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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５年２月，美、英、苏３国秘密签订了一个《雅尔塔协定》，以牺牲中国主权来换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蒋介石得知后曾进行了抗争，但在美、苏的压力下，终于接受了这一协定，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以出卖中国主权换取苏联出兵的《雅尔塔协定》
       １９４５年２月４日至１１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原沙皇的夏宫里，美、英、苏３国首脑举行了会议，史称雅尔塔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尽快战胜德国；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和战后世界格局等问题。
       关于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之事，早在１９４３年底，美、英、苏３国第一次举行德黑兰会议时就已经提出，斯大林只是笼统地表示，苏联出兵应是有条件的，但并未提出具体条件。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３国举行莫斯科会议，斯大林再次表示：“俄国人要知道为什么战斗，他们对日作战有一定的要求。”但仍未作明确说明。直到１２月１４日，斯大林接见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才提出以下３条：第一，千岛群岛应归还苏联；第二，外蒙古要维持现状；第三，苏联租借旅大港和中东铁路。哈里曼立即报告给罗斯福。
       进入１９４５年后，美国对苏联出兵问题更加关注。据美国专家估计，要彻底战胜日本，还需要一年半的时间，美国还要付出１００万人伤亡的代价。因此，就在雅尔塔会议进行中的２月８日，罗斯福背着丘吉尔，由哈里曼陪同私下会见了斯大林，商谈出兵条件问题。
       罗斯福表示：千岛群岛归还俄国，不会有困难，但外蒙独立及租借旅大港和中东铁路，需要同蒋介石协商。他还表示：同中国人讲话是困难的，和他们讲任何事情，２４小时内全世界都知道。
       斯大林表示：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他和莫洛托夫就难于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苏联要参加对日作战。……我们签订一个协定，可以保密，现在没有必要同中国人去讲。
       罗斯福又提出：为了和蒋介石协商此事，苏联应继续拥护蒋介石统一中国，斯大林表示赞同。
       在征得丘吉尔同意后，２月１１日３国签订了由莫洛托夫起草的《雅尔塔协定》，全文如下：
       苏、美、英３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２个月或３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一）对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予以维持。（二）对日本１９０４年背信弃义进攻所造成的俄国权益必须予以恢复，即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乙、大连商业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三）千岛群岛须交还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未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元帅的建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三强领袖同意，苏联之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解决。
       苏联本身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标。
       除“协定”之外，还有一个“备忘录”，记载了斯大林还向美国提出的各项保证：（１）彼决尽其所能促进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下的统一；（２）战事结束后，中国应由蒋委员长继续领导；（３）彼所欲望者乃为统一安定之中国，并愿中国控制全部满洲，为其领土之一部分；（４）彼对中国无领土要求，凡苏联部队因进行对日作战而进入中国地区时，彼决尊重该地区之中国主权；（５）彼欢迎蒋委员长派遣之代表协同苏军进入满洲，俾使中国在满洲之行政工作得以顺利组织；（６）彼同意美国对华之“门户开放”政策；（７）彼同意韩国由中、苏、英、美４国政府共同托管。
       蒋介石千方百计探听到《雅尔塔协定》的秘密
       蒋介石也盼望苏联出兵，以早日结束对日作战，因此，对苏联出兵的条件也极为关注。早在雅尔塔会议召开前，１９４４年１０月，驻英大使顾维钧去美国出席橡树园会议时，就向美国总参谋长李海询问此事，李海只是含糊地说，苏联想取得旅顺不冻港。顾维钧即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雅尔塔会议召开的消息传来，蒋介石更为关切，２月８日，他忧心忡忡地在日记中写道：“今日见罗、丘、斯黑海会议第一次公报，一如所预料，其果与英、俄协以牺牲我乎？”会议结束后，并没有向他通报会议的情况。他在２月１２日的日记中写道：“俄国对我交涉迁延，中共态度转劣，当受３国会议之影响也。但余毫不动心，无论其态度好坏，必待罗斯福之来报，详悉其内容而后再定方针。此时不必臆测，更不必焦灼也。”
       ２月２０日，顾维钧拜访了英国外相艾登，询问有关情况，艾登吞吞吐吐，不肯透露详情，顾毫无所获。２月２１日，驻苏大使傅秉常会见了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哈氏向他介绍了罗斯福和斯大林谈话的大意，傅报告给蒋介石，蒋在日记中写道；“阅傅大使秉常来电，以美驻俄大使通知其罗、斯谈话大意，俄斯之对华方针到此完全明了；其中尚有难言之内容，未能明以告我者，证诸顾大使之言，俄国对东北及旅大特权恢复之要求，当非虚传也。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
       ３月１２日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拜会了罗斯福，罗有意向他透露了会议的内情。罗知道雅尔塔协定一旦公开，必然开罪中国，不如事先告之中国，以便早做准备，这样可以博得中国的好感。同时，宋子文也拜会了霍布金斯，也得知了会议的内容。３月１５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上午，批阅魏大使道明来电，得悉罗、斯对于远东方面之谈话：一、满洲铁路，斯提国际代管而主权属华。二、斯欲旅顺或大连为其出口之不冻港，罗嘱其不必急急于此，而对我则主张为俄长期租借，其主权属于我云。
       阅此，但有痛愤与自省而已。雅尔塔果已卖华乎？唯如此可以断定此次黑海会议俄国对日作战已有成议。果尔，则此次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
       ５月２２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以“私人性质”向蒋介石介绍了协定的全部内容。他说：“予今日之报告，纯系私人性质，意在请委员长速为准备，但非受斯大林或美政府之嘱托而向委员长报告，故甚盼委员长不向苏联方面或美政府方面说出。”直到６月１５日，赫尔利才将《雅尔塔协定》的正式文本交给蒋介石。
       企图与日本单独媾和，以阻止苏联出兵
       进入１９４５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因而急于同中国求和。首相小矶国昭不顾他人的反对，派他的同学山县初秀来中国，寻找与重庆的联络人，最后选中了汪伪考试院副院长缪斌。
       缪斌，字弼丞，号丕成，江苏无锡人，绰号“小道士”。曾在黄埔军校任上尉电务员、国民党第一军教导师党代表、总司令部经理处处长、江苏省民政厅长。１９３７年就投靠了日本，成为一名比汪精卫资格还老的汉奸。１９４２年后，他和戴笠建立了秘密联系。
       缪斌接受任务后，即向周佛海、陈公博作了汇报。当时汪精卫已死，周、陈二人同意他去日本，摸清日本的态度。缪斌还通过秘密电台向戴笠请示，戴笠报告给蒋介石，蒋也同意他秘密访日，争取和日本单独媾和，以抵制苏联出兵东北。本来同盟国约定不准与日本单独媾和，因对“雅尔塔协定”不满，蒋介石才作出这一决定。
       ３月１５日，缪斌化名“佑藤”，以南京、重庆双重代表的身份，秘密飞往日本，先后会见了首相小矶国昭、情报局长绪方竹虎和东久迩宫亲王等人，向他们转达了蒋介石提出的和平实施方案：“日本对重庆政府如希望实现和平，必须先实行曾提过的和平前提条件，即取消南京政府和建立留守府。留守府成立后，首先要求重庆政府还都南京，并要求日本政府停战撤兵。以后重庆国民政府和日本政府通过留守府，开始对停战及撤兵进行谈判，待重庆政府还都南京后正式发表之。”缪斌还私下里对久迩宫亲王表示：“重庆不愿看到日本完全被摧毁，因为中国的自保，依赖日本的继续存在。日本是中国的防波堤。如果现在缔造和平，我们也能阻止苏联出兵。”
       ３月３１日，在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将此事提出讨论，结果遭到陆相、海相、外相和统帅部的一致反对。他们认为缪斌充其量不过是中国决策机关的一个喽啰而已，与其选择身份不明而社会舆论又不好的缪斌为居间人，不如日本政府自己出面向重庆派遣使者，从正面进行谈判。他们对小矶还大加指责，天皇也认为“不应该采取这种谋略性手段”。４月５日，小矶被迫辞职，缪斌也狼狈地回到上海。
       抗战胜利后，驻日美军在清理日本内阁档案中，发现了缪斌事件的文本。麦克阿瑟得知后，十分惊怒，即向蒋介石提出质问，蒋介石矢口否认，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只好舍卒保帅，第一个将缪斌处决。
       “联美抑苏”落空，蒋介石被迫接受《雅尔塔协定》
       １９４５年４月，发生了几件大事，引起蒋介石的关注。
       ４月３日，苏联突然将驻华大使潘友新调回，任命彼得罗夫为新大使。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俄国发表彼得罗夫为其新大使之任命，此为其对华突变之行动，用意何在？而且近日新疆匪势亦已渐缓，岂其对华政策已转变乎？”
       ４月５日，日本小矶内阁总辞职，铃木贯太郎上台。苏联正式通知日本政府，不延长“日苏中立条约”。为此，蒋介石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认为“（一）铃木内阁如组成，必为表示其求和态势；如求和不成，再组蛮干到底内阁。（二）俄之废约声明，其语气为宣布日本助德攻俄，已违反中立协定。故俄必于最近期内对日宣战也。”“我应积极准备事项：（甲）俄对倭宣战时之态度与手续；（乙）倭提出求和条件时，我之态度与手续如何？”
       ４月１２日，罗斯福突然病逝，蒋介石写道：“今晨６时后，得罗斯福总统脑充血症已于４时半逝世之报，甚为世界与今后国际局势忧也。……罗斯福虽对俄姑息与对中共袒护，但其尚有限度与一定主张，并非徒恃强权之霸者。今后，美国政府恐将受英之操纵，有所变更，而不能如罗之自主矣！中、俄关系，因罗之死，更应审慎出之。”
       ４月２４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访问英、俄之后，会见了蒋介石，蒋写道：“赫尔利此次访英、俄，征询其对华政策之同意，形式上虽皆赞成，而事实等于徒劳也。”“但中国之独立统一、自由民主政治之建立，而烦友邦劳心，且劳其徒求英、俄同意，殊为我国耻辱。国不自立，人不自强，宇宙之大，其尚有我民族生存之地耶？能不戒惧乎哉！”
       根据国际形势的这些变化，蒋介石决定采取“联美抑苏”的方针，争取美国新总统杜鲁门的支持，来与苏联抗争。６月８日，蒋介石致电在美国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宋子文，让他和杜鲁门商谈旅顺问题，并提出了３个方案：（１）旅顺交国际安全机构，为国际海空军基地；（２）中、美、苏共同使用旅顺；（３）如以上两项苏仍反对，则至少限度必须中、苏共同使用。
       宋子文遵蒋电的指示，６月９日拜谒了杜鲁门。杜鲁门表示：旅顺问题“此乃最困难”之点，只能支持罗斯福签订的协定。１１日，蒋介石又两次致电宋子文，须向美表示，中国今后决不能再有“租借地”名义出现。为此，宋子文又拜会了美国常务国务卿格鲁。１４日，杜鲁门和格鲁一起会见宋子文，杜说：“现在的首要利益是设法使苏联在足够的时间内参加远东战争，以有助于缩短战争，并从而挽救美国人和中国人的生命。”结果宋子文扫兴而归。
       ６月１６日，蒋介石接见赫尔利，向他提出英、美尤其是美国应参加中苏协定，把双边协定变成多边协定。对此，美国政府指示赫尔利：“总统将完全承担在雅尔塔所达成的协定的义务”，“协定规定旅顺口租用给俄国作为海军基地”，“所以，我想你将会理解美国政府不会有理由同意参加联合使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或作为中苏条约的一方”。赫尔利向蒋介石转述了美国上述立场，至此，蒋介石“联美抑苏”的企图宣告落空。他在日记中无可奈何地写道：“对俄国横暴之来，能忍痛自制，形势上示弱虽甚，然而外交处境唯此一途。如果我与之据理争胜，则彼俄更有隙可乘；而我亦无外援，则必陷于绝境，所谓盟誓与约言，其实皆为强权所利用而已。”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３次接见苏联大使彼得罗夫，一面作出友好的表示，一面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说：“希望苏联帮助恢复东三省领土主权完整与行政独立。”在这一前提下，“凡帮助我国收复失土之友邦，将来中国领土内，如为远东和平有建筑海、空军基地之必要时，中国愿与各友邦共同使用，当不加拒绝。如苏联能帮助我国恢复东三省领土、主权完整及行政独立之后，东三省的铁路和商港，当予苏联以便利，如有军港需要，则军港亦可苏联共同使用，决不致与苏联有不利之措施。”又说：这是“中苏合作的第二个机会”。
       关于外蒙问题，他对彼得罗夫表示：中国不会用武力夺取外蒙，中国的方针是赋予外蒙的高度自治，即其外交、军事均可独立，而宗主权则应属于中国。同时指出：外蒙问题与西藏问题有连带关系，建议中苏谈判时对外蒙问题暂不提为宜。
       关于租借旅顺问题，他说：“租借地一类的名义，我中国人民认为是国家的耻辱，我们不好再用这种名义，中苏友谊互助条约是一种光荣的条约，如有租借地一类的名义，则将失去条约的原意。”彼得罗夫辩解说：“租借地与租界不同，没有领事裁判权等特权。”蒋说：“因为中国的军港，自己不能管理，不能使用，便是领土主权不完整，所以租借的名义，切不可再用。”
       ６月２６日，蒋决定派宋子文去苏联谈判。蒋介石特致电斯大林：“余深盼宋院长此行，能获阁下开诚赐教，奠定中苏两国长久友谊合作之密切巩固基础，不胜企幸。”
       第一轮中苏谈判争议甚大，无果而终
       ６月２７日，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偕外交次长胡士泽以及沈鸿烈、钱昌照、张福运、卜道明、刘泽荣等人前往苏联，蒋介石还特派蒋经国随行。３０日到达莫斯科，受到隆重欢迎。从７月２日至１２日，与斯大林举行了第一轮会谈，共举行６次。
       关于外蒙问题，宋子文表示：我国现处于困难之地位，无法向人民宣布放弃任何一部分领土，外蒙如可割让，西藏问题必立继起，这样中国政府就会发生动摇，难以生存下去。同时指出：现在中国和日本都无力占领外蒙，不会对苏联构成威胁。他提出３项解决办法：（１）与苏联订约，在同盟期间，准其在外蒙驻兵；（２）予外蒙以高度自治，并准苏联驻兵；（３）授权外蒙军事、内政、外交自主，但性质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与英国自治领不同，无脱离母国之权。
       斯大林则坚持外蒙独立，可与中国签订一个秘密协定。宋子文向蒋介石请示。６日，蒋回电提出４点：（１）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必须完整；（２）新疆之伊犁及全疆各地被陷区域完全恢复；（３）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归中央完全统一；（４）中国统一至上述程度，愿自动提出外蒙问题，拟由外蒙人民用投票方式解决。蒋介石实际上允许了外蒙独立，他说这“实作为最大之牺牲”。
       斯大林随即提出一份“外蒙独立宣言”，要求中苏两国签字。对此，蒋介石再电宋子文：（１）中国政府于此次中苏协定批准后，自行发表宣言；（２）苏联政府于中国政府发表宣言后，应即照会中国政府声明外蒙独立被承认后，苏联将永远尊重其独立。
       至此，外蒙问题以蒋介石的妥协而基本解决。
       关于旅顺问题，宋子文首先提出不可用“租借”和苏联“优越权利”的提法。斯大林表示同意，但又提出，大连应属军事区，大连市长由苏联人担任，协定期限为４０年。宋向蒋请示，蒋表示：大连必须为纯粹的自由港，其行政权必须属于中国。因意见分歧，这一问题在第一轮谈判中只好终止。
       关于铁路问题，斯大林一开始就提出：铁路所有权应属苏联，铁路必须由中苏公司联合管理，经理为苏联人，期限为４０年。宋子文认为：苏联早将中东铁路卖给了日本，铁路所有权应属中国，中苏公司应由两国代表组成。７月９日，蒋介石来电提出：“中东、南满铁路干线可与苏联共同经营，利润平均分配。铁路所有权应属中国，铁路支线及铁路本身以外之事业，均不包括在共同经营范围之内，限期亦为２０年。这样，铁路问题也未能得到解决。
       此时，因斯大林要去出席波茨坦会议，中苏会谈只好暂时中断。
       蒋经国拜会斯大林碰壁而归
       蒋介石派蒋经国陪同宋子文参加中苏会谈，其用意有三：一是蒋经国通晓俄文，曾长住俄国，比较了解苏联人的想法和意图，可以从旁观察分析，补宋子文之不足；二是给他提供一个锻炼外交才干的机会；三是他具有“太子”身份，以表示同斯大林亲近，并希望斯大林给他面子，不要逼人太甚。
       蒋经国到苏联后，确也受到斯大林的热情款待，他记述说：“斯大林欢宴我，他很关心方良和爱伦。斯大林说祝愿你们在我们苏俄生的孩子，好好成长，将来能和你们一样，成为一个大有作为的战士。他送给我一支步枪做纪念，说这是红军战士打击德国侵略者用过的枪，是制胜的武器。”
       斯大林还对蒋经国说：“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的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
       当谈到外蒙问题时，蒋经国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８年抗战，就是为了把失土收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土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同意外蒙古归并给苏联。”
       据蒋经国回忆说：“当说到中国不能放弃外蒙古时，斯大林干脆地说：‘今天并不是我要求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接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蒋经国又说：“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的时候，他的狰狞面目就暴露出来了。”
       蒋承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是他的“罪愆”
       第一次中苏会谈停止后，宋子文回到重庆，深感问题严重，若允许外蒙独立，可能会落个“卖国贼”的罪名，因而提出辞职。蒋介石准许他辞去外交部长兼职，但仍任行政院长，由王世杰任外交部长。宋子文仍去出席会谈，可由王世杰在条约上签字。
       第二次中苏会谈从８月７日开始到１４日，共举行４次。
       关于外蒙问题，中方虽然答应其独立，但还有一个边界问题。斯大林要求中国接受“现行边界”，宋子文认为，现行边界模糊不清，应由中苏组成委员会重新勘定。斯大林则威胁说：如果中方不同意现行边界，内蒙也会加入外蒙，组成一个更大的蒙古共和国。宋子文只好表示同意。
       关于旅顺问题，经过激烈争论，斯大林作了让步，同意由中国方面负责大连市及其港口的市政当局，但港务局长应是苏联人。最后双方同意成立联合军事委员会监督旅顺口，苏方负责军事，中方负责市政。
       据蒋经国回忆，在旅顺问题上还有一个插曲。他说：“在签订友好条约时，苏方代表又节外生枝。他的外交部远东司的主管，同我商量，要求在条约上附上一张地图。并在旅顺港沿海一带区域画了一条黑线，大概离港口有２０里的距离，在这条线内，要归旅顺港管辖。……俄国的这一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这一问题，争执了半天，从下午４点到晚上２点钟，还没有解决。他拿出一张地图，就是沙皇时代俄国租界旅顺的旧图，在这张地图的上面画了一条黑线，并且指着说：‘根据这张图所以我们要画这一条线。’我觉得非常滑稽，因此讥讽他们说，这是你们沙皇时代的东西，你们不是早已宣布，把沙皇时代所有一切条约都废止了吗？一切权利都全部放弃了吗？你现在还要拿出这个古董来，不是等于承认你们所打倒的沙皇政府吗？他有点着急地说：‘你不能侮辱我们的苏联政府！’我说：‘你为什么要根据这个东西来谈判呢？不是等于告诉全世界说，你们还同沙皇政府一样的吗？’他说：‘你不要吵闹，你的火气太大。’我说：‘你要订约可以，但无论如何这一条线是不能画上的。’经过一番力争之后，这一张地图虽附上去了，可是那条线始终没有画出。”
       关于铁路问题，斯大林首先提出：中苏联合公司可设１０名董事，双方成员各半，董事会主席由中国人担任，两条铁路设一名经理，由苏联人担任，目的是想控制铁路实权。最后中方表示：若有分歧，董事会主席应有决定性投票权，斯大林也表示同意。这一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８月１４日，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另附两项换文。条约共８条，有效期３０年，由王世杰和莫洛托夫签字。同时签订的还有《中苏关于大连的协定》、《关于旅顺口的协定》、《关于中长铁路的协定》、《关于共同对日作战苏军进入满洲后苏军总司令部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的协定》。此外，还有关于外蒙问题的互相照会。从《雅尔塔协定》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都是一种新的不平等条约，充分表现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所以直到１９５２年１０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七届四中全会的讲话中还说，当年与苏联签约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责任编辑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