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在这篇文章中，“萧军”二字均恭称为“伯父”，萧军之妻王德芬尊书为“大娘”，而萧家的孩子，亦以笔者年龄排序，亲唤为“大哥”、“二姐”或“小妹”。因伯父乃父执，两家是同乡、近邻、世交、挚友，不如此不足以寄情遣怀。《文史精华》主编先生看过此文，从便于读者阅览出发，建议改为直呼其名，还熟稔地开句玩笑：“包子肉多不在褶上”。
明年是伯父——请允许我使用一次这个尊称——诞辰１００周年，思忆往事，如烟如丝，在心头萦绕。于是伏案疾书，竟日不辍；或长夜沉思，掩卷至晓。笔耕月余，遂成此心血之作，奉予诸位读者。
从一张“两家福”照片说起
１９６５年春节，依照每年惯例，我们全家都到鼓楼烟袋斜街海北楼萧家过年。从萧家二楼阳台上远眺，但见弯弯的林阴道，抱着一池碧水，掩映着宋庆龄副主席别墅的游廊；依稀可见的双岛，遥对着银锭桥，好一幅古都春意图。两家的孩子正在指指点点，说说笑笑，萧军兴致勃勃地走到阳台，一数都在，于是一声令下：“走，孩儿们照相去！”哪想到这张照片，竟成了绝无仅有的“两家福”。春节过后，家父由轻工业部调到塘沽盐场，全家随往。从此萧、彰两家分居京津，各奔生计，再也没有如此的春节。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７日，萧军从北京将这张照片寄到塘沽，照片背面有他的亲笔说明：
偶于归还故物中，此片底版竟得幸存焉！兹复洗二份，一以奉寄用为你们移家塘沽十年纪也，此片似摄于一九六五年春节者，如今儿女辈均已长大成人矣！
萧军附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七日
１９６６年６月，文革爆发，神州十年浩劫，一场噩梦。从８月２５日起，萧家连续被北京市劳动局技工学校、日坛中学、女四中、河北北京中学、北京农机学院的学生以及北京市文化局、北京第一清洁车辆厂的职工、烟袋斜街居委会等抄家达７次之多，全部贵重的文稿、文物、字画、明清家具和上万册书籍都被抄走。街道主任理直气壮地搬进萧军的写作室，并在卧室里盘上蜂窝煤炉子，烟熏火燎地过开了日子。屋内剩余的家具、衣物、用品也被居委会没收拍卖。萧家三代１０口人，被迫挤住在一间房子里。
像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里的许多文化名人一样，萧军被抓走了。经过８年的拘留、囚禁、劳改，直至１９７４年７月３０日，北京市委第二学习班的王政委召见每天下午必须单独劳动两小时的学员时，才宣布萧军被“解放”了，“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身份”。萧军要求学习班的党组织给他份书面“政治结论”，王政委说：“没有必要作什么结论……”再不多说一个字。萧军虽没想到正与反就这么简单，但理智却丝毫未受搅扰，从容地争辩：“在市委学习班，你们把我当做‘老牌反党反子’，大会批，小会斗了这么久，不给结论，我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我对我的孩子们怎么交代？如果下次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不是又得当‘运动员’吗？”
王政委只能呆呆地听着。长时间的相处，早使他感到这个颈挺腰直的老人，总是沉静自若，总是成竹在胸的样子。为了这次谈话，王政委还专门从北京西郊沙河“农业劳动大学”集训队到市委“总工会干部学校”学习班查阅有关萧军的材料。萧军一是从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分子，二是没人敢欺负他。他曾声明：“如果谁敢对我做人身的侮辱，人格的侮辱，我将和他同归于尽！”三是虽拘留羁押但从不抱怨。而且这个老头，守纪律，助人为乐，谁的腰扭了、脚崴了，都去主动治疗，怎么看也不像“反党分子”。但上级仅给他这样的权利，别的他不能做，也不敢做。无奈萧军只好自己动笔，在“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身份”上批注：
一、是一个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利、义务的伟大公民。
二、是一个有公职的、北京市文化局戏曲研究所的研究员。
三、是一个从事了几十年文艺创作的革命作家。
写完了这份材料，萧军觉得放下了沉重的担子。王政委答应可以转呈，萧军又复写两份，一份寄给中共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备案。因为在这之前，在几百人的大会上，把萧军和林彪反革命集团连在一起批斗，当时他很愤怒，给总理写了８万字的思想总结，“现在解放了，得报告一声”。
萧军离开了学习班，被撤销了公职，档案被转到了所在地西城区革命委员会，每月由西城区新街口办事处发给退休费１１０元。人“恢复”了，房子却不能“恢复”，不给退。其实这房子是萧军从在北京的东北士绅张公洞手里租来的，靠后海二层英式小楼上层，现在地址是鼓楼西烟袋斜街鸦儿胡同６号。萧军回到家要写作，没办法，儿女们只好将卧室东北角的１米多宽，长不到两米的储藏室布置成写作间；内放一张二屉桌，一椅，桌上安一小书架；东墙上角凿一圆形通气孔，射进一光柱，白天仍需开灯。萧军深感孩子们的苦心，慰曰：“躲进蜗居成一统，闲将书笔娱余年。”并将北屋称做“蜗蜗居”，由儿子萧燕将３字刻在一块楠木上，挂在门额。以后一年里，萧军以恢复的身份，辗转寻觅，从“小将们”不屑一顾的故纸堆里找到不少有价值的东西。最让萧军高兴的是萧红在３０年代从日本疗养地传递思念关切之情的书信，后被他注释后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还有关于“延安骡驮轿”的宝贵历史资料，以及日记等，后被女儿萧耘编辑成萧军的自传文集《人与人间》。再就是一些照片底片，“两家福”得以幸存。
萧军还在这张照片背面题诗两首：
忆别
一声珍重两云天，小别何期动十年！炼石徒存娲女志；劈山余剩一丁单。秋宵冷凝寒潭月，夕暮还瞰远岫烟。闭目低眉习面壁，音书喜得报平安。
天星历历月朦朦，落叶飘萧趁晚风。初绽黄花迷蛱蝶，声惊玉露泣寒蛩。南飞鸿雁平沙远，入画昏鸦夕照红。时序如环凭斗转，一年容易此浮生。
黛儿之死
当我们一家收到来信，围看照片，都不由得想起当年在氤氲的水银灯下拍照时，萧家小女萧黛非要坐在萧军腿上不可的情景，心情格外沉重，相互泪眼无声。因为她已离我们而去，再也见不到那活泼可爱的身影。
萧家被抄之后，萧军的妻子王德芬被北京市劳动局技工学校揪回批斗，大一点的孩子被所在中学勒令在校参加运动，家里仅剩下两个小学生，１１岁的萧玉和９岁的萧黛。面对着被任意摧残的家园，面对连玩具都不放弃的掠夺者，她们只能一遍一遍地喊着：“我要妈妈！我要妈妈……”还好，姥姥住得近，可没几天姥爷王蓬秋全家也被居委会遣返还乡，回到河北省高阳县赵官佐村。街道主任的儿子率领左邻右舍的小孩子，恫吓、欺辱小姐妹。从那时起，萧黛的心灵就受到不可弥合的创伤。
进入北京第十三中学后，市委出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政策，一个年轻的姑娘，心犹如一炉旺火，纵然是不断地浇水，也很难使它完全熄灭。萧黛看到希望，她还要挣扎，憧憬和周围同学同样的生活。班主任也喜欢这个伶俐的孩子，计划着培养一个和家庭划清界线的典型，鼓励她参加学工，学农，批判反动路线，希望她揭发被姚文元定成“老牌反党分子”的父亲的言行。可是回到家里，父母的温情，哥姐的关爱，让她怎么也狠不了心、下不了手。萧黛也有其父的性格，在学校很好强，品学兼优，一米六六的个子，忽闪着大眼睛。当一些表现不如她的同学入团后，她沉默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政策在哪里？１９７４年６月，我从河北省平泉县回北京看望她，我们一起在后海伏着栏杆，夕阳渐渐隐去，暮霭悄悄拢来，眼前涌金叠翠的湖水，泛起了青白的反光，黑绿的柳丝，化作黛色的纱幕，好半天都是我讲平泉八沟的趣事……她只说一句，唤我的小名：“大胖哥，我要参加游泳比赛。”
我知道她的抑郁症已经很深了！没想到，她又患上急性肾炎并坚决不肯打针、吃药。萧军坐在她的病床前苦苦相劝，有时不禁声悲泪下：“孩子，求你……爸求你了……”她反而静静望着，似乎得到一点满足。临去世前，她要壁炉上的全家照片，看了看，往父亲怀里一缩离去，时为１９７５年１月８日晨。
萧黛是萧军最喜爱的孩子，可是在那个年代，萧军那样舐犊，又是那样无力。他只能在日记里写下令人肝肠痛断的词句：“黛儿‘丑小鸭’，时时向我索吃食。阿母不常归，我出临楼呼，我归倚门啼，偶或逢我怒，责之常自悔。”
从延安到张家口
萧军曾多次对我讲述他的经历：１９４５年延安召开历时５０天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毛主席在开幕式上致词：“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刘少奇在大会上讲：“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我们听后觉得很踏实，周扬奉中央书记处的指令，专门到“鲁艺”向我征求党旗、党歌，并通知文艺界拟推举我、周扬、丁玲为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的委员。周扬走后，我上山把这些事告诉你大娘，你大娘认为中央重视我，很兴奋。我们商定积极准备，把一儿两女养好，度过眼前的困难，８月６日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我们是在延安作家俱乐部知道的；８月９日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接着苏联、蒙古对日宣战，我们的心都悬起来了，感到大事要来到。在延安，以野板参三为首的日本共产党应邀参加中共“七大”后未走，８月１５日下午集中在反战大同盟，收听日本天皇裕仁接受波斯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的讲话，边听边译，随后这一特大喜讯便传扬出去。当夜“鲁艺”及各处山头点燃了一堆一堆篝火，人们敲锣打鼓如醉如痴地狂欢，游行庆祝。我和你大娘也都很激动、喜悦——我们能回家了！此间，我们不知不觉地有了小红。但当时延安物质贫乏，干部好一点，但也大都营养不良，主席浮肿，江青肺结核一直不好……
萧军在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３日的日记中写道：“防灾、节约的空气高涨了。恍惚中一连串灾荒的图画在我面前显现了，近来伙食恶劣，我两天得来一次馒头（四个），全要给孩子和芬吃，因此我就容易饿，精神开始感到了困倦……”
萧军讲：主席料定即将胜利，但没想到这么快。蒋介石有所准备，先与苏联签订《中华民国和苏联友好同盟条约》，规定“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直接行动之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企图利用外交手段，达到独占东北的目的。毛主席早就有过战后为争取同国民党合作建国，把八路军、新四军集中到东三省的设想，指示：“成立城市工作部……现在主要准备一批干部做满洲工作。”蒋介石利用人民向往和平、反对内战心理，接连发出３份电报，邀请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向全国人民作出和平的姿态；同时抓紧时间，将在后方的精锐主力大规模地运往华东、华北、东北等地，抢夺胜利果实。中共力求避免内战，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口号。毛主席为“双十协定”定准调，临去重庆时，针对苏联要从东北迅速撤出无法约束的红军，指示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主席离开延安第二天，刘少奇为首批赴东北工作的干部送行，他在讲话中说：“东北，我们决定还是派军队去，派干部去，到一切重要地区去工作。一切要看情况，有空子就钻，铁路不能去，就跑大路；大路不能去，走小路。日本人垮了，满洲皇帝溥仪抓到了，苏联红军走了，国民党还没去，你们要赶快去抢。”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以东北局身份，搭乘苏联两名联络员来延安汇报工作的军用飞机，首先飞往沈阳。延安的行政、公务、抗日军政大学、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等单位，随后整建制迁往东北，我亦奉命开赴。
临行前毛主席派汽车来鲁艺接我，当时我正在家修补一条破行李袋。党中央在杨家岭时，我们经常往来。毛主席认为我极坦白豪爽，和我谈得来；我认为他大智超人又虚怀若谷。后国民党特务潜入延安，杨家峪多次遭空袭。主度搬到枣园，又增加警卫，离得又远，慢慢就来往少了。这次要长久分别，专门接我过去。我到时主席还没起床，江青在炭炉上的沙锅里炖甲鱼，见我到了说：“萧先生，这是黄树则的主意，让小鬼从延河挖出来的。”“个不小呀，这可是河神，但得慢慢来，还是服‘老毛子’的维他命好，枣园空气好，多散散步，肺部好得快。”因为江青多次找我借书，故称我为先生。
一会儿主席起来了，见我就讲：“彭真从东北来电，那里的形势很好。晚上睡不着翻了翻《
西游记》，孙猴子本领大得很。”我接着说：“一取经就完了，不去西天不行，想回花果山更不行。”“萧军同志呀，你说那个唐僧是不是有些像法西斯？”“这个世界谁战胜谁，不在于他的对手如何，而在于你的力量。一切决定力量，你只有比对手强的力量才能战胜他。”我一边说着一边挥了一下拳头。主席笑着说：“是这样个样子么？回东北有什么打算？”“我是预备回东北去剥国民党的皮，掘他们的根，他们让出了东北，不配做东北的主人。我是鲁迅先生的弟子，我要把鲁迅先生的思想、先生的作品介绍给东北人民。”主席说：“这些事情都可以做，我支持你！”
这时少奇同志进来了，见了我说：“东北很需要你。”主席刚从重庆回来，我问起重庆的事。主席说：“老蒋是满喜欢我，整天派人保护我，不让我回延安受罪，很希望我们作为参政会一员加入政府。我告诉他‘中国只有一个太阳，那是你蒋委员长。’他很兴奋。”
最后主席郑重问我：“听彭真说，你要入党，我们欢迎，只要你什么时候下决心，我们随时恭候。一个党员不是说要取消他一切特有的创造性，对你萧军更是如此。我们希望，你常反映一些问题对我们的工作是有益的。”我是想过入党，但又不愿和那些与鲁迅先生论战过的人在一起。我说：“我主要是怕自己的脾气，给党造成不好的影响。而且我总要花时间办自己的事，怕开会！”江青插话说：“高尔基就不开会！”“高尔基，我怎么敢和他比？”我虽这么说了，但心里热乎乎的。
回东北，返故乡，１９３４年当萧军和萧红登上大连赴青岛的日本轮船“大连丸”那一刻，就想到今天。１１月１５日，“鲁艺”骡轿队由周扬、沙可夫率领跟随延安大学大队离开了延安，向东北解放区挺进。桥儿沟的群众眼含热泪夹道欢送这支百余人的队伍，有人甚至失声痛哭——生死与共度过了最艰苦的年代，什么时候还能相见？鲁艺大队的多数同志都是步行，只有母亲和孩子才坐骡驮轿。萧军分到匹骡子，但他没骑，让骡子驮着两木箱文稿、书籍及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自己跟在后面步行。骡轿队是个大家庭，有７０多人，孩子就有２６名，一路上不是这个要拉屎，就是那要撒尿。萧军把他们从骡轿里抱出来，等他们拉撒完了，再背着他们追。一路上朝行夜宿，一天换一个住处，每天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小米饭煮洋芋。经过２０００多里的跋涉，磨破了两双鞋子，克服行军的劳苦，生活的艰辛，到达解放区的大城市张家口。
张家口是中共取得的第一个城市，也是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聂荣臻司令员欢迎鲁艺大队到来，并在解放饭店款待大家。萧军说：“这时候看你大娘，黑黑的，长长的，就挺个大肚子。”当时《晋察冀日报》社长是邓拓。邓拓３０年代也在上海，对鲁迅十分推崇，也很尊重鲁迅先生的两名弟子萧军和萧红。邓拓代表报社接萧军全家住进报社宿舍，一溜儿建在东山坡的日式小平房。一连几天萧军与邓拓彻夜长谈。萧军应邀主持《晋察冀日报》的《鲁迅学刊》专刊。５月１日王德芬生下一女，萧军想起１９４２年卒于香港、葬于异乡浅水湾的萧红，返回东北途中诞生一女，天意也！故起名萧小红。丁玲过来一看对萧军说：“你这么壮，怎么生个‘小不够磅’？”从此“小不够磅”就成了小红的绰号。
这人是张春桥
在张家口晋察冀日报社，一天清晨萧军去打开水，隔壁住着的陈明、丁玲夫妇还未起。这时萧军看见前面一个弓着腰、夹着暖瓶的人，有点儿面熟。萧军低声道：“狄……克。”那人一惊，猛回头，腋下暖瓶差点滑下，“噢”了一声紧起两步拐了过去，水也不打了——这人是张春桥。
１９３６年萧军的作品《八月的乡村》在上海发表后，胡乔木发表评论文章：“《八月的乡村》的伟大成功，我想是在带给了中国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背影。……中国文坛上也有许多作品写过革命的战争，却不曾有一部从正面写，像这本书的样子。这本书报告了中国民族革命的社会基础。……它又向读者说明了革命战争过程中无比的艰难，这艰难却不使读者害怕，只使读者抛弃了各种和平的美丽的幻想，进一步认识出自由的必需的代价，认识出为自由而战的战士们的英雄精神。”胡乔木是当时党在“左联”的负责人之一。《八月的乡村》出版之后，不仅使国民党反动政府非常惊慌，“左联”的热烈称赞也激怒了张春桥，他化名“狄克”在《星期文坛》上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说《八月的乡村》写得有些不真实，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鲁迅先生一眼就看透了这个人以“左”的面貌出现的反动本质，写了杂文《三月的租界》给予了回击和揭露。文章写道：“我们有投枪应用投枪，而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狄克对《八月的乡村》的批判，无疑是想坦克车、烧夷弹未制成之前，先折断了仅有的投枪束手待毙！”
１９３７年１月萧红从日本怀着悲凉丧父之情，与萧军同去鲁迅墓前祭扫，并将刚出版的刊有鲁迅先生的照片和纪念文章的《中流》、《作家》、《译文》当做奠祭品在墓前焚化，以寄托哀思。这在中国很正常的习俗，不想被张春桥和马吉峰一伙“左派”作家看到，在他们办的小报上写了一篇讽刺文章，讥笑二萧是鲁迅先生的“孝子贤孙”、“鲁门家将”、“迷信幼稚”等。萧军愤怒了，想起以往这些人对先生的态度，拿着小报找上门。萧军指着马吉峰说：“你说我是鲁迅先生的孝子贤孙，我就是；你说我封建迷信，我就封建迷信；但你侮辱鲁迅先生不行！我要教训教训你，跟你决斗。如果我打败了，此后你们可以随便写，我退出文坛；如果你们打败了，再敢写这类文章，你写一篇我打一顿！”马吉峰虽瘦但挺高，也会两手，因没有心里准备，犹豫了一下。在一旁的张春桥见萧军连日来为鲁迅先生葬礼，编文集又累又乏，用眼神鼓励马吉峰，同意决斗。晚８点，在上海法租界拉都路南头一条河边割过的油菜地里，马吉峰和见证人张春桥，萧军和见证人萧红、聂绀弩。马吉峰哪是“东北讲武堂”“术科”第一的对手，一上来萧军便用右手揪着他的脖领子，重心转到左脚上，一个扫堂腿就把他掷出去。马吉峰觉得没准备好，摔得冤。第二次他小心翼翼。萧军见他过来，突然蹲下，抱着他的腰一挺，马吉峰大头朝下栽倒。这时法国巡捕来查夜，决斗才了结，马吉峰尝到了苦头，再也不敢登骂萧军的文章了。每逢萧军讲到这里，他老人家常常在孩子面前比划两下。
也正是这个张春桥，在文革中利用手中的权力，串通文痞姚文元，给萧军扣上“老牌反党分子”的帽子，险些要了萧军的命。在张家口萧军问起邓拓关于张春桥的事，邓拓讲：《冀察冀日报》的前身是《抗敌报》，为中共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机关报，１９３８年聂荣臻任命邓拓为报社主任。１９４０年“百团大战”后，为适应敌后形势，在彭真主持下，将《抗敌报》改为《晋察冀日报》，并成立了由邓拓、刘澜涛、姚依林、李常青、胡锡奎组成的党报委员会，邓拓任书记、社长、总编辑。全报社扩允到５００人，是阜平最大机关，任务重，缺文化人，中央从延安宣传部门调过几个主编，张春桥为其一。萧军毫无保留地谈了对张春桥的看法，说了此人以“左”的姿态哗众取宠的几件事。邓拓讲，我们党内有纪律，有法有度，你放心。
萧军与张春桥在张家口仅见过一面，虽在一个报社，但再没见到这个想打水而又未打的人。
《鲁迅学刊》出版了４期，因萧军离开而停刊。
在东北
１９４６年８月，彭真经毛主席同意，从东北解放区派参谋长张挺专程来张家口接萧军，令其速去东北开展文艺工作。《东北日报》第一版刊载了一条醒目的消息：“适应新形势需要，东北大学扩大规模，设立鲁迅艺术文学院，由《八月的乡村》的作者、东北著名作家萧军先生担任院长。”临行前，邓拓特意送诗一首，述留念之情。萧军敬步一韵，其中两句“醇醪乍酌人初醉，古寒春迟绿未浓”。写到与邓拓的友谊。
萧军全家乘坐一辆无篷卡车，妻子王德芬抱着小红在车楼子里，张家口卫戍司令部派百名指战员乘４辆卡车护送。萧军情绪十分高涨，一遍一遍唱着“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漫的轻沙……”等苏联歌曲，有什么比回家更高兴的事呢？第一站到喇嘛庙，乌兰夫杀羊待客，请大家饱餐了一顿鲜美的炖羊肉。第二天凌晨天蒙蒙亮，乌兰夫亲自送来羊皮褥，让铺在车上，给孩子拿来奶豆腐，拉着萧军的手说：因为要赶路昨晚尚未尽兴，再来好好喝上一顿。接着路经化德、开鲁、通辽等地，颠簸２０多天到白城子，改乘火车到达嫩江省省会齐齐哈尔，住进西满饭店。省长于毅夫是萧军的老朋友，他亲自出面和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车向忱、关梦觉等热情招待，并请示东北局，希望萧军在齐市停留几日。
虽然齐市解放了，但社会仍很混乱。苏军撤走时将电厂、纸厂、机械厂的主要设备甚至电机，作为战利品运回国，认为是缴获日寇的，因此造成一些工厂停产。有个别苏、蒙红军的士兵，掠财抢物，甚至强奸妇女，造成恶劣影响。加之蒋占区长春、四平方面经常派特务来齐造谣生事，于省长希望萧军利用自己在东北老百姓心目中的影响，为地方政府澄清一些问题。萧军欣然接受，从９月１３日到１９日，为新华社人员，文化工作者，各校校长、教员和学生代表，军政大学，女中师生等连续演讲６场，少则几百人，多则上千人；每场都有问必答，既切合实际，又很风趣。
当问到苏联军队纪律败坏问题，萧军想到既不能逆着群众否认事实，又不能不站稳立场；应当保护社会主义国家的威信，阐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取得群众的理解与谅解，消除他们的敌视思想和情绪。萧军讲：“诸位，我不是那红军的败坏纪律分子，诸位也不是真正的受害者，我讲几点意见，但不强加于你们。
“第一，应该承认这种败坏纪律的行为是绝对错误的，绝对可耻的，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军纪决不能相容的。我们要反对。
“第二，据我们所知，这次和法西斯战斗，苏联军队伤亡是很大的，兵源缺乏，万不得已把一些案情较轻的刑事犯人，临时编入了军队，让他们戴罪立功。由于他们并没受到充分的军纪训练，因此就犯下了这样那样败坏纪律的罪行。
“第三，这些罪行发生后，我们今天采取怎样的态度呢？是原谅吗？是仇恨？诸位请想一下，如果苏联不出兵东北，我们也会被解放的，但决不是现在，现在决不会坐在这里！如果我们承认苏联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解放者，我们可以原谅由一分到一寸到一尺：如果他是帝国主义的军队，我们是绝不原谅的。
“第四，至于今天到会的诸位女士和先生们，我们对于苏联和帝国主义是怎样看待？采取何种态度？这完全是你们绝对的自由权利！我是没有任何权利参加意见的！”
随着萧军的讲话，台下起哄声逐渐消失，场面沉静下来，继而由稀渐重地响起掌声。会后听到反映：“萧军所讲的虽然是他们延安的那一套，但还算入情入理，听起来还是很痛快的。”
在齐齐哈尔，萧红的弟弟张秀珂到宾馆看望萧军，他俩是１９３７年在上海认识的。二人谈及往事，说到萧红在香港跑马地玛丽医院被误诊喉癌，切开后又缝上，尚未痊愈时日军占领香港，玛丽医院挂上“大日本陆军战地医院”的牌子，萧红被撵出病房，已经不能说话的她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离开人间的情景，两人都哭了。张秀珂拉一下萧军的手说：“萧大哥，我姐跟着你绝死不了！”说完又大放悲声。
１９４６年９月２１日，萧军全家到了哈尔滨，东北大学副校长舒群及罗烽、白朗、金人等到车站欢迎。当天下午舒群陪萧军去见彭真、林彪、凯丰等人。彭真说：“萧军同志，你在齐齐哈尔的讲演，我都知道，讲得很好。文学院的事也要干好，你还有什么要求？”萧军建议将东北名流集中到文学院，并在哈尔滨成立鲁迅学会、鲁迅文化出版社、鲁迅社会大学等。几位领导都被萧军的热诚所打动，纷纷表示支持。彭真讲要在全东北发扬鲁迅先生的精神，扫涤日满文化，并讲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凯丰。傍晚彭真偕夫人张洁清来看望萧军全家，只见４个孩子大的７岁，小的１岁，穿得破破烂烂，孩子们从张家口乘大卡车，风吹日晒，个个爆火眼，白天不敢见光，晚上不敢开灯。彭真一个个地摸摸孩子脑袋，张洁清老是说“这怎么行”、“这怎么行”。回去让警卫人员送来３两黄金，一床大红毛绒被，让萧军安家。
文学院很重视萧军的到来，腾出两户形８间平房，四门两两一通厨房、厕所、压水机。４间屋的连接处有一个直上直下的圆筒式火炉，烧木柴，点火以后４间房子全暖和了，睡的是火炕。校方为萧家请来一位朝鲜女工，都称呼她朴大嫂，３０多岁，矮墩墩的个子，整天不闲着。将家收拾得挺干净。开始是供给制，孩子们每月８０斤大米，大人吃中灶。天冷了，学校派来一名大厨师老戴为萧家开伙。萧军上下班有马车接送，还有一名持枪警卫员。由此生活工作步入正轨化。
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２３日，萧军应东北新华广播电台的邀请，在《名人讲演》节目中向全国发表《我回到东北的观感》。萧军讲到他从延安到东北，以东北大地之子回到母亲怀抱，在这里看到晴空，在这里看到光明，在这里看到穷苦人的笑脸，被奴役了１４年的东北人民，以这块土地的主人身份站起来了，这是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换来的。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一定要敌我分明。是朋友就应团结起来，为争取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努力；是敌人就要与他斗争，毫不留情地进行生死战斗……节目播出后燃起青年们的革命热情。萧军要人们“爱中国人民”、“爱东北人民”，要为此创造“新的奇迹”，激励青年一代去奋斗。萧军那充满激情、爱憎分明的语言，深深印在听众的脑海。电台送他一台日本人留下的收音机表示感谢。收音机为萧家生活增加不少乐趣。
不久，一股脑儿的问题纷至沓来，校舍要修，取暖煤要断，供给制招不来老师等等，样样都很棘手。而哈尔滨的鲁迅出版社也出现问题，萧军完成小说《过去的年代》，想写一部续前的《战斗的年代》，所以急于投入土改体验生活，不得已给彭真写信，请求辞去“鲁艺”院长职务。彭真很快批准，萧军将“鲁艺”工作交给副院长吕骥、张庚，返回哈尔滨。
１９４６年６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能不能满足广大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把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充分发动起来，已成为决定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成败的最基本条件。开始中央提出“发行土地公债，征购一切地主多余的土地，无代价分给农民”的设想，用这种社会震动较小的方法，完成土地改革。但在国民党大规模轰炸延安和解放区，特别是新解放区的地主阶层的动向，各地解放区纷纷要求中央迅速解决土地问题，免除贫下中农后顾之忧。在延安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指出：“使一切没有土地的人有土地。多数人没有，少数人有，应考虑重分，可以得到多数人的支持。要使群众同地主破脸，不是和和气气。破裂之后再拉他。”为更好地了解情况，萧军把全家迁到富拉尔基县城。自己带一支马枪，两支手枪，由县里派的两名警卫陪同，参加回子房乡哈拉哈草甸的土改。农民热情高涨，获得土地的农民争先恐后地送子参军，保卫自己的果实。许多地主、富农被扫地出门。一个地主小孩子要拿回被清算的小枕头，被当场打死。不少地方出现乱打、乱杀的现象，没有出路的地、富分子或上山为匪，或跑到长春。萧军认为，除了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地富分子要严厉惩办外，其余地富在把财产搞干净后，再留生活出路为好。萧军又到其他乡县调查采访，准备把这里发生的一切向彭真反映。这时突然接到妻子的来信。
军：
你走之后我就请来医生，吃了药，已用去一千二百元，还不见好，只是肚子痛得较轻些了，还在继续吃药。
从县政府借到一万元，粮食还在齐齐哈尔，既不给送来，此地民运部和县政府又无车去接，向县政府借又说无粮，眼看粮食就快吃完了，还剩下三十来斤小米，怎么办呢？……
芬于病中１９４７．８．８
富拉尔基水质硬，县城卫生条件差，县里派的大师傅仅会做水饭。全家闹肠炎，体质最弱的“小不够磅”又感染了肺炎，高烧不退。萧军从回房子乡赶回家，将小红急送哈尔滨第一医院，经抢救渐好。萧军９月１４日回到富拉尔基接全家回哈尔滨，１５日清晨王德芬赶到医院，小红已于１４日晚孤独地离开人世。萧军再看孩子们一个个被折腾得可怜样，大的又该上学，便决定从土改前线撤回，在哈市开展工作。为寄托哀思，萧军将爱女小红葬于道外马家沟墓地，并立一小石碑面对呼兰——那是萧红的故乡；石碑上刻着“小红冢”。萧军在日记上写道：“生也凄凄，死也凄凄。”
萧军与萧红
萧军与萧红，如白山黑水的赵尚志与赵一曼，用笔用枪，悍卫着中华民族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尊严。二赵让日寇闻风丧胆，二萧在“言抗日者杀无赦”的上海滩，用“萧军、萧红”的双笔名（竖徘可看作“小小、红军”），以鲁迅先生辅佐的“奴隶丛书”为载体，驰骋在文坛，使国人想到江西反“围剿”的红军，看到希望。
今年７月，我有幸随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秦朝镇赴黑龙江省考察。在哈尔滨市道外区南十六道街，距松花江堤约５００米的玛克威商厦，参观了不足２５平米的萧红展览室。这座民国初年建成的二层弯角灰色筒子楼，８０年前曾是东兴顺旅馆，现在的展室就是萧红当年落难时住过的地方。
１９３３年６月，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主编裴馨园收到一位女读者张迺莹的求救信，说她被软禁在“东兴顺旅馆”里，因为欠旅馆６００多元的债还不了，老板想把她卖到“圈楼”妓院去，希望报社济危扶困、主持正义，救她出险。信写得悲凄动人。老裴将信给萧军看，萧军也很感动。可到哪里搞到６００元呢？
一天下午，老裴又接到张迺莹的电话，说她在旅馆里很寂寞。想借几本文学书籍看看，因为她是失去了自由的人，出不了门，希望能把书送到东兴顺旅馆来。萧军闻听，很是同情。老裴请萧军走一趟，萧军挺痛快，带着几本书和一封介绍信，来到东兴顺旅馆。张迺莹没想到报社真会来人，更没想到来的人是她崇拜的《国际协报》副刊正在连载的她每期必看的《孤雏》小说的作者三郎，因为她在《孤雏》中发现自己被诉说的心境。张迺莹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从《孤雏》的主人翁谈到自己的身世和困境。谈了一会儿，见萧军若有所思，张迺莹便拉了一下萧军的衣襟。萧军转头，一双闪亮的眼睛直直地盯视着，便说：“这是裴先生托我给您带来的书，——我要走了。”张迺莹依惜地说：“没有人来看我，……我们多谈一下吗？……就一会儿。”萧军迟疑了一下，坐了下来，点了点头说：“好，请您谈吧！”
张迺莹就是后来的萧红，当时２０岁，是个中学生。因不满家庭包办婚姻从老家呼兰县逃到北平，不想被未婚夫找到，答应满足她的要求，供她上学。她信以为真，随从未婚夫从北平来到哈尔滨，住在东兴顺旅馆，一晃半年时间，欠下食宿费。未婚夫以找钱为由，一去无踪影。萧红被当做人质软禁在旅馆，每日靠冼涮碗筷换得残羹度日……萧红说着说着流下泪水。萧军拿起桌上手巾递给她，见手巾下有几页纸片，有两篇魏碑正体双钩大字，还有一首大约想投给报社的诗作，题为《春曲》：
这边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姑娘啊！春天到了。
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
刹那间，犹如阿里巴巴的宝石洞府突然敞开大门，萧军发现面前这位正在拭泪的披头散发、面色苍白、形态落拓的弱女子，有着晶烁、美丽、可爱的灵魂，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我要救她”，“我要救她”！萧军暗暗下了决心，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萧军扶起萧红，双手搭在她的双肩，坚定地说：“张，你不用怕。你说得对，我们《国际协报》主持正义，一定救你脱险。”说着萧军掏出仅有的５角钱留给了她，又留下自己的地址，转身而归。
哪里找６００元去？报社老友干着急，只好常以送书的名义，打着“报社关心“的旗号，威吓旅店老板不敢卖人。
１９３３年，哈尔滨从７月３０日连降暴雨，松花江大堤从航运站一直塌到造船厂。道外一片汪洋，洪水顺着垂直江面的十六街，将东兴顺旅馆团团围住，老板、伙计纷纷逃命。老板让一个看门的老茶房看住萧红，等着他带妓院的人来领。水漫到二楼，老茶房也走了，萧红从窗口拦住一条运柴的小船，按萧军提供的地址逃走。恰在这时萧军划着一条小舟去东兴顺旅馆接她，扑空返回。两人在老裴家相见，萧红搂着萧军的脖子呜咽地说：“三郎，我不离开你！”萧军则怜爱地拍着她的后背紧搂一下，连说“好了，好了”。
在展室里我看到，１９８０年黑龙江省要举行萧红诞辰七十周年纪念会，怎样评价萧红，请示中央宣传部。宣传部答复称萧红为我国３０年代著名的左翼女作家。在一幅以松花江水漫东兴顺楼为背景、萧军与萧红并肩站立在凉台边的水墨画说明上写道：“从此，人世的峡谷中长升起两颗星，在北方黑夜的天空，甩下两条并行的艰辛轨迹。昂奋的情绪压抑着饥饿的肚子，摇曳的灯光驱散着春寒，短短的日子，无数人敬仰的老人，鲁迅先生送来感人炙手的温暖，《生死场》、《八月的乡村》以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鲜红明丽地在上海文坛上空鸢飞戾天。”
这一对耀眼的新星，艰苦地跋涉６年之后，竟然分手了。此事萧军多次提起过，尤其在１９７９年注释萧红书简时。萧军讲：“鲁迅要活着，我们不会分手。”鲁迅先生就像甘霖雨露一样，滋润这两株新苗，在二萧与鲁迅先生往来的两年中，虽然经常见面，仍通信５４封，他们二人的作品，都是由鲁迅先生修改、审定，并推荐给左翼文学刊物。为了使青年作家的文章顺利通过，鲁迅还往往要搭上自己的一两篇佳作。萧军第一次见鲁迅先生就张口借２０元钱。鲁迅非常喜欢他们，不仅教他们如何写作，还教他们如何做人，如何应对左翼的“朋友”，如何对付检查官老爷们。二萧可以毫无负担地向先生倾吐自己的心曲。人生的艰难，未来的理想，都像汩汩的泉水一样流淌出来。鲁迅也多次携全家到萧军家做客。椐萧军讲，他们搬到北四川路和乐里，离鲁迅所住大陆新村一街之隔。他们每夜饭后必到先生家。尤其是萧红，有时整天地耽搁在鲁迅家里，向许广平倾吐心中的悲哀和小家庭的困惑。两位流离失所的青年，就像儿女依着慈父，从没有感到这样幸福。
然而先生逝去了，第二年便爆发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萧军回忆：“在上海校完了《鲁迅先生纪念集》后，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们离开了上海，我是一心要上前线打游击，亲手打日本。当年在哈尔滨我就想到磐石游击队去，但不忍抛下萧红不管。萧红认为一名作家对国家、对人民比当一名游击队员贡献更大，万一牺牲了太可惜。可我决心已下，在一片《国际歌》声中与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分手。”萧红随团去西安，萧军从临汾北上，到延安去实现报国的夙愿，去和民族敌人决一死战。萧军讲到这里很内疚地说：“我满脑子上前线，看到、听到日寇层层逼近，我军屡屡败退，我受不了，尤其知道南京大屠杀后。但我忽略了，忽略对萧红的关怀。”萧军在小说《侧面》中，记录了这段撕心裂肺的离别：
红正倚在一个车厢的窗口，样子像在看热闹，又像在等待什么人。我就近买了两个梨子，在她不提防时递进她的手中。但她并不立刻就吃，只是茫茫地接过去。向我看看，接着她的眼睛就被泪水浸泡得不能再张开……她抓紧我的手急速地说：“我不要走运城了啊！我要同你进城去……死活在一起罢！在一起罢……若不，你也就一同走……留你一个人在这里我不放心，我懂得你的脾气……”
从文中可以看出，萧红在讲这段话时，中间多处停顿，其实她想说“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她没说，萧军也没发现。此事原可作为二萧新的起点，却成了内疚和遗憾。
萧军到了延安，受到毛主席接见并向他打听东北的情况、鲁迅先生的情况和女作家萧红的情况。毛主席真诚地说：“欢迎萧军先生来延安！”萧军高兴地答应了。因战事吃紧，交通中断，与五台抗日根据联系不上，八路军总部不同意他去五台。萧军的老友丁玲、聂绀弩来到延安，劝他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并告诉他萧红在西安。萧军的心猛地一颤，他始终惦记着她。
半个月后萧军随丁玲返回西安，没想到他与萧红暂短的分别竟成永远。萧红觉得虽然没将怀孕的事告诉萧军，但作为男人应直觉到，怎么在最需要的时候离开呢？这无论如何不能原谅。恰在此时，善解人意的端木蕻良走进萧红的生活，在萧军去延安期间，萧红同端木蕻良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甚至亲密得已经不避他人。依萧军的性情，朋友妻不可欺，或许又要来一场决斗。然而萧军深深地爱着萧红，尊重她，理解她；萧红已经不是在东兴顺旅馆的萧红，而是全国知名的作家了。
萧军到了西安西北战地服务团，放下行李正在洗脸，萧红走了进来，微笑着说：“三郎……我们还是永远分开吧！”萧军手按着脸盆，抬起满脸水的头，望着她那迫不及待的样子，心里像结了冰。萧军转过头，一边擦脸一边说：“好！可你知道，我是多么喜欢孩子，尤其是我们俩的。”“孩子已经有人答应管了，而且可以天天管。”萧红答道。也许是去了延安，萧军出奇地冷静：“我知道你另有所爱，我也爱过别人，因此我同意永远分手。红，能不能生了孩子以后再离？”“三郎，我真地不想和你在一起呆下去了……”萧红接着说，萧军沉默一会儿，望了望萧红那隆起的腹部，默念着“我的孩子”，又说了一句：“好吧！红，你是自由的，无论你走到哪里，记住有我三郎。”１９３８年４月，萧军与萧红在西安大雁塔下分别。萧军决定去新疆投奔同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的盛世才，到西北干一番事业，去燃烧他的火。
萧红很快与端木蕻良走在一起，不久生一男孩，据说出生就夭折了。沸腾的抗日浪潮，使萧红找不到平静的空间，与端木蕻良逃到香港后一病不起。日军占领香港，贫病交加的萧红病情危重时，拉着聂绀弩的手，寂寥中叨念着：“若是萧军在身边，要是在重庆，他会来救我的……”而此时萧军正在延安的窑洞里，半个月后才知道萧红去世的消息。（连载一，本文分３期连载）
责任编辑 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