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朱德眼中的蔡锷“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瘦瘦的脸上，两眼相距甚宽，双颊略像女性，但口角却显得严峻、刚强。为人沉静，态度庄重……”“他虽然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像把宝剑。”（引自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一
       蔡锷（１８８２—１９１６）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目的是“为国民争人格”。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５日，梁启超在南京学界演讲（《护国之役回顾谈》），又一次忆起蔡锷当年的话：“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
       蔡锷抵达昆明几天后，反袁护国的枪声就在遥远的西南边陲打响。当他秘密离北京，取道天津赴日南下之际，他曾与老师梁启超相约：“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云南誓师之日，蔡锷和唐继尧等也以两事相戒，“一绝对不争权利，一不作亡命之想，果若战败，惟有全军战死”。
       在云南举义前夕的会议上，大家认为云南既然宣布独立，则原有将军、巡按使等名称已不适用，应该另外改组政府。有人提议设立大元帅府，有人提议设临时元帅府，以资号召，蔡、唐都不赞成，“以为云南以大义为天下倡，原期各省闻风响应，若先设此机关，使人谓我辈之举，系为权利，反阻人向义之路。宜俟响应省份稍多，然后就各省公议组织，方足以示大公。”最后决定成立云南军政府，军队改称护国军，将所有滇军改编为３个军。蔡锷在给梁启超的信中也提及：“合并军、巡两署，恢复都督府，召集省议会，组织略如元、二年旧制。出征部只设总司令部。原议设元帅府暂从缓，盖欲力事谦抑，以待来者。”
       唐继尧（１８８２—１９２７）与蔡锷同庚，但进日本士官学校要晚得多，蔡是第三期毕业，唐是第六期，而且唐曾是蔡的部下，当辛亥革命时，蔡为协统，唐是管带。在重视资历的军界，蔡锷无疑是唐的前辈，所以唐提出以蔡锷为都督，自己率第一军进入四川。蔡锷不同意，他认为唐在滇主事甚久，驾轻就熟，非唐莫属；自己此来是为牺牲救国，愿为前锋，独任其难。实际上更主要的因素还是他不愿取代唐的地位，让世人误以为他为权力而来。当时有这样一番对话，唐发言：“蔡老前辈，远道来滇，甚为辛苦，宜在滇留守，继尧愿出征。”蔡锷回答：“我来非占位置，乃欲对国家民族效力耳。”
       双方互相退让，相持不下，“情词诚挚至于泣下”，最后多数主张不变现状，唐继尧才同意就任都督，以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蔡锷的总司令是以云南省议会的名义任命的，不是军政府委任，以后唐、蔡两人的行文用的是公函咨文，不用命令。其中可见云南举义动机纯洁，即使唐最初也无权力之心。这一点在他们举义时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３人名义发表的誓词也可看出：
       （一）同人职责，惟在讨袁，天助吾民，幸克有济。举凡建设之事，当让贤能，以明初志。个人权利思想，悉予铲除。
       （二）地无分南北，省无论甲乙，同此领土，同是国民，惟当量才程功，通力合作。决不参以地域观念，自启分裂。
       （三）倒袁救国，心理大同，但能助我张目，便当引为同志。所有从前党派意见，当然消融，绝无偏倚。
       （四）五大民族，同此共和，袁氏得罪民国，已成五族公敌，万众一心，更无何等种族界限。
       １９１６年２月２１日，誓文在《滇声报》发表的当天，《义声报》即发表社说评价说：“一曰无权利思想：从古魁杰举事，类多权利是争，不见先入关中者为王，用激重瞳之盛怒；一见荆州而图霸，深仇大耳之枭雄。惟权利之未忘，遂争夺之靡已。……天生三杰，为天下先，所谓个人权利思想何有焉？”这些都是毕生追求权势的袁世凯所无法理解的。
       二
       “自民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这从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１９日蔡锷给梁启超信中的叙述也不难看出，他抵达昆明之日，“儿童走卒，群相告语，欣然色喜。不数日，金融恐慌，为之立平，物价亦均趋平静。”此前，因为袁世凯即将称帝的消息传来，云南军人不稳的谣言四起，“全城震骇，金融立见恐慌，富滇银行四五日间，兑付现金至五六十万，米价亦随之大涨（每石由三元涨至四元余，其他物值亦逐日加昂，风声鹤唳几有草木皆兵之概……）”
       １９１３年１０月蔡锷进京前夕，推荐唐继尧继任云南都督。蔡锷在云南不仅得军心，而且得民心，云南人道路传闻“蔡将军在，吾滇何至于此”？有人说唐继尧“忌蔡甚深”应该不虚，但唐最后同意起义反袁，固然是迫于云南“舆情尤为愤激”的形势，不得不然。同时，参加过同盟会、身历辛亥革命的唐继尧也并不认同袁氏称帝。
       蔡锷离京前，当时在他身边的袁家普曾不无担心地问他，唐继尧的意思不知如何？他则泰然回答说：“无碍。”一方面可见他心中无私，另一方面也可见他已成竹在胸。他对人说过，唐之为人“沉毅豁达，勇于任事，不愧血性男儿”，否则他也不会一再提拔唐，先是在辛亥之际任唐为云南北伐军司令，再支持唐为贵州都督，然后推荐为云南都督，几次云南政局有变，都是他极力挺唐。当袁称帝的舆论甚嚣尘上，唐和蔡锷函电往来，并派杨纯武为信使进京，当面向蔡锷表示“万难屈从。滇中已有计划，请公南来”。对于唐的态度和滇军的情况，蔡锷在到达云南后，曾写信给梁启超，说得比较详细。
       “滇中级军官健者”如邓泰中、杨蓁、董鸿勋等自“筹安会”发生后就就非常愤慨，多次向唐继尧进言，“并探询主张，以定进止”。但唐以不知道蔡锷等的意向所在、不了解各方面真相，因此一意持重，几个月都没有表明态度。等到蔡锷在北京的住处被搜查，蔡引病离京的消息传来，云南军中“慷慨激昂之声浪复起”。直到蔡锷派王伯群先他５日到昆明，将蔡锷在天津写的手书交给唐，唐才下了决心。
       这是蔡锷当时的说法，上海报纸当时的报道也好像云南举义唐完全是“出于挟迫”，从大量当事人的回忆来看，唐继尧并不是被动的。《中华新报》编的《共和军纪事》当时就说“其实大谬不然”。早在１９１５年９月３日，唐继尧第一次与云南部分中上级军官秘密约定：一、积极提倡部下爱国精神，二、整理武装，准备作战，三、严守秘密。１０月７日，他第二次召集骨干说：“袁氏盗国，已成事实。吾辈卫国天职，各界信服；若不亟起图维，不惟外无以对国民，即内亦无以对良心。”当然唐也不是没有顾虑，“惟顾及云南一省之力，贫瘠之区，且止一师一旅兵力，而抗袁氏全国之师，众寡悬殊，实有以卵击石之虑”。这是刘云峰等滇军将领的回忆，不过无论何人，处于唐继尧的地位，都会有同感。但唐在这次会议上还是决定，只要中部各省有一省响应，桂、川、贵三省中有一省响应，海外华侨和民党接济饷糈这３个条件中有一个具备，就可起义。如３个条件一个都不具备，云南为民国存亡，争国民人格计，也要孤注一掷，起而反抗。
       就在唐继尧暗中下决心之际，袁世凯也得到有关云南不稳的消息，曾派人前来调查。袁想用禄位来拉拢唐，再以其他人来牵制唐，所以封唐“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一等侯”，授“勋二位”（任可澄封为子爵，其他师旅长有封为男爵的）。所以当以唐继尧为首宣布云南起义的布告张贴出来时，唐前一天出的布告还在，署名赫然正是“勋二位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一等侯”。贴布告的工役不敢以新布告覆盖在旧布告上，所以并排而列。有不满唐继尧者拍了照片，制版流传。同时，袁世凯下令自１９１５年１０月起给云南军官加薪俸，按月由中央拨付，并派侦探南下，散布谣言，说袁做皇帝逢官加一级。
       唐继尧虽决心反对袁世凯称帝，因为极端守密，表面上又是虚与委蛇，不动声色，显得很镇静，外界包括不少积极策动反袁的中下级军官并不知道他的意图。他们曾秘密开会多次，议定了４项办法：“一、于适当时期，要求唐氏表示态度；二、如唐氏反对帝制，则仍拥其为领袖；三、如中立则送彼往安南；四、如赞成帝制则杀之。”受孙中山派遣返回云南策动起义的吕志伊回忆：“唐是时已决心反对帝制，因极端保守秘密，故中下级军官尚不知。”
       从唐继尧与海外李烈钧、方声涛、李根源等保持联系，愿意聘吕志伊为高等政治顾问，都可以看出他未尝不是主动。当唐专函邀请李烈钧赴滇，有人劝李“恐有诈，不宜身临不测”。不过李信任唐。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１２日，唐派代表带亲笔信到香港、上海、南京等地与孙中山、梁启超、冯国璋、陆荣廷、陈其美等各派力量接洽。等蔡锷抵达昆明，发现唐已有准备，所以他才会感慨“不图同辈已有惊人之决心与准备”（当举义之前，唐父担心失败遭灭门之祸，曾劝阻，唐不为所动）。
       据陈嘉会１９３７年１月１３日的日记：“蔡松坡之入滇起义，乃黄克强所极力疏通。蔡在滇声望甚高，唐继尧敬而惮之，蔡不敢轻入。克强在美，设机关于日本马关，为美国、北京、昆明三处转信，筹商一切。向唐疏通：蔡只借滇军讨袁，不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发。”
       蔡锷之所以坚持以唐继尧为云南都督，居后方，所有举义布告、对外文告、宣言都以唐为首，无非就是要表明自己志在讨袁，不争权利。１９１６年１月，蔡锷与唐继尧、刘显世（贵州都督）之间有个规约，共有４条：
       一、关于滇、黔各本省军民一切事件，滇、黔都督自主之。
       二、关于配置军队、筹备饷糈，滇、黔都督会同第一军总司令主之。
       三、关于军队进行、作战计划，第一军总司令主之，仍随时知照滇、黔都督，以期连贯。
       四、关于大局及对外事件，彼此商定后，由滇都督领衔行之。
       这个规约曾在当年２月２日《共和滇报》公开发表。刘云峰回忆，“公事彼此均咨文。关于停战、议和等事，须得内外同意。”
       以往我们都以为云南巡按使任可澄是袁氏的亲信，其实即使他也不是完全被动举义的，当年的《共和军纪事》说：“滇省反对帝制，始由军人暗中主持，政界中人尚未与闻秘密，平居谈论，不过互相表示愤慨之词耳。巡按使任可澄直至十二月中旬李烈钧入滇后，始知唐都督有此决心。一日唐在将军府治筵为李洗尘，并邀任作陪，一一介绍之曰，某为李协和，……任颇错愕。言谈之间，极表同情，并深以同襄义举为荣幸。是日下午，任即单衔致电北京，历数袁氏罪状，故任之参与大计虽较迟，而反对帝制之运动则为滇省之急先锋也。”
       陶菊隐说唐继尧交蔡锷带出的只是“三千羸师”也不符合事实，说蔡锷率领的护国军出发时带了两个月与平时一样的军饷给养费，则是事实。１９１６年２月２１日、２９日，３月２４日，６月７日，蔡锷一再致电唐继尧，要求补充弹药、兵员。从６月７日电中“迭电哀恳，究未照办”一语可见，并未得到唐的回应。蔡锷称自己率领的所有入川军队，“每月饷糈需五十万左右。出发以来，仅发伙食公费，亦非廿万不办。滇军出发时，携饷不足两月，早经用罄，就地筹借，亦经罗掘一空。前月哀恳滇、黔，仅解到十七万，杯水车薪，立即告匮。如再无饷接济，将成饿殍。万望吾师于各属华侨，赶为设法，以解倒悬。”这是他１９１６年５月３日写给梁启超的信中所说，应是实情。６月２８日，他在给梁启超电中也说：“半年来，关于给养上后方毫无补充，以致衣不蔽体，食无宿粮，每月伙食杂用，皆临时东凑西挪，拮据度日。”
       从蔡锷给梁启超的函电看来，蔡锷军队的处境确实极为困难。但要说蔡锷在前线曾多次请求增援，唐继尧总是空言搪塞，当蔡锷在前方血战时，唐不增兵，没有及时、充足接济饷械是实；没有补充过一兵一钱一械却不是事实，至少有过上面提及的１７万。虽然杯水车薪，却也不能说唐继尧对护国之举完全不尽力。唐为此曾将全省的教育经费完全提用，中等以上学校一律以延长假期的方式暂时停办。公务人员只领取少数伙食费，欠薪年余未清，甚至敬节、养老各会及体仁善堂等慈善机关都暂时停办了。
       三
       当护国战争临近结束时，蔡锷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功成身退，决不食言。１９１６年５月７日，他致电唐继尧等：“至弟个人私愿，俟大局略定，决拟退休。非谓遁世，实病势日增，非疗治不可也。”蔡锷对四川督军兼省长的官位毫不放在心上，乃至弃如敝履，不仅是身体原因和为了实现当初的誓言，还有作功成不居的表率等意图。７月１９日，他在给唐继尧等人电文中说：需要有人身先引退，飘然远去，“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未始非善。而锷处地位，纯系带兵官，战事既了，即可奉身而退，斯亦各国所同然。”
       袁世凯死后，战事结束，云南的援军却陆续向四川出动。７月１９日，蔡锷致电唐继尧等责以大义：
       所最宜注意者，我辈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贯彻一致，不为外界所摇惑，不为左右私昵所劫持，实为公私两济。迩者滇省于袁氏倒毙之后，于刚出发之军，不惟不予撤回，反饬仍行前进，未出发者亦令克期出发，锷诚愚陋，实未解命意所在。近则已与川军启冲突于宁远矣。若竟徇某君等之一意孤行，必致败坏不可收拾，将何以善其后？
       梁启超在签注中说，当蔡锷与大敌相持于川南时，“望滇中援军如望岁，呼吁声嘶，莫之或应。袁倒闭后，而滇中北伐大军，乃日日出发。读者读此电，试作何感想？”
       蔡锷哪里知道，得到护国首义美名的唐继尧，抱有“大云南”的思想，要把四川也变成他的地盘，造成一种“大云南的势力”（当时四川就有人说“滇军抱侵略主义”）。有人解释蔡、唐本来志同道合，相处无间，之所以始合终弃，是因为蔡锷困于大洲驿时，多次电唐希望接济械弹，唐无以应，不免怨愤。加上唐新编军队向四川出发，认为唐有余力，所以责以“事急坐视危亡，战停何又增兵？”不过，充其量这也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而已。
       蔡锷病故，唐继尧曾写过两副挽联，其中之一：
       攻错似曾左，交谊似雷陈，为国家患难相依，竟惨类扼吭，问年只等周公瑾；
       发愤如祖刘，代将如郭李，倘时局纷纭多事，恐难鸣孤掌，何处重逢钟子期！
       但据说唐最忌讳有人在他面前称誉蔡锷，言谈之间，“深以蔡死为幸”。虽无确证，唐在蔡锷死后成为“大云南”军阀却是事实。当其在云南盛时，每次出门必乘黄轿，护兵如云，仪仗俨然，冠盖蔽日，其作为已与蔡锷迥然不可同日而语。
       身为军人的唐有才气，能画兰赋诗，自命不凡，留学日本时曾自称“东大陆主人”，刻有水晶图章，常见于他的诗、画册。他在云南办的大学也叫“东陆大学”。他因为护国之役而得名，野心膨胀，做起了“大云南”之梦是事实，盘踞西南近１０年，多次对外用兵，且不愿屈居孙中山之下，两次拒就广州护法军政府的元帅、副元帅。
       唐对蔡锷的感情很复杂也不假，“生前畏其得军心，死后又恶其名之益彰”，他曾在昆明南门外自勒纪功碑，大书“会泽唐公再造共和纪念碑”。有人建议建蔡祠，纪念蔡锷，唐不能拒绝。等祠堂落成，人们发现“褊小无隙地”，私下无不认为是唐授意所为。
       责任编辑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