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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６０年代初，中国大地上产生了一个农业战线的典型——大寨。这一典型产生后，一开始就受到了山西省委的重视。后来由山西省委负责人向毛泽东推荐，又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后，大寨的经验对中国农业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大寨经验引导了中国农业十几年。到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央对大寨经验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结束了中国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大灾之年大寨“三不要三不少”
       证明了是真先进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一个山村，距县城几里路，解放前只有几十户人家，以种地为生。历史上绿色植被就很少，四周都是荒山，土地条件也很差，当地农民仅仅靠各家各户在山沟里修少量分散的梯田为生，旧社会常年吃不饱肚子，历史上就以贫困著称。解放后，大寨由于自然条件比较差，群众生活仍然贫苦。１９５２年，大寨建立了合作社，当年就取得了丰收。最早入社的农民尝到了依靠集体力量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获得丰收的甜头。在单独的各家各户很难对付恶劣的自然条件的情况下，走集体化道路，是农民们惟一正确的选择。因此，１９５２年底，整个大寨的农户都入了初级社。１９５６年，中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全国普遍试办高级社的时候，大寨成立了高级社，集体经济较之从前更强大了。作为高级社的大寨，依靠集体化后形成的经济力量和农民的生产热情，对大寨的农田进行了初步改造，连年取得丰收，生产的粮食自给有余，还上交给国家。１９５８年，在全国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下，大寨成为一个生产大队，隶属于大寨公社。
       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出身于贫苦，对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是一个有一定政治头脑、有较高的组织领导能力、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的人。他在生产劳动中处处带头苦干，在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在大寨大队的党员和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他的领导下，大寨大队的生产每年都有新的发展，集体经济越来越巩固，群众的生活水平也稳步提高。但陈永贵并不满足于这些。他在带领大寨农民整修土地、建设稳产高产梯田的过程中，摸索出一套农业生产管理制度；同时，也总结出一套通过做思想工作，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党支部工作经验。这些，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来说，确实是凤毛麟角，也确实是先进的。
       山西省晋中地委早就注意到了大寨这个典型，把它作为全地区农业战线的模范，陈永贵也连续多年当选为劳动模范和模范党支部书记，《山西日报》曾发表过关于大寨人事迹的通讯报道。但当时大寨仅在晋中地区知名度较高，在山西全省还不算很高。到１９５９年，全国出现持续“跃进高潮”，但生产管理普遍较差，出现了非常浪费人力和物力的情况。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中共晋中地委在大寨召开学习大寨农业生产管理经验现场会，山西省委也派人参加。现场会上，晋中地委对大寨党支部工作经验和大寨农业生产管理经验进行了概括，并在全地区加以推广。山西省委认为，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党支部总结的农业生产管理经验，不仅对晋中一个地区有指导作用，对全省也有指导作用，于是决定在全省宣传陈永贵这个典型的同时，推广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１９６０年２月，山西省委批转了晋中地委关于学习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的决定，号召全省农村干部学习陈永贵，学习大寨的经验。为此，《山西日报》还发表了社论《陈永贵——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这样，在６０年代初，山西全省掀起了一个学习陈永贵、学习大寨大队经验的高潮，起到了带动全省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
       １９６３年夏，大寨大队遭遇特大洪水，严重的自然灾害给了大寨大队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大批社员房屋被冲毁，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无家可归。尤其严重的是，陈永贵带领大寨农民辛辛苦苦干了十几年才修好的梯田，全部被洪水冲垮，庄稼和土壤全部被大水冲走。山西省委决定从国库中调出一批救济粮和救济物资，从地方财政上再拨一部分救济款，扶持大寨大队。但出乎意料的是，当这些救济物资正要发下去之时，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作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决定，即：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当年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
       当时，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很多干部不相信大寨大队能做到“三不要，三不少”，有的干部认为陈永贵和大寨大队党支部是吹牛皮。但是，陈永贵和大寨大队党支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作出了回答。１９６３年下半年，大寨大队的社员在陈永贵的带领下，以极高的干劲，抢修梯田，重建房屋，抢种庄稼，经过几个月的苦干，大寨在大灾之年夺得了大丰收。１９６３年当年粮食产量不但没少，反而比上年增产，平均亩产达到７００多斤，总产量达到了２０多万斤，不仅社员的口粮充足，还上交给国家１２万斤。被大水冲毁的房屋重建后，比原来的更好。这确实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山西省委对大寨的经验高度重视，派干部到大寨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总结，大寨被树为先进典型。１９６３年１１月，山西省委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要向大寨党支部学习，党员要向陈永贵学习。很快，山西就在全省开展起了学大寨、学陈永贵的高潮。
       毛泽东发出号召：“农业学大寨”
       １９６２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并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还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特别注意抓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１９６３年５月中央发出“前十条”，即《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要求全党要“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各地要重新训练干部，为大规模地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做准备。当年９月，中央发出的“后十条”，即《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也强调了阶级斗争，并规定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毛泽东正是根据这两个“十条”来指导农村工作的。
       １９６４年３月２７日，毛泽东南下了解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２８日到达河北省邯郸市，在那里停留了两天，专门把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请到专列上，听取他们的汇报。
       陶鲁笳在向毛泽东汇报时说：目前，山西省正在公社一级搞“四清”的试点，在全省农村正在普遍宣讲两个“十条”。毛泽东问：你们搞社会主义教育，影响生产没有？现在生产情况如何？陶鲁笳说：没有，反而促进了生产。毛泽东指示说：搞社会主义教育，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进行。毛泽东特别关心农村“五反”情况，关心农村干部不参加劳动反而拿高工分，从而和社员收入出现较大差别的问题。陶鲁笳在回答毛泽东这方面提问时，专门谈到了大寨和陈永贵的经验，说大寨的干部在陈永贵带领下，坚持政治挂帅，始终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管理上也有一套办法，有制度，不繁琐，干部工分与社员工分有差别但不悬殊，防止了高工分现象。陶鲁笳还特别提到：关于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前一段时间《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大寨之路》，还配发了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陈永贵也被北京市委请到人民大会堂向１万多名干部介绍了大寨的经验。陶鲁笳的汇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说：《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北京市委请陈永贵来讲，我也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关于陈永贵的材料？陶鲁笳回答说：有，回头送给主席。毛泽东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不识字？陶鲁笳告诉毛泽东，陈永贵不太识字。毛泽东叮嘱，一定要把陈永贵的材料送给我。
       毛泽东听完山西、河北两省汇报后，继续南下。在途中，他给周恩来打电话，请他注意一下陈永贵和大寨的经验材料。５月１０日，毛泽东在南京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时，第一次公开肯定陈永贵和大寨。他说到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４条标准时，专门谈到：其中的一条是看增产还是减产。他专门举了陈永贵和大寨“三不要，三不少”的例子。他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要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１９６４年５月１０—１３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
       周恩来在接到毛泽东的电话后，调来了关于陈永贵和大寨大队的材料，仔细阅读后，深为大寨人的艰苦奋斗精神所感动，认为这是一个好典型。但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并没有急于表态，而是打电话给陶鲁笳，让陶亲自到大寨去搞长时间调查。陶鲁笳按周恩来的指示到大寨蹲点２０天，写成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
       １９６４年５月中旬，毛泽东回到北京，中共山西省委也把陈永贵和大寨的材料送到了中南海。毛泽东此时正在筹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把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材料全部仔细看完了。５月２５日，《大寨大队调查报告》专门送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好，农业部长廖鲁言也亲赴大寨考察，写成报告，从农田改造、农业技术方面肯定了大寨经验和陈永贵的事迹。毛泽东又仔细看了陶鲁笳的报告和廖鲁言的报告，对陈永贵的事迹予以赞赏，对大寨的经验予以肯定。６月初，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向政治局常委们谈了大寨的经验和陈永贵的事迹。
       １２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介绍了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的经验，还离稿讲了不少话，与会者深为大寨人和陈永贵的事迹所感动。在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行文中，肯定大寨“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进行农村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还把大寨的经验概括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年底，毛泽东发出号召：“农业学大寨”。
       大寨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旗帜
       １９６５年初，全国农村掀起了学大寨的运动。当时，正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处于高潮阶段，大寨、陈永贵的经验在被总结时，加上了许多“左”的色彩，如把阶级斗争、政治挂帅等纳入大寨经验之中等。但主要方面还是按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会议上所概括的几条进行的，即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向国家伸手，依靠集体力量，战胜困难，夺得丰收；在农业技术改造和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学习大寨兴修水利、改造农田、建设高产稳产农田的经验。
       当时大寨人的事迹确实对中国几亿农民起到了榜样作用。农民们认识到，５０年代后期那种靠吹牛说谎搞“穷过渡”、刮“共产风”，不是他们要学习的榜样，而靠苦干、实干，改造农业生产条件，夺取好收成，才是他们真正应该学习的。所以，学大寨运动很快就在全国铺开了，并且产生了许多学大寨的典型。
       那时，全国几乎每个省都出现了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山东黄县的下丁家大队、湖南岳阳县的毛田区、河南的林县等等。其中，尤以河南省林县的事迹最为感人。林县人民通过学大寨，硬是在险峻的山上开凿出了一条人工天河——红旗渠，改变了当地农田缺水的面貌，创造出了高产稳产农田，还改善了当地的生活条件，农民的精神面貌也大为改观，至今仍为人民所称道，为中央所肯定。
       到１９６５年９月，全国产生了５０多个大寨式的先进典型。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提议，要进一步对大寨的典型经验进行宣传，向全国推广。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周恩来亲自布置在北京开了一个“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谭震林亲自抓这个典型展览。１１月，这个展览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共展出了５２个大寨式先进典型。这个展览也以宣传大寨式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为主题，以介绍生产经验和生产成就为主。全国省一级，甚至地、县一级的领导干部，都来北京参观了这次展览，对全国各地学大寨运动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各省来参观的干部回去以后，几乎都作出计划，要在每个县都树一个学大寨的典型大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农田基本建设的开展，改变了农村的落后面貌。
       可以说，１９６５年、１９６６年，中国农业连续两年丰收，是与当时全国农村通过学大寨，树立了苦干实干精神分不开的。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大寨经验被歪曲了
       大寨被树为全国农业战线先进典型之时，也正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高潮之时，大寨经验被纳入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框框里。同时，农村“四清”（即清账目、清工分、清仓库、清财务）开展起来之后，大寨也被套上了“四清”的框子。当时山西省委在总结大寨经验时认为，大寨不仅是发展生产的典型，而且是在农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典型，说大寨从建立互助组起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还认为，学大寨，“不仅是一次生产革命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陶鲁笳：《让大寨精神遍地开花——山西农村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初步总结》，载１９６５年《红旗》杂志１１期）。
       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大寨大队党支部包括陈永贵在内，也有意识地往政治上靠，把本来是靠苦干实干取得的成绩，说成是抓阶级斗争的成果，是同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成果。并用阶级斗争、政治挂帅等提法，把大寨本来的精神掩盖了。
       这一点从陈永贵两次对大寨经验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来。１９６４年１月，陈永贵应北京市委之邀，到人民大会堂介绍大寨经验时，主要是介绍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向国家伸手，而是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夺取丰收的事迹。但到了１９６６年３月，陈永贵再次介绍大寨经验时，就有意识地强化政治，强调阶级斗争，着重强调大寨的经验是：“首先要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防止资本主义影响，使集体经济得到巩固和发展，这是一切工作的纲。”（《突出政治的一课——陈永贵谈大寨大队在劳动管理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经验》，载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２日《人民日报》）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大寨大队和陈永贵都受到了影响。不过，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由于陈永贵一直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所肯定的先进人物，大寨也是党中央所肯定的先进典型，作为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是天然的“革命派”。１９６７年２月，陈永贵领导了昔阳县的“夺权”，成为昔阳县的最高领导人。后来，又成为晋中地区革命委员会、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
       陈永贵领导山西省昔阳县夺权，并没有像全国其他地区那样，搞大规模的打砸抢和武斗，局势是平稳的。后来他担任晋中地区、山西省的负责人，在抓农业生产及经济建设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见，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陈永贵不可能不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他对大寨经验的介绍和在推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过程中，抛开作为大寨经验本质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而突出地强调阶级斗争和强调砍资本主义尾巴上。１９６７年６月到１９６８年１０月，陈永贵亲自主持在昔阳县召开了３次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即１９６７年６月现场会、９月现场会，１９６８年１０月现场会）。第一次现场会主要是昔阳县农村干部参加；第二次是山西省全省的农村干部参加；第三次除有山西省代表参加外，还有全国２７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参加，中央有关部门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陈永贵在这３次现场会上始终是主角。他在会上介绍大寨经验时，强调的是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成了抓阶级斗争的陪衬或者副产品，大寨经验被概括为抓阶级斗争、搞大批判的结果。他提出，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农业学大寨，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必须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以革命的大批判为动力，推动学大寨运动；必须建设革命化、战斗化、群众化的领导班子，把政权掌握在革命派手里，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搞革命的群众路线，这样才能学到大寨的经验（史料来自《中国共产党晋中地区历史纪事?眼１９４９－１９９９?演》）。在１９６７年９月的现场会上，陈永贵作了题为《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的长篇发言，把大寨经验概括为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产物。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的现场会上，陈永贵在介绍大寨经验时，除了谈阶级斗争外，还把大寨经验介绍为是抓“斗私批修”的结果，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结果；大寨艰苦奋斗的精神、农业生产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被放在了第二位。
       当时，中央的一些报刊也努力把大寨经验向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上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章和社论中，强调没收社员的自留地，限制农民的家庭副业生产，并把这形容为“砍资本主义的尾巴”，认定是大寨的“经验”。再如，强调批判“工分挂帅”也是大寨的经验，等等。连大寨仅适合当地的“标兵工分，自报公议”，也被树为全国农村应该普遍学习的典型。
       大寨经验的扭曲，对全国产生了不良影响。文革中，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转向到突出强调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有的省总结道：“学大寨就必须抓阶级斗争”，“不抓阶级斗争，学大寨是一句空话”。还有的地方借学大寨，搞生产队核算向大队核算过渡。有的地方借学大寨的口号，全部收回了社员的自留地，连农民自己搞的开荒地也一并收回。有的地方干脆不让农民搞家庭副业生产，不许农民养猪、养鸡。有的地方规定：养一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两只就是资本主义。许多地方就是在学习大寨人的艰苦奋斗精神方面，也出现了不少不顾本地实际而搞形式主义的情况，片面强调增产粮食，不顾自然条件地搞开垦荒山，搞围湖造田，自然植被受到严重破坏。
       陈永贵深受毛泽东的赞赏
       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的经验，就其基本方面来说是好的，毛泽东、周恩来也正是看中这些好的经验，才向全国推广的。当大寨经验在特定政治气候下被歪曲时，毛泽东也是同意的，因为这种“经验介绍”，正符合毛泽东当时用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看问题的观点。毛泽东对陈永贵也十分赞赏。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６日，是毛泽东的７１岁生日，他用自己的钱，请一些人在人民大会堂吃饭，其中就有当时是全国劳动模范的陈永贵。当天中午，陈永贵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稍微新一点的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白毛巾，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人民大会堂。毛泽东见陈永贵来了，立即走上前与其握手，热情地请陈在自己身边落座。陈永贵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咧着嘴笑。席间，毛泽东与陈永贵说了许多话。他说陈永贵“你是农业专家啊”，陈永贵没有听懂毛泽东的湖南话，经周恩来解释后，连连摇头，说自己不是专家。毛泽东问陈永贵多大年龄了，陈说：５０啦。毛泽东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哟。陈永贵只是笑，没有回答。毛泽东特别询问了陈永贵的生活、身体、家庭情况，这使陈永贵深受感动。毛泽东还向在座的人介绍陈永贵，并且说：陈永贵有实践经验，是聪明的，而我们的大学里读的那些书，越读越蠢。
       １９６７年，山西省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毛泽东在考虑山西省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人选时，亲自提名，任命陈永贵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后来组建山西省委时，又是毛泽东亲自提名，任命陈永贵为山西省委副书记。
       １９６９年中共筹备召开九大，陈永贵被选为出席九大的山西省的代表之一。九大之前，考虑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人选时，毛泽东提名，让陈永贵当中央委员。经过九大选举，陈永贵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陈永贵虽然经常在昔阳县大寨他的家里，但中央的文件，在专送省委的同时，也要专送给他一份。陈永贵此时已经能识很多字，能自己读中央文件了。
       １９７３年中央召开十大时，陈永贵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此次，又是经毛泽东亲自提名，陈永贵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７５年召开四届人大时，经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提名，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２月２日，周恩来在报送给毛泽东的《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议：陈永贵在国务院中，协助华国锋同志，主抓农业工作。毛泽东同意这一安排。此后，陈永贵走了全国大多数省份，用他概括的“大寨精神”抓农业生产，同时，也介绍了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
       “普及大寨县”被教条化了
       陈永贵抓农业生产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普及大寨县”，就是让全国农村都学大寨的样子，建设成大寨式的农村。“普及大寨县”也有具体的生产指标，粮食亩产量要达到或者接近大寨的亩产量，但更主要的是推广大寨的抓阶级斗争和政治工作经验。大寨的经验进一步被概括为：一天也没有放松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一天也没有放松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段时间里，不仅陈永贵到处宣传大寨经验，各省、市、自治区也纷纷派干部到大寨去参观。那时，全国几乎县以上领导干部都到大寨去参观过。
       全国“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中，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每年递增１１０万公顷；农业机械化水平也有一定提高。但是带有“左”的印记大寨经验，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最主要的是大寨经验被教条化了，全国农村大抓阶级斗争，搞政治挂帅，砍资本主义尾巴，片面抓粮食生产，不搞副业生产。更可笑的是，一些地方本来是平地，为了学大寨，也人为地修造梯田。
       “普及大寨县”运动中存在的另一个更突出问题，是提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迅速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的问题。大寨是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１９７５年８月１４日，陈永贵向中央提出，要在全国逐步推广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对陈永贵的这个意见，毛泽东是动心的。毛泽东从１９５８年起，就热心推行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做法，认为这是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但毛泽东又很慎重，因为过去的实践中有教训，搞“穷过渡”是吃了亏的。正因为毛泽东既动心又慎重，所以他采取把陈永贵这个意见提交中央讨论的办法。９月，毛泽东批示：中央可以讨论陈永贵的这个意见。
       ９月２３日至１０月２１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陈永贵的意见。会上，赵紫阳、谭启龙明确表示反对，因此发生了激烈争论。陈永贵能说，赵紫阳也能说，一时相持不下。最后，毛泽东决定，把这个问题搁置下来，放一放。虽然所有制向大队一级过渡没有搞成，但“普及大寨县”的其他做法仍然继续着，对全国农村产生着不良影响。
       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帮”后，由于受“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农业学大寨运动仍然在原有轨道上运行，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强化。陈永贵也继续受到华国锋的信任。
       １９７７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上，陈永贵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仍然在中央主管农业工作。在这段时间里，陈永贵继续用过去的思维和口号，推动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工作。如１９７６年１２月，在华国锋主持下，陈永贵主办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他作了题为《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陈永贵在这篇报告中强调：在学大寨问题上，我们党同“四人帮”进行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激烈大搏斗”。目前，“在农村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建成大寨县的根本保证”。他还在报告中提出了一个目标：到１９８０年，要把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华国锋在这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也提出：“学大寨、学大庆，就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
       陈永贵１９７５年提出的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被搁置后，一直不甘心。这时，他又提出，要把由基本生产队所有制向基本大队所有制过渡当做方向。为此，１９７６年年底，他还在山西省晋中地区全面推广由基本生产队所有制向基本大队所有制过渡的经验，想以此为试点，实现一个地区内的基本大队所有制，然后再向全国推广。晋中地区在１９７７年初，基本实现了生产队所有制向大队所有制的过渡。在此情况下，大寨所在的昔阳县又“一马当先”，开始搞由基本大队所有制向基本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试点了。
       当时，华国锋很重视陈永贵主抓的“普及大寨县”的工作，其中，又特别重视所有制过渡工作。１９７７年１１月，在华国锋的提议下，中央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形成了《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的若干问题——汇报提纲》。这份文件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提出了打击资本主义势力进攻的问题。更突出的是：这个文件强调了所有制过渡问题，认为：“实现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进一步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是前进的方向，是大势所趋。”“各级党委应采取积极热情的态度，做过细的工作，因势利导，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向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８７１页）经华国锋批准，这个文件发至公社党委一级。
       这个文件一发，全国立即形成了一股“过渡风”，各地农村几乎都在搞由基本生产队所有制向基本大队所有制过渡的试点，有的地方本来很穷，连生产队的经济基础都很薄弱，却也大搞“穷过渡”，以致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混乱。
       １９７８年５月，全国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这次讨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大家开始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审视各方面的工作，也包括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干部直率地指出了过去极左路线对农业学大寨的影响和危害，说：大寨本来是个好的典型，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却把大寨搞成了在农业战线上推行“左”的路线的典型，使学大寨离开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产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平均主义，在批资本主义道路中批了社会主义，在农业生产中搞了教条化的“普及大寨县”工作，等等。
       各种意见反映到中央后，中央认为这是事关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问题，是关系到亿万农民利益的大事。当时，邓小平已经进入中央?熏他的意见是，中央对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争论，暂不发文件，不下结论，而是由山西省委按照真理标准去实事求是地总结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经验和教训。
       １９８０年上半年，山西省委集中力量，对过去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８月，写出了《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这份文件把大寨这个典型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对这个典型的推广区分开来，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大寨“的确是山西农业战线上的一个先进典型，是山区生产建设的先进典型”，但是，“左”的路线“需要体现它的典型；大寨由于其代表人物的关系，也就很自然地走向反面，成为农业战线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主要由陈永贵负责”（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４日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
       山西省委把这份报告报送中央。邓小平看了，不赞成把责任全部推到陈永贵一个人身上的态度。按照邓小平的意见，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公社以上党委转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在转发批语中：“应当指出，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生产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也做出了贡献。‘文化大革命’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后来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中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从这段批语中可以看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农业学大寨运动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的，对待干部是宽厚的。
       就在中共中央转发上述山西省委文件不久，陈永贵辞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派出一批记者去昔阳县和大寨调查了４０多天，写了两组内参，主要文章有：《大寨走向了反面》、《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大寨精神”和“大寨风格”都被抛弃了》、《一整套对抗党的政策的极“左”做法压抑了大寨群众的积极性》、《昔阳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的真相》、《昔阳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这些文章虽然有些过火言词，但也指出了过去大寨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陈永贵看了这些文章后十分生气，大病了一场。正当此时，又有人指责陈永贵，说他与“四人帮”有联系，要求中央追查。陈永贵听到后，更火了。他去找了邓小平和李先念。邓小平表示：“你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说了这个话后，追查陈永贵之声也就销声匿迹了。李先念表示：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经验是好的，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好的。听到邓小平和李先念这些公正的话，陈永贵心里安静了许多。
       陈永贵辞去职务后，中共中央并没有取消陈永贵的中央委员，仍然保留副总理的生活待遇，对他本人仍然作为劳动模范来尊重。１９８２年，党的十二大上，陈永贵没有再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他住在北京部长楼里，生活待遇和从前一样。从１９８３年起，中央安排陈永贵做一点工作，让他担任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
       陈永贵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后，仍然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他住的部长楼里，见到有劳动的事，就走在前面，连打扫卫生这样的活，他都抢着干。他担任东郊农场顾问后，多次到东郊农场，帮助那里分析农业生产情况，研究改进生产技术问题，为那里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６日，陈永贵在北京逝世，中央为他举行了追悼会。
       责任编辑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