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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１年初的一天，李万铭忽然对妻子说他胃痛，前往西安住院治疗。４月２４日，李万铭病逝。
       １９５５年，公安部门曾经破获过一起特大诈骗案，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政治诈骗第一案的“李万铭案件”。
       时年２８岁的李万铭，陕西安康县人，中学文化，曾经做过国民党的下级小军官，解放前夕逃到南京。在１９４９年的半年里和１９５１年１月到１９５５年１月的四年当中，李万铭采用私刻公章、编造履历、证件、伪造高级领导的“电报”和“亲笔信”等并不高明的手段，冒充老红军、志愿军战斗英雄和模范党员，头顶着“英雄”的光环，一路跑过十几个城市，闯过十几个重要机关。不但混进了国家机关，而且钻进了共产党内；不但变成了机关干部，而且窃据了重要的职位。案发前他的身份是中央林业部的行政处长，最后为了骗取更高的位置在西安被识破，骗局才被揭穿。
       １９５５年７月，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一次会议上向艺术家们提出倡议，希望文艺界里出来个中国的果戈理，也写一部中国的《钦差大臣》，对一些部门存在的官僚主义和不良作风进行讽刺。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随即以“李万铭案件”为原型，于１９５６年初创作了５幕话剧《西望长安》。话剧公演后立即轰动了全国，李万铭也成了当时家喻户晓的人物。
       林业部里的“战斗英雄”
       １９５３年９月的一天，北京东四本司胡同中央林业部宿舍里迎来了一位新主人，此人是从武汉的中南农林部调过来的年轻干部李万铭，来京之前是中南农林部人事处副处长。中南农林部送来的材料和李万铭的档案介绍说，李是１９３５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和中共模范党员，刚从苏联参观回国。林业部领导很重视，部里工作人员对他十分敬佩，李万铭一家也成了人们谈论最多的对象。
       虽然是“英雄”、“模范”，可李万铭的行事作风并不低调。
       李万铭的房屋布置得十分考究，处处体现了主人的良苦用心：一个印着“战斗英雄”字样的背心庄重地钉在客厅正面的墙上，“战斗英雄”４个字鲜红而醒目，每一个进入这间屋子的人首先就会被这件红字背心所吸引。在红字背心的四周排满了“战斗英雄”、“模范党员”的奖章和奖状。另一面墙上，则排列着“抗美援朝”时在朝鲜获得的奖状等物品。沙发旁边的茶几上摆放着一台精美的留声机，这是李在苏联参观访问时，苏联政府赠给访问团成员的。令一般家庭更加羡慕的是，屋里还陈列着李万铭结婚时一些高级军政首长赠送的礼品和签字纪念册。整个屋子俨然成了一个英雄事迹陈列室。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人们对英雄充满了无限的景仰，更何况李万铭是老红军、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而且还到过苏联参观，人们对英雄的景仰之情油然而生。
       李万铭长得还不错，眉宇之间有时甚至还露出一股英气，一年四季几乎都是穿着军装，胸前总是佩戴着几枚英雄奖章，尤其在秋冬季节，穿上笔挺的呢子军大衣，在奖章的衬托之下，还真有几分帅气。李万铭的腿脚不好，走路不方便，据说是在朝鲜战场上受了重伤，腿里还有一颗子弹，因此拄着双拐。他很喜欢向别人诉说自己的种种英雄事迹，可总是结结巴巴的，有时甚至憋得满脸通红，似乎有严重的口吃。人家劝他不要急，慢慢说，他马上激动起来，提高嗓门：“这都是美帝国主义的毒气害的，一定要向美帝国主义讨还血债！”接着就向人介绍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的某次追击作战中，中了美国鬼子的毒气，致使自己的声带受伤，造成了口吃，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之情溢于言表，听者无不表示钦佩。
       刚调到林业部的时候，组织上拟任命李万铭为林业部行政处处长，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暂时没有要求他到职工作，而是给他安排一套好的住房，先休养身体。不倒３０岁的李万铭享受１３级工资待遇，还配了一个保姆照顾生活。他的日常生活很讲究，家里皮毛衣着、箱笼等物，以及精美的日用品、玩具甚多。除了高级别的工资外，李万铭每月还向林业部领取补助费若干万元（旧币，１万元相当改制后的１元，下同），每月报销看病的三轮车费６０余万元，每天吃两磅牛奶和一些水果，每天早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医院诊疗，然后到军事干部家聊天、娱乐。家里的保姆还向人透露，李万铭曾经说过，他到过中南海和中央领导同志一起看过戏。
       李万铭的妻子名叫但琦，原是中南农林部的干部，共产党员。但琦比李万铭小两岁，年轻貌美，李万铭在中南时，但琦就对他十分仰慕。１９５３年２月经人介绍两人在武汉结了婚，婚后融洽，十分恩爱，一年之后有了孩子。作为英雄的妻子，但琦是丈夫最忠实的崇拜者，在东四本司胡同家里的“英雄事迹陈列室”里，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向客人介绍丈夫的英勇事迹，言语之中颇多自豪和得意。
       英雄的丈夫，美丽的妻子，美满的家庭，引来无数羡慕的目光，李万铭的前程看来光明。然而，在这些令人炫目的光环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令人震惊的骗局，这个骗局直到１９５５年１月李万铭乘飞机到西安参加所谓的“军事会议”时才被彻底揭穿。
       李万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趁新旧混乱之机浑水摸鱼露馅
       李万铭，别名李铭，１９２７年生于陕西省安康县，出身于地主兼营商业的家庭，家里开杂货铺。李万铭从小就行为不端，在安康县立中学读书时就因盗窃学校财务和偷改学习成绩单而被学校开除。他有一个哥哥在国民党军队当军官，李万铭被学校开除后就投奔其兄，１９４４年经其兄疏通安康县教育科长保送进入该县师资训练班受训，同年１２月参加国民党。１９４５年１月李万铭参加国民党青年军，至昆明编入二○七师六二一团当兵，并参加了三青团。１９４６年李万铭随二○七师调防沈阳，因为有一定的文化，被任命为团部文书，后又升任为准尉政治干事。但他本性难改，因图谋冒领退伍费而被监禁３个月。这个时候李万铭的活动能力显现出来了，居然有一个姓郭的师政治部副主任给他说情开释，接着又以上尉指导员的名义住进陆军医院，日子过得十分逍遥。１９４８年底东北解放后李万铭逃到了南京。
       李万铭在南京混迹了半年的光景，１９４９年４月南京解放，他瞅准时机，伪称是中央大学的大学生，混进了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学习，同年１０月结业。结业后军政大学给他分配工作，他不愿意去。此时的李万铭心中有了目标，他和军政大学的同学刘忠义合谋，伪称他们要到西南工作团工作，从学校骗得鉴定材料和介绍信。他们依照介绍信上的印章样式，私刻了二野军政大学政治部的公章和负责人的私章，伪造了一封到常州市人民政府工作的介绍信，骗得了常州市政府建设科科员的职位。但李万铭嫌科员的职位低，工作又很繁忙，一个星期以后便以请假为名离开了常州。
       李万铭再次跑到南京，他又用同样的假公章伪造了一封二野军政大学政治部给苏南行署负责人的转业介绍信，用常州市人民政府发给他的干部登记表填写了一篇假的革命履历，伪称他是二野军政大学教育科党员副科长，因参加淮海战役负伤成残废，前往苏南行署要求分配工作。
       这一次李万铭没有在常州幸运。李万铭到了苏南行署后，苏南行署人事部门工作人员的警惕性比较高，仔细察看了李万铭的证明材料，立即发现了许多明显的漏洞，比如，他自称是共产党员，但是没有党员关系介绍信。在工作人员的追问下李万铭露出了马脚。李万铭旋即被逮捕，被无锡市人民法院判处３年徒刑。
       再次行骗得逞
       １９５０年底李万铭被假释出狱，又回到南京。在南京他找到了军政大学的同学陆文明，借到了一张军属证，然后跑到安徽滁县寻找机会。接着他又私刻了“二野军政大学组织部”的公章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印章，伪造了一封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马明方的转业介绍信，声称他是二野军大的军教科副科长，因淮海战役负伤残废，以残废军人转业原籍为理由，要求回陕西安排工作，并在上面注明他的档案材料已在淮海战役时失落，其他材料随后寄交本人。他拿着这封伪造的转业介绍信，以“革命残废军人”的身份购得半价车票，于１９５１年１月底坐火车到了西安，找到中共陕西省委要求分配工作。
       陕西省委的领导未辨真假，就让省委秘书王礼代表组织写信介绍李万铭到省政府优抚局安置工作。在优抚局，一位副科长说要等李的其他材料寄来以后，才能给李万铭分配工作。李万铭就用余下的盖有“二野军政大学组织部”公章的空白信纸，伪造了鉴定表、革命军人残废证和党员证明信各一份，装入一个普通信封，在上面贴上一张用过的盖有邮戳的邮票，交给了优抚局的工作人员，说这是二野军政大学给他寄来的证件。优抚局即根据这些“证明材料”，于１９５１年３月给李万铭发放了“革命军人残疾证”，并把他介绍到安康专署工作。
       李万铭到了安康专署，把他的证明文件交给了专署民政科科员、机关党支部书记，专署没有检查他的“证件”，就在他伪造的“党员证明信”上，附上请地委照转党员组织关系的意见。安康地委组织部随即为李万铭转了党员组织关系，从此李万铭正式钻进了共产党组织内，有了他以后进行诈骗活动更为便利的条件。
       李万铭在安康专署先后任民政科和农林科科员，还由于以前的“英勇事迹”获得了“人民功臣”奖章。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安康专署将李万铭送到位于武功县的西北农学院学习。由于李万铭的特殊身份，很快就得到了西北农学院领导的重用，院办公室主任兼党总支书记梁得柱指定他为专修班党支部组织委员。李万铭以身体不好为由不去上课，要求在宿舍看笔记，得到批准。
       １１月，李万铭骗得组织上的批准，到西安治病，在那里探得了解放军某师某团的番号，决定进一步冒险。他假借西北农学院某负责人的名义，借出了他原来伪造的档案材料，描下了“二野军政大学组织部”公章的样式，再次私刻了一颗同样的图章，并且用专修班党支部组织委员的身份，以整党即将开始、支部要印调查材料为名，骗得一个非党同志为他写好并刻好蜡版，用西北农学院的油印机印了几张上面有“组织部”和月、日字样的空白纸，又用从工会借来的号码机在上面打上了号码，捏造了一份军事调令。这份盖着“二野军政大学组织部”公章的“军事调令”说：任命李万铭为某师某团参谋长，令他立即回部队，速赴中南局报到。李万铭将这份假造的“军事调令”装入一个信封里，信上贴的也是一张用过的邮票，上面写着李万铭转西北农学院。西北农学院的负责人丝毫没有怀疑，居然相信了这个离奇古怪的军事调令，批准李万铭离校“归队”，除发给他党员关系介绍信以外，还和李万铭一起拍了一张临别留念的照片。
       在去武汉中南局报到的途中，１９５２年２月初李万铭到了西安。在西安，李万铭找到一个写字摊，叫写字摊按照他已拟好的底稿，代他填写了“干部简历表”、“履历与鉴定书”以及“二野军政大学组织部”给中南局组织部的转业介绍信和给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的残废证明信，并到西北局组织部换得给中南局组织部的转党关系介绍信。李万铭将履历全部重新伪造为：１９３６年参加革命，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参谋长，重庆中央大学“地下工作人员”等，并举罗瑞卿、王震、陈赓、陈伯达、胡乔木等人为其历史证明人；在给中南局组织部的行政介绍信上编造其为军大科长、甲级战斗英雄、模范党员，１９５０年在朝鲜战场上负伤，回国疗养，１９５１年曾去西北农学院学习，现因残废不适于部队工作，需请适当安置。
       李万铭拿着这些伪造的证件、档案材料和介绍信，于１９５２年２月底来到了武汉。
       骗术步步升级
       １９５２年３月，李万铭到中南局报到，中南局组织部科长胡若义在看了李万铭的证明文件和档案材料后，把他介绍到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工作。中南农林部办公厅主任兼分党委副书记薛兆达也是转业军人，得知李万铭这个“战斗英雄”的经历后，对他格外器重，很快就将其分配到中南农业科学研究所任秘书主任。
       由于农林部领导的信任，使得李万铭在中南农林部的仕途十分顺利。
       刚上班一个月，李万铭就被中南农林部指派参加“中国农民访苏参观团”赴苏联参观访问。在苏联参观访问期间，李万铭的行骗之心进一步膨胀，伪造了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李雪山的一封信，说李雪山同志已经取得陈赓司令员的同意，调其担任第３兵团１２军参谋长兼３５师师长。李万铭拿着这份伪造的信在参观团中吹嘘炫耀，要求先行回国，没有获得批准。
       ８月，李万铭随参观团回国，又拿着那封伪造的信到处炫耀。农林部对他更加信任和器重，将他提升为中南农林部人事处副处长，担任机关党总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人事部还向他颁发了“抗美援朝”和“华北解放”纪念章。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上旬，中南军政委员会改为行政委员会。李万铭又捏造说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来电话通知他：陈赓司令员已抵京，有要事召见，望即返京。他用一张信纸把这几句话写上，送给了中南农林部的领导。而中南农林部的领导不察，同意李万铭立即赴京，还特地托他带给陈赓司令员一封亲笔问候信。李万铭到了北京之后，趁机伪造了一封陈赓司令员给许子威同志的复信，介绍他是老同志，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准备任命其为１２军参谋长兼３５师师长。现因病暂时回中南休养３个月再来军队任职，希望照顾等。
       李万铭的骗运真是一个接一个。
       从北京回武汉后，李万铭自己制作了呢子军装、“志愿军战斗英雄奖”的背心，在自己住所大肆装潢，向人炫耀。１９５３年１月中南农林部送李万铭到东湖疗养院“疗养”，医治他先天生成却伪称是“在朝鲜战场上中了美帝国主义的毒气所造成的”口吃病。
       此时正赶上武汉各界人民春节劳军慰问，李万铭又抓住这个机会捏造了各种“英雄事迹”，说自己是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参加过解放汉城、平壤的战斗，曾经率队消灭美李匪军两个师，毙、俘美李师、团长８人，击毁敌人坦克若干辆等等。《中南工人报》详细报道了李万铭的所谓“英雄事迹”，武汉的机关、企业、学校等纷纷邀请李万铭作报告。李万铭郑重其事地穿着他自己制作的军装，戴上奖章，拄着双拐在各种集会上大讲自己在朝鲜战场上担任团参谋长，如何率部与“美李匪军”激战，如何毙俘敌人、击毁敌军坦克，又如何在追击战中中了敌人的毒气，愤怒地控诉美帝国主义的暴行，还不时地掀开他的裤子让人们看他腿上的“枪伤”。演讲完毕，带头高呼“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打倒美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慷慨激昂，听者无不动容。
       李万铭由于头顶着“英雄”的光环，又是老红军、老战士，而且那么年轻就做了这么高的职位，前程远大，尽管是“残废”军人，可还是受到了许多漂亮女孩子的青睐。在农林部内，李万铭也不乏追求者。机关里有个女干部共产党员名叫但琦，十分漂亮，对李万铭也十分仰慕，两人于１９５３年２月结了婚。正是“英雄”美女，“郎才”女貌，两人的婚姻一时传为佳话，引来无数羡慕的眼光。
       李万铭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是名利双收，还娶到了漂亮的妻子，不禁飘飘然，看到中南林业部对自己深信不疑，他的胆子更大了。１９５３年３月底，李万铭又以去中央军事机关谈工作为名，再次骗得中南农林部的批准，他来到北京。他带着妻子，拿了公家的钱，先后到了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游山玩水，招摇撞骗，到处受到招待，受到尊敬。回到武汉以后，他又厚颜无耻地捏造说，他在杭州的期间，适逢陈赓司令员也在那里，陈司令员对他说，已决定改任他为另一即将成立的某一军事机构的参谋长，等这个机构成立后，就通知他启程赴任。
       李万铭越玩越大，越走越远，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骗子案发西安落网
       李万铭在大肆宣扬的同时，趁机提出调往北京，以便治疗伤病。中南林业部批准了他的要求，为他办理了调动手续。于是１９５３年９月李万铭带着妻子调到了北京中央林业部，住进了北京东四本司胡同林业部宿舍。
       李万铭变本加厉地耍弄着他的欺骗伎俩，骗取林业部领导的信任，任他为行政处处长，考虑到他的身体不好，让他带职疗养治病，生活待遇优厚。
       李万铭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林业部行政处处长的职位，这让他更加忘乎所以了。他平时总是穿着军装，拄着双拐，说话作困难状，遇见领导时还作出若有所思的样子，当领导询问他的身体状况时，他总是很激动地说：感谢组织和领导的关心，身体好多了。接着又谈论一些国内外的大事以及一些他疗养时接触过的领导干部对他说的话，借以抬高身价，并强烈要求早日工作。遇到一般的同志时他又表现出很关心的样子，询问对方最近看了什么书，取得了什么进步，接着又大讲自己过去的“英雄事迹”，为自己有“伤”不能继续在军队作贡献表示遗憾。一言一行，十分符合老红军、战斗英雄和模范党员的身份。他拿着那些高级领导人给他的所谓的“电报”、“信件”更加起劲地吹嘘自己，在各种场合刻意结交一些中高级领导干部，套近乎，攀关系，为他下一步的诈骗活动攫取政治资本。
       李万铭在林业部舒舒服服地过了一年多的生活，１９５４年１２月，又开始了一次新的冒险。但这一次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李万铭在红十字医院治病时结识了防空兵司令部副处长魏晓，几次接触之后，魏晓就完全信任了李万铭。李万铭从魏那里骗得了防空兵司令部的信纸信封，并且取得魏的同意通过军邮为他代转信件。１９５４年秋，他冒充解放军的一个师长，给分别已经３年、不了解他在中南和北京的诈骗行为的原西北农学院办公室主任梁得柱（梁此时已调任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办公室主任）写信，说他将赴西北休假并趁机看望故友，梁得柱回信表示欢迎。
       １２月底，李万铭用电信局的一张普通电报纸和从魏晓处骗来的防空司令部的信纸，捏造了防空兵司令员周士第给他的一封“军急电报”和一封“亲笔信”。“军急电报”说陈赓司令员要他“回十二军任参谋长兼三十五师师长”，要他“火速”去兰州会见陈赓司令员；“亲笔信”说陈赓司令员令他“马上乘飞机飞兰商谈有关重要事宜”。两者都用防空司令部的信封装起来，转给林业部领导。于是林业部办公厅批准，并派人为他买好了民用飞机票，李万铭于１９５５年１月３日乘飞机飞到西安。
       李万铭到了西安后，马上去见了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办公室主任梁得柱。两人相见之后，李万铭又把他在中南和北京的经历吹嘘了一番，梁得柱深信不疑，给他安排了住处。在西安，李万铭又偷偷伪造了陈赓司令员给林业部副部长罗玉山、李范五的信，诡称：“李万铭身体暂不适合在前线，仍回你部，工、休兼顾；我们感到根据他在军队职位来比较，在地方的职位有些不相称，我们觉得他能胜任比较重要的工作。”李万铭原想把这封信作为他返回北京的借口，并且用它来吹嘘蒙骗，以达到骗取林业部副部长职位的目的。但是，这封信还没有来得及派上用场，他就在西安彻底地栽了。
       李万铭在梁得柱处住了几日之后，见李万铭没有什么动静，就问他关于参加“军事会议”的事情，李万铭言词闪烁，梁得柱产生了怀疑。恰好陕西省委有个同志到梁家做客，梁得柱就向来人作了介绍，说这是李万铭同志，是林业部的行政处长，是老红军、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模范党员。此次是到西北是参加高干军事会议，会后，即到１２军任参谋长兼３５师师长。这个同志奇怪：西北开军事会议，自己怎么不知道？当即问李万铭会在什么地方开？开多久？何人召集？何人接待？并问新到１２军任参谋长兼３５师驻在哪里、番号、代号等。李万铭当即发生窘态，言词支吾。这位同志虽有怀疑但表现平静，提出：“李师长以高级干部身份住在这里不太方便，本地保卫工作也困难，不如移至省委招待所合适些。”李万铭推辞了一番之后，也就搬进了省委招待所。
       在招待所里，招待员问他要相关的证明文件，他拿不出来，在继续追问之下，李万铭更是含糊其词，脸也憋得通红。这使梁得柱等人更加怀疑，上报陕西省委，判断李万铭是假的，去电北京询问。军委回电，查无此人，更无任命李万铭为１２军参谋长兼３５师师长之事！
       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１日，李万铭在西安被逮捕。
       教训深刻
       李万铭一路招摇撞骗，从一个假释人员在短短的４年时间里就窃取了中央林业部行政处长的位置，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其实，无论在西北，还是在中南，还是在北京，都有很多人对他的身份和“英雄事迹”产生过怀疑，也十分看不惯他的大话和自我吹嘘，对他的所谓的高级首长的“电报”和“信件”也不以为然。但是在李万铭“英雄”的光环之下和人们对英雄的无限崇拜的气氛之下，这些怀疑也仅仅只是怀疑，没有多少人认真对待。
       李万铭的行骗过程中，他的履历、证件、证明材料、档案材料、组织关系等手续，存在着十分明显的漏洞，他在自我介绍时也多前言不搭后语，很难自圆其说，可还是一路绿灯，暴露了当时党政机关工作中存在的麻痹大意和官僚主义。
       １９５６年３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大骗局的前前后后》的文章，详细介绍了“李万铭案件”，对党政机关工作中存在的漏洞和官僚主义作风以至于让李万铭轻松过关进行了分析和批评：
       李万铭在拿着伪造的“二野军政大学组织部”的转业介绍信到陕西省委要求分配工作时，按常识来说，军事学校是没有什么直属的“组织部”的，只在军事学校的政治部下面设组织部，因而“二野军政大学组织部”的印章，显然是假的。而且组织部门的介绍信上从来不加盖负责人的印章，但是在李万铭交给陕西省委的所谓“二野军政大学组织部”的介绍信上，却偏偏加盖了“政治委员”邓小平同志的印章。做人事组织工作的同志在代表组织接收一个党员、干部的时候，应该查明这个人的证明文件是真是假，这是人事组织工作上的一个起码要求。但陕西省委的工作人员完全违反人事组织工作制度的规定，代表组织写信介绍李万铭到省府优抚局安置工作。而陕西省优抚局在接到李万铭的用信封装的上面贴着旧邮票的伪造的鉴定表、革命军人残废证和党员证明信后，根本没有查一下这些“证件”的来历就把他介绍到安康专署，安康专署同样对这些“证件”没有怀疑给李万铭转了组织关系，安排了工作。
       西北农学院办公室主任兼党总支书记梁得柱面对李万铭的“军事调令”也没有仔细想想：我军调任一个干部，为什么不由军事机关或部队来调，而是由一个军事学校来调？为什么不通过组织系统来调，而是直接把调令寄交本人？既然任命他为某师某团参谋长，为什么不要他到军事领导机关去报到，而要他到中南局去报到？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捏造的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给他的电话说陈赓司令员要在北京召见，中南农林部的领导同志根本就没有想一想：李万铭既已转业到地方工作，就已脱离了部队，军事机关的领导人怎么能随便“召见”他呢？而且真的有要事和他商量，为什么不直接打电话给中南局组织部或中南农林部，而要直接打电话给他呢？究竟电话是打到什么地方的？是什么人接的？
       更不可思议的是李万铭伪造周士第司令员的“军急电报”是他用电信局的普通电报纸写的，上面的“军用”二字是用钢笔描上的，中央林业部人事司负责同志和林业部领导同志既没有怀疑过“军急电报”和“亲笔信”的内容及其来源，也没有打电话给近在咫尺的中央军事机关，问问有无调任李万铭为“军参谋长兼师长”的事情，更未等到正式的调令送达中央林业部，就立即批准李万铭前往西北。
       这些本来是十分简单的常识问题，一般的工作人员都能识破的骗局，好多领导干部却对李万铭这个所谓“英雄”迷信到荒唐的程度，使他一次又一次轻松过关。
       １９５３年李万铭在武汉东湖疗养时，一个叫陈汉明的同志已经发现他有许多疑点和问题，后来又发现我军战斗英雄名单中并无李万铭其人，就在１９５３年１１月写了一封检举信给中央林业部监察室。这时李万铭已被调到中央林业部，由于中央林业部的一些负责同志对李万铭盲目地信任，中央林业部人事司的同志完全违反了人事组织原则，在接到监察室转去的陈汉明的检举信以后，不但没有打电话问一问近在咫尺的中央军事机关，而且连李万铭的假履历也没有认真地审查一下，就答复说李万铭的各项革命经历和英雄模范的称号是“属实”的。林业部监察室也放弃了自己应尽的监察职责，对这一检举和这一答复都没有核对和研究，就把它照转给了陈汉明同志。
       文章指出：“这个重大的反革命政治诈骗事件之所以发生，固然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那就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大批地痞、流氓、骗子手和流散的尚未得到改造的国民党反动军政官吏，正在疯狂地破坏我们的党和国家机关。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事件突出地暴露了我们的人，甚至一些中央和地方机关的某些领导人都存在着严重的麻痹思想和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特别是暴露了我们的人事组织工作制度有着许多明显的漏洞，暴露了许多人对英雄模范的不辨真伪的盲目崇拜也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的人应该切实地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嗅觉，改进自己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积极地堵塞工作中的一切漏洞，决不让这类荒唐可笑的事件在我们的机关、企业和党组织中重演！”
       《人民日报》同时还发表评论《严密人事组织工作制度》，提出：“为着切实地从已经发生过的这类事件中吸取教训，必须广泛地在共产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教育，坚决肃清麻痹大意和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特别是要坚决克服盲目信任的唯心主义的思想作风；必须认真地检查和改进国家机关工作制度、特别是人事组织工作制度，并且养成严格按照制度办事的良好作风。”
       一些曾受蒙蔽的领导干部也吸取教训，进行自我批评，如马明方。《一个大骗局的前前后后》一文中提到李万铭拿着假的转业介绍信到陕西省委找工作时，“陕西省委的秘书王礼根本没有怀疑过李万铭的转业介绍信是假的，也没有等李万铭的其他材料寄去，就完全违反人事组织工作制度的规定，代表组织写信介绍李万铭到省府优抚局安置工作。”马明方看了这篇文章后，向中央组织部写了说明，并转陕西省委组织部：“此事王礼同志请示了我，过错是我的，不应该由王礼同志负责。”勇于承认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
       “李万铭案件”与话剧《西望长安》
       １９５５年７月２７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发言，介绍了“李万铭案件”。罗瑞卿倡议：“我很希望我们中国也出一个果戈里，把李万铭以及被李万铭欺骗的麻痹分子搬到舞台上来，使公安工作者和全体人民都永远记住这样一件事，好比卧薪尝胆一般。”
       此时正在开展全国性的“肃反”运动，为配合这个运动，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积极响应罗部长的倡议，以“李万铭案件”为原型创作了５幕话剧《西望长安》。
       为了更好地创作剧本，老舍先生特地到关押李万铭的功德林１号公安部预审局监狱见了李万铭。此时李万铭的案情已经基本查清，据曾经参与审理此案的雷皓回忆，老舍和工作人员向李万名铭提问时，李万铭的口吃发作了，脸憋得通红，吃力地供诉着自己在北京大街的一个卦摊上，找一个算命先生拟了一封电报稿，内容是：以陈赓将军的名义邀请李万铭去兰州参加军事会议。对其结结巴巴的诉说，老舍不但没有不耐烦，反而显得颇有兴趣，并不断地提问，要李回答得更具体一些，如卦摊摆在何处，算命人的年龄、特征、穿着以及交谈的具体内容、收取了多少酬金等等。最后老舍先生问他：“你已骗到了国家机关的高级职位，再继续骗下去，何时是了？你究竟打算骗出个什么结果？”李万铭憋了半天才结结巴巴地回答：“我……我……我只不过是骗一天就混一天，从来未想到骗到哪里为止。实在混不下去，只有一跑了……了……了之。”
       在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以后，老舍先生很快完成了剧本的创作，取名为《西望长安》，发表在《人民文学》１９５６年１月号上，１９５６年３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剧本选取了西北农学院、中南农林部、中央林业部和西安陕西省委招待所等４个主要场景，生动地描写了李万铭一路招摇撞骗最终在西安落网的过程。剧中人物也和案件当事者对应，且一部分用谐音代替，主人公就叫栗晚成（李万铭），其余的有杨柱国（梁得柱）、达玉琴（但琦）、林树桐（薛兆达）、马昭（许子威）、铁刚（魏晓）、还有唐石青、卜希霖、荆友忠、程二立等人物。
       剧中除揭露李万名的骗局以外，重点对官僚主义和对英雄的盲目崇拜进行了讽刺。如荆友忠对栗晚成的“英雄”身份表示怀疑时，达玉琴立即反驳说：“你要晓得，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人敢冒充英雄，同志！”卜希霖也说：“这是相当有总结性的一句话！一个人可以冒充学生，冒充干部，可谁也不敢、不能冒充英雄！就拿栗晚成来说，他身上有那么多伤，伤能是假的吗？”栗晚成的骗局被揭穿之后，卜希霖感叹说是“用新社会的道德标准衡量了旧社会剩下的渣滓”！公安处长唐石青提醒说：“你们恐怕是用旧社会的思想感情处理了新社会的事情！”
       《西望长安》是老舍先生并不多见的讽刺剧作，话剧公演后立即在全国引起轰动，李万铭也随之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话剧的公演对“肃反”运动也起了促进作用，提高了人们的警惕性，揭露了一批李万铭式的政治骗子如董维钧、陈天放、黄世贵等。
       李万铭案发西安后，时任林业部森林经营局副局长的牟宜之感到李万铭的案子很不简单，而且还涉及到军队的许多高级领导干部，就给他的老上级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写了一封检举信，详细介绍了李万铭的案情，认为李万铭决不是一般的流氓、骗子，很可能是暗藏在我党内的反革命特务。这个骗局的成功，仅凭李万铭一人是难以办到的，很可能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命政治案件；并对身为共产党员的李万铭的妻子但琦在这桩案子中的身份和所起的作用质疑，要求中央严查以警世人。萧华将这封信呈报中央，刘少奇批示公安部长罗瑞卿尽快查明真相。
       公安部进行了严密的调查之后，没有发现李万铭有反革命特务活动的迹象，也没有什么政治组织背景。李万铭自己也说他就是个流氓、骗子，好吃懒做，骗点好吃好喝，没有别的。
       １９５６年８月３０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判李万铭，并让李万铭委托了辩护律师。法庭上，在崇内大街代写书信的周咨度也出来作证，指控李万铭骗他抄写伪造的电报和信件。李万铭在整个审判过程中认罪态度极好，庭审记录记载：
       问：“你假造证件，冒充干部、模范共产党员、战斗英雄，为了什么目的呢？”
       答：“为了可耻的所谓荣誉感、地位和物质享受。”
       问：“为什么要冒充共产党员、残废军人、志愿军战斗英雄？”
       答：“什么事情是最光荣、最荣誉、使人最钦佩的，我就冒充什么。”
       问：“你采取的诈骗方式和手段，并不高明，而且有许多漏洞，不怕被人发觉吗？”
       答：“一个人做坏事，一次两次、接连许多次没有被人发觉以后，就会得意忘形。”
       法庭经过辩论与合议，最后以政治诈骗罪判处李万铭有期徒刑１５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如果按反革命罪论处的话可能判得更重了，甚至是死刑。宣判后李万铭没有上诉。
       李万铭是个奇怪的矛盾综合体，性格极其复杂。他胆子小的不敢放枪，却敢冒充林彪的警卫员和抗美援朝的特级战斗英雄；他怎么也学不会打算盘，买菜连账都算不好，却能刻好私章，写一手非常漂亮的毛笔字，模仿领袖的笔迹足可以以假乱真；他从小就假话连篇，６岁时就开始行骗，连他自己都怀疑自己有诈骗细胞，可被抓之后，却句句实话，一吐为快；他平时讲话结结巴巴，演讲时却妙语连珠，口若悬河；尽管他冒充老红军、战斗英雄、模范党员，可他在骗取的职位上却并不贪赃枉法，以权谋私。据说案发之后，查他经办的每一件事情，他都是严格按照上级的指示和政策文件去做的。李万铭曾经这样评价老舍先生的《西望长安》：“估计我会酿出一瓶茅台酒，而老舍先生端的却是一瓶西凤酒。现象都写到了，但写得不够，我内心的矛盾冲突没有写出来。”
       李万铭的骗术是极其拙劣的，他在武汉冒充志愿军战斗英雄，在机关、企业和学校作报告时，由于没有镶有红线的志愿军军裤，就用红铅笔在绿裤子上画一条红线；没有勋章和奖章，就把当时苏联画报上勋章、奖章的图画剪下来，包上一层玻璃纸，缝在上衣上。这种低劣的骗术一再得逞，还是与当时社会上对英雄的盲目崇拜有着极大的关系。正如老舍先生所说的：“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时期，有谁不敬佩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正因为人们都从内心里崇拜英雄人物，谁还对英雄人物的言行有所质疑呢？崇拜英雄、热爱英雄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李万铭打的正是战斗英雄这块金字招牌，这也是他的骗术能够得逞的一个原因……”
       李万铭服刑后赶上了文革，又在监狱里多呆了８年，２３年后他才走出监狱。他发自内心地说，共产党好。
       李万铭与但琦生有两个儿子。案发后，妻子带着两个儿子离他而去。刑满释放后他在西安新安砖厂（原改造地）就业，１９８４年与一位４０余岁陕西农妇结婚，一家人很和睦。他经常被厂矿企业、监狱学校请去现身说法，他喜欢演讲，一听到掌声便飘飘然。李万铭曾想写回忆录，据说已写出开头部分，但未见他的传记写出就去世了。
       １９９１年初的一天，李万铭忽然对妻子说他胃痛，前往西安住院治疗。４月２４日，李万铭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