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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我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至今２０多年了。入会后，在中共各级组织和民建的培养关怀下，我由一个普通民建成员，逐步成长为支部主任、民建石家庄市委副主委（两届）、主委（两届）、民建中央候补委员（两届）、民建中央委员（两届）。２０年弹指一挥间，回顾往事，历历在目。值此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６０周年之际，仅以此点滴文字略表衷肠，以示纪念。
       入会
       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家父是河北省政协五届委员。他身为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外科教授、无党派人士，当时是承德市政协不驻会的副主席。家父每次参加省政协全会，我与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去委员驻地看望他。与家父同赴省城开会的有家父的老友、民盟省委副主委、民盟承德市委主委、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内科专家常家柏，还有承德市副市长张旭（民建成员），另外一些都是各党派和无党派知名人士。他们见到我，自然会问些情况。当时我４５岁，是工厂的科技人员、主管产品开发的主任工程师，政治面目是群众。我回答无心，他们聆听有意。
       １９８５年春省政协全会闭幕后，我与家人送父亲返回承德，临别之际，常家柏老主委对我说：“光大，你这情况，我介绍你参加民盟组织吧。散会后，你与石家庄市民盟王秘书长联系一下。”当时，我心里一片茫然。因为我不知道民盟是怎么回事，更觉得这些德高望重的父辈们，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阅历和身份才能是党派成员呀；而家父连党派成员也不是，更觉得高不可攀。但我的生活宗旨是“常听老人言”，于是在一个周日找到了民盟石家庄市委机关王秘书长。对方可能听了常家柏主委的介绍，当即将入盟申请表给了我，告诉我如何填写。
       正当我要填表申请加入民盟的时候，我所在单位市柴油机厂的老厂长，民建市委副主委、工商联副主任刘新起找到了我，给我介绍了民建组织的宗旨。我当时考虑，老厂长是德高望重的前辈，也是省政协五届委员；我知道柴油机原有民建支部，有基层组织基础，这样有利于个人成长进步。于是向刘厂长表态：“我愿意加入民建组织。”随后两会宣传处（１９９３年元月之前，市民建与市工商联合署办公）给我民建会章看，使我了解到民建宗旨是讲民主建国。这样的宗旨我从内心拥护，民主建国是可求的，不是望尘莫及的。填了入会表之后，大概粘的相片还未干，老厂长便通知我，“市民建召开主委会，破例通过你入会了！”我还不明白什么叫“破例入会”，老厂长说，正规是半年召开一次主委会，研究发展会员事宜，下半年提出申请的应该是年底研究，可你是在填表后不到一周就研究通过了。
       成立民建柴油机厂支部
       入会后，我参加每月市直机关支部活动。那时我们的主、副委多半驻会机关工作。主委李新生驻会兼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主委刘新起、冯淮斌是两会交叉副主委，皆是省、市政协委员，秘书长鞠承茂驻会是市政协常委，还有工商联老主任冯退庵等。我在他们身边学到不少东西。我觉得组织亲切，领导人平易近人，善解人意，乐于助人，内心非常感动。
       我举一件事例：１９８５年夏季，我爱人突然觉得胸痛不止，紧急去省医院确诊，被判定左肺癌空洞。我是１９８２年暑期经石家庄市政府“招贤”从吉林省调到柴油机厂工作的。家里突然出这么大事，市内举目无亲，措手不及，我直感到精神恍惚。在这关键时期，除工厂党委及有关部门的关怀支持外，就是民建组织了。我记得李新生主委、刘新起副主委亲临我家探望，劝慰我别急，还帮我找医院找人。我爱人手术一周后，已７０来岁的刘新起副主委乘二路公交车，手提水果，亲登病房去探望，使我感到组织的无比温暖。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老主委，出病房后对我说：“等你爱人病好之后，着眼于厂内高层次、代表性强一点的发展几名成员，恢复民建柴油机厂支部。这也是市会给你的工作。”我爱人手术后病理是结核球，至今已２１年了，身体一直很健康。
       当时我心想：组织对我这样好，给我这点工作，我一定好好完成！可是，发展会员谈何容易！第一，我初来乍到，工厂的情况还不太熟，对人的了解更谈不上，发展谁？第二，在企业有些人对党派还不大认识，说些风凉话，什么“共产党你不入，怎么跑到国民党那去了”等等。困难之际，我找到了工厂主管统战的副书记杨怀礼。因为柴油机厂原有民建支部，影响犹在。当我将困难提起时，杨说：“你加入民建是厂党委研究同意的，你不是孤立的，不要以为你仅仅是单身一个民建会员，党委是支持你的。你发展民建，我给你物色对象供你参考！”我高兴地将杨书记的话告诉刘主委，他说：“过去你们厂民建支部是靠党委支持的，那时我们给工厂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提了不少好的建议都被采纳，你们以后也要这样！老支部的人员现在基本上都退休了，杨书记是想起当年了，所以，你提的困难，他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果不食言。杨书记在此之后不到一年时间，先后给我介绍研究所、车间、科室等不同岗位的４名成员，都是工程师以上职称，有的还是车间主任。就这样，我们在１９８６年５月成立了民建石家庄柴油机厂支部，我任支部主任。
       民建省委第一期培训班
       １９８６年秋季，民建省委举办第一期培训班，时被戏称“黄埔一期”。我１９８５年入会时，市民建总人数是１８４名，其中离退休人员占１１０人；成员绝大部分是“三小”（小企业者、小工商业者、小企业主）。１９８４年有３名入会者是脱开“三小”成分的，为财政局干部鞠承茂，后为市委会副主委、秘书长；文化界杜明远；税务局刘志桐（跨党派、中共）。当时其他党派已着手发展知识分子，市民建我是第一名经济界人士入会的。当时会章还是写“与工商业者有联系的人士”，从民建六大后才改为“发展经济界人士”。在当时背景下，不光民建会员后继无人，民建会务干部更是难以为继。在此情况下，民建省委１９８６年暑期在承德召开组织工作会议，研究发展经济界人士；１９８７年３月即召开民建省委第一期培训班，内部掌握是后备干部培训班。省主委余振中，副主委范国栋、田玉璞，组织部长徐玉亭参加了培训班，成员来自全省各市骨干会员。年龄最大的是１９３９年生人，当时不足５０岁（保定张明举），年龄最小是的唐山的一位女同志李枫，三十几岁。算省直机关参加的，大概不到３０人。培训班开始时，正值民建“四大”召开，河北省有４名代表，为承德门海滨、邯郸张新素、张家口马唤曾、秦皇岛李钟雄。他们从北京刚参加“四大”归来，大家热烈问起会议盛况。他们说开得很成功，胡厥文主席身体很好等等。余主委给大家讲办班的意义，讲了会史、会章，中共省委统战部负责同志讲了统战方面知识。那次培训是三自（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不（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所以气氛很宽松，大家有问必发，有想不通的必讲。我记得，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对社会的一些“反常现象”很有意见，对“不正规的”文化现象更嗤之以鼻。徐玉亭部长首先发言，说：“我看了一个摇滚乐，只见他摇个大屁股，唱得不怎么样，屁股摇得挺欢。也不知这是屁股的艺术，还是艺术的屁股。”大家听了哄堂大笑，老主委们都笑掉了眼泪。徐不笑，接着说：“我们不要笑了，因为我们都有屁股。”他这样无拘无束地开了头，大家的话匣子都拉开了，畅所欲言；白天没时间了，晚上又都不约而同聚到一起，继续热烈讨论。记得唐山刘学忠，那些天晚上得了失眠症，白天讨论，晚上记心得笔记，成宿开夜车。他说：“我没觉得困，我是感到太兴奋，收获太大了。”余主委说：“这是我们省民建的‘黄埔一期’吧。大家永远记住这次办班，回去为发展本会的事业多作贡献。”转眼２０年了，如今这‘黄埔一期’在会在职的只剩我一人了，而且也即将退出舞台。现在我联系的只有承德的门海滨了。回首往事，真真感慨良多。
       
       参加民建中央第七期培训班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１６日，我参加民建中央第七期培训班，为时一个月，住在北京日月潭民建中央机关宿舍附近的航空胡同地下室。来自全国各地的２２名会员参加了这期培训班。民建中央领导孙起孟、孙晓村、万国权等到会，中央统战部李定副部长莅临指导。２２名会员中多为教授、高级工程师和银行家，还有名人之后、陈独秀的孙女陈秀霞，她是北京某区的会务干部，过去的职业是教师。那次培训班实质是中央想通过培训发掘会务干部，是孙起孟主席、当然也是会中央的意图。据说每期都发现人才，白大华副主席就是第一期培训班发现的，民建“五大”时从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一分厂的副厂长，一步到位提到民建中央副主席的位置。
       培训的形式多数是座谈、讨论，气氛很宽松，汇报情况都是单位方面的。当时我在企业，所以谈企业的产品开发、制造配套、管理等内容多，而且情况都是“照本实发”，有话皆是直来直去。记得有一次说得孙晓村副主席笑得上不来气，万国权笑出了眼泪，大家好像听了一段单口相声。说归说，笑归笑，不能白说白笑，老领导教导我：“参政议政提出批评要加糖衣，才有效果。”就这句话，是对我以后协商建议方式的永不能忘的教诲！我们这期没发现什么“大人才”，但皆是有用之人。１０年后我知道，我们这期学员绝大部分都从事了民建会务工作，有的担任了省的主委，如贵州的陈永达（后来调到杭州）；有的当了省副主委，如江苏省的郑建和（高工）。我后来也成为驻会机关副主委、主委，这是后话了。
       驻会
       我是１９８７年春在民建石家庄市委六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副主委的，１９８８年９月被民建中央“五大”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的。１９９０年５月１日，我被正式调驻会机关任副主委实职工作，而且是“两会”领导研究主持民建日常工作。我调入机关后，３个月没有按时发工资，主要延误在由企业上调机关须重新对照工资。因为我来机关是降工资的，我在企业月基本工资是１６１元，当时相当于政府正处级，加上每月奖金等可达２４７元；但到机关只对副处级１３１元。当时我大孩子面临上大学，老二上中专，我爱人在工厂卫生所做医生，工资也有限，大孩子便很不同意我去驻会。他主要是从经济角度考虑，那时上大学每月至少６０元。我在东北工作时的好友杜希孟，听说我驻会了，带着年青时代朋友们的重托，从吉林专程来到石家庄，任务是劝说：“回工厂去！我们是吃技术饭的，千万不要去玩政治！”他住吃在我家，声称，“你不回厂，我就不走！”
       杜希孟是我１９６４年大学毕业一起分配到吉林四平收割机厂的。他是吉林工大内燃机专业，同时分到该厂的还有一位我同班同学刘宗德，因为我３人是同一专业，实习劳动都在厂汽车队维修车间。那时每日形影不离，上班同一个车间，下班同一个宿舍，吃饭同一个食堂饭桌，文革时还是同一个派别，真的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杜希孟有次闹大病，送到省城长春住院，我与刘宗德放下一切，亲去护理，直到杜希孟病愈。我们３人自称“刘、关、张”（实际是刘、张、杜）。这样的友谊从青年时代延续了２０多年，他这次风风火火地跑来，冲我发急，完全是为我着想，其情其义天地可鉴。
       我如何说服这位老兄呢？杜希孟是九三学社成员，当时是吉林四平联合收割机厂的副总工程师、产品研究所所长，城府颇深，口才极好，说服力非常强。但是，最后还是笨嘴拙舌的我说服了他。我的论据是：我们都是民主党派成员，皆是组织一分子。回想我从入会至今，各级领导对我培养、教育、信任，我早有内存感激之情而无有报答之机。唯有这次，我听从组织召唤，这是几位老主委分别找我谈的。谈到会青黄不接，后继乏人，时不我待，皆是肺腑之言。我听后甚为感动，觉得只有以实际行动，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仕途似锦还是宦海险恶，只有诚然面对，义无反顾，才对得起老前辈们对我的栽培和期望。我已经去会报到了，而且提前半个月（正式调令上班是１９９０年５月１日起，我是４月１３日上班的）。大家对我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我自知自己不是官宦之才，但也绝不是盲目冒险踏入仕途，只要心地坦诚无私，依靠领导，不脱离群众，我想这个驻会“看家”任务还是可以胜任的。
       说到动情之处，我的心潮难平。最后杜希孟拉着我的手，由衷地说：“我回去后，把你这番话一字不落地向朋友们转达！”
       与万国权副主席在一起的日子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１８日，民建中央副主席万国权来到石家庄柴油机厂支部视察基层支部工作。在民建省委余振中主委和民建市委李新生主委、刘新起副主委、鞠承茂秘书长的陪同下，万国老风尘仆仆地来到市柴油机厂。他虽然已是六旬高龄，但说话时仍然声音洪亮，看起来身体很结实。当时我是市民建柴油机厂支部主任，接待我会中央、省市领导这是第一次，只觉得责任重大，非同小可。我和支部成员及民建机关同志在工厂门口列队等候。厂党委书记当时有要事处理，正当他从二楼会议室要下楼迎接时，万国老已大步稳健地上了楼，很随和地对厂领导们含笑招呼道：“我顺便到厂学习学习，当然是看看大家，也认识了新朋友。”他这几句朴实的话语，使大家毫无拘束地坐了下来。在一番礼节性的客套接待后，厂领导退出了会议室，万国老和支部成员热情地交流起来。他详细地询问了支部每个成员的情况，工厂的情况，党委和民建支部的关系，基层支部活动和参政情况。我如实地回答了他提的问题。之后，他和我谈如何当好支部主任，特别谈到民主党派“有为才有位”，“实至名归”，要给党委当参谋，多从工厂发展大计提建设性意见。作为政党成员，还要关心社会和国家大事。另外，我们民建是经济界人士，石家庄是河北省省会，高校很多。当万国老知道市里有个河北经贸学院时，他说应该在经贸学院发展高层次人员，最好能建立一个支部，好为省会经济方面参政议政。
       万国老走后，我们支部详细研究了他对支部的指示意见，制定了支部活动、组织发展等各项规章制度。工厂让我代表民建支部定期参加工厂调度会。我们也在产品开发、工艺改造、质量管理、知识分子待遇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被工厂采纳。我们还为工厂老会员的住房、生活、医疗等问题和工厂商量，帮助他们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民建支部也得到了群众的好评。我们支部在职的５名会员中有３名是高级工程师，当年都被评为工厂先进工作者；支部被民建市委评为先进支部。
       １９９２年夏季，石家庄市委召开招商引资会议。一路人去邀请王光英。因当时民建与工商联合署办公，市里委派我去北京邀请民建中央万国权副主席来石参加招商剪彩活动。临行前，这次活动组织单位拿出栾城产的两瓶羊羔美酒，民建市委买了当时食品四厂生产的两根火腿肠，让我带给万国老。我们一早晨出发，同行的还有当时市工商联副会长郭凤梧；中午赶到北京锥把胡同河北省驻京办事处后，便直奔北河沿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机关（当时两会中央合署办公）。不巧，万国老不在会机关。当晚我们才打听着他家在北京翠微路部级高干楼３号楼８０３室。这一夜我怕天热火腿变味，没有住旅馆，而是在小车上开着车窗车门呆了一宿，次日一早便奔往万副主席家。找到他家，还是不巧，他与夫人均不在，是他小女儿（当时是北京环保局工程师）接待的我。我拿出两瓶羊羔酒和两根火腿肠，说明了来意。万国老的小女儿说：“我爸爸从来不收别人的东西，他不在我收下不好交代！”我说：“我给他留下一封信，不会怪罪你的！”
       事情过后半年，１９９２年底民建中央召开全国会议，散会后，正赶上河北两会召开。民建省委主委余振中在省政协会间找到了我（我是省政协六届委员，也在会上）。他说：“万国权副主席给你带来一封信和７３元钱，还有两瓶酒！”我一看是我８月去北京带给他的两瓶酒和当时留下的信，７３元肯定是那两根火腿肠的钱了，其实按那时的市价不值这么多钱。我当即写信给万国老说明情况，表示这是“市民建的一点心意，不成敬意”。酒是中共石家庄市委的心意，退到我这也不合适，也让我为难。最后经研究，决定：７３元钱交公（交给当时民建副主委兼秘书长鞠承茂，他管财务），两瓶酒在两会期间宴请了两会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
       回忆往事，万国老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的高尚品格，一直在教育着我们这一代民建会员。他没有多少豪言壮语，而是以实际行动、无声胜有声地教育我们如何做人。他在民建中央当时是孙起孟主席的得力助手，每当会议时，只见他楼上楼下地忙活，７０岁时也像个中年人似的精力充沛，做事细致严谨，每届都圆满完成会中央分派给他的工作。２００２年民建中央换届，万国老退出中央领导职务，但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和民建会务。他身体一直很好，每当我进京参加民建中央全会见到他老人家时，他还像当年那样关心着我们。
       成思危主席来到石家庄
       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４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来到石家庄市民建长安支部视察。
       成主席给自己规定了规划：每年要到一个省视察民建工作，有３项工作必做，一是看望民建省委机关工作人员和退下来的民建老领导，二是参观视察一个会员企业，三是参加一个支部活动。这个任务下达民建石家庄市委时，我正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参加省级主、副委培训班。为迎接成主席来石家庄市视察，这次中央社院的一个月培训班，我“逃学”３次，都是返回石市认真检查石市民建的准备情况。
       ３月２４日，石家庄市天气晴朗，春风拂面。成主席在民建省委主委赵燕和名誉主委余振中陪同下，风尘仆仆来到了民建长安支部主任曹志刚的真诺公司。成主席首先在省、市民建领导的陪同下认真参观了真诺公司，看了车间设备及产品，在会议室和大家座谈企业生产、产品开发和市场情况，还介绍外地会员企业类同产品状况等，使企业人员受益匪浅。紧接着和长安支部会员一起参加活动，他认真听取了几位会员发言之后，鼓励大家做好支部工作，并在支部会上鼓励大家将支部建成“自我教育的学校，团结互助的集体，参政议政的桥梁，培养干部的基地”。
       几年来，民建石家庄市委牢记成主席来访时的指示精神，乘成主席视察民建长安支部之东风，努力推进我会自身建设，为石家庄市三个文明建设不断作出新贡献。
       今天，回忆往事，民建中央领导高尚的品格、朴实的作风仍在鼓舞着我们，并将永远鼓舞着我们在新时期与时俱进。
       责任编辑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