅组成，有一处曾是孙中山之子孙科的私人房产。能在这种地方购买花园洋房做新房，自然也是很惹人注意的。且据《申报》记者透露，洋房内的装饰极其奢华，被他们誉为“小皇宫”。谢宝珠曾经亲自督率了十数名男女员工，驾驶了一辆轿车，两辆十轮大货车，搬了一整天的嫁妆。可见其嫁妆之丰厚了。当然忙着布置爱巢，准备嫁妆，花边新闻虽仍不断，但记者的身份却是慢慢被淡忘了。
       其他女记者的情感世界同样受人关注，最有意思的是女记者邵琼的一段罗曼史。说是抗战胜利后，邵琼比她丈夫先离开重庆回到上海，进入《世界晨报》当记者。报社一位姓包的编辑主任立即看上了她，对她穷追猛打，誓言决不放弃。邵琼起初因刚进报社，自然要敷衍他一下，后来缠不过就不再理睬他。结果这位编辑主任的精神竟然受刺激到发痴，最后只好辞职了。邵琼也因此被人误解，好在其丈夫不久以后也来了上海。此外像陈香梅、池廷熹等的情感新闻也时有报道，但风头都不敌谢宝珠，看来谢宝珠即使评不上上海最美的女记者，但评个“花边新闻之最”应是受之无愧的了。
       当然也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有位写了个《女记者难娶》，为何呢？作者的理由是：首先，女记者们见识颇广，交的朋友不少，因此被她选中的机会就比较难。其次，做了太太后，她仍在外交际，谁给你洗衣做饭？再次，她今天碰见某师长，明天会见某局长，你丈夫的地位就不保。岂不是娶不得吗？此文虽冠以“幽默小品”之名，但恐怕暴露了当时部分大男人的真实心态吧。
       
       上海女记者形象和女记者事件
       社会上捧女记者的多了，无形中把女记者和交际花给搭上边，又确有些花瓶式的女记者混充其中，因此在这些花边新闻中，不少人对女记者始终抱有很深的成见。比如一则批评上海参议员杨抚生的花边新闻《杨抚生看中女记者》。杨抚生是当时上海鹤鸣鞋帽商店的老板，也是当时上海市的参议员之一。该文写道：据说杨抚生在１９４７年１月的市政会议上，只发了一句言：“一尺多长的美国皮鞋运到中国来有什么用？”那么他在会场上干什么呢？原来其每日在会场中别的不注意，独对一些“记者之花”们特别感兴趣。他常常找机会和她们搭讪，有人推测他的作用有二，一是为了想让她们为自己的商店做些宣传，至于二嘛，“则是既不可说，就不必说了”，对杨进行讽刺、调侃的同时也连带贬低了女记者的形象。有些花边新闻对女记者的贬低则是直截了当的，比如一则《谢宝珠情人》的花边新闻，作者就直截了当地写道：“老实说，像她这样打扮得珠光宝气的小姐做新闻记者，目的无非是做跳板而已。”怎么跳呢？无非是利用记者身份接近达官贵人，然后找个好对象，便可以功成身退，过贵夫人的生活了。但有时新闻对女记者的贬低可能是作者不经意的，如《女记者孙方中出洋》本是个中性的新闻报道，但作者却认为：“孙方中以女记者身份，活跃于京、沪、锡之间，引起了军、政、商界注意以后，好多人加以推测，认为这位女记者再红一些时候将发紫，紫了以后一定会博得贵人相助，而亲善，订立终身大事，果然在今日孙方中是宣告离开新闻界，准备去美国留学了。”在这些新闻中，作者大多认为记者对于女性而言只是一个找到好对象的跳板而已。
       对旧上海女记者来说，这些新闻尚不足为惧，毕竟只是小报杂志供人消遣的“乱谈”而已，看了一笑了之也就罢了，但如果是《中央日报》这样严肃的报纸对女记者的批评，可就不容轻视了。
       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３日《中央日报》（上海版）的副刊《文综》上发表了记者徐翊（徐开垒）的《女记者》一文，作者一开篇就写道：“可怜的中国，我们真不知道要为它悲哀，还是应该替它欢喜；在和我离开遥远的昔日，那时节所不曾有过的，现在她们出现了。”文中所谓的她们就是“上海女记者”。他竟然为了这些“无冕女皇”的出现而感叹起中国的可怜来了。作者表明，自己刚回到上海看到这些女记者时，本想敬颂这种新人物的产生，“可是日子一久，往昔所有的好心情，都已经为日子所付给我们的经验所破灭了，以至于无复有勇气为这些‘无冕女皇’称颂了”。那么究竟是怎样一种经验呢？作者在接下来的文字中描述得异常清楚，“当我们想起她，我们就只觉得除了一只花蝴蝶在空中乱穿乱飞一阵之外，别得就什么也没有了。”作者接着列举了这些“花蝴蝶”女记者的种种行为：她天天的工作就是会见名人，和参加招待会。在招待会上，她吃得很少，但有时也吃得很多，但无论怎样，迟到和早退，她是必然的。而这样矫揉造作无非是为了引人注意。访问名人时，那些名人，看到她卡片上娇滴滴的名字，照例是偷闲接见。缠了多时后，留影道别，于是第二天便能在报上看到注有“本报记者××与×××”字样的照片等等。总之“她从来不知道除了高楼大厦之外，还有其他产生新闻的地方。她只在名人之间跳动着，她的卡片像雪片一样在冷气间里飞舞”。作者对上海女记者的讽刺真是不留丝毫余地。
       此文一出后，颇有反响，还闹出一些不大不小的风波。该报只好于７月１５日又刊了《关于女记者的题外话》，发表了女读者足征的《从读女记者想起》和徐翊的《答足征先生》，算是对女记者风波的回应。编辑也出来说：文艺只是文艺，无须把它看实，我们只要在其间有所会心，有所警惕。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连作者也不否认是“有感而发”。而足征女士却是一起笔就说道：读了女记者一文，“我难受得流泪了”。但她又说：后来躺在床上想了一阵子，我的情绪才冷静下来，认为“责人愈深，爱人愈明，这篇文章正是给我们女人，尤其是女记者们的一个警惕，一个暗示，至少他还谈了我们女人，所以我们还是应该表示感激的”。
       但那些被说成是“花蝴蝶”的女记者恐怕就没有这种阿Ｑ似的精神了，况且是在《中央日报》这样严肃的大报上进行“讽刺”，那还了得？连徐翊的《答足征先生》都提到，许多女记者先生因了执著而打算联合提出抗议。当时的小报、杂志对这件事也有不少报道，称此报道一出后上海女记者群起而攻之，甚至秘密结社讨论对策，想找些报纸杂志写些正面报道挽救形象危机。但这种影响一旦造成，要想弥补可不是容易的事，连《中央日报》（南京版）妇女周刊的《南京的女记者》一文中都写道：有人说，上海的女记者，给人的印象是：玻璃装备，一天到晚，这边钻进，那边穿出，到了一个机关，没坐到１０分钟，拿起皮包又要走，显得很忙似的，精劲很大，忍性儿太少，妩媚有余，活泼尚称不足。而南京的女记者，正如南京严肃朴素的城景，给人的印象像一个朝气蓬勃的女学生，合作，大方，正当地和男记者竞争。上海的女记者们对于这种评价和比较是不是觉得有点冤？还是击中了要害？
       此次小小事件之后，女记者的知名度反而提高了，各报纸杂志似乎也更为关注女记者的新闻了。《今报》的《女人圈》副刊还特地开辟了一个“女记者群像”专栏，专门介绍上海的女记者。此时的女记者都以正面形象出现，诸如“洪絮才一鸣惊人”、“谢宝珠最恨出风头”、“李青来枵腹从公”、“蒋蕴薇二三事”、“邵琼兼职侨申报”、“池廷熹小姐奔波忙”、“周绿云摄得一手好照片”之类，或者写一些生活琐事趣事，如“有人关心邵琼的瘦”、“姚芳藻双鞭失踪”、“严洵不爱玻璃提包”、“范思珍羞愧裸男图”等等。
       热闹到几时
       在记者前面加个“女”字以突出其性别，这本身就是男权社会的一个象征。但女记者作为走向街头的女性毕竟是社会的进步。起初由女性来跑外勤，主要是考虑到女性采访妇女新闻比较方便，因此她们一天到晚只在东家太太衙门里窜进，西家夫人公馆里穿出，打听一些开会、慰劳、保育之类的消息，跳不出太太、小姐、孩子的圈子。但由于女记者们本身的努力和修养，采访圈子逐渐扩大，采访能力也逐渐被社会所认可，记者成为女性自身解放和争取文化领地的一个重要职业。“要正确的使女性占有文化，创造文化，享受文化，第一必须要把握文化机关的新闻纸，必须要有女性当中的若干人去做这文化机关的工具，部分责任的工作者，在花瓶时代的现在，这是有着独立的精神和伟大的使命的”。旧上海的女记者们走出家门，走向街头，勇敢地和男人们竞争，显示了女性在新闻方面的才能。同时亦不忘自己的女儿身，爱好红装，穿着时髦，保留了上海女人追求时尚、突出女人味的特色，也因此而特别惹人注意，并且因鱼龙混杂、来源复杂等因素惹来不少非议和责难，亦博得了不少同情和赞许。
       这些花边新闻主要见于当时的综合性休闲刊物以及一些小报，如《东南风》、《上海滩》、《风光》、《大观园周报》、《今报》等。这几份刊物都创办于抗战胜利后，且都是以刊载上海地方的综合新闻为主，尤其是上海滩光怪陆离的各色新闻、趣事，揭露政界、影剧界、文化界名人奇闻轶事，或者对歌舞厅红舞女的或骂或捧，以及社会上各种畸形事态的描述，而女记者的花边新闻也成了其中的一个点缀。此外像《电声》、《一周间》、《七重天》、《大光》、《大光明》、《女性群像》、《中美周报》等也有一些关于女记者的报道。
       今人在翻阅这些故纸堆、玩味这些花边新闻，把这种历史当做一种消遣时，亦会不由得对那些在不正常的关注下依然“我行我素”、活跃在新闻岗位上的旧上海女记者喝一声好。随着这些刊物的消失，女记者的花边新闻似乎也渐渐消失了，而花边新闻的主角们也逐渐沉寂，新时代的女记者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