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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８年，湖北省光化县（今老河口市）爆出了一件轰动全国的特大新闻：崔营乡幸福社第二生产队的１１亩小麦平均亩产３２１５斤。６月１１日，《湖北日报》以《光化县幸福社坐上了幸福的卫星十一亩小麦单产三千二百一十五斤》的通栏标题，用了整整两个版面隆重报道了此事。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热情洋溢赋诗盛赞：“幸福社，真幸福，创造世界新记录，小麦亩产，三千二百一十五。幸福社，真光荣，光荣榜上占头名，今冬明春再加劲，争取亩产四千斤。”崔营乡“３２１５”卫星，吹响了全国农业“大跃进”的号角，此后，全国各地夏粮、秋粮亩产几千、几万甚至上十万斤的“增产捷报”频传。于是产生了当时最为流行、响亮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接下来的３年困难时期，亿万国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饥饿时代。其实，与其说是“自然灾害”，毋宁说是人祸、谎祸。
       岁月弥合了创痛，时光冲淡了记忆。曾经沉寂的浮夸之风又有抬头之势，出现了诸如“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之类的丑恶社会现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抚今追昔，遂成此文。
       一
       １９５８年５月５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各级党委为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年初制定的难以完成的高指标的基础上，又层层加码，成为根本无法完成的计划指标。
       是时，小麦已扬花儿灌浆。去冬今春，可谓风调雨顺，小麦长势喜人，丰收几成定局。各地根据夏粮的长势进行估产，数据统计出来，的确振奋人心，夏粮增产超过往年的一倍多。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椐此推断：“有人怀疑农业生产的发展究竟能不能迅速增长。他们引经据典，证明农业的发展只能是慢慢的，并且是不能保证的。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得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由此，他们对于我国农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作出了悲观的结论。这种思想的本质是轻视我国组织起来的革命农民，因此不能不受到事实的反驳。今年我国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跃进，不但彻底推翻了他们的农业发展快不了的论断，而且彻底推翻了他们的人多了妨碍积累的论断。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就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各地那些高产离了谱儿的“卫星”已进入倒计时状态，只是看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点火发射了。
       湖北省光化县崔营乡有个幸福农业合作社，幸福社二队有二百来亩地，其中一部分是汉水淤积而成的沙洲地，前一年的汉水秋汛，给沙洲地带来了一层厚厚的淤泥，在当时的农业条件低下、靠天吃饭的情况下，淤泥为当年播种的小麦可以说是施足了底肥，这片小麦因得天时地利，自然比缺肥少水的坡地的小麦长得好，也更有看相。
       过了小满，大田的小麦都已灌浆，县委书记赵富林在县委第二指导组的陪同下，来到了幸福社。果然，二队这块小麦吸引了他，他仔细端详，只见麦秆粗壮，麦穗硕大，也没有倒伏的。他问陪同的社主任崔全典：这块地估产多少？崔答：１０００多斤。赵追问：一千几？崔全典想到前不久到邻县谷城参观湖岗乡东升社的双千斤，也未见得比他们这块地长势好，就答道：１５００斤。
       芒种刚罢，小麦已基本抢收。县委的笔杆子陈正泽根据基层的汇报，在６月６日的《光化报》头版发表《典型实打证明夏季丰产千真万确》的报道：“今年的麦季收成，经过几天的抢收抢打的结果表明，空前的增产丰收已不是预计估产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了。特别以小麦的丰收更为突出。据各个指导组试打的情况看，普遍超过了预计估产的产量。崔营乡幸福社二队初打３．５亩单产地，原估产１５００斤，实打结果单产达到１５２１斤……”
       这时的光化县委，已远远不满足小麦单产１５００斤了，这个数字既和当年２月县委扩大会上定下的“千百万（亩产千斤粮、百斤棉、户产万斤粮）翻一番”的口号有距离，也与周边县频传亩产双千的信息有距离。于是，在县委、县指导组的层层施压下，崔营乡幸福社终于报上了３０００斤的增产数字。在决定给省委报喜讯的会上，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李靖彬发表意见：无零不成账。哪有那么巧的事儿，亩产３０００斤？不如报３２１５．２斤。与会者闻听，认为言之有理，但又觉得挂上２两未免太琐碎，一致同意报３２１５斤。
       《湖北日报》６月１１日头版头条题为《光化县幸福社坐上幸福的卫星十一亩小麦亩产三千二百一十五斤》：
       本报讯 光化县崔营乡幸福社第二生产队有２９亩小麦，经过详细验收，每亩产量达２１７３斤，其中有１１亩单产达到３２１５斤，创小麦单位面积产量的世界记录。参加这次验收的，除襄阳地委、光化县委组织的专门验收组外，还有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湖北省农业部门的技术干部和不少的新闻记者。
       …………
       这块地在冲积起来的一个洲上。从１９５３年起，这个洲逐年淤积起来的泥层达一丈多。……据这次验收的初步总结，在这块地获得小麦高额丰产的主要经验是：……由于耕得深、播得匀、底肥又足，虽然种得很密，却没有锈根，基本上没有倒伏。幸福社农民认为，尽管获得小麦的最高产量，但是从耕作技术上要求，这块地的小麦生产仍然有不少缺点。主要是土地整得不够细，许多垡子还没有打碎，同时耕得还不够深。因此，这块地的增产潜力还不小。他们计划明年在这地上创造小麦４０００斤的记录。
       …………
       二
       稍有农业知识的人都知道，别说在当时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下，小麦亩产３０００斤是无法实现的神话，就是在生物革命、转基因产品问世的今天，小麦亩产千斤也不是普遍情况。幸福社小麦亩产３２１５斤，农民难道不会质疑吗？其实，开春社干部估产上千斤时，农民就辛辣地讽刺道：吹牛皮五湖四海，吃瓜皮不要钱买。估得多，见得少，纯是胡搞。
       一次在这块麦田的地头，老把式徐光银问幸福社二队队长王家林：队长，这块地到底估产多少？
       王家回答：２０００斤。
       老汉把脚一跺：睁着眼睛说瞎话，硬是胡搞哩！
       县指导组也曾请农林水产科的一个农技人员到这块地估产。该技术员在去年（１９５７年）的整风反右斗争中，被视为有右倾思想无右派言论的，而划为不戴帽右派。经此一劫，整个是一副灰头土脸的倒霉相。他到了地头不是按常规测麦株、数麦穗、算千粒重，而是问当地干部这块地估产多少？当地干部答道２０００斤。他装模作样测了麦株，掐了个麦穗搓了一数说：不差上下。其实，他心里明白，估高了，违背科技人员的良心；估底了，悬在自己头上的右派分子帽子随时有扣下来的可能。于是，这个农技人员就这样为幸福社的高产卫星作了见证。
       丰收在望，开镰之际，县里组织了一台６８匹马力的脱粒机，拉到幸福社的王洲稻场。农村劳动力紧张，县里又把狱中的在押犯人运送到幸福社参加麦收。刚交６月，天公不作美，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霏霏细雨，一场紧张的“龙口夺粮”的战斗打响了。割着割着，队长王家林发现情况：眼看这块儿地快割完了，明摆着和原先估产过双千的预想相距甚远，他找到社主任崔全典，说：眼下看来怕是见不到双千哩！崔说，咋办？正好指导组的李富谦秘书下来了解情况，他们俩把问题反映给李。李胸有成竹，一语搞定：把其他地的麦子拉过来凑数。崔赶紧叫王家林安排劳力运麦，并叮咛再三：多拉一点以防万一。这边麦子刚割完，那边的麦子也运来，一切就序。
       就在这时，地委验收组、县委验收组一行在马守元的带领下也来了。马守元指挥迅速把捆好的麦个运往稻场，同时安排一个土技术员汪三才测查地块的面积。汪原是修渠、筑坝量土方的，量体积、面积倒是差距不大，也算是专业对口。可是，当地对沙洲地有个说法，说，沙洲地是没有妈的田亩。为啥有此说？沙洲地本来就没有个准儿，当水位低时，沙洲露出的面积就大；水位高时，露出的面积就小。是年水位较低，农民根据自己的经验目测，没有５０亩，也４０多亩。汪三才煞有介事地找了根竹竿，从这头比那头，他测查的结果是１１．１亩，最后确定为１１亩。
       那边王洲稻场，麦粒脱出来了，３万斤出头，平均每亩２９００多斤。面对这个惊人的数字，地委验收组的马守元吃不准了。社主任崔全典给他讲了个笑话：春上，他与几个社干部到这块地里看庄稼，从芭茅地里蹿出一只兔子，兔子见人受惊吓就往麦地里钻，被稠密的麦秆撞了回来。它又往上一跳，被麦秆架住了，他们正要上前去逮，兔子挣扎着又钻入了芭茅丛里。旁边的一个农民赶紧接过话头，可不，营东头的二狗子还在这块地里，逮住了一个被麦秆夹住了的兔子。马守元相信了。
       ６月１１日，《湖北日报》报道幸福卫星不久，又一个新奇迹诞生了。６月１５日的《光化报》头版头条的显要位置，登载了《永胜社高产小麦达到三千六百六十四斤十五两（十六两制——笔者注），幸福社创造的全县最高记录又被刷新》的最新消息。县委书记郑少波兴高采烈地向省委报喜：
       省委并任重同志：
       我县崔营乡永胜农业社第一生产队，有五亩小麦，在六月十三日经地、县委验收组和乡党支部详细验收，实打结果共计打出小麦１８３２４斤１１两，每亩单产３６６４斤１５两，超过我县历来小麦单产，这是一件大喜事。这是在省、地委直接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奇迹。特向你们报喜。
       …………
       有了幸福社的高产（造假）经验，又出来个永胜的高产（造假）新记录也是顺理成章的。或许是不愿动脑筋走新路子，或许是幸福社的经验只用一次太可惜；两个经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淤积的沙洲地，都用麦种３０斤（只有细微的出入），都是因被淹而施足了底肥，并且连麦个都是每个９斤多……
       正是真作假时真亦假，假成真时假亦真。《人民日报》６月１６日以《夏收捷报处处传一处更比一处高》为题，隆重报道了各地夏粮高产的喜讯，“王明进创小麦亩产３３５３斤，红光赶过卫星，一亩亩产３６５０斤；永胜胜过红光，五亩亩产３６６４斤”。光化县崔营永胜的丰产典型终于登上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
       其实，这里捷报，那里捷报，都是向党中央、向毛主席报喜，难道中央不懂粮食亩产之类的常识性的农业知识？椐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回忆，他曾在上海会议期间问过主席，对时下亩产几千、上万斤的产量，怎能轻信？毛泽东说，钱学森在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是太阳能利用了百分之几，就能亩产几万斤。面对潮水似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增产捷报，毛泽东甚至担心起来，粮食多了吃不完咋办？提出了耕地、休耕地和种植花草各三分之一的园田化设想。此设想一经提出，不少地区又一窝蜂地抢着搞“园田化”。所幸的是，当时农村劳动力匮乏，“园田化”不了了之。
       三
       自古以来吹牛不上税，但到了此时，已行不通了。此前的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粮食统购统销的工作指示。粮食征购的任务是基于当地的粮食产量的，粮食产量报得高，征购任务也水涨船高。于是，当初的浮夸埋下了往后漫长饥饿的苦果。
       １９５８年夏，光化县委书记处书记赵富林根据县委的统一部署，在莫营管理区召开夏粮统购统销三干会。会上赵富林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粮食工作的指示》、光化县委《关于夏粮征收工作的安排意见》，要求基层干部认真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踊跃交售爱国粮。
       基层干部对粮食统购统销的意义不甚关心，却非常在意落实在自己头上的任务数字。当他们听完指导组宣布各社粮食征购任务数字，一片哗然。因为，当时粮食统购政策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余的是个人的，而按分解的任务数，交够国家的便所剩无几了。因此，基层干部三三两两交头接耳，表示难以完成征购任务。但由于当时高压的政治空气，没有谁敢于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
       趁赵富林内急外出方便之时，刚才还窃窃私语的基层干部，顿时提高了嗓音。有人指斥幸福社、永胜社乱放“卫星”，害得其他社跟着受牵累。刘家营一个姓刘的生产队长，刚从部队复员不久，对地方工作尚不太熟，说“什么３２１５？连麦秸搭上也没有这个数”。不料，赵方便回来，刚好听到这句话，便疾言厉色地喝问：“刚才谁说的？给我站出来！”会议室里，顿时鸦雀无声，赵又重复一遍，基层干部的目光都投向姓刘的队长身上。赵明白了，手指向刘：“你给我站起来！”刘颤抖地站立起来。
       赵问：“你是共产党员吗？”
       刘低声答道；“是的。”
       “你用党性保证，刚才说了啥？”
       “我说幸福社亩产没有３０００斤。”
       “你既不相信群众，又不相信党，算什么党员？从现在起，开除你的党籍，撤销队长职务。你现在就给我出去！”
       那位姓刘的队长哭着离开了会场。在当时“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特殊化风）盛行的时期，没有谁能对此提出一点异议。就这样，一个讲了一点真话的共产党员，就这样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事实证明，哪个地方的“产量越高”，以后那个地方的“灾害”程度就越重，那个地方的群众遭罪就越大。
       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回顾过去一年的工作时，不无歉疚地说：“教训沉痛，１９５４年发大水，群众也没低于一天１２两粮，今春群众一天只能吃几两粮，因严重饥饿已死了１５００人，１５万人患上了浮肿病。盲目主义、主观主义冲昏了头脑。粮食只产２００多亿斤，却按４５０亿斤过日子。今年１月还相信有４００亿斤，３月还说有３５０亿斤，４月再摸，不到３００亿斤；上山前由县委书记再摸２３０亿斤，比１９５７年的２１０亿斤增产仅一成。去年追求密植、高产，放卫星成风；领导只抓了公路边看得见的，脑子发热，难于转弯。说真话真不容易，大家都是老老实实在说假话。”
       此次会上，彭老总仗义执言为民“鼓咙呼”，却被错打成右倾反党集团的头子。在“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推动下，各地不顾“大跃进”运动已造成严重比例失调和农业生产出现的危机，仍盲目坚持持续大跃进，致使国民经济日益紧张，造成了日后的严重饥荒。椐１９５９年国民生产总值统计：全国农业产值比上年下降了１３．６％，粮食实产３４００亿斤，仅完成当年计划下调后的６２％；其他几项指标也呈急剧下滑的态势，国人自此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饥饿年代……
       回首往事，感慨万端。客观地说，当时的浮夸风，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倘若不是瞎指挥和强迫命令成风，浮夸之风也难以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