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９年６月８日，设在孔子家乡曲阜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简称二师）演出了独幕话剧《子见南子》，受到孔府封建势力的控告和攻击，酿成震动中外的一个大事件，即所谓“《子见南子》案”（简称“子案”），在中国学生反帝反封建运动史上，留下了值得记载的一页。
缘起
“子案”发生在曲阜二师，绝非偶然。早在辛亥革命期间，该校学生就频有倾向民主的反封建之举。五四运动时，在全国反帝反封建思潮影响下，二师学生掀起大规模学潮，在孔府门前第一次喊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其后，进步学生运动绵延不绝。特别是１９２６年中共曲阜二师支部成立后，该校进步力量有了长足发展，学生运动进入新的阶段。
大革命失败后，二师进步力量受到严重摧残。１９２８年夏初，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大逮捕后，这里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活动完全转入地下。
１９２８年８月，左翼国民党员宋还吾任二师校长。他支持进步活动，留用及新聘了一批进步教师，提倡学生钻研新文化新科学，支持建立了进步学生会。学生会又组织俱乐部和学生剧团，经常开展演剧宣传活动。进步力量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二师再次出现进步思想活跃的新局面。
这样，就加剧了与孔府由来已久的矛盾。
孔府，是孔子嫡系后裔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培植起来的贵族庄园。自西汉以来，备受荣宠，权势赫奕。在曲阜，它更是霸气十足，凌驾一切。因而，当地民主革命的矛头一直指向它。二师进步师生是反对以孔府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中坚力量。长期以来，孔府对二师恨之入骨，但又无可奈何。
１９２８年６月，蒋介石来曲阜谒孔，发布尊孔布告，叫嚷以“孔孟之道的传播”，达到“共产主义根本之铲除”。顿时，孔府气焰嚣张。
蒋介石刚离曲阜，二师进步师生就开展了一场反孔府封建势力的斗争。他们散发传单，编印小册子，向广大佃户、庙户进行宣传，并同他们一起上街游行，高呼“打倒旧道德”、“打倒旧礼教”、“铲除封建余孽衍圣公府制”。他们还把标语贴到孔府门口。
这场斗争持续一年。为了将斗争引向深入，共产党员、学生马宗俊和张凤来向学生会建议，排演话剧《子见南子》，公开演出，给孔府封建势力沉重打击。学生会开会研究，一致通过。广大师生也热烈拥护。然后，学生会向学校汇报，校长宋还吾及其他领导均表同意。这样，事情就决定了。
演出
《子见南子》一剧取材于《论语·雍也》篇，描写的是孔子见卫灵公夫人南子的故事，系林语堂于１９２８年１０月所作。自从在鲁迅和郁达夫主编的《奔流》月刊１卷６号上刊出以后，该剧大受欢迎，南京、上海各地学校竞相排演。而在孔子故乡排演《子》剧，将孔子形象搬上舞台，这在曲阜亘古未有。二师学生会组织师生突击排练，决定暑假前在招待学生家长的游艺会上公演。
为扩大影响，学生会将海报贴遍大街小巷。还特意向孔府、颜府等强宗豪族及城内孔姓大地主发票，邀请观看。
１９２９年６月８日晚，正式在学校礼堂演出。当时观众如潮，二师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在曲阜可谓盛况空前。
《子见南子》的剧情是这样的：孔子周游列国，意在得到一官半职，以实现他兴乐复礼的政治理想。剧中所展现的是孔子正在求职于卫国。然而，孔子是否能如愿以偿不在于卫灵公，而在于卫灵公的夫人南子。于是，孔子在参见卫灵公以后，便拜会南子。但年轻貌美的南子生性潇洒，举止言行与孔子所推崇的周公之礼多有不合。南子对孔子的复古理想也不感兴趣，而热衷于请孔子与她一起创办一个“六艺研究社”，男女在一起不拘形式地讨论国术和游戏，以实践她的“男女交际之礼”。这样就产生了两人的戏剧冲突。结果，孔子非但未能说服南子，反倒被南子关于“饮食男女”人生真义的宏论所折服。当南子亲自与歌女们一起弹唱《
诗经》翩翩起舞时，“孔子、子路都目不暇接，心神向往，但又是一种悒郁不安之状”。最后，南子与歌女们合舞，将孔子师徒等人包围起来。舞毕，子路赞叹道：“夫人曲舞这样的好，真是天才，佩服之至。”孔子也如梦初醒：“想不到乐舞有好到这样的！”他自言自语地说：“行年五十六，到今日才明白艺术与认识人生。”然而，南子的“唯情”之礼与孔子所信的周公之礼是互相矛盾的，这又使孔子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孔子既无法抵御南子的“礼”，又不愿背叛周公的“礼”，为回避矛盾，他不得不离开南子，离开卫国而去。
孔子以圣人之尊，到了卫国竟然走起内线来了，这本来就有伤圣人体统。而剧中的南子说的一些反封建礼教的话，竟使孔子由无可奈何到倾心叹服，就更是“圣人”生命史上极不光彩的一页。“孔子为历代的圣人，他的故事有很多，为什么单单演这出戏呢？”《子见南子》的演出，深深激怒了孔府“圣裔”们。他们认为“孔子被抹做丑末角色”、南子“冶艳出神”，子路“有绿林气概”，整个演出“丑态百出，亵渎备至”。
抗争
演出结束了，激烈的斗争也就开始了。适逢这年６月，孙中山奉安，日本前首相犬养毅来华送葬。事毕，由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分子张继陪同，来曲阜谒孔，深居孔府。孔氏族人趁机进言。于是在１８日，犬、张二人秉承孔氏意旨，以讲学为名到二师威胁师生。张继在演讲时指责二师演剧行动，说：“孔子是万世推不倒的圣人，旧礼教不能反对”；犬养毅叫嚷“孔子的仁是治国的根本”，要学生“安分守己”，“严防赤色分子活动”。受过新思想熏陶的二师学生根本听不进去，当时台下议论纷纷，秩序大乱。犬、张二人勉强结束演讲，就在一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张继”等口号声中，悻悻离去。
犬、张二人离开曲阜后，孔府便以孔教会会长孔繁璞、孔氏族长孔传堉、孔庙首领执事官孔继伦为首，笼络几个青皮讼棍，借“孔氏六十户族人”名义，以“侮辱宗祖孔子”具呈越级向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内政部控告二师校长宋还吾。当时国民党中央执委、国府委员兼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均同情、支持二师师生。他们认为学生排演新剧，未有侮辱孔子事件，孔氏不应小题大做。对此表态，孔氏族人甚为不满。不久，孔府又通过南京政府工商部部长、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将控告书转呈蒋介石，蒋立命教育部“严办”。教育部迫于蒋的压力，于６月２６日向山东省教育厅发出《八五五号训令》，称“原呈所称各节，如果属实，殊与院部纪念孔子本旨大相违反”，“令行山东教育厅查明，核办”。并专派参事朱葆勤，会同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何委托督学张郁光）赴曲阜查办。朱、张二人到曲阜后，主要从学校方面进行调查，然后联名向南京教育部写了一个报告，对孔氏族人提出控告的理由予以一一驳斥，认为“该校教职员学生似无故意侮辱孔子事实，只因地居阙里，数千年来，曾无人敢在该地对于孔子有出乎敬礼崇拜之外者，一旦编入剧曲，摹拟容声，骇诧愤激，亦无足怪”。
这个报告不能令孔氏后裔们满意，他们紧接着又向教育部写了一个呈文，将二师连同朱、张二人一并控告，提出应将二师师生法办。二师师生“深恐各界不明真相，受其蒙蔽，代孔氏宣传”，遂向全国发出通电，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各界进步人士、团体以及海外华侨纷纷发贺电、慰问电或撰写文章，抨击反动政府和孔府封建势力。
７月１５日，《市民日报》载文赞扬“二师学生能以大无畏之精神，排演此剧于封建势力之穴，实为壮举”，抨击国民党政府当时的措词是“为孔氏张目”。
７月１６日《济南党报》更强调“山东自古以来，即为封建势力之大本营，而曲阜孔氏复为封建思想发出之中心”，“二师学生处此艰苦环境而犹能孤军奋斗，与反动势力相抗衡，吾人表示无限之同情。”该报还揭露目前国内“灾民待哺如故也，苛捐杂税如故也，即仅就教育一端而言全国失学青年无虑千万，未曾闻教育当局有何具体方针加以救济”，反倒“徒以压迫学生、禁止思想、拥护封建势力为唯一行政方针”，以致“不但令青年齿冷，即所谓训政建设亦将徒托空言”。
７月１８日，《金刚经》发表《衍圣公府陪要人大嚼，青皮讼棍为祖宗争光》一文，揭露封建势力与国民党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相互勾结，密谋迫害进步师生的丑恶内幕。指出：“原告二十一人等，并非六十户首”、“不足以代表孔氏”，不过是一些“青皮讼棍之流”。
另外，曲阜县各机关、团体均发宣言、呈文，联合驳斥孔传堉等，支持二师师生。
结局
面对二师进步师生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强大声援，国民党反动派不敢公开下毒手。何思源对“子案”也拖着不办，多应付。于是，孔祥熙、张继又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对何思源提出弹劾。迫于压力，８月１日，山东省教育厅发布《一二○四号训令》，将二师校长宋还吾“调厅，另有任用”，实则撤职。训令一下，群情激愤。全校师生拥向街头，游行示威，并公推学生会会长刘子衡、学术部部长王宗佩为代表，赴济南挽留，未果。
９月９日，刘子衡、王宗佩两位学生被开除。他们离校时，满怀对封建势力的仇恨，在学校“考棚街”头，用特大字体刷上了“新文化街”四个大字（此街名沿用至今）。当晚，同学们为他俩送行，路上又贴了许多标语。
孔府封建势力对“子案”的处理犹嫌不足，于是唆使走狗爪牙、恶棍流氓不断围攻、谩骂二师进步学生，蓄意挑起事端。尤其对仇森林、陈箴泗等演员同学，造谣中伤，围攻迫害。不久，陈箴泗就被逼辍学离校。
面对封建势力的挑衅，二师学生继续进行斗争。９月、１０月间，他们又多次上街游行。尤其是“双十节”提灯会上，他们高呼口号，冲垮了孔府势力的队伍，还冲入孔府大门。此后，“子案”的轩然大波逐渐平息。
鲁迅先生一直关注着“子案”事态的发展，极为同情二师进步师生的斗争。他将全案过程中１１篇公私文字收集起来，加上《结语》，于当年８月２１日在《语丝》上发表，作为揭露反动派镇压革命的生动材料。正如鲁迅在《结语》中指出的：国民党政府对“子案”的最后处理，表面是“息事宁人”之举，其实还是校长“撤差”，学生开除，依然是“强宗大姓”的完全胜利。
此外，林语堂也发表了《关于〈子见南子〉的话》，对宋校长被撤深致惋惜和歉意。
性质
《子见南子》案的斗争，是在共产党的影响下，以曲阜二师进步师生为主力军，以孔府封建势力为主要斗争对象的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步学生运动。
在这期间，二师校内受到严重破坏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尚未完全恢复其组织领导力量，因而未能直接领导这场斗争。但当时在校的几个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积极投入了斗争，并且成为骨干。如共产党员马宗俊，与学生会干部刘子衡、王宗佩关系十分密切，有事共同谋划，起了重要作用。
这场斗争，矛头始终主要指向以孔府为代表的封建势力。诚如当年瞿秋白和鲁迅先生所指出的：正是由于“封建势力向思想界艺术界的进攻”，由于“圣裔”们的特权的压迫，使那里的非圣裔的青年们，不禁特地要演出《子见南子》”。同时，由于张继、犬养毅的卷入，孔祥熙的插手，蒋介石的亲责“严办”，使斗争逐步升级和更趋尖锐，斗争的矛头也指向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
曲阜二师进步师生的这场斗争是暂时失败了。然而，它在一定革命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却是不能低估的。诚然，学生们在斗争中曾喊出“打倒孔老二”、“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演出时某些言词和举动亦不无过激之处，但这是基于对孔府腐朽封建势力的憎恶而发，是把孔子作为旧道德、旧礼教的代表和反动统治阶级树立的偶像而予抨击，是对蒋介石反动派愚民政策的抗争。这个“打倒”，其实是打倒封建主义，打倒腐朽的孔府小朝廷，而不能单纯视为反对孔子，也不应混同于学术界的孔子毁誉之争。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恰在于进步师生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的传统，在各种反动势力盘根错节的“圣人之居”，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而有力地揭露和打击了反动势力，鼓舞和教育了人民群众，对山东乃至全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谢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