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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共中央面临亟待解决的“两个凡是”和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两大难题。在这场要彻底改变几十年来根深蒂固“左”的路线的搏战中，打先锋的便是胡耀邦。在胡耀邦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期间，他率先吹起真理标准讨论的号角，向“两个凡是”发起冲锋。１９７７年１２月起，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此期间，他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平反了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挽救了千百万无辜的苦难者。当时平反工作阻力重重，尤其是“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使平反工作步履维艰。胡耀邦提出了著名的“两个不管”，矛头直指“两个凡是”，并与之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胡耀邦在着手平反第一个大冤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提出“两个不管”
       胡耀邦到中组部上任仅半个月，就接到邓小平、汪东兴批转来的一封申诉信。
       申诉人王先梅，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蒙冤者之一、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王其梅的遗孀，一个１９３８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她为５个子女受父亲问题牵连、境遇坎坷而上书邓小平。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大都知道此事。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就是１９３６年４月，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干部缺乏问题，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指示被国民党关押在北平草岚子胡同反省院的薄一波等６１人，可以履行国民党规定的手续出狱。
       对这件事，中共中央早已作过结论，没有当做问题。文革开始后，林彪、康生、江青等于１９６７年３月诬陷“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将薄一波等６１人定为“叛徒集团”，制造了这起冤案。
       当时，６１人中文革期间还健在的有４０人，其中有２２人担任副省部级以上的领导职务，１３人为司局级干部。这些人遭受迫害后，家人子女均受到株连。
       胡耀邦接到批转来的申诉信，当天下午就委托部里两位同志去看望王先梅，以尽快帮助解决问题。他决定选择“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作为平反冤假错案的突破口，从而全面展开清理大案要案的工作。
       与此同时，胡耀邦根据薄一波的请求，派秘书去他家听了他的申诉。胡耀邦看到谈话记录后，当即写了好几页的批语。
       由于这是党内众所周知的早已作过结论的重大历史事件，胡耀邦马上将干部审查局和政策研究室的几位同志找来，问他们：“现在有个案子，你们敢不敢翻过来？”
       几位同志表态：“实事求是，该翻就翻。”
       胡耀邦提醒他们：“这事可是要担大风险的哟！”
       几位同志说：“再大的风险还能超过‘四人帮’？”
       胡耀邦十分赞赏他们的态度，说：“好，就要有这样的勇气。我们要靠实事求是吃饭，不要靠摸精神吃饭。一句话，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样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句话，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
       鉴于此案关系重大，胡耀邦认为多方沟通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将这个案件的调查和处理设想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听完后问道：“哦，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
       胡耀邦坚定地点了点头。
       １９７８年６月２５日，邓小平在其中一份申诉材料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
       ７月，胡耀邦决定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和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夫等４人，全力投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复查工作。
       胡耀邦叮嘱他们：“此案事关重大，为了减少阻力，先不宜声张。要认真负责，审慎细致，踏踏实实地进行调查研究，珍惜每一份资料，抓紧时间，争分夺秒，争取３个月复查完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拿出复查报告。”
       贾素萍等不辱使命，冒着盛夏酷暑，连续奔波数月，找遍了６１个人中的幸存者，调查了几十个与此案有关的证人，查阅了中组部所有相关档案材料，夜以继日地进行分析研究。每次他们外调回来，胡耀邦都要亲自听汇报，批阅调查报告，酌情呈送政治局常委阅示。
       到这年１０月，贾素萍等人终于完成了全部的内查外调。
       胡耀邦和贾素萍等人一起研究起草的《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于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０日报送中央。这个报告以大量史实彻底推翻了林彪、康生、江青等人制造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冤案，并对这一重大案件作出了公正的结论。
       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两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
       胡耀邦顶着压力，以“两个不管”的大无畏精神指导这一冤案的平反，终于使“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在沉冤１２年后获得了公正彻底的平反，一下子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局面。
       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公开提出“两个不管”，与“两个凡是”作了短兵相接的斗争
       胡耀邦到中组部任职后，鉴于申诉信和上访人员日益增多，而有些人又不能正确对待，他即向中央建议，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１９７８年９月，中央同意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要求胡耀邦主持这次会议并讲话。会议主题是：如何落实政策，才算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对这次会议，胡耀邦非常重视。他请来政策研究室和干部审查局的同志一起研究，并协助他起草讲话。好心的同志提醒他说：“人家正要找你的碴儿呢，你还送上门去？”建议他最好不要参加。胡耀邦却严肃地说：“这正是广泛动员平反冤假错案的好时机，是踏破铁鞋也难找的好讲坛，决不能放过。”
       他接着说：我们要永远记住这８个字：“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尤其是在有关党和人民利益的是是非非上，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要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那种不讲原则，“你好我也好”的庸俗作风，是同党的性质水火不相容的。他还说：“两个凡是”说到底，就是搞个人崇拜。我相信我们党总有一天会作出这样的历史决议：永远禁止个人崇拜。因为一搞个人崇拜，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谈不上什么实事求是，谈不上解放思想，就必然要搞封建专制。
       也有人劝他，说：你说得很对，但是现在人家一直强调“两个凡是”，说我们要“砍旗”。胡耀邦明确地说：如何正确对待毛主席，我们与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是有原则区别的。用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工作，一定要遵循不变；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决不能延续不变，否则就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
       信访工作会议于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８日开始，１０月５日结束。９月２５日，胡耀邦在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次，他一改讲话只写个提纲的习惯，事前用很大功夫写了讲话稿。他在讲话中列举数字说明，落实干部政策，任务还很大。他批评了有些人对落实干部政策犹犹豫豫，怕这怕那，并指出，所以这样，有些人是有私心杂念，怕否定了自己。他告诉与会者，中央领导同志谈过，几个有关全国性的大案问题，也要重新复查，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接着他说：“我的体会是，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总之，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这“两个不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一贯方针，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体现了实践标准，也是对“两个凡是”的彻底否定。大多数与会者热烈鼓掌，表示拥护。
       可是，会议印发给与会者的胡耀邦讲话稿，却将“两个不管”删掉了。随后，在会议《简报》中又借用一些与会者的话，对胡耀邦进行了批评、指责。在会议闭幕式上，分管组织工作的中央副主席到会指示，明确批评说：“‘两个不管’的说法不妥。”
       ９月２５日，胡耀邦被叫到中南海，那个副主席问胡耀邦：按照你的“两个不管”，假使毛主席批的怎么办？胡耀邦回答说：我相信，毛主席他老人家如果还健在，也会恢复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他生前说过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所以，对他老人家过去批的、定的，但被事实证明是冤假错案的，我们应该平反纠正。
       后来又有人刁难说：你说“不管什么时候”，那么国民党的错案平不平？连国民党搞错的也平呀？胡耀邦机智地回答：我们把国民党推翻了，他们搞的冤假错案也就自然而然地都被平掉了嘛。这是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
       不久，胡耀邦让《组工通讯》全文刊载了他的讲话，坚持用“两个不管”冲破“两个凡是”。
       胡耀邦组织《理论动态》撰写文章《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继续向“两个凡是”发起冲锋
       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发展，平反冤假错案也势不可当，影响全党全国的大案要案的平反也日益引起大家的关注，而且，问题的症结也越来越清楚。在这个时候提出“两个不管”，是客观形势发展的迫切要求。
       在巨大的阻力和压力面前，“两个不管”虽遭到一些挫折，但胡耀邦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坚持同“两个凡是”作斗争。党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后，他的工作重点转到了中组部，但他还具体指导《理论动态》。有关平反冤假错案的文章，大都由中组部的《组工通讯》撰写和发表，必要时，他也让《理论动态》上阵。此次，他除了让中组部的《组工通讯》全文发表他的讲话，还要求《理论动态》撰写文章。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１１日，胡耀邦召集有关中央党校的同志到他家中开会。胡耀邦亲自布置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撰写平反的文章。以往要写什么文章，胡耀邦一般只是讲一个大概，有时只讲写什么主题。这次，却不同，他不但定了题目，还具体讲了思路。１０月１２日上午，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讨论贯彻胡耀邦的指示问题。下午，准备撰写《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一文。
       约在１１月１０日前后，这篇文章拿出来了，印出清样后即送胡耀邦审阅。胡耀邦对文稿比较满意，嘱在１１月２０日的《理论动态》发表（第９８期）。胡耀邦在党校的秘书陈维仁１１月１５日在稿上写明：“胡耀邦同志让此稿提前到二十号发。现在就可以印了。”胡耀邦还采取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做法，提议《人民日报》在同一天将此文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
       这篇文章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提出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依据胡耀邦的思路，文章从苏联肃反扩大化过程中的一些情况，以及后来的反斯大林过程中某些人的所作所为，联系到文革以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一些情况，来论述平反冤假错案的严重意义。这篇文章在最后明确地说：“我们必须坚持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不是以某些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对冤案、错案、假案进行平反昭雪。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案件，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搞的，也不管是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全错的全改，部分错的部分改。事实是最顽强的东西。一切不实之词和错误处理，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最终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一段话基本上是照抄胡耀邦在信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但又加以强调，提出不管什么案件，不管是什么人定的，错了都要改正，这反映了当时平反冤假错案形势发展的特点。当时，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召开，而且，正在热烈议论由毛泽东错定的几个大案件。胡耀邦将这一期《理论动态》发给与会者，得到普遍的赞扬，对会议研究解决这些问题起了促进作用。
       １１月２０日《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后，新华社全文向全国转发。２１日，北京的报纸（包括《光明日报》）和地方的报纸广泛转载，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在他的回忆录《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中，有专论“特约评论员”的一篇：在讲瞄准“两个凡是”的“重型炮弹”时，特举《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这一篇为例。他说：“此文反应强烈，对平反冤假错案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一文的公开发表，“两个不管”昭示天下，标志着“两个凡是”在这个问题上的禁锢，已经被推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