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派”的新文学作家
陈铨是现代文学史、现代学术思想史上一位具有多方面建树的作家、学者。作为作家，他有诗集、小说、剧本；作为学者，他有中德文学比较的论著、有专门的戏剧理论著作和研究德国现代哲学家的传记、专著。
把陈铨视为“学衡派”成员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作为《学衡》的作者，在这个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文章，属于吴宓所说的“凡为《学衡》杂志做文章者，即为社员，不做文章即不是社员”。二是他作为吴宓１９２５年回清华教书后最得意的３个弟子（陈铨、张荫麟、贺麟）之一。这３个弟子，以后分别在文史哲领域有所建树。贺麟说吴宓的“翻译”课，人数最少时只有他们３人。他参与《学衡》杂志的活动，吴宓在日记中有详细的记录，笔者在《吴宓与〈学衡〉》一书中也曾具体列举出来。从陈铨方面的材料看，他与吴宓最早的结识是在１９２２年南京东南大学的暑期学校。这一年暑假，他和清华同学贺麟、向理润到南京参加两周暑期学校。吴宓为这次暑期学校开设两门课。１９２５年８月２３日《吴宓日记》记有：“学生陈铨，作文驳宓论婚制。晚间招之来谈。清华新派之对宓攻诋，此其开端矣。”这是吴宓的过分敏感，实际情况是他与陈铨日后的师生关系更加密切。
１９５２年，陈铨在为组织上所写的“社会关系”材料的第四部分“师长和认识的人”中，特别提到吴宓。他说：“吴宓，清华时我最亲密的先生。我常去请教他，他许我为天才，尽力提拔我。我做学生时，他介绍我的翻译苏联小说《可可糖》到《大公报》登《国闻周报》，又介绍我的小说《革命的前一幕》给新月书店（后来新月改出《天问》）。因为他的劝告，我学文学。”陈铨这里所说的两部长篇小说《革命的前一幕》、《天问》分别写于１９２７、１９２８年清华读书期间。众多“学衡派”成员中，陈铨是通过创作新文学作品立足文坛的。他也是第一位通过创作新文学作品走出“学衡派”旧体诗词的堡垒的人。他是“学衡派”中的一个异数，也是“学衡派”反新文学力量中的最大的一个变数，是被自己的老师吴宓认可的“学衡派”的反动。
清华大学校史专家黄延复说，陈铨原本是１９２５年间“左右清华文坛的人物”，清华有名的校园文学青年作者。１９２５年９月创刊的《清华文艺》，他是总编辑。１９２５年９—１２月的《清华文艺》４期中，他以“大铨”、“记者”、“涛每”和“编辑”为名共发表文章３８篇。１９２７年的《清华文艺》５期中，仍有多篇文章（包括译文）。文章体裁繁多，有小说、散文、诗歌、译文、批评与介绍、丛谭和编辑后记。
１９２５年，吴宓回清华教书后，陈铨成为《学衡》的作者，因为上吴宓翻译课，他发表的主要是诗歌翻译。《学衡》第４８期有他翻译雪莱的《云吟》，４９期有他和吴宓、张荫麟、贺麟、杨昌龄同时翻译的罗色蒂的《愿君常忆我》，５４期有翻译Ｋｅａｔｓ的《无情女》，５７期有翻译歌德的两首诗。１９２８年１月，吴宓主编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大公报》系的《国闻周报》经常转载《大公报·文学副刊》中吴宓等人撰写的纪念外国作家的文章。同时也刊登吴宓、张荫麟的其他文章，特别是１９２８年第５卷《国闻周报》连载张荫麟翻译的《斯宾格勒之文化论》。陈铨所说的《可可糖》（塔尔索夫—罗季昂诺夫作），连载于《国闻周报》第５卷第８—２０期（１９２８年３月４日—５月２７日），署“涛每译”。陈铨留学德国期间，１９３２年８月２２日《大公报·文学副刊》２４２期，刊登了他的《歌德与中国小说》。此文收入１９３６年出版的《中德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文本）。
陈铨受吴宓的影响，由为《学衡》翻译诗歌起步，从清华校园走出，经《国闻周报》连载翻译小说的进一步锻炼，尔后携长篇小说登上文坛。这背后推动的是他的老师吴宓。
陈铨与吴宓这种特殊的师生关系，曾引起胡适的不满。１９３７年２月１９、２０日，胡适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写陈铨《中德文学研究》短评，胡适在日记中表示了他对陈铨的意见：“看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此书甚劣，吴宓的得意学生竟如此不中用！”当然这也是胡适与“学衡派”矛盾的进一步体现。
清晰的一生与沉重的２０年
陈铨，又名陈大铨、陈正心，字涛西，主要笔名有涛每、Ｔ、唐密，１９０３年９月２６日生于四川富顺。１９５２年从同济大学调到南京大学时，他分别填写了简历表，两份表的内容基本一样，格式稍有不同，笔者将二者合而为一，简述如下：
陈铨于１９０９年１月在四川富顺私塾开始接受启蒙教育，随后在富顺县立高小、成都省立第一中学、北京清华学校学习。１９２８年８月—１９３０年７月在美国阿柏林大学英文系、研究院德文系获学士及硕士学位。１９３０年８月—１９３３年７月在德国克尔大学哲学院德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１９３３年８月在德国海岱山大学研究德国文学及哲学。１９３４年２月起先后在武昌武汉大学、北京清华大学、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英文、德文及比较文学。１９４２年８月任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审查电影剧本及编导话剧。１９４３年１月在重庆歌剧学校、重庆中央政治学校任教授。期间还于１９４３年５月至１９４４年１２月担任重庆青年书店总编辑，１９４６年８月至１９４８年４月担任上海新闻报资料室主任。１９４６年８月起在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东吴大学、上海江苏省立师范学院、后勤部上海特勤学校、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任教授，教授德文、英文、英国文学、德国文学。１９５０年８月至１９５２年７月在震旦大学兼任教授，教授德文。
这期间的１９３５年２月，他与初级师范学校毕业的邓昭常（１９１０—１９９３）结婚，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生育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分别毕业于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学习理工科，事业有成。女儿为抱养邓家亲戚的，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外文系（今苏州大学），从事英语教学工作。
陈铨小贺麟（１９０２—１９９２）一岁，长冯至（１９０５—１９９３）两岁。留学美国时，他与原清华同学贺麟为同一所学校（后来贺麟转学哈佛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１９３０年转学德国后与新来的冯至分别进入克尔大学和海德堡（海岱山）大学。１９３３年７月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又到冯至读书的海德堡大学从事一年的学术研究。因此比冯至早两年取得学位，早一年回国。作为德文教授和从事中德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学者，他俩后来分别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执教（西南联大时，仍分别属于清华、北大）。冯至和他又先后有过同济大学任教的经历。１９５２年９月，他被调到南京大学外文系，任德文专业教授。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４日被定为右派分子，离开教学工作岗位，到资料室和图书馆工作。１９６１年９月２５日摘帽。陈铨的女儿陈光琴回忆说：“在南京大学，父亲是最后被划为右派，最早被摘帽的。”
对陈铨为什么被划为右派问题，档案中有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４日《关于右派分子陈铨的结论》。“陈在鸣放中利用各种机会污蔑和攻击党的领导及党的各项政策”，列有１２项，其中１１项都是针对学校的问题，并无实际的、严重的反党言论，多是无限上纲上线的罗列罪名。第１２项“陈在鸣放中二次向党委提出要挟条件”则都是陈铨的具体问题，如工资、房子、“肃反问题应恢复我的名誉”、“两部德文翻译稿何时可由学校替我介绍出去”——“出版如有问题解决不了，请让我转到复旦工作”。
笔者为此曾向南京大学的老先生请教过，得到的答案是：他是受大右派王造时牵连。他是有历史问题的教授，经过肃反的清理，受到过教育和教训，反右前的鸣放，他并没有什么反党的言论。他早就不是南京大学出头露面的人物了。大右派王造时的事出来后，影响太大，他因与王造时关系密切，最后找些理由把他也划进去。
此说没有见校方的文字记录，但他“与王造时关系密切”，倒是事实。陈铨自己有汇报材料。在１９５５年９月４日填写的“人物关系图表”中，他写到王造时。他说１９５２年９月到南京大学后，“只曾去上海三次，每次不过八天，第一次是１９５４年２月，第二次是１９５４年１０月，第三次是１９５５年２月，赴上海目的是找王造时先生接洽，他主办的自由出版社，翻译出版德国作家沃尔夫《两人在边境》一书。并替自由出版社校对稿件。”
如果“与王造时关系密切”是他成为右派的理由的话，那的确是被连累上的。
陈铨鸣放中向学校提出的“肃反问题应恢复我的名誉”一事，指的是在学校受到本单位两位领导人物的打击和过分的批判，他要这两位领导人物向他赔礼道歉。因为自己的历史是清楚的，那些政治历史问题也是自己“自动坦白”出来的，既无隐瞒，也没有新的问题。１９５２年６月２日他在上海时所填的《华东区高等学校教师政治思想业务情况登记表》的“政治情况、思想情况”栏目中有如下“自动坦白”：“自１９４２年离开西南联大后，相继参加四个反动的文化机构，即伪中电、伪政治学校、伪青年书店、伪新闻报馆。”
新政府并没有说拿上述他自己“自动坦白”的这些政治历史问题来治他的罪，但他必须自己背上这沉重的负担。后来再加一顶新的右派帽子，日子肯定不好过。
１９６９年１月３１日，陈铨在南京大学去世。
与高寿的贺麟、冯至相比，陈铨虽是１９６９年初去世，但实际上，他在１９４９年以后即基本上从文学界和学术界消失。年轻读者，多是从教科书中作为另类而知道他的名字。１９７９年春回大地时，他已经长眠地下１０年了。
中共南京大学委员会在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作出《关于陈铨同志政历问题的审查结论》，说“１９７９年１月根据中共中央（７８）５５号文件精神给予改正，恢复教授职称及政治名誉”。“陈在文化革命中曾受审查。现经复查，关于陈解放前写反动剧本和文章的问题，本人早已交代。此外，未发现其他政历问题”。
１９４９—１９６９年，他因背着抗战时的那些所谓的“反动剧本和文章的问题”，加上一顶右派帽子（１９６１年虽被“摘帽”，但是摘而不掉，帽子仍背在身后），艰难地跋涉着。创作不再有，翻译和研究也只是在家里暗自进行。仅１９５５年在王造时主持的上海自由出版社翻译出版德国作家弗里德里希·沃尔夫的《两人在边境》。大量的翻译和研究文稿无法出版。他的学生回忆说，他看上去还乐观。但也有知情者说，他实际上很孤独、苦闷。因此，可以说，陈铨是身前孤独、沉重，身后寂寞！
学术研究与创作实绩
说得明白一点，陈铨个人的不幸和“政历问题”（“解放前写反动剧本和文章的问题”）是他通过戏剧创作，写了国民党抗日；通过学术研究和《
战国策》杂志，在中国传播叔本华和尼采思想——权力意志、英雄崇拜、种族精神重振。
如今看来，“国民党抗日”——国民党大部分人抗日是事实，少部分如汪精卫等国民党人叛国投敌当汉奸更是事实。陈铨最遭当时和后来左派文人攻击的是１９４２年写的剧本《野玫瑰》，歌颂的是国民党特工刘云樵、夏艳华一对昔日的情人为国家民族的利益，抗日锄奸。
就这个剧本而言，陈铨的女儿陈光琴回忆说：“以前听母亲说过，一天父亲回到家里，说联大的学生剧团要他写一个反映现实问题的剧本，他问母亲写什么好？母亲不假思索就说：‘抗日锄奸是现在的大事。’当时常躲避敌人的飞机轰炸。我父亲躲到防空洞里，三天就写出了《野玫瑰》。他下笔如有神。后来父亲遭批评，母亲不理解，说宣传抗日锄奸有什么错？”至于传播叔本华和尼采思想，那是作为大学教授的学术工作，也是他应有的学术权利。他没有党派，做了一个大学教授（学者）、作家本分的事。抗战期间的事实真相就这些。
陈铨在德国留学期间对欧洲古典戏剧和现代戏剧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专业研究。同时就中德文学影响、交流中的戏剧活动也作了相应的探讨（见《中德文学研究》）。抗战开始后，中国的话剧运动异常火爆，并成为抗日宣传的一项重要的活动。陈铨本人被这种特殊现象所刺激，积极投身到这一运动中，集编剧、导演、戏剧理论批评三者为一身。这样一来，抗战期间，陈铨就有了多重身份：大学教授（同时写大量的文章）、作家（主要写小说、戏剧）和戏剧导演。他说自己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９４６年７月抗战和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年，主要从事了以下工作：
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９３８年１月在长沙临时大学教授德文，“除教课外，无活动，只为联大学生导演阳翰笙《前夜》”。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９４２年７月，作为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德文教授，主要活动有：①教授德文及近代戏剧。②替报章杂志写文章，如《云南日报》、《中央日报·副刊》、《
战国策》杂志，还有重庆的《文史杂志》。③写长篇小说《狂飙》，剧本《黄鹤楼》、《野玫瑰》、《金指环》，传记《叔本华生平及其思想》。④领导西南联大剧团上演《祖国》、《黄鹤楼》、《野玫瑰》。
经查证，陈铨为１７期共１６册（第１５、１６期合刊）《
战国策》（１９４０年４月１日—１９４１年７月２０日，昆明）写有１３篇文章，主要是介绍歌德、尼采、叔本华、席勒的思想与德国文学。为重庆的《大公报》副刊《战国》（３１期）写有８篇文章。内容涉及欧洲文学、德国文学、民族文学、文学批评和政治学多个方面。这些文章，是读者相当熟悉的东西，且因学界研究“战国策派”，已有较多的解释，这里不再重复。他说为《文史杂志》（重庆独立出版社发行，抗战胜利后迁至上海）１９４２年１月—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１５日）写文章。查６卷《文史杂志》，陈铨的《野玫瑰》连载于该刊第１卷第６、７、８期（１９４１年６月１６日、７月１日、８月１５日）。
１９４２年８月—１９４６年７月，作为重庆中央政治学校的教授，除教课外，还有以下兼职：
①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１９４２年８月—１９４５年２月）。主要活动：一、编写剧本《蓝蝴蝶》、《无情女》及电影剧本《不重生男重生女》。二、参加编导委员会会议审查新制的电影及电影剧本。三、导演《蓝蝴蝶》。②青年书店总编辑（１９４３年５月—１９４４年１２月）。主要活动：一、编《民族文学》杂志。二、分派编辑部工作。三、审查书稿。四、请人写稿。③歌剧学校教授（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９４３年７月）。主要活动是上课，下课即走。讲授编剧和导演。有一短时期约一星期。为学生导演《黄鹤楼》，后来王伯生告之无钱演出，就没有排下去。
当时重庆青年书店有３个月刊：《民族文学》、《新少年》、《青年与科学》，分别由陈铨、黎锦晖、陈邦傑任主编。作为重庆青年书店的总编辑，他曾请清华同学孙大雨为“特约编辑”协助自己编辑《民族文学》。陈铨１９５２年自己所写的著作目录《著作研究或成绩》，错误较多。其中１９３４—１９３７年《清华学报》上他有９篇文章，３篇书评的题目是用德文写的，但文章内容是中文。
从上述在《清华学报》上所刊的专业论文来，此时陈铨的主要研究兴趣是德国戏剧理论和戏剧实践，这对他抗战时期从事剧本创作和编导实践有直接的影响。
陈铨自己有一份“著作研究或成绩”，版本有少许出入和遗漏：诗集：《哀梦影》。小说：《天问》、《恋爱之冲突》、《革命的前一幕》、《彷徨中的冷静》、《死灰》、《蓝蝴蝶》、《狂飙》、《再见，冷荇》、《无名英雄》、《归鸿》。戏剧：《西洋独幕笑剧改编》、《黄鹤楼》、《野玫瑰》、《金指环》、《蓝蝴蝶》、《无情女》、《婚后》。理论著作：《中德文学研究》、《叔本华生平及其思想》、《文学批评的新动向》、《戏剧与人生》、《从叔本华到尼采》。
就文学创作来说，陈铨最受批评和争议的作品是他写的国民党特工抗日锄奸的剧本《野玫瑰》（四幕剧）。国民党特工曾杀害过许多共产党人，抗战期间也杀过许多汉奸卖国贼。这都是历史事实。因此陈铨在肃反运动中写的交代材料中特别提到《野玫瑰》。“坦白交代三个问题”中的第三项是“《野玫瑰》生活资料的来源”：
一九四一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大写第二本反动戏剧《野玫瑰》，那时我担任联大学生剧团的名誉团长，先后上演《祖国》和《黄鹤楼》两剧，但是《黄鹤楼》人物太多，服装布景道具太花钱。他们要我再写一个人物较少、布景简单的剧本。我想人物布景既然简单，内容必然要富于刺激性，才能抓住观众。我早知道当时军事间谍剧本，如《黑字二十八》、《这不过是春天》、《女间谍》、《反间谍》、《夜光杯》都非常受人欢迎。并且我当时戏剧方面，还没有地位。我决心写一个军事间谍剧本。为要把它写好，我从图书室借了几本英文间谍故事来仔细研究。头一幕写完，北大数学系教授申有忱看，他说“太像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我知道要失败，放弃不写了。正好这个时候，昆明传遍了汉奸王克敏的女儿，逃到香港，登报脱离父女关系的故事。我认为这是一个戏剧的好材料。我立刻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花瓶》，登在昆明《中央日报》副刊（那时是封凤子主编）。隔些时候，我根据这篇小说写了《野玫瑰》（我还记得写《花瓶》时，我还请教过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孟昭英：花瓶里面放收音机是不是可能？他是无线电专家，他说是可能的，所以后来我写入《野玫瑰》）。
这充分说明陈铨本人在５０年代那种特殊的政治文化气氛下，反映抗日锄奸的文学作品《野玫瑰》也必须作为政治问题“坦白交代”。
政治有时是短暂的，与政治相伴随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在文化的层面上可能会穿越时空，成为不变的永恒的精神力量。对历史的认识需要一定的时间，陈铨被重新认识也是时间上的。
责任编辑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