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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１９６６年的夏天初来时，我并没有感到什么异常，街边绿树带来的阴凉和往年是一样的。那时我１６岁，在天津市第三十四中学念初二。学校地处原英租界繁华之地，与劝业场、渤海大楼这些带有城市标志的商场、建筑相邻。校舍是当年民国总统曹锟的公馆，楼台殿阁花园长廊一应俱全气派非凡。我非常喜欢这个学校，校园里有许多幽静之处，是我和好朋友聚在一起讲故事的地方。尽管临近期末考试，但我不忙，我从小念书就没费过劲，成绩一直很好。
       我家住黄家花园（地名），与学校相隔一条小河。小河叫墙子河，河岸树林茂密，河水不很清，有鱼虫，我常去捞，捞回喂热带鱼。那一阵养热带鱼成风，我养了两缸，有几百条，太名贵的少，但都很好看。热带鱼与金鱼不同，热带鱼繁殖快，一种叫孔雀的鱼，一次就下几十条。我家那时挺热闹，三层洋楼里我们住在二层，楼里顶数我家人来人往最多。我父亲在渤海无线电厂工作，是七级半钳工（本评八级，他让了半级），他的手很巧。中国第一台电视机就是这厂出的，父亲当时是新产品试制小组组长，在厂里很有些名气。我母亲在家操持家务，带孩子。我有５个姐姐，大姐大姐夫在和平区委工作；二姐原在市委后调市文化局，二姐夫在市委；三姐三姐夫在天津工学院；四姐在服装厂，四姐夫在市博物馆；五姐在技校住校读书。每到星期天他们都回来，加上孩子，说说笑笑的让邻居羡慕不已。尤其是我三姐夫，知识分子好面，每次来都不空手，一定要拎着大活鱼等稀罕东西，很是乍眼。这时家里还常住着两个姐姐的孩子，归我领导。故此，数年后我上山下乡，当其他一些同学还象孩子似的打架时，而我己经去给公社给县知青办写材料，俨然像个成年人，有同学就奇怪，说他怎么不像是个“老小”？我不去解释，但我心里明白，原因就在于从小我就以“辈大”自居。老舅，是我在家里的专称，我必须做当舅舅应该做的事，尽管我比我的外甥外甥女们没大几岁。还有就是，由于同辈只有我一个男孩，父母很早就把我当大人使用，我也清楚自己的份量。比如家中的许多事，都需要我骑着车子去各单位向姐姐转达。进市委大楼、区委大院，我都不怵头，而且门清。
       可以看出，这在当时是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家庭。在政治上，已有５名中共党员，还有共青团员。在经济上，收入也不错，我经常拎着暖壶去打散啤酒，买杂样（熟肉一种），还给母亲去买糟子糕（今统称蛋糕）。母亲牙不好，要吃软的食品。如果六六年这个夏季还能和往常一样，我们的前景和身边许多人是相同的：老人健康，中年人事业有成，学生和孩子们顺利成长。何况那时国家的经济也出现了很好的局面，市场渐渐繁荣，低指标时缺少的物品也不那么缺了。人们已经能买到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了。我们也能看到像《兵临城下》这样有滋有味的电影了。
       但这个夏天太可怕了，骄阳下的世界突然就变得疯狂，人们心中所有的良好愿望都被打乱打碎了。而年少的我，一开始只有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具体说来，就在期末复习开始后不几天，下午突然就停课开全校大会。我们初二在学校属于低年级，看着比我们高一头的高中生在台上慷慨激昂的轮番发言，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渐渐的，那些人不再像往日的学生了，却有点像我们学校旁精神病院的病人。可怕的是并没有穿白大褂的人管他们，我想他们肯定要干出些吓人的事来。
       斜阳变得火辣火辣，发言变得声嘶力竭。我站在队伍中感到心里发紧，就有些害怕，忽然就见台上有人喊打倒谁谁谁的口号。我们都得跟着举了手，但嘴里却喊不出来，因为这个人不是很受我们尊重的女校长吗？她可是个有名的人，她的爱人是市教育局局长，叫王金鼎。听说都是老革命，怎么说打倒就打倒呢？人家怎么啦？
       夏日的傍晚变得愈发闷热，操场上的气氛已经爆炸了，终于，女校长被押上台，脖子上挂着大纸牌。几个高中生使劲捺她的头，还有人拿来剪子乱剪她的头发，往她脸上身上倒黑墨汁。我闭眼，不忍看下去，我大姐与她相认。前不久我大姐从区委派下去，当了一个小学的校长，而她是中学校长。我大姐这会儿会怎么样？我感觉到不对劲了，但我又不能离开。趁着上厕所，我钻进水房旁的淋浴室，那里黑黑的。我锁上门，脱了背心短裤，用凉水狠狠地冲了一阵。等到出来，队伍已经出发。前去的地方是市委，街道上人山人海，喊的口号是毛主席万岁，打倒的是王金鼎。如果我记得不错，天津文革第一个被开刀的人，就是王金鼎。随后又说他是市委丢卒保车舍弃的人物，总之王是天津领导干部中最命苦的人。
       那个夜晚注定是疯狂无度的。法律、人格、秩序、道德在那时全部被冲到九霄云外，共和国的稳定基石从那一刻被狠狠的摇动了。虽然我不知道“运动”在其他地方是什么样，但我能感觉出来：乱了，全乱了。黑压压人流先聚到天津市委门前，那个原先有军人站岗的大门四敞大开，全无庄重肃穆的景像。队伍随后又转到法国大教堂前。大教堂有３个硕大的圆顶，上有３个大十字架。教堂正对的街道叫滨江道，是一条很繁华的商贸街。教堂旁的小街，是买卖蛐蛐的地方，以往我常去。去前找个小罐，打好泥底，买了用报纸卷个小筒拿回去养。养一阵就找对手咬，咬赢了就封它大将军。去买蛐蛐时，常见有人进教堂“念经”。念经本是庙里事，但小时不知道那是“礼拜”，见他们那里又念又唱，就称念经。那夜里，天知道一些学生是怎么爬上去的，总之是有人上到圆顶上，把十字拆成了“１”字……
       应该是半夜了，队伍总算解散了。我回到家里。父母都没睡，等着。看我简单吃了点东西，父亲说也不知你二姐家怎样了。我明白是什么意思，起身就走。二姐家住在小白楼，那原是俄租界，最有名的起士林餐厅，与二姐家的楼隔街相望。从黄家花园到小白楼，如果坐公交车有三站地，走近道，沿着墙子河堤走，大约也得２０分钟。太晚了没车了，我走河堤，河堤上尽是树，夜风吹动有点吓人，但心急也就顾不上许多了。二姐家的楼道没有灯，她家住四楼。我摸黑上去，敲门没人。没有办法，我再去市委找我二姐夫。市委大楼的大厅里到处是碎报纸和纸片，却不见有人。我又去文化局，那的大门紧闭……那一夜，我母亲使劲抽烟，叹气说：完啦，像咱老家闹胡子一般。父亲血压高头痛，用凉毛巾冰着头一声不吭。我好像在那一瞬间就全明白了，这场运动恐怕要弄得我们不得安宁了。
       母亲说闹胡子，就是闹土匪，这是东北话。我的老家在辽宁盖平，现在叫盖州市。不知从哪一代开始，老家的男孩都要从小出去“住地方”，即去商号当店员。我父亲１５岁去大连，后到四平，前后２０多年在一家叫“益发和”的大买卖里做事。时间长了，人又肯干，职务自然要升迁。在四平时，就当了粮油加工厂的厂长。后来打仗，厂子毁了，他们到天津找东家，就落在了天津，我就出生在天津。父亲来津后失业，日子很是艰难过。随着姐姐陆续参加工作，父亲进了工厂，生活才好转了。但危机还是悄悄的来了，六四年“四清”运动定个人成份，本来给我父定了职员，但父亲当组长时得罪了一个外号叫“大舅”的人，这人进了运动领导小组，结果最后给我父亲定了个“资方代理人”。我父亲不服，一着急，病倒了上不了班，就在家休息。现在文革来了，那成份就是定时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炸。
       当我再去学校时，就发现有些同学胳膊上戴了红袖标，上面写着３个字：红卫兵。这些人本来不出名，说老实话，他们功课也不怎么好，但运动让他们成了学校里的新贵。真是万幸，我所在的班里红卫兵很少，其余大概都不符合“根红苗正”的标准吧。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我们开始盼望运动快结束，并积极响应复课闹革命的号召。我甚至把课本都找出来自己复习。但很快我就看出，这运动不是一时半会能结束的，再在教室里安安稳稳的上课，看来只能是一种奢望了。
       “破四旧”，抄家开始了，狼烟四起。又“横扫—切牛鬼蛇神”。黄家花园不乏旧时有钱有身份的人。他们率先受冲击。东西扔到院里，老少扫地出门。挂牌子游街批斗，一顿黄铜头的武装带就把人随便打死。墙子河里自杀的尸体泡得鼓鼓的，学校的老师有一半当“牛鬼蛇神”打倒了……
       我不愿再做描写，那真是个不堪回首的夏天，是个炎炎夏日。中国没有了法津，做人没了尊严。还好，运动之初并没有人来我家找大麻烦。可我家的小麻烦又是不断。先是我大姐当校长过不了关，反复的检讨，连续的挨批判。大姐性情比较懦弱，参加工作后一直都很顺利，冷丁遭受如此冲击，就承受不住，就失眠，后来就得了神经官能症。多亏了一位老中医，吃了他开的若干副药，才好了。但老中医的号很难挂，全靠我父亲半夜去排队才能挂上，而我则负责去取药，这都是后话，不在这个夏季之内
       我二姐夫是天津一位市委书记的秘书，本来要提到团市委当领导，运动一来没去成，并身不由己跟着书记陷了进去。书记挨批挨抓，他跟着东躲西藏。文化局则是文革冲击的重点，二姐也不知跑哪去了。三姐夫有一天偷偷来到我家，把一包材料埋在楼道的煤球堆里，然后就不知了去向。当时他是一个系总支的负责人，他说话办事又极认真，从不服软，运动一来，哪能逃过？我三姐自六四年就在邢台搞“四清”，吃得很差，弄得身体不好。四姐夫的单位博物馆是“四旧”的集中地，被冲击得不可开交。他那时与我四姐结婚不久，单位本要分房子，可这么一乱，就没人管了，搞得她俩没处住。五姐的学校属军队系统，管理很严，不让回家。我五姐人又极老实，还追求进步，父亲成份一定，她立刻就向组织汇报了，结果就埋下了隐患。
       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运动也在不断升温。抄家斗人的浪潮未消，又开始遣返了，把成份不好的人撵回原籍。这一招儿太可怕了，对一些人简直无法接受。我一个很要好的同学，他父亲是资本家，人高大和气。我们住得很近，他见了我就乐呵呵的问这问那，可转眼间他就自杀了。原因是他从小就生活在天津，现在让他带着妻儿老小回他老爹都没呆过几天的乡下，他不知该怎么办。听到有的人自杀了，家小就不遣返，他毫不犹豫就步了后尘，没安眠药，喝了硫酸。一时间，自杀成风。我的另一同学父母都是河北省省里的干部，两口子面对面上吊，撇下他们哥俩。日后，他带着弟弟一起去内蒙插队。冬天回来，晚上我们去看他，他明显的成熟了，还弄了点吃的摆了几碟招待大家。他会拉手风琴，音乐声中，看到他瘦瘦的小兄弟，我们都流泪了。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大麻烦很快来至，我家里开始乱了。派出所、街道、外调的，不断气势汹汹轮番杀将而来。按说我父亲从小当店员，就算后来给资本家当厂长，那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也没有必要一个劲找他的麻烦。可等到那些人一开口问，才发现麻烦大了。原来我父亲是他们一伙从四平来天津的人中岁数最大的，有些事自然就由他最终拍板决定。后来大家就散伙了，有的有来往，有的就断了音信。偏偏断了音信的几个小青年，有聪明能干的，干到文革时就在一些单位当了领导。等到被揪出后，查历史，又逼供，也不知道哪位受不了，就胡说八道说当初在东北集体加入过国民党，带头的是何二哥（我父亲行二）。
       这还了得，这不是运动的重大成果嘛，岂能不抢记在自己的功劳薄上！结果他们一伙２０多人，就有十几个单位争着办案，而最终目标都集中在我父亲这里，就等着他“彻底交待”，然后“一个隐藏很深的国民党组织就被揪出来”。虽然我不是红卫兵，但也不愿意不革命，若真有其事，我这个作子女的也要揭发。为此我还劝过父亲，说如果有就坦白，争取从宽处理。问题是我父亲回忆再三，说这辈子有５件事记得最清，是你太爷告戒的，叫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三不耍钱，四不玩女人，五不入任何组织会道门。父亲说要不是能把这几点把握住，也不可能熬成厂长。我心里说你还不如把握不住，你瞅这罪受的。
       家里的日子乱七八糟。所有的外甥外甥女都集中在我家，他们的父母都没影了。父亲很倔，没有的事坚决不承认，后来就被弄到学习班里去了。这时多亏我母亲，母亲身上有东北女人的性格，她见过胡子，还见过日本兵，天大的事她也能撑起来。细想想，我受她的影响很大。我成了孩子王，６个孩子跟着我今天上这玩，明天去那转，我尽量让他们呆在公园和大街上，以免家中出啥事时吓着他们，毕竟他们还小。其实我也不大，但罗卜长在背（辈）上，我是长他们一辈的老舅，我得拿出大人的样子。
       果然有一天下午我们从外面回来，在楼外，邻居小孩说红卫兵（我五姐学校的）抄你家了，抄完走了。听说走了，我心里略安。屋里乱七八糟，我告诉外甥外甥女没事，是你姥姥搞卫生，帮着收拾吧。可怜的孩子们，大的十来岁，小的３岁，似懂非懂的按我的吩咐去做。母亲坐在一边抽烟，掏出５块钱给我说：“去买肉，吃炖肉”。我就去买，买回母亲做饭，我收拾东西，我的鱼竿被折成两截，风筝被撕碎。但我却乐了，因为自从父亲带家人到天津后，有几年他失业。失业也得吃饭，能卖的早就都卖了。尔后靠工资生活，家里哪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因此，这次挨抄家并未造成多大损失。倒是在运动之初，都说养热带鱼是资产阶级的行为，都不敢养了，我把鱼倒进厕所的抽水桶里，看着精心喂养的“红箭”、“黑玛丽”、“孔雀”不知死期已近，还在那点可怜的水中游，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伸手拉动水箱，头也不回跑了。
       顾不上吃炖肉，我还有任务，我得给父亲送饭。父亲被关在一个大院里，大院的铁门从来不开，只开一个小门。派出所警察和街道的老太太一个比一个横，对我这样送饭的孩子又喊又训，那个样子，就像要撵死一个小虫子。说心里话，每次来到那大铁门前，我都得来回转好几次，那真是但凡有一点路，也不愿意往那里走一步呀！可眼下是一点回转的路都不给你……这时，我就体会到那些自杀的人。千万别埋怨他们意志薄弱等等，当让一个人没有尊严的活着，有时会比让他去死还难受。尤其是那些曾活得很体面的、心里又不曾有愧的人，他们乍遇这第一道鬼门关时，如果闯不过去，很容易就走上绝路。还好，我年纪小，没那么多自尊，况且，我也有自己的办法：捡块石头，隔墙头扔进去砸他们玻璃。
       父亲和许多他那个年纪的老人每人坐一个小马扎，老老实实的听着前面的人训话。训话的是街道的一个中年妇女。我认识她，她儿子跟我是小学同学，功课极差，在一个学习小组里我是组长，每天都得帮他做作业。他家生活困难，到我家时，母亲就把我穿小的鞋给他，他个矮脚小。但现在他妈贼横，见我也不认识了。不过她不打人，只是训人。最可怕的一个派出所的警察（没办法，只好实写），这个人凶神一般，张嘴就骂，伸手就打。他不是天津人，说话侉，他说俺一看你们这些人就来气，娘的，俺娘临咽气前都没吃上口馒头，你们天天早上吃果子（油条），吃锅巴菜，喝豆浆！然后就狠狠给谁一脚。他的鞋底钉着铁掌。
       这事后来我想，他确实是怀着一股子热情和仇恨投身文革的。但问题是他娘是六一年饿死的（他自己说的），这气你不能出在这无辜老头子们身上。况且，这些老头子中，有的还是很有身份的，比如有的曾为和平解放北平做过贡献的。我认出其中岁数大的，是我同学他爷，这老爷子曾是傅作义的副官，双方谈判，他负责解放军代表的安全。不过他是见过世面的，面对暴力和羞辱，他不急不恼，只是说我认罪我认罪……
       在四平，我父亲被日本人抓进过宪兵队，侥幸活着出来。这会儿他虽然身陷囹圄，但就是不胡说乱说，因此没少挨打。他坚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会洗清冤枉。久之，我身上也就渐渐生成了一种忍耐力，也就学会了如何在艰难中活下去，并尽量让自己快乐起来。哪怕清晨对着朝阳，我也要提起精神，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好起来的。同时，又明白在这种时候，脸面和尊严又算得了什么，人家那么大的干部都挂牌子游街，我一个小屁孩又算个屁！（请允许我粗野一下）。不是说我爸历史有问题吗？他就是有问题。不是说我出身不好吗？就是不好！往下你还能说啥？总不能拉去枪毙吧！
       运动到了夏末，就到了如火如荼的地步，这个“荼”字就是这时为许多人认识的（我认识但偏念“茶”好多年）。天津的暑热也到了最难熬的时刻。整个社会在每天一刻不停的革命歌曲和口号声中发烧，一些人发狂，一些人受罪，而发狂者说不定哪天一句说差，立刻就变成牛鬼蛇神受罪。一个女教师为表现自己革命，每天主动带着我们搞早请示晚汇报。也不知她怎么搞的，一天面对伟人像大声喊：下面，进行悼念活动！得，立刻就剃了头抓进牛棚。后来她被解放了，也做下了毛病——说话必须念稿。
       我没做毛病，我母亲病了，我得支撑这个家。半夜里，有人来砸门，把父亲又带走了，还不许我们起床。他们走了，我去门外等着父亲回来。天亮父亲回来，头上布满伤痕……
       运动不断升温，我不再去学校，每天在家里帮着父亲写交待材料。我的字本来写的就不错，现在写得更流利了。大姐彻底病了，大姐夫也从岗位上撵下来。二姐二姐夫三姐三姐夫都变成了“保皇派”，日后先去干校，后“三线”，四姐两口子则被下放到郊区。五姐最惨，被分配到江西大山深处的工厂，这都是后话，不提。
       而１６岁的我呢？我在家困守孤城。我丝毫不羡慕胳膊上戴红袖标的，我也没有绿衣服穿，也不攒纪念章。那些时髦的事是属于别人的。我只能用另一种方式改善我的生活：一是找书看，而且是找旧书看。这在当时很怪，一方面是破“四旧”，而另一方面是“四旧”大流散。此时同学间相互借看的旧书反倒多了。最难得的是还能看到二三十年代的武侠小说。我看过一本《奇侠张久馆》，是在楼道的灯下看的，直到今天再也没见过这书。二是练肌肉练“块头”。这在当时是一股风。双扛，单扛，举重，哑铃，凡是能练肌肉的都练。我身板随我父亲，从小较胖。经过这一番练，到了秋天，就练得身上有了肌肉，人也强壮多了。
       天无绝人之路。“八一八”（８月１８日）第一次检阅红卫兵后，红卫兵开始把注意力放在外出“大串联”上。这无疑给被冲击者一丝喘气的机会。随着天气转凉，学校也渐渐的清冷下来，街道上有了许多操外地口音的学生。学习班变成了接待站，父亲不必每天去那里报到。母亲的病也渐渐好了。姐姐姐夫们陆续回来把孩子领走，家里就剩下父母和我。１０月份，秋风急急地吹来时，有一天我到学校去，碰见几个同学，他们说人家都走了，咱们也串联去吧。我说让咱们这样的去吗。他们说问谁去，已经没人管了。我有点担心家里不同意。回到家，见几个姐姐都回来了，父亲面前放着些钱，他平静地说厂里勒令我退职了，往后日子就得靠你们姐几个了。姐姐们说放心吧，我们养得了家。母亲说过一天算一天，没什么了不起来。我才说出我想出去串联。母亲立刻抽出１０元钱给四姐，说带他去买条绒裤。我就和四姐去商店。颜色很多，红的绿的蓝的，我挑了一条天蓝色的。我喜欢蓝色，天空就是蓝色。转天我和同学就挤上火车走了，去哪？没有计划，去哪都行。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天津，第一次坐火车。看了外面的天地很广，心情就舒畅。我想，这个倒霉的夏天，怎么就让我赶上了。
       但我哪里会想到，这个“炎炎夏日”是不会轻易降温的。随后的日子更不好过，没过几年，我父亲就在没完没了的运动中得病死去，母亲一个人也没法过了，家也就没了，而我则远远漂泊在外……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才觉得从此可以安安稳稳的生活工作了，而这个简单的愿望，从那个可怕的夏日开始，已经盼了十几年。后来父亲的成份又恢复为职员，所谓的加入国民党纯属子虚乌有。但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了。
       今日写这篇文章，不为诉讲个人恩怨，只愿以史为鉴告戒世人，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局面，切切不要再有历史上的那个“倒霉的夏天”。同心同德，确保如今“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地久天长。如是，不光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
       责任编辑谢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