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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绍棠是我国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他的文学创作，起步很早，１３岁时便开始在报刊发表作品。１９５２年高中一年级时，发表的小说《青枝绿叶》引起广泛关注，不仅被臧克家主编的《新华月报》文艺版转载，还得到著名作家、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先生的赏识，编入１９５３年高中二年级语文教科书。这之后，刘绍棠成了团中央的重点培养对象。由此，便与当时主持团中央工作的胡耀邦有了密切联系?熏胡耀邦甚至亲自为刘绍棠设计了长期创作发展规划。在刘绍棠的人生多个重要关头，都得到了胡耀邦的指导和帮助。
       胡耀邦为刘绍棠设计五年计划
       １９５１年，刚满１５岁的刘绍棠写出了他初露头角的小说《红花》。稿件寄到《中国青年报》后，受到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后来写出著名长篇小说《创业史》的柳青的特别赞赏。经与陈绪宗总编商定，这篇小说被特别安排在１９５２年元旦刊出，还破格以整版篇幅一次刊发，并加以编者按语大力推荐：“这篇稿子的作者，是一个十六岁的青年团员，虽然是一篇习作，但写得相当动人。希望作者继续努力，写出更好的作品来。”这篇小说的发表，使刘绍棠引起了文艺界和广大读者注意，并获得团中央的着重培养。
       《中国青年报》是团中央的机关报，刘绍棠的作品多交该报发表。《中国青年报》特别聘请了作家康濯对刘绍棠予以指点，如刘绍棠早期代表作《青枝绿叶》，就是由康濯对初稿进行指导完成的。此外，团中央还请沙汀、周立波、严文井等前辈作家为刘绍棠看稿，还举行讲习会，让刘绍棠与更多作家及青年作者见面，使他在创作初期便走上一条良好而健康的发展道路。
       １９５２年，刘绍棠由团中央安排到河北深县（今深州市）农村深入生活。８月到９月中旬，刘绍棠先后在段家佐村和贾各庄村住了一个月。贾各庄的房东贾大伯，爱惜一头大青骡子，天下雨时，他把衣裳脱下罩在骡子身上。这情景使刘绍棠印象深刻，回学校后，便以此素材一口气写出了他的另一短篇小说代表作《大青骡子》。
       后来，《红花》、《青枝绿叶》、《大青骡子》、《摆渡》这几篇在团中央直接关心下产生的作品，编成了刘绍棠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１９５３年６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当时刘绍棠才１７岁。同年，刘绍棠还入了党，真可谓少年得意。
       在刘绍棠创作这几篇小说的时期，胡耀邦曾多次与刘绍棠谈话，内容包括创作、做人和为文……．刘绍棠也视胡耀邦为可尊敬、可信赖的师长。在拿到《青枝绿叶》样书后，除将第一本交给自己所在党支部作为献礼外，第二本样书便呈赠给胡耀邦。胡耀邦很喜欢这本小说，从头到尾看过一遍，并对其中《摆渡》一篇颇为欣赏，还十分内行地指出其不足：“为了体现党的领导，便写了个党支部书记讲一些大道理，是公式化概念化的败笔。”
       刘绍棠入党后，胡耀邦把他找来，交谈了许久，并为他的创作发展设计了一个“五年计划”，即：第一年到团区委工作，地点在东北地区；第二、三年到团县委工作（因为这一步较重要，故多须一年），地点一是西北地区，一是西南地区；第四、五年到团省委工作，一年在中南地区，一年在华东地区。经过这一整个阶段后，再返回团中央从事专业创作。因刘绍棠是京郊人，对华北一带生活熟悉，这个计划便没有安排华北地区。
       胡耀邦的这个“五年计划”，对一个作家可以说是十分必要的。有意思的是，这个“五年计划”里，没有给上大学留下时间。据刘绍棠后来回忆：“他（胡耀邦）不赞成我上大学……”上大学对于一个已有相当根基，又正处在创作旺盛期的作家，并非十分合适。这一点从后来刘绍棠考入北京大学，不久又主动从北大退学的经历来看，的确是值得人们体味的。
       求助胡耀邦，退学北大
       刘绍棠在创作道路上能够有突出成绩，和他能够舍弃一些在别人看来应当珍视的机会有关。而他的这些舍弃，许多都得到胡耀邦的直接援手。
       刘绍棠在高中阶段，有过一次极难得的留学苏联的机会。５０年代初期，国家为了加快发展，快出人才，向苏联派出了许多留学生。当时全国大学生还很少，因而也放宽到高中生中的优秀分子。
       刘绍棠当时已经入了党，这自然是“政治可靠”的；此外，又出版了一部小说集，更是“优秀”，他当时所在的北京通州潞河中学，便直接推荐其留学。
       但是，国家当时培养的人才主要是自然应用科学方面的，刘绍棠得到的名额，是到苏联列宁格勒学习化工专业。这叫他大大恼火起来。刘绍棠当时的学习成绩整体虽然很好，可由于倾心创作，自然较为偏于文科。初中、高中开设的化学课，他的成绩并不理想，初中时他还能得到“良”，到了高中却只能得个“中”。况且此时他文学创作势头正盛，倘一下子去苏联专门学化工，那大约会学习、创作两头不讨好。于是刘绍棠主动放弃了。学校和有关部门不同意，刘绍棠急得没办法，他想起为他设计“五年计划”的胡耀邦，赶紧写了一封信，委托一位同班好友带去交给胡耀邦，请其帮助。不久，胡耀邦通过团中央向通州学校及有关部门去函，明确表示准备将刘绍棠培养为专业作家，这才免了刘绍棠的“留学”之“怕”。
       胡耀邦为刘绍棠设计的“五年计划”，后来并没有实施下去。就在刘绍棠高中毕业的１９５４年，国家为了加快发展，最大限度地招收大学生。当年高中毕业生只有５万多，国家的招生计划却是１１万。为完成任务，党中央下达文件，所有应届高中毕业生必须全部报考大学，任何方面不能截留。虽然胡耀邦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可党中央的决定不能违背，刘绍棠只能暂时放弃“五年计划”，先行报考大学。
       １９５４年刘绍棠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学同学时谈的未婚妻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这时的刘绍棠已经颇有文名，人却很年青，大约是怕他把持不住自己，胡耀邦便找刘绍棠谈话，让他赶紧结婚。从这里可以看出胡耀邦对刘绍棠关心的无微不至。
       进入北大之后，刘绍棠按部就班地学习包括“古代汉语”、“中国文学史”、“文艺学”等课程。教授这些课的虽然都是这方面的权威学者，如楚辞研究专家游国恩、语言学家魏建功、文艺理论家杨晦等，可是刘绍棠并不能忘情创作。北京大学图书馆环境很好，刘绍棠常常到此来大写其小说，图书馆成了他的创作室。后来被认为是刘绍棠中篇小说代表作之一的《运河的桨声》，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这样的一心两用，毕竟让刘绍棠不十分舒心尽意，加之中文系所开课程，多是对旧有知识的梳理，对文艺理论的探究，这些，对一个实践创作者而言，有时并不能获取直接的助益，并且还须为此付出大量时间。刘绍棠渐渐不喜欢一些课程，可又难于摆脱。于是，他想到了退学。
       退学，在当年谈何容易?选刘绍棠深知此事有很大困难，便索性直接向胡耀邦请求，希望能将他调出来，先到团中央过渡一下，以后再按原先制定的“五年计划”逐步进行。
       刘绍棠的退学请求，在北京大学引起很大反响。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坚决不同意他退学，两次把刘绍棠叫到家里劝说并批评，还发了脾气。这事后来闹到高教部，当时的高教部长是马叙伦，副部长是周建人和刘子载。他们刚开始也都不同意，最后由于胡耀邦予以协调，花了很大力气，才得到刘子载副部长的签字，允许刘绍堂离开北京大学，转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后改名讲习所）学习３年。高教部工作做通后，北京大学对刘绍棠非常破例：在教务处开出的退学证明书上，写上了保留他回北京大学复学的权利的字样，据说这是没有先例的。
       “你哪里是什么右派，就是骄傲”
       从北京大学退学后，刘绍棠只在文学讲习所待了很短时间，主持讲习所的丁玲等人，被定为“反党集团”，“讲习所”便停止了正规化办学方针。１９５５年１０月，中国农村掀起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高潮，团中央组织干部奔赴全国各省帮助工作。团中央的工作总团，由胡耀邦任团长，他安排刘绍棠担任中南分团湖南工作组组长。
       在湖南工作时，刘绍棠仍抽空写小说，中篇小说《夏天》的几个章节就是在这里写出的。另一部最后未能出版，但令刘绍棠念念不忘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也是根据当时参加农业合作化过程的素材完成的。由此也可以看出胡耀邦对刘绍棠创作的帮助及其实际效果。
       １９５６年３月，经康濯和秦兆阳两位作家介绍，刘绍棠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会员。由于仰慕苏联著名作家萧洛霍夫，刘绍棠便准备走萧洛霍夫专写自己家乡顿河地区的道路，希望以自己的作品描绘出家乡京东北运河农村２０世纪的的多彩画卷。为此，他坚决要求从事专业创作。经胡耀邦及团中央批准，他从１９５６年４月起专事创作，不拿工资，全靠稿酬生活。
       刘绍棠坚决要求从事专业创作，并不是没有认真考虑的。当时的稿酬是较高的，刘绍棠的几本书又颇为畅销，因而已有了相对可观的收入。当时他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也已准备出版，稿酬算下来可以有３．５万元。这笔钱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按刘绍棠的打算，拿出这笔钱中的５０００元，在自己出生之地小村，盖一座四合院，过萧洛霍夫式的田园生活；再用１０年时间，写出多卷本的长篇小说。在这１０年里，即使不发表和出版作品，仅靠这笔钱的利息，也可以衣食无虞。
       但是事情总不是料想的那样顺当。刘绍棠从事专业创作后，回乡挂了一个乡党委副书记职，以便体验生活。１９５６年春天，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年轻气盛的刘绍棠带头发言，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发表了一通意见，被人告到了团中央。有人提出要处分刘绍棠，可胡耀邦不同意。胡把刘找去谈话，在肯定了刘绍棠一些观点还不错的同时，又批评他不应当在大会上折腾；还说这是延安时期“轻骑队”的作风；同时批评刘不该口出狂言，攻击文艺界领导……
       刘绍棠当时刚刚２０岁，年轻气盛。他认为胡耀邦听到的一些情况与事实有出入，便当面争执起来，胡耀邦也发起火了，谈话最后不欢而散。在临走时，胡耀邦严厉地说：“今后你少参加那些活动，一年要读１０００万字的书，向我汇报。”
       １９５７年春天，毛泽东提出“大鸣大放”的口号，文艺界十分活跃。由于刘绍棠爱“放炮”，许多座谈会都请他参加。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１５周年时，刘绍棠发表文章，提出毛泽东文艺思想应当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对于已经过时的“策略性理论”（即某些具体做法），不应守旧地、片面地、机械地执行。
       刘绍棠的言论遭到郭沫若、茅盾、周扬等文艺界领导严厉批判。周扬在他那篇著名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发言中，用了很多篇幅，批判刘绍棠的思想和观点（在后来正式出版的整理稿中，对刘绍棠的批评有所弱化，但对丁玲、冯雪峰依然十分严厉）；毛泽东在他的文章中，也先后多次提到刘绍棠。反右斗争开始，年仅２１岁的刘绍棠，便成了“代表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反党典型”，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
       这次的反右运动，涉及知识分子之多实属罕见，许多人的命运被彻底改变。刘绍棠被判为“右派”之后，最令人惋惜的，是他正旺盛的创作势头被阻扼，一部已经写成的５０万字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也因之灰飞烟灭。这的确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就在这样的非常时候，胡耀邦又找刘绍棠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
       在反右运动开始时，胡耀邦正在国外访问，秋季他从国外回到乌鲁木齐，立即打电话询问团中央的反右情况，当得知有许多同志被打成右派时，心情十分沉重。回到机关后，他马上找重点右派人物个别谈话，刘绍棠就是其中一个。
       刘绍棠后来回忆，到了机关一个小会客室后，胡耀邦立即从沙发上站起来，和他紧紧握手，眼里闪动着慈爱而又戏谑的神情，接着突如其来地问道：“刘绍棠，有没有自杀呀？”
       刘绍棠一愣，很快并断然一摇头：“没有！”
       胡耀邦追问：“有没有想过自杀呀！”
       “没有！”刘绍棠仍然摇头。
       到了晚年，刘绍棠才在一部书的题记里这样写道：“当时主持‘反右’斗争的一位领导人，在一次讲话中说要将‘右派分子’杀一批、关一大批。我自知难逃监狱、刑场这一关，曾经准备自杀，不愿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１９５８年３月受到处理，胡耀邦问我可曾有过自杀的念头，我没有说实话。这是因为，已经传达和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对于‘右派分子’一个不杀，基本不抓。那个时候，共产党员不管是何原因，自杀就是叛党。我虽已被开除党籍，但在胡耀邦面前仍然自以为是共产党员，也就以曾有自杀的念头为羞耻。”
       胡耀邦听到刘绍棠的表白之后，打了个手势，叫他坐到自己身边，把茶几上的香烟推给他，顺口问：“为什么连自杀都没想过呢？”
       刘绍棠不假思索地回答：“５年后，我在哪儿摔倒，还要在哪儿站起来。”
       为什么是个“５年”呢？这是茅盾在批判刘绍棠时讲的，刘绍棠信以为真。
       突然，胡耀邦提高了嗓门，几乎有些口吃地喊道：“好……好样的！２０年后，还……还是一条好汉！”这里虽然用了一句民间俗语，但了解党内斗争残酷性的胡耀邦，是深知这场运动的严峻程度的。
       刘绍棠一听“２０年”，心中不由沉了下来。
       接下来，胡耀邦脸沉下来：“刘绍棠，你知道你为什么犯错误吗？”
       刘绍棠低下头，把毛泽东、陆定一、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人批判他的一些话，拉出来作为回答：“我……一本书主义……堕入个人主义的万恶之渊……大反社会主义……”
        胡耀邦没耐烦听刘绍棠给自己列罪状，一挥手打断他的话：“你、你什么都不是，就是骄傲！”
       刘绍棠一听，不禁愕然，“骄傲”？毛泽东等人认为是大反社会主义这样严重的政治问题，在胡耀邦这里成了个人性格的毛病，他直着眼睛张大了嘴。
       胡耀邦点了一支烟，态度平和了一些说：“你连我也看不起……不爱听我的刺耳的话，喜欢听那些吹捧你的人的话。”
       胡耀邦说的“连我也看不起”，是指刘绍棠１９５６年在全国青年创作会议闹的事。胡耀邦当时批评他，他不服气并出言顶撞，搞得不欢而散。
       但在口头上，刘绍棠并不承认：“我没有……没有！”
       胡耀邦神情很难过，长叹了一口气说：“去年春天大鸣大放，你如果跟我谈一谈，不会犯这个错误的。可是，你不请不来，请也不来。我的话不像某些人那么悦耳动听啊！”
       长久以来，胡耀邦一直关心刘绍棠的成长。１９５２年冬季，１６岁的刘绍棠创作才华刚刚初露，胡耀邦就亲自找他谈话，并在第一次见面时就约定，要刘绍棠每年找他谈两三次话。可刘绍棠忙着创作，对谈话之类没多大兴趣，所以一次也没主动找过胡耀邦，每次都是胡耀邦约他才去。这就是胡耀邦所说的“不请不来”。
       “请也不来”，是指１９５６年冬季的一个座谈会上，谈到一位老作家的一部作品时，刘绍棠与文艺界的领导发生争执。这事间接与胡耀邦还有点关系：一次胡约刘绍棠谈话，中间恰好谈到这部作品，胡耀邦坦言这部作品水平不高。座谈会后，胡耀邦找刘绍棠谈话。刘绍棠知道要挨“克”，便找借口，就是不去。所以胡耀邦说他“请也不来”。
       胡耀邦对刘绍棠的宽容和亲近，表现了他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和理解。但在“反右”运动之前，文艺界就有流言，认为胡耀邦对刘绍棠宠纵溺爱，使其无法无天，有位老作家还说刘绍棠是“团少爷”。这些话，也传到胡耀邦的耳朵里。刘绍棠对人情世故理解不深，同时怕胡耀邦的批评，所以，更加地“不请不来，请也不来”起来。
       胡耀邦与刘绍棠谈话因大大超过了约定时间，工作人员几次开门示意，胡耀邦只得结束这次谈话。临别时，胡耀邦爽朗地说：“刘绍棠，你还有什么委屈，什么要求，给你３分钟时间，赶快说吧！”
       “我只希望……不要把我开除出党，能不能．．．．．．改为留党察看两年？”已被开除党籍的刘绍棠泣不成声。
       胡耀邦站了起来，严正地说：“毛主席说了，对于党内右派是挥泪斩马谡，不能含糊。我把毛主席送给党内右派的几句话转送给你：‘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你知道这几句话的出处吗？”
       刘绍棠回答：“屈原的《离骚》。”
       “会讲吗？”胡耀邦追问。
       刘绍棠没有吭声。
       胡耀邦解释说：“为什么过去的香花，现在变成了臭蒿子，哪里有别的原因呵，不好好进行思想改造的缘故哟！我的车赶紧原路而回吧，趁着误入歧途还不远。”
       刘绍棠知道了胡耀邦的意思，赶紧点头。走到会客室门口，胡耀邦紧紧握了一下刘绍棠的手，另一只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干，２０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最后这句话，刘绍棠记了２０年。１９７８年，胡耀邦主管全国的平反工作。刘绍棠给他写信，他回信叫刘绍棠去谈话，一见面便说：你哪里是什么右派，就是骄傲。刘绍棠说起２０年前的这句话，胡耀邦仰起头想了想，说：“我这个人爱说话，到处说话，说过就忘了。我跟你谈过什么，早不记得了。不过，这句话肯定是我说的，只是我这个人那时才说这样的话。”
       友谊及情感延续
       刘绍棠被开除党籍后，回家乡劳动。在乡亲们的爱护下，有了更多更丰富的人生体验。１９６２年春天，他被正式宣布摘掉“右派”帽子，不久又发表了他在６０年代唯一的短篇小说《县报记者》。胡耀邦知道后，把他找到自己家里谈话，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刘绍棠说想到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写作。胡耀邦马上拿起电话，打给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请其予以帮助。当时的北京师范学院负责人曾是北京团市委书记，刘绍棠便说定了到该学院教书。
       可事不凑巧，刘绍棠的户口迟迟转不到北京，而国家的局势却发生了变化。为了度过困难时期，当时无论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团体……都在裁汰冗员，包括北京师范学院，也被裁多人下放支农。等到刘绍棠户口转到北京，不仅该学院院长调动出任大使，胡耀邦也到陕西省委当书记去了。几种因素凑在一起，刘绍棠的户口本上职业一栏，仍只能填上“无业”。好在他还可以靠稿费生活，并大写其长篇小说《狼烟》。
       刘绍棠住在北京自己买的一所房子里，日子还算安宁。但１９６６年６月以后，全国开始遭遇文革风暴。刘绍棠不敢出门，他的家人告诉说，团中央楼台示众，胡耀邦被挂上大牌子，拧住胳臂，掐住脖子，抓住头发，被肆意凌辱……连一个长期革命、忠诚党的事业的领导，都被如此对待，刘绍棠一个“摘帽右派”，日子还能好过？这时，又是家乡的亲人接纳了他。在家乡，他避开了文革的血雨腥风，在乡亲们的爱护下，还写出了３部长篇小说。用刘绍棠后来的话：“是民意使我得以幸免于难——人民是我的救命恩人，人民是我的重生父母。”
        粉碎“四人帮”之后，刘绍棠在文学创作上恢复最快。在大部分作家才刚刚开始尝试“伤痕文学”，运用文学形式进行对文革批判揭露之时，他便以一篇《蒲柳人家》，用淳厚的乡土风情和鲜活的文字，接通了文学与传统文化的脉络，给读者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１９７８年，胡耀邦主管全国全党的查处冤假错案工作。刘绍棠与胡耀邦久别重逢，相互有许多的话说。胡耀邦回忆到刘绍棠的第一本小说集《青枝绿叶》?熏连其中的几个篇目都还记得。他们接续了２０年前的那次谈话。胡耀邦仍认为刘绍棠的问题不过是骄傲，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解决他的问题。在胡的指示下，共青团中央于１９７９年１月，彻底改正了１９５７年将刘绍棠错划为右派的政治结论。
       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刘绍棠的小说创作进入了爆发期。全国多家报纸杂志，不断出现他的中篇乃至长篇小说，他是要把耽误了２０年的岁月全补回来。由于他的创作实绩，有关部门想调这位“自由”作家去从事文化行政工作，理由是?押年龄适当（当时４８岁），党龄３１年，大学学历，这几条都符合当时“革命化，专业化，年轻化”标准。
       刘绍棠再三向有关部门婉谢。可是在进行民意测验时，他的票数又居于前列，因此组织上打算把他安排到文艺团体担任负责工作。
       创作和工作出现矛盾，刘绍棠又一次想到胡耀邦。他虽然知道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工作很忙，暑夏时又在北戴河办公，但他依然发出信函求助。
       在给胡耀邦的信中，刘绍棠进行了数千字的自我解剖，认为自己容易感情用事，热烈狂放；还不大会搞平衡、协调折中；缺乏组织才干和行政管理能力；还运用文学的夸张手法，说如果当官，必然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甚至误国害己，绝没有好下场。他还在信中向胡耀邦保证，要从１９８４年（４８岁）到１９９６年（６０岁），用１２年的时间，一口气连续写出１２部长篇小说。从政不如从文。胡耀邦应允了刘绍棠的请求。
       自此以后，刘绍棠便以全副精力井喷一般地进行创作。尽管在当年的１１月，他突发重病，险些猝死。但在病后的两年多时间，他在遵照医嘱尽量减少社会活动的情况下，坚持写成了《豆棚瓜架雨如丝》、《这个年月》、《十步香草》、《柳敬亭说书》等４部长篇小说。１９８８年８月，刘绍棠因过于劳累，患中风，导致偏瘫。但他以病残之躯，仍奋力创作，在１９９５年，即距向胡耀邦保证的１９９６年提前一年，完成了１２部长篇小说的创作。
       刘绍棠与胡耀邦之间，真正有着不解之缘。在刘绍棠成长的关键时段，总能获得胡耀邦的支持和援手。从１９５２年，刘绍棠１６岁时与胡耀邦第一次谈话起，一直到胡耀邦的逝世，用胡耀邦夫人李昭对刘绍棠一个子女的话说：“耀邦与绍棠之间的感情是很深的。”胡耀邦是党的高级干部，刘绍棠是一个小他许多的作家，但胡耀邦却一直关怀和爱护这位富有才华的文化人。而刘绍棠，也一直在心中将胡耀邦当成自己“最可敬佩又备感亲切”的“终身之师”。让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最大程度发挥才华，是一个党的工作者重要而必须的工作。胡耀邦与刘绍棠之间的亲密友谊，以及共同努力获得的成绩，正是这种工作最出色的体现。
       责任编辑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