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子春（１９０６——１９９５），又名国华、少垣，其关于鲁迅的论著均署名一丁，浙江余姚人。他们楼氏一族三房堂兄弟５人，都是在故乡县城里读的同一所小学，只有长楼子春十来岁的一位哥哥上过中学。楼子春和从兄楼适夷及胞弟楼炜春，小学毕业后都先后去上海当学徒。他们都是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走向人生之旅的，都倾向进步。楼适夷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共，楼子春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共。适夷是知名的左翼作家，与鲁迅交往密切，子春和炜春在文化界也有一定知名度，也与鲁迅有些直接或间接交往，鲁迅书信中有７封信就是写给炜春的。后来子春信仰了托洛茨基主义，与他哥哥适夷成了不同政见者。炜春一介商人，哪一边都不是。但他们三兄弟间感情甚笃，从幼至老比亲兄弟还亲。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前，子春去了香港。炜春任职的上海袜厂老板也卷款去了香港，把搬不动的厂房交给炜春，他成了代厂长。如适夷生前说：解放后三兄弟中一个跑了（指子春），一个成了臭资本家（指炜春），一个阔了（指他自己，每次由京去沪都住上海大厦）。适夷还写道：“我这个共产党员立场不稳，认为政治可以划清界限，血缘是实事求是的东西，不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认为香港、上海、北京的还是三兄弟……”子春到香港后成为托洛茨基主义文献的出版人，后来研究鲁迅，锲而不舍近４０年，也成一家之言，只是大陆知道其研究成果的人甚少。
用鲁迅自己的话解释鲁迅
说起楼子春加入托派，鲁迅还是知道的。１９２８年冬，还在思考大革命失败原因的楼子春，见到了几位刚从苏联回国的托派人物，听过他们几次谈话，简直是闻所未闻。他就天真地召集了几个接近的朋友，请托派人物讲斯大林路线的错误。冯雪峰也参加了一两次，只是未曾发言。楼子春却深入进去，并在党的支部会上表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当即被视为异端。
当时上海左翼文化界中，许多人都知道作家楼适夷有一个托派弟弟，后来楼子春果然成了知名的托派。几十年后当他以一丁之名撰写鲁迅时说：“我是公开的托派，但不是用托派观点去写鲁迅的书。……我实事求是地探求鲁迅的所言所行，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解释鲁迅，避免用自己的话去曲解鲁迅。”且不说他是否真能做到这一点，这却不失为研究鲁迅的一个方法。
鲁迅是中国近代文学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人……
鲁迅，这个最具独立思想，骨头最硬的文人……
关于女师大斗争的文章，……其文词的犀利绵密，战意的所向无前，是近代史上所仅见的，……这是他全人格的代表作。
鲁迅杂文的最大特点，是他对革命的深入了解，简直无人能及。
鲁迅的尖锐的眼光和尖锐的笔，足以洞彻此后的６０年以及未来的。
鲁迅的文章还是新鲜的历史见证，他的感想，也是永远的历史真理！
一丁对鲁迅评价这样崇高，他认为鲁迅一生都在反抗压迫，他当然向往革命，赞美革命。对人的评价鲁迅也着重在革命业绩方面。同为章太炎弟子的周氏兄弟，周作人说：“我以为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国的贡献，还是以文字音韵学的成绩为最大。”鲁迅在《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写道：“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的还要大。”认识到革命的意义并不等于就能亲身去实行革命。鲁迅从留学日本以来，见过许多请愿、抗议和风波，也见过许多革命团体的成立，回国后经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国共纷争、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等等。１９２６年他在北京就见过许多青年的鲜血，写下“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１９２７年他在广州见过更多的鲜血。或者正因为鲁迅见过各种各样的革命，他才更谨慎，对激烈的革命行动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使他愤怒，终于站了出来：“修我兵甲，与汝偕行。”鲁迅亲近光复会和共和党（共和党是他唯一参加过的党），远离同盟会和后来的国民党，与激进的革命行动也有着某种疏离。后来他亲近中共，按着中共的意图发起成立自由大同盟和左翼作家联盟时，也仍然如此。鲁迅１９２７年９月３日致李小峰的信，被中外研究者反复引用，还是看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吧。
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
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日本学者增田涉在《鲁迅传》（此文初稿１９３１年８月写于上海，曾经鲁迅过目）中有这样一段他与鲁迅的对话。
“听说您的脑袋要值三万元呀！？”后来我这么问鲁迅。
“这是假的。一个文学家，他们哪会出这么多的钱。只有带军队的人的脑袋，才会卖这么高价的。要搞我的话，不过一两千元吧！……”
“让他们杀掉，可不值得呀！”我这么说着，庆幸鲁迅没有被他们杀掉。
“对呀！我尽管攻击军阀和政府，但也要注意自己的生命啊！如果不注意，我早就被他们杀掉了。所以那些攻击我的、犯幼稚病的批评家们说，鲁迅不是真正的革命家。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真正的革命家，那就应当早已被杀了。而我现在还活着，还在发牢骚，说怪话。据说这就是并非真正革命家的证据。这也许是实际情况吧。我也承认他们的道理。我们自从发起反清革命运动以来，我的朋友大多被杀掉了，活下来的几乎一个也没有。拿我来说，自从遭到段祺瑞的通缉令，就不得不多次到处逃避，是从很危险的情况下逃脱出来的。……”
一丁认为鲁迅是有革命要求、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动的文学家，“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他并没有贬低鲁迅，这也是对鲁迅的客观评价。坚持人道主义，“尊个性而张精神”是鲁迅留学日本时就形成的思想根基，认为不能把个人主义理解为害人利己。关心每一个个人的人道主义，永远值得赞美。
鲁迅与中国共产党
一丁８０岁时回答香港《开放》杂志记者问时曾说：“我个人的余剩精力，倾注在鲁迅研究中，北京的朋友，还许为‘一家之言’。”这话说得很实在。他晚年写了几篇长文，分几期在杂志上连载，都是以充分的史料为根据，用鲁迅自己的话解释鲁迅，其中一文的文题就是《鲁迅与中国共产党》。
酝酿筹备成立中共，鲁迅不一定知道。中共在上海正式成立，鲁迅也不一定知道。中共终于浮出水面，几次发表对时局的宣言，鲁迅当然就知道了。组成中共的一些人物，鲁迅也多不认识不熟悉，但其中两个核心人物即“南陈北李”（陈独秀和李大钊），他却是认识和熟悉的。五四时代鲁迅佩服陈独秀，对李大钊的印象非常好，认为李绝对不搞小圈子，也很赞赏“南陈北李”的道德文章，他不会对以这两个人为核心的中共反感。
鲁迅开始亲近中共时，不幸得很，一些共产党人竟对鲁迅进行“围剿”。一丁写道：“鲁迅抱着痛楚的心情，从广州回到上海后，刚刚定居下来，便泼头泼脑遭逢革命文学家的围剿。这一批天兵天将从何而来的呢？”他们都给鲁迅加了一些什么头衔呢？诸如破坏联合阵线的托派、要投降南京、右倾机会主义、“戴白手套的革命家”、五四时代的林琴南、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保皇派的康有为、研究系的梁启超、小资产阶级、有闲阶级、布尔乔亚、调和派等等。中共江苏省委李富春最先指责了他们对鲁迅的“围剿”，后来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也要求他们团结鲁迅，但隔阂并未完全消除。一丁写道：“完全仗着这两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指冯雪峰和柔石——引者）的居间努力，鲁迅才释了前嫌，于１９３０年３月２日加入‘左翼作家联盟’的行列。”１９３５年远在莫斯科的王明提出解散左联，鲁迅是不同意的，他虽然没有为此写过文章，但他的态度是斩钉截铁的，也坚决不参加左联解散后的文艺家协会。
鲁迅与上海地下党某一方面的负责人的真实关系，就是这样疙疙瘩瘩。冯雪峰１９７３年接受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外调时又说：“党有重大事情要同鲁迅商量，都多数通过我。党领导鲁迅，从大的方面可以这样说，但谁也不能说‘左联’党团领导鲁迅。”党不是给鲁迅下指示而是同鲁迅商量。冯雪峰也曾任左联书记和文委书记，他否认他能领导鲁迅，其他有些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想见鲁迅一面鲁迅都不见，当然也无从领导。虽然冯雪峰曾把党对鲁迅的某些希望转达给鲁迅，也把瓦窑堡会议精神透露给鲁迅，似乎也不能说党在思想上领导鲁迅。
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在１９３０年曾约见鲁迅，参加这次会见的冯雪峰回忆说：“李立三约鲁迅谈话的目的，据我了解，是希望鲁迅公开发表一篇宣言，表示拥护当时立三路线的各项政治主张。……鲁迅没有同意……”冯雪峰是现场见证人，当然应以冯说为是。１９３２年陈赓在上海医治腿伤其间，也曾见过鲁迅，是楼适夷陪同陈赓去的鲁迅家，许广平备菜置酒款待陈赓。陈赓喜读鲁迅作品，对之景仰，他那天对鲁迅讲了许多红军的故事，还画了一张行军路线图，自然也不会对鲁迅指示什么的。鲁迅与３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柔石、冯雪峰、胡风交往密切，他们也都是鲁迅的朋友。照一丁的分析，他们３人并不是与鲁迅对等的朋友，与鲁迅对等的唯一共产党员朋友是瞿秋白。杨之华又说：“鲁迅是怎样对待一个政治蒙难者，而秋白又是怎样团结一个非党同志，还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鲜明。”这话说得符合实际。瞿秋白是被解除在中央的领导后，才与鲁迅有了十分亲密的关系。鲁迅知道他是党员，也知道他在党内已无地位，但他们二人相知甚深，堪称文坛一段佳话，鲁迅才书赠瞿秋白那幅有名的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一丁写道：“（瞿秋白）蛰居上海的三年中，他写和译了不少文字，译的文章后来由鲁迅印了两大册《海上述林》，写的文章由谢澹如（他是非党人士，但他是冯雪峰的朋友，也是楼氏兄弟的朋友，原本与瞿秋白素不相识，瞿秋白被解职后在其家住了两年多——引者）印了《乱弹及其他》。”
鲁迅确实认真读过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文艺论著，他自己就翻译了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论。但也像他自己所说：“即如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学，《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碰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的事实。”可知是国民党的黑暗腐败及其祸国殃民，使鲁迅亲近中共。
鲁迅拥护苏联，１９３２年写下那篇著名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一丁认为，以鲁迅的敏感，他还有友人萧三、曹靖华在苏联，鲁迅对苏联的实际情形不会一无所知，他对苏联的拥护不可能是无保留的。１９３６年二三月间，苏联曾邀请鲁迅去苏联治病疗养。胡愈之衔香港中共组织之命到上海与鲁迅商谈此事。胡愈之生前有文字回忆此事，鲁迅当时的回答是：我不去，我在这儿还要斗争，还有任务。这可能是鲁迅不去苏联的主要原因，但并非全部原因。楼适夷晚年在致王元化的一封信中写道：“关于鲁迅谈纪德的话，我并不是直接听到的。那是在抗战胜利以后，有一次与雪峰闲谈中，鲁迅几次未应苏联邀请，如果早到那里去，医药条件好些，也许还可以多活几年。雪峰谈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之后，谈到鲁迅读了纪德的《从苏联归来》是有看法的，说过也许我接触到那种情况，也会说纪德那那样的话。（靳按：日本学者长堀佑造先生读过拙文后来信说：按照我的调查，纪德的《从苏联归来》鲁迅逝世后才出版，鲁迅不可能看到，但可能通过党的途径知道纪德对苏联的看法。）这件事，后来我只和少垣（我的一个托派兄弟）偶然谈过。他可是记着，在近年通讯中提起。现在我推测，这一定也是先生不想去苏的原因之一。瞿（即瞿秋白）在六届四中全会被王明排斥，当时也决定他去苏的，但他宁在上海冒险闲居，拒绝去苏。当时在斯统下的情况，瞿也可能会同鲁迅谈起过的。先生也不能不有所考虑。——不过，这仅仅是我的推测。现在已找不到一个人、一个字也可证实先生的这种想法。我只成为一个间接的孤证，形诸公开的文字恐怕是不合适的。”（《新文学史料》２００２年第３期《楼适夷专辑》）现在楼适夷所言已不是孤证。胡愈之的回忆文字中还有这样的内容：“鲁迅还问他当时苏联国内状况，特别对苏联在基洛夫事件后出现的全国大屠杀、冤狱遍地的状况不满。”只是胡愈之回忆文字中这个很重要的内容，当年发表时被删掉了。
岂好辩哉
大陆５０多年的鲁迅研究，有一种倾向就是把鲁迅框在一个权威的意识形态模式里。流风所及无论是文学史、专题论著、传记或回忆录，就有些把鲁迅抽象化偶像化了。一丁正是有感于此，从１９５８年研究鲁迅以来，一直把鲁迅放在时代大环境中加以考察，他写鲁迅是出于对鲁迅的敬仰而不是要诬蔑鲁迅。
鲁迅与托洛茨基在文艺思想方面的关系，就是许多研究者避而不谈的。更有甚者，５０年代出版《
鲁迅全集》时还有这样的删削：一、《南腔北调集》中《〈竖琴〉前记》删去了正面出现托洛茨基名字的文句。二、鲁迅译文集第１０卷《译丛补》，删去了鲁迅译的《亚历山大·勃洛克》整篇文章，这是托洛茨基著《文学与革命》的第三章。三、鲁迅１９３５年译的《表》，说教养院挂着来宁（即列宁——引者）、托洛茨基的像，也只剩下“壁上挂着列宁像”。
鲁迅著作中多次出现托洛茨基的名字，或引用托氏的话，或赞赏其学识和观点。唯独１９３６年以鲁迅名义发表的两篇文章即《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对托洛茨基本人和中国托派大加谴责和嘲讽。后来一丁通过对鲁迅长时间的深入研究，对署名鲁迅的这两篇文章的疑团越来越多。第一，这两篇文章的观点与鲁迅一向论人论史的严谨精神不符；第二，鲁迅一向没有这两篇文章中的成王败寇的庸俗观点；第三，鲁迅一向讨厌用卢布说攻击人，他不会用此说攻击托派；第四，这两篇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与鲁迅此前此后文章中的观点不仅不相符甚至相反（鲁迅认为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反革命”、“托派”以至“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第五，当事人冯雪峰对此事的解释前后矛盾，先说“请他（指鲁迅——引者）说个大意，由我笔录”，后来又说不是鲁迅说个大意，鲁迅说：“你去处理吧！”等等。署名鲁迅的这两篇文章发表不久，徐懋庸又在致鲁迅信中，写了不少教训鲁迅和攻击鲁迅朋友巴金、胡风、黄源的话，鲁迅认为“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于是就有了那篇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当时鲁迅病体已有所恢复，决定自己来回答徐懋庸，曾对冯雪峰说：“你已经替我枪替过两次了，这次我可以自己动手。”（枪替是指科举时代请人冒名顶替混进考场替考生应试）鲁迅这话实际上说，那两篇文章是你冯雪峰做的，不是我自己做的，这回我要自己做了（鲁迅病未痊愈，答徐懋庸的信是冯雪峰先起草，但鲁迅自己作了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其日记中有“夜治答徐懋庸文讫”，鲁迅补充改过的文稿还在）。鉴于以上种种，一丁已经判定和猜到那两篇文章是“冯雪峰唱的独角戏”，不能代表鲁迅的真实思想。在披露此事真相的胡风遗文《鲁迅先生》发表以前，能做出如此判断者，在众多的中外鲁迅研究者中可能只有一丁一人。
偏颇与不足
一丁的鲁迅研究也有偏颇。一丁对鲁迅作于１９０７年的４篇文章（即收在《坟》中的前４篇）评价很低，认为“相当幼稚”。这４篇文章发表在中国留学生办的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河南》上，都是用文言写的，又由于受章太炎影响，好用古字，好用生僻文句，不大好读。其中的两篇文章《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尤应引起注意。《文化偏至论》中思索的归趋“非物质重个人”，还是值得好好想一想。鲁迅并不排斥物质文明，他认为１９世纪以来西方物质文明之盛，使“世界之情状顿更，人民之事业益利”，他所忧心的是“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鲁迅的“非物质”并非主张意识灌输和空泛的道德说教，而在“个性之尊，当所张大”。“意盖谓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自由者也。”鲁迅认为中国学欧美，如果仅看到人家财富丰盈食品充足，仅看到人家修铁路开矿山，仅看到人家科技发达机器先进，仅学这些，那是只见其末未见其本。他认为“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早在将近１００年前，鲁迅就批驳了西方是物质文明、东方是精神文明一类的说词。
《摩罗诗力说》是一篇很长的文章，从字面上看，这不过是介绍撒旦的诗篇、魔鬼的嚎叫，实则蕴意甚深。２０年后鲁迅把这些文章收集在《坟》一书中即将出版时，他在后记中写道：“倘若硬要说出好处来，那么其中所介绍的几个诗人的事，或者还不妨一看。”就是指《摩罗诗力说》，这不仅仅是不悔少作而是相当珍视。鲁迅概括其要旨为：“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为传其言行思维，流别影响，始宗主裴伦（通译拜伦——引者），终以摩迦（匈加利）文士。凡是群人，外状至异，各禀自国之特色，发为光华；而要其大归，则趣于一：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亦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这些深感后人之心的诗人是：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裴多菲。鲁迅纵论这些诗人的生平事迹，才华诗章，敢言敢行，其特点是：“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求之华土，孰比之哉？”感慨不可谓不深痛。在鲁迅看来，中国唯上下求索之屈原可与这些诗人聊可比较（指屈子“茫洋在前，顾忌皆去”之时）。他在篇末疾呼：“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劳劳独躯壳之事是图，而精神日就荒落；新潮来袭，遂以不支。众皆曰维新，此即自白其历来罪恶之声也，犹云改悔焉尔。”他认为必有第二次维新，他渴望有先觉之声来破中国之萧条。
一丁对这些文章评价很低，照笔者看来，是因为一丁认为自己是革命者，而鲁迅则经常是站在革命门外的，还不能给人们指出一条革命之路。鲁迅曾说过自己不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还写道：“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鲁迅心目中的革命，大概不仅仅是几个通电，几份宣言，几次游行（虽然革命也难免要有通电、宣言、游行等等），也不仅仅是几天巷战几个战役（虽然革命也难免要伴随着战争）。革命也不仅仅是政权的更迭，政权的更迭可能是革命，也可能是新瓶旧酒，还可能是反革命，如纳粹政制的确立。从那时到现在，确实有人以为找到了革命的钥匙，可以给人类指出一条金光大道了。可他们究竟找到了没有呢？鲁迅不过上下求索而已，这不是他的幼稚，相反，这正是他的深刻。
一丁对鲁迅一些小说的评价也不高。曾有人认为，阿Ｑ是个农民形象。一丁认为《阿Ｑ正传》是辛亥革命的写照，阿Ｑ形象是鲁迅塑造的国民灵魂，这就高出平庸之说。一丁喜欢战斗性，因此对《狂人日记》评价甚高，这自然也很对。他还写道：“其他如《孔乙己》、《药》、《风波》、《故乡》等小说，都偏于描写落后的农村生活中小人物的愚昧，照见过去，自然可以洞烛未来，但这种写实主义的小说还是带有消极性的……”他的这个评价就笔者而言，感情上就不能接受。这些小说都曾是我们中学时的语文课文，都曾对我们这些青少年的心灵有所震动，留下长久的印象。诸如孔乙己的“多乎哉，不多也”，九斤老太的“一代不如一代”，我们当年常说着玩。华老栓、华小栓、夏瑜和人血馒头的故事，能不使我们惊异吗？闰土的形象更是久久挥之不去，至于《故乡》结尾的那句话“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大概今生也不会忘记的。这是就笔者感情言，就文学史言，鲁迅的小说创作正是文学革命最主要的实绩，当时无有出其右者。革命不是仅靠战斗性，不是仅靠打打杀杀，对社会现状有深刻的认识，才能更好地革命。一丁到晚年已认识到，鲁迅对革命的认识，比许多革命家还深刻。
毋庸讳言，一丁的鲁迅研究，凡涉及中国革命进程，也常常流露出他的托派观点。
责任编辑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