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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乡炭子冲，是前任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出生地。从上世纪７０年代初到９０年代末，笔者曾数次去炭子冲参观。每次去，都能听到关于炭子冲的故事。那当中，既有历史车轮的行进所造成的悲喜剧，也有人性在自我博斗之中善良与险恶的彰显……
       一
       这里是望城、湘潭、宁乡３县交界的一个丘陵区。南方的丘陵多是小山峦分隔而成许多小山沟，小山沟地势都比较平坦，当地叫冲。炭子冲就是这样一处狭长的约１公里的小山冲。
       炭子冲东西两侧的山坡上，长着密密匝匝的松杉、楠竹和各种灌木。春夏枝繁叶茂，绿荫遍地。进入秋冬，常有人进山来烧木炭，于是便有伐木的砰砰声，烧炭人的喧哗呼叫声，宁静的山村一番忙碌的景象，炭子冲的村名也由此而来。
       刘家在炭子冲的历史，要追溯到明朝中叶。那时，刘家的始祖刘时显，因儿子刘宝在益阳做了知县，便从祖籍江西吉水县迁来益阳。刘宝卸任后，因羡慕湖南的锦山绣水和淳朴民风，就没有再回江西，全家在宁乡县城南芳储乡定居。又过了若干年，因人口逐渐增多，于是有一支人搬迁至炭子冲一带居住。刘家现在的宅院，就是刘少奇的曾祖父刘在洲打下的基础。
       刘在洲手头并不富裕，最初只盖了３间茅草屋。直到刘在洲的儿子、也就是刘少奇的祖父成年后，经过不懈的劳作，才逐渐有了些积蓄，扩大了一些田产，盖起了７间较为宽敞的新茅屋。后来刘少奇的伯父和父亲兄弟分家，只在连接茅屋的地方，再造了几间瓦屋。这形成了炭子冲刘家后来的格局。
       当新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时，从炭子冲走出去的刘少奇，成为党和国家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山村里沸腾起来。那是个崇拜英雄的年代，炭子冲遂为世人所瞩目，渐渐地有人来参观。又因为炭子冲与韶山冲毛泽东故居相隔不到２０公里，倘若有车，半小时便可抵达，来韶山参观的人，必定要到炭子冲来。他们在这里领略秀丽的山村景色，追寻伟人的足迹，进而思索中国革命的历程。
       炭子冲的刘家南房住着刘少奇的本家子侄，北房原是刘少奇的伯父刘炳林的房产，后因刘炳林家庭遭变故，解放前卖给欧姓人家了。由于住在里面人多，又经常有外来参观的人，大家都觉得不方便。也许是参观者回去向有关部门提了意见，也许是有关部门觉得这个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应该重视，在上世纪５０年代末期，县委曾向省委报告，拟在炭子冲建立“刘少奇同志旧居纪念馆”。省委表示同意，并向刘少奇报告此事。刘少奇复信马上到了，说：“我那个地方不建纪念馆，要花力气把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办好，毛泽东同志代表了我们党和国家……”
       不设纪念馆，参观的人照样来。客人来了，尽管对住户的日常生活有影响，大家仍然恪守热情待客的古训，泡茶敬烟，领着一间一间房子参观，不厌其烦地回答客人的种种询问。参观的人越来越多，县委就没再去请示，自作主张设立了“刘少奇同志旧居纪念馆”，同时配备了两名干部，负责接待工作。
       纪念馆的工作很快开展起来。首先将炭子冲的住户通通搬走，对房子进行了修缮，每间房子都做了布置，供人参观瞻仰。收集到的刘少奇的祖父和父母亲的照片，都放大悬挂在屋里，放上写有说明的小牌子，哪间房子是刘少奇父母的卧室，哪间房子是刘少奇本人的书房，还特别介绍他小时候学习是如何用功，如何热爱劳动，等等。
       二
       １９６１年４月中旬，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进行调查研究，由于连续３年的自然灾害，特别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和强迫命令所造成的”左倾“错误，使得国库空虚，老百姓一贫如洗，饥荒在广大农村蔓延。为了了解真实的社会情况，刘少奇轻车简从，一连在乡下蹲了４４天。期间，刘少奇决定回炭子冲住几天，深入了深入了解农村情况。
       他是５月２日深夜１１时，从长沙回到炭子冲的。他选择在临近半夜的时候悄悄回老家，是因为他不希望大肆张扬。乡间有这样的习俗，在外面闯世界的角色荣归故里，乡亲们的迎接格外隆重，敲锣打鼓，扶老携幼，出村好几里去迎接。他少小离家老大归，在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现在党和人民把他推到了国家主席的位置上，假如乡亲们也要那样迎接他，他会感到很难堪。在炭子冲世代为邻的乡亲们面前，任何了不起的功绩和显赫的头衔都是黯然失色的，唯有乡情乡谊重千斤！
       当晚，他住在炭子冲自家老屋里，发现这里已经成了一个纪念馆，他为此而坐立不安了。
       通过２０多天的调查研究，他发现情况比预想的要严重得多。因为饥饿，到处都有害浮肿病的人，有许多人因此而死亡。另一件使人揪心的事，就是在“大跃进”期间，湖南拆了数十万间房屋。
       当时是怎样提出“拆房”并成为一场运动，现在已无从查考。但湘中农村有一句民谚：要得田里多打谷，除非拆破屋。农家的房舍绝大部分是土砖砌的，年深日久，土砖含有一定磷和钾，这正是禾苗所需要的。据有经验的老农介绍，施过陈砖土的禾苗，杆儿粗，叶儿绿，颗粒饱满，多打谷子是无疑的。但是陈砖土并不经常有，或是拆旧房建新房，或者是换掉一堵出现了裂缝的墙。所谓陈砖土下田，纯粹是废物利用罢了。而在１９５８年，一声令下，老百姓祖祖辈辈藉以休养生息的房子，一下就拆了。
       刘少奇将他在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狮子湾生产队调查的情况，写信告诉湖南省书记张平化：“该队１００多口人，原有住房６５间，大跃进时拆掉３０间，占原有房屋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二。其中任杏生等四户，土改时分的房子，被拆得一干二净，片瓦不留……而从宁乡县了解的情况，这里同样也拆了许多房子，陈砖下田，瓦被打烂，木料由生产队搬到食堂做了柴火。老百姓的住房破烂不堪，有的几代人挤在一间屋里，有的甚至连个栖身的地方都没有……”
       第二天，省委和县委的同志来炭子冲看他。刘少奇说：“我早说过的，我这里不搞纪念馆，怎么又搞起来了呢？现在我再重申一遍，要集中力量把韶山毛泽东同志的纪念馆搞好，我这里不设纪念馆！”
       省委负责同志说：“群众有要求……”
       刘少奇说：“也可能有少数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但现在农村不少人没有住房。今天上午，我去看望了一些老乡亲，有的连睡觉、做饭的地方都没有。搞纪念馆徒有虚名，我们怎么好意思去搞这个呀！赶快把纪念馆撤了，把房子腾出来，让给那些没房住的社员住！”
       省委和县委的同志都感到很为难。不设纪念馆，还会有人来参观。刘少奇说：“可以有一项规定，不让外国人来。没有人领路，外国人是来不了的。至于中国人，如果阻止不住，那就让他们来，在房前屋后看看，愿意看的就看，不愿意看的就拉倒！”
       县委的同志笑了，说：“这不符合乡间待客的规矩！”
       刘少奇想了想说：“人家大老远跑来，那就准备一点茶水，找个老太太看着就行。不过，喝水也要给钱。有点收入，老太太会愿意干。参观的人来了，先问他们要不要喝茶水。要就烧，不要就不烧，这样就不至于浪费柴火！”
       刘少奇考虑得很周到，态度又很坚决，省委和县委只得同意撤销纪念馆。队里缺房户很多，谁搬谁不搬，也很费琢磨。少奇说：“这个很好办。北屋是欧家的房产，完璧归赵，把房子还给人家。至于南头的房子归谁住，由大队开个会研究一下，让给那些最困难的社员居住。但有一条，我的本家亲属都不要搬进来。屋里的桌子、板凳、床铺……都分给社员。大跃进不是损坏了社员的家具吗？这些东西就算退赔给社员。此外，屋里还有一些木楼板，撬下来给没有门窗的人家做门片！”
       国家主席的话透着对群众的一片关爱。经过大队和公社研究决定，除了北屋归欧家，另外安排黄端生等４户特困户搬进炭子冲。然而，直到少奇要离开家乡了，那几户社员仍旧迟迟未动。他们都有顾虑，这是国家主席的房子呀，几个草民百姓，怎么好意思搬进去住呀。就算搬进去了，住上一阵子，上级一句话，又得搬出来。搬进搬出，好为难啊！
       刘少奇把他们请来，深情地说：“回到炭子冲，我跟大家就是乡亲嘛。世世代代，我们同在一块山上砍柴烧，同在一口井里汲水喝。乡里乡亲，互通有无，历来如此。不要顾虑，放心大胆搬进去，至少可以住１０年２０年。等将来你们有了比这里更好的房子，你们再搬出来。这叫君子协定，一言为定了！”
       后来，刘少奇离开了炭子冲回到北京，还打电话给省委，请省委派人去落实，看社员搬进去了没有。直到得到肯定的答复，他才放下心来。
       在家具的处理上，县委一位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桌子椅子，还有别的器皿，不能分给社员，应该集中保管。国家不会老这么困难，群众也不会老这么穷。日后形势好转了，纪念馆还是要恢复。那些家具器皿年代已久，不小心就弄坏了。流失到民间，将来很难找回来。
       不能说没有道理。
       刘少奇叹了口气说：“群众生活困难成这个样子，哪还顾得这么多讲究啊！”
       刘少奇把人民的冷暖挂在心头，并对他们的困难境况而深深自责，感动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三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的口号震天，造反的火焰也烧到了炭子冲。当年搬进去的５户居民，除一人以外，都不肯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大家以沉默置之。沉默是金，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一次，一伙名为“首都三司”的造反派，打着旗子，高呼着刺耳的口号，一路狂呼而来，声称要拆炭子冲的房子，捣毁修正主义的老巢；要掘地３尺，挖出反革命的变天帐。这伙人气势汹汹，果然就搬来梯子，上房揭瓦！这时，呼啦一声，屋里的居民全出来了。他们都不姓刘，又都是清一色的贫下中农。大家团结一致并且以牙还牙，也高呼着“文化大革命”的口号：谁敢拆毁贫下中农的房子，就砸烂谁的狗头！
       造反派色厉内荏，终于不敢动手，房子保存下来了。
       但在后来的事态发展中，炭子冲的居民有两位值得一提。
       一位是欧凤求。
       造反派没有拆掉炭子冲的房子，但也不甘就此罢休，他们要去挖刘家的祖坟。因为当地有个传说：刘少奇的曾祖父刘在洲是“白毛仙人”，他家的后人都跟他一样都是华发早生。安葬刘在洲的墓地据说又是一块风水宝地，他的后人一代胜过一代，刘少奇还当上了国家主席呢！那些受过正规大学教育、自称为最最彻底的革命派，遂在炭子冲策划了一场愚昧乘戾的造反丑剧。
       造反派得知刘在洲的墓地所在之处后，一个戴眼镜的家伙四处寻找掘墓的工具，恰巧北屋欧凤求家门口放着一把锄头，那家伙拿起就走。欧凤求可不依了，他一个箭步冲了过去，夺回那把锄头。“眼镜”猝不及防，瞪起一双金鱼眼，问：“怎么，我们造刘少奇的反，去挖修根，你不支持？”欧凤求说：“挖人家的祖坟也叫造反？他家的祖宗先人得罪了你们？”
       几个臂上戴红箍的人一齐围上来，大有兴师问罪之势。欧家人也不示弱，欧凤求的父亲、弟弟，还有欧家的媳妇，也一齐拥上。
       欧家人知道，造反的恶浪正在排空而来，武斗的棍棒也许会使他们全家在劫难逃，但他们纯朴善良，不畏强暴，亲帮亲，邻帮邻，是代代相传的祖训，更何况官高位显的刘少奇，从来没有忘记过世代为邻的乡亲，他们不能容许这些家伙在这里搞得鸡飞狗跳墙。如果动手，他们只有一个选择，奉陪到底了！
       眼看双方就要动手。这时，一场大雨哗哗而下，真是老天有眼！坪子里的造反派顿时作鸟兽散。那些人去欧家躲雨。欧家的媳妇一点情面也不留，说：“这是老百姓的家，要造反的，都请出去！”
       另一位就是黄端生了。
       黄端生原来住在炭子冲对面的山坡上。年幼时他的父母就去世了。因为无田无地，家无隔夜粮是常有的事。远亲不如近邻，那时，刘少奇的母亲鲁老太太对他常有接济。刘家的地都是自己耕种，农忙季节活儿多，就请黄端生帮工。按照农村帮工的习惯，黄端生也得到了一份应有的报酬。刘少奇离家时，黄端生也十几岁了。１９５３年９月，刘少奇邀请黄端生和另外３位老乡，作为家乡的农民代表，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他们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还参观了工厂、名胜，饱览了首都风光。离京前，刘少奇又设家宴招待了家乡的朋友。１９６１年刘少奇回炭子冲，老朋友再度见面，叙了友情。刘少奇决定将自家的房子分给社员住，黄端生作为特困户，住进了刘少奇少年时代的书房里。就是这样一位与刘少奇有着密切交往的老朋友，在“文化革命”中也站出来造反了。
       那一阵子，外地造反派来到炭子冲，都要召开现场批判会。每次都要请老贫农讲话，黄端生是每请必到，逢会都要上台控诉刘少奇。造反派又将他的发言整理，印发造反小报上广为流传。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５日《湖南日报》第四版登着他的杰作：
       决不能让刘少奇的罪恶阴谋得逞
       宁乡县花明楼公社贫农社员黄端生
       铁的事实证明：刘少奇的地主阶级立场丝毫没有改变，还是与地主共穿一条裤子，同唱一个调子，大肆鼓吹“剥削有功”，说明他是地地道道的孝子贤孙！我是一个给他家做过佃户和月工的人，受尽他家的压迫剥削，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穿不暖，吃不饱，过着牛马不台的生活。请问：“剥削”到底有什么功？！对穷人有什么好处？！狼心狗肺，真是恶毒！……
       黄端生没文化，不会写字，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肯定是别人捉刀。但话又说回来，假如没有他那些蹩足的表演，别人敢那么写么？
       黄端生一直住在炭子冲。他年岁大了，女儿出嫁了，按政策是“五保户”，由队里供应口粮。１９８０年２月，中央为刘少奇的冤案平反昭雪，消息传到炭子冲来，不少人哭了。乡亲们自发地为他们的老乡亲、共和国的老主席刘少奇隆重地举行悼念仪式，地点就在炭子冲的坪场里。黄端生站在远远的地方，他不敢面对刘少奇的画像。他同时还担心叫他搬出炭子冲，取消他的“五保户”资格。也就在这个时候，县文化文物干部老喻，去北京收集有关刘少奇的照片和文物，专程去看望了王光美。王光美瘦了，头发也白了，但她还记得炭子冲的人和事。她请老喻给县、乡的同志捎信，不要歧视黄端生。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有他个人的原因，更是时代的悲剧。至于房子，刘少奇曾答应他住１０年２０年，如果叫他搬出，一定要先给他安排住房后再搬！老喻从北京回来，将王光美的话原原本本告诉告诉了黄端生。黄端生无言以对，痛苦地捶着自己的胸脯，骂自己是混蛋……
       在那风声鹤唳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冒着挨斗抄家的危险，机智地保存了当年的一块匾额，上面有“刘少奇同志旧居”几个烫金大字。在喜庆的鞭炮声中，匾额又重新嵌在炭子冲的门楣上，熠熠地闪着金光。人们回忆起往昔的生活场景，都说：“好心必有好报。少奇惦记着乡亲们没有房住，把自家的房子让了出来，帮了忙，应了急。要是还办纪念馆，炭子冲就彻底毁了。少奇心里有群众，群众自然知恩图报！”村里一位老先生连声感叹，说：“古语云：与民同乐者，人必忧其忧。与民同安者，人必拯其危。少奇当然是懂得这个道理的！”
       责任编辑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