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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庭上阿甲与江青对质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搞的所谓八个“样板戏”，人们至今都还记忆犹新。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位于这八个“样板戏”之首的《红灯记》，江青又是如何地迫害他人、窃取其成果？
       这里必须谈到一个人——阿甲。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３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此案进行了审理。
       在法庭上，审判员问江青：“你是不是讲过林默涵、阿甲是反革命？”
       江青只冷冷地回答说：“不记得。”
       于是法庭两次宣读和播放江青１９７０年７月３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周扬专案组”工作人员时的讲话录音：“要审讯阿甲，要审讯林默涵这个反革命，叫他如实地讲，我要这个材料。阿甲这个反革命呀！他拒绝见我，六二年我给４个正副部长讲话，找了他，他不见我，要审讯他。”
       听完之后，江青承认是她的讲话，但她仍拒不承认曾将阿甲打成反革命。
       法庭通知阿甲出庭作证。
       阿甲出庭，双目怒视被告席上的江青，历数了江青为着窃取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的成果，对他实行的种种非人的迫害。
       阿甲说：“江青为什么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呢？这里有一个《红灯记》的问题。在１９６４年，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的时候，江青欺世盗名，夺取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作为她篡党夺权的政治资本。我和京剧院的全体同志改编和演出的《红灯记》，是八个所谓样板戏中突出的一个，她当然不肯放过。本来嘛，一个改编的《红灯记》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你拿去就算了嘛，为什么还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呢？因为江青既要做‘披荆斩棘’的‘英勇旗手’，她就必须要捏造破坏京剧革命的对象……”
       阿甲最后说：“江青，我了解你，不要看你过去地位很高。但是，你人格很卑鄙，灵魂很肮脏，心很毒，手段很残忍，格调很下流。我要求我们的人民法庭，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严厉地制裁，一丝一毫也不能宽恕！”
       在阿甲事实确切的证词面前，江青无言以对。这位冷酷而傲慢的女人，终于低下了她那“高贵”的头颅。
       历史恢复了它本来的面具，阿甲为《红灯记》所付出的幸勤劳动，最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阿甲与《红灯记》到底有一些什么关系呢？
       多才多艺的阿甲
       阿甲（１９０７—１９９４）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湟里镇一个教书先生的家庭，原名符律衡，曾用名符正。历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文化部振兴京剧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戏曲导演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戏曲表演学会会长、中国戏曲学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及戏曲研究博士生导师、中国京剧院名誉院长等职，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顾问等职。
       少年时的阿甲性情好动，喜欢听戏。他在家乡不远处的大寺院“显亲寺”逗留过。此寺有一名高僧，禅号怀舟。怀舟虽是出家之人，但却学贯中西，早年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对中国的京剧艺术情有独钟，居古寺之中，潜心于中国京剧研究，可谓当时的一个奇人。
       阿甲对怀舟十分崇拜，只要一有时间，就跟着他学习书法、绘画和京戏，逐渐地便迷上了京戏，常常是独自在家中也要唱上几段。没有鼓乐，他便将漆皮枕头抱起来，自己独自用手敲打，边击边唱，令僧人驻足静听。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阿甲同一群热血青年奔赴延安。他原想进入抗大，学习政治或军事，投入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可是，在一次活动中无人会画宣传画，阿甲信手几笔，便算是完成了任务。谁知这一来却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
       当时延安急需各方面的人才，美术人才更是奇缺，就有人劝阿甲从事艺术工作，同样可以为抗日出力。
       于是，阿甲便进了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研究生班，决定以手中的画笔来为革命事业服务。但是他最终没有成为一名画家，却成了一名著名的京剧艺术家。
       当时延安抗日青年纷至沓来，来一批就要开一次欢迎会。在一次欢迎会上，阿甲为当时青年从军抗日的热情所动，情不自禁地上台，用京剧“流水板”演唱歌曲《游击队员之歌》，观众顿觉耳目一新，掌声如潮。人们认为阿甲的京戏比他的画还要好，随后他就被调进了鲁艺实验剧团所属的平剧（京剧）研究班，从此开始了一生的京剧事业。
       文革中，朋友们曾说，阿甲要是当时不出来唱那么一段京剧《游击队员之歌》，恐怕就不会今天被斗得这么惨了。
       当时在延安，江青很快就同阿甲等一批延安的戏剧界人熟悉了。不久，延安演出京剧《松花江》，阿甲与江青同台演出。阿甲演的是老渔翁赵瑞，江青演的是女儿桂英，演出十分成功。当然，阿甲万万没有想到３０年后的江青，却是以另外的一副面孔来对待他。
       １９４２年，阿甲出席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泽东的重要讲话，戏剧观从此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抗战烽火已燃遍全国，京剧作为一种旧的传统艺术，如何为民族的解放服务呢？阿甲深深地思考着这个问题。
       后来，他写了一篇有关京剧改革、服务抗战的长篇建议书。这份建议书由周扬送到中央书记处，受到中央书记处的高度重视，于是决定从延安的青年中选拔一批有艺术才能的人专门学习京剧。
       １９４０年，延安正式成立了“鲁艺平剧研究团”，阿甲任团长。他除了组织演员们深入到部队、学校、机关和农村演出之外，还经常深入到战斗第一线去演出，受到了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
       这一年冬天，阿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延安时期探索戏剧的改革
       １９４２年，鲁艺平剧研究团同贺龙领导的八路军１２０师战斗平剧社合并，成立了延安平剧研究院。毛泽东欣然为此题词：“推陈出新”，阿甲深为所动。
       阿甲不但做导演，还亲自参加演出，有时还自己写剧本。他努力地发掘中国传统京剧中的精华，尝试着将其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用以来反映现实，反映民众所关注的事物，努力探索中国京剧艺术的发展新路。革命现代京剧早在延安时期就已有所发展。先后担任过延安平剧研究院院务委员、研究室主任、副院长兼研究室主任的阿甲，无疑是延安时期中国京剧改革的实践者。
       革命现代京剧并不是江青在文革时期的“独创”，也不是江青自我吹嘘的她自己是什么“现代京剧革命的旗手”，在后来，她将阿甲改编的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窃为己有，并将阿甲打成反革命分子，也是不足为奇的。
       阿甲将传统京剧《宋江》进行了改编，演出后大受延安观众的欢迎。接着他又在《三打祝家庄》现中扮演钟离老人。这出戏注入了新的时代气息，演出后的影响超过了《宋江》。毛泽东看了演出之后，亲自写信祝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阿甲不但对传统剧目进行改编，将流传下来的“老戏”、“死戏”救活，使其变得更接近现代人的生活和审美情趣，同时他还努力发现和探索京剧现代戏的新路子。在中国革命现代京剧的发展道路上，阿甲可谓先行者之一。
       １９３８年７月１日，为庆祝建党１７周年和抗日战争１周年，延安举行了大型的庆祝活动。鲁艺等组织了新编京剧《松花江》的演出。《松花江》系套用《打渔杀家》的形式，加上抗日内容。王震之改编，阿甲扮老渔翁赵瑞（相当于《打渔杀家》中的萧恩），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接着他又编写了反映抗日战争题材的另一部现代京剧《钱守常》，同时参加了现代京剧《松林恨》和《夜袭飞机场》的演出，都获得了好评。演出之时，战士群众都席地而坐，演到精彩之处，台下掌声雷动，战士举枪高呼口号。此情此景，令阿甲终身难忘。他编演的《钱守常》，获得了学院的嘉奖。
       有人曾经这样评价：“阿甲是中国共产党研究京剧的一位头牌创始人。”
       创作《红灯记》前后
       １９４９年４月，北平城早春来临。
       阿甲随华北平剧研究院迁入这座古都。接着，第一次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阿甲当选为首届中国文联委员。１０月，阿甲任文化部艺术处副处长。１９５１年，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梅兰芳任院长，阿甲任副院长兼研究室主任。毛泽东主席为该院题词：“百花齐放”。１９５５年１月，中国京剧院成立，梅兰芳任院长，阿甲任总导演。１９６１年，阿甲任中国京剧院副院长兼艺术研究室主任。
       建国后，阿甲担任了中国京剧界的高职，但他从未因此而停止对于京剧现代戏的探索。他努力发扬延安精神，开拓了中国京剧的新里程。
       他深入生活，了解党史，很快就创作了一部反映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的现代京剧《安源罢工》。他不但自己创作剧目，还在京剧界抓现代京剧剧目。在阿甲的努力下，一批现代京剧被首次搬上了首都的京剧舞台。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批现代京剧剧目。
       １９５８年，中国京剧院根据同名歌剧《白毛女》改编成现代京剧，这使阿甲非常兴奋，因为歌剧《白毛女》当年在延安和解放区演出时，那种群众争相观看的场景，一直都铭记在阿甲的心中，将这样一部优秀歌剧改编成现代京剧，是他多年来的一个愿望。
       为了演好这个现代京剧，阿甲和郑亦秋一同担任导演。演员班子也经过了精心的挑选，由著名京剧演员李少春、袁世海等担任主演。
       阿甲对于现代京剧的要求是严格的，在排练时，他要求李少春充分发挥京剧的传统技法，坚持“推陈出新”，同时又不要为传统所束缚，大胆地放开手脚去体会和把握剧中人物杨白劳忍受地主压迫、屈服于命运、一开始不敢反抗的内心世界，将中国劳动人民千百年来所受到的压迫和剥削表现出来。
       京剧《白毛女》的演出，给看惯了古装戏的观众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加上许多著名演员的精彩表演，一下子轰动了北京城。
       １９６４年，阿甲经过多年的积累之后，进入了现代京剧创作的高峰时期。
       这一年，在全国京剧现代戏的演出中，一部以后为全国人民家喻户晓的现代京剧，便从此同阿甲的名字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
       在此之前，阿甲和翁偶虹成功地改编了现代京剧《红灯记》，接着又由阿甲担任导演，由著名京剧演员李少春、高玉倩、刘长瑜、袁世海担任主演，开始了对这部京剧的排练。阿甲将多年对于现代京剧的探索和研究的心血，全部都用在了这部剧中。他对演出、舞美、唱词进行精心的设计安排，在剧组所有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演出一炮打响，引起轰动。
       全国各大媒体相继对此作了报道，认为“京剧能不能反映现实生活与今天的时代精神，阿甲编导的《红灯记》作了肯定的回答”。京剧界的同行和专家也都认为：“《红灯记》是京剧表现现实生活的里程碑。”这部现代京剧也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和肯定。
       之后，全国掀起了一股《红灯记》热，各地方剧种亦纷纷改编上演。《红灯记》里的许多唱腔很快地流行于大街小巷。
       《红灯记》是中国京剧艺术家们共同努力的结果，这当中阿甲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是他自延安以来，数十年如一日，不断地对中国的京剧艺术进行探索和研究的结果，是他在这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上不倦奋斗的结果。
       江青窃取《红灯记》
       《红灯记》公演受到了一致的称赞，此时在中宣部艺术局任职的江青正在想法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她便盯住了《红灯记》。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８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讲话时，就指使钱浩梁点名诬陷阿甲“破坏京剧革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
       １９６８年６月，江青在钢琴伴唱《红灯记》的座谈会上又一次诬陷阿甲。江青说：“阿甲这个人很坏，是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从此之后，阿甲就一直挨批斗，几乎天天在各个部门轮流被游斗。一个六旬开外的老人，又有高血压和冠心病，身体、精神都无法支撑。
       就是这样，江青还觉得不够，还在有关的会议上一再地为此煽风点火。她说：“阿甲这个人不好斗，厉害得很，你们要狠狠地斗，每天斗。”
       阿甲改编了《红灯记》的剧本，结果却落得个家破人亡：他的夫人方华也因此被江青点名，惨遭令人难以忍受的毒打，最后被迫害致死。
       江青将阿甲等原创人员抛在一边，自己组织力量对于原剧本进行了一些局部的改动和压缩，一部“新的”《红灯记》便“诞生”了。
       江青一伙将剧本经过如此“包装”后，称之为“新本”，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样本；并将阿甲原来改编的剧本称为“旧本”，说成是反革命分子炮制的“大毒草”。
       １９７０年５月，江青利用“四人帮”掌握的舆论工具，在当月的《红旗》杂志上全文刊登了“新”《红灯记》。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发表一个京剧剧本，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这期《红旗》杂志上还发表了一篇为其鸣锣开道的文章：《为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而斗争》，肆意地诬陷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陶铸、陆定一等，说他们镇压京剧革命多次失败之后，又通过反革命分子阿甲赤膊上阵，要把《红灯记》炮制成一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如此一篇胡言乱语的文章，原来竟是江青所作，是经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指点后才发表的。
       为了防止阿甲拿出原作来对证，在发表这篇文章和剧本之前的１９７０年３月，阿甲的家里突然冲进来一群不明身份的人，进行翻箱倒柜的搜查，将阿甲所写的《红灯记》的手稿全部抄走。
       当年，许多善良的人在狂热的“样板戏”浪潮中，看了一遍又一遍的《红灯记》，有谁会想到这后面竟有着如此令人难以相信的黑色内幕呢？
       可是，只要看到过阿甲原稿的人都能发现此中的问题，江青所搞的那个“新本”，其中有９０％的唱词、唱腔及艺术构思，都是从“反革命炮制的”“旧本”中抄袭来的。
       ２６年后《红灯记》再次公演
       １９９０年，徽班进京２００周年。
       为了纪念这个中国京剧的节日，北京进行了多场京剧著名剧目的演出活动。《红灯记》作为现代京剧的首演剧目，被放在了最显著的位置。
       这是在《红灯记》首演后的２６年，在经历过了文革中江青一伙对于该剧的破坏和对于原编导阿甲的迫害之后，在首都的剧场上重新公开演出。
       受尽折磨的阿甲应邀观看了演出，并安排他在演出后与观众见面。台下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观众拥向台前，向阿甲热情致意。
       阿甲被感动得流出了热泪。
       晚年的阿甲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培养现代京剧的新人身上，希望年轻的一代能够继续将京剧现代戏的改革进行下去，让京剧这种古老的艺术与现实的生活更好地结合，焕发出青春的活力。
       阿甲不服老，他常说：“对中国戏曲表演体系，我死不放手。”
       责任编辑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