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漫长艰难的岁月里，郭沫若与田汉用笔作武器，先后写下了反帝反封建的鸿篇长诗《凤凰涅槃》和呼唤中华民族“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义勇军进行曲》等大批优秀文艺作品，被世人誉为中国现代文学戏剧领域两颗辉煌耀眼的巨星。１９２０年他们在日本相识之后，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留下了动人的佳话。
日本求学订深交披肝沥胆《三叶集》
１９１４年底，２２岁的郭沫若在兄长郭橙坞的支持下赴日留学，第二年年初考入神田日本语学校学习日语，经半年的突击学习，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医科，是当年最快进入官费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之一。１９１５年３月，郭沫若在预备班修业期满，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医科。在这里，教师喜欢采用西欧尤其是德国的文艺作品做课本，因此郭沫若有机会读到海涅等人的作品。他在阅读时曾试译海涅诗《还乡曲》第１６首。１９１８年，郭沫若写出他最早的新诗，载于１９１９年９月２９日上海《时事新报》学刊上。以后又在该刊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
这时，《时事新报》学刊的主编是宗白华。宗白华当时参加了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编辑在上海出版的《少年中国》月刊。从１９１９年初到１９２０年５月，应邀编辑《时事新报》学刊，有一年多的时间。因投稿的关系，宗白华认识了郭沫若。他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抒情的天才，一个诗的天才，因此对郭沫若寄来的诗文很重视，尽量发表，尽管他当时没有什么名气。郭沫若的著名长诗《凤凰涅槃》就是那时发表的。
田汉于１９１６年秋在长沙师范学校毕业，由徐特立校长推荐，并经舅父易梅臣安排，东渡日本作进一步的深造。１９１９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并在《少年中国》创刊号上发表《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积极从事宣传和文学活动。１９１９年暑假，他由东京乘船到上海，特地去拜访了宗白华。两人一见如故，结成了亲密的朋友．１９２０年初宗白华写信告诉田汉，说他“结识了一个像你一类的朋友，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并希望田汉和郭沫若通信，“做诗伴”，了解郭沫若的“为人和诗才”。１９２０年２月９日田汉致信郭沫若：“我是先看了你的长诗（指《凤凰涅槃》），我便先要和你订交。”２月１５日郭沫若回信田汉：“我从前读过你在《少年中国》上介绍惠特曼的一篇文章，和几篇自由豪放的新体诗，我早巳渴望和你订交了。”订交以后，郭沫若、田汉、宗白华３人，意气相投，引为同调，书信往返，倾诉衷肠。
１９２０年３月１９日，田汉利用春假由东京到福冈访问郭沫若。当时郭沫若的次子博孙生下才３天，家中的一切杂务都要自己动手，招待田汉吃的莱，只是白水煮豆腐，萝卜打清汤。但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两心相印，友情融融。
田汉在福冈逗留了７天，他们同游了名胜地太宰府、西公园，还一起参观了“工业博览会”。在参观“朝鲜馆”、“满蒙馆”时，觉得“颇伤国体”。对馆中故意役使台湾女同胞做奴仆，更“暗吞酸泪”。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游太宰府时“还照了一张相，并立着，手拉着手，作歌德和席勒的铜像状”。
田汉在这７天内，把他和郭沫若、宗白华３人的通信，收拢、整理成书，命名为《三叶集》。
“三叶”象征着３个年轻人真挚、纯洁的友情。《三叶集》由３篇序言（作者每人一篇）、２０封书信组成。通信时间为１９２０年。１９２０年５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
田汉在《序》中是这样概括《三叶集》的内容的：“大体以歌德为中心，此外也有论诗歌的，也有论近代剧的，也有论婚姻问题、恋爱问题的，也有论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所表现的文字，都是披肝沥胆，用严肃真切的态度写出来的。”田汉称它为：中国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书刚印出，便销售一空。
《三叶集》是郭沫若与田汉友谊的象征，他们照相时模仿的歌德与席勒，则是他们奋斗的目标。
１９２２年９月，田汉偕妻子易漱瑜女士由日本回国，居住在上海哈同路民厚北里４０６号，任职于中华书局编辑所文化部，开始了他文学戏剧的启蒙工作。次年４月，郭沫若于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归国，住哈同路民厚南里泰东图书局编辑所，与田汉家相距不远。从此，两人朝夕相处，亲密无间。
这时，郭沫若与成仿吾、郁达夫一道，决定筹办《创造周报》。早在１９２２年３月，田汉便参加了创造社，为创造社的创始人之一。１９２２年回国后，也曾以《创造季刊》为阵地，同他们“一块儿翱翔”。１９２３年春天，因个人意见不和，田汉与成仿吾分道扬镳，脱离了创造社。但他从事文艺启蒙的决心并没有改变。１９２４年他独自创办了《南国半月刊》，他在创刊号上的《南国半月刊》中写道：“欲打破文坛的惰眠状态，鼓动一种清新芳烈的空气。”《南国半月刊》上发表了郭沫若、宗白华、郁达夫的不少文艺通讯，他们以此为阵地，共同为文学启蒙而战斗。
１９２８年１月，为了“培植能与时代共痛痒而又有真才实学的艺术运动人才以为新时代的前驱”，田汉在众多师生的拥戴下，又创办了南国艺术学院，设文学、戏剧、美术３系，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电影方面的人才。
在这一时期，田汉不辞劳苦，写作了《苏州夜话》、《湖上的悲剧》、《获虎之夜》、《名优之死》等一系列优秀戏剧作品，从而为他的戏剧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根基。郭沫若回国后，为了文学的启蒙，与郁达夫、成仿吾一道，继续出版《创造季刊》，还创办了《创造周报》。他们撰写理论文章，宣传自己的文学主张。在创作上，郭沫若写诗歌，写小说，写散文，同时也写剧本，著名的剧作有《三个叛逆的女性》等。田汉和郭沫若这一时期写的剧本，词句美丽，富有诗意，即使不在舞台上演出，也可当做小说、诗歌一样诵读，对我国新文学启蒙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发表讨蒋檄文，遭到蒋介石通缉。１９２８年之后，郭沫若因环境所迫，逃亡日本长达１０年之久。
１９３０年３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田汉作为发起人之一，参加了“左联”的成立大会，并被选为７名执行委员之一。１９３１年１月，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田汉被选为主席。从此，开始了他戏剧活动的新的飞跃时期。
“左联”成立时，正在日本的郭沫若，不可能参加“左联”的成立大会，但他把所译《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的版税全部捐作“左联”的活动基金，以表示他对“左联”的坚决支持。从２０年代末至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与田汉这对亲密的战友，天各一方，但为文学的启蒙，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共同的旗帜下忘我奋斗。
１９３５年２月，田汉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同年秋，经营救保释出狱。随即于１０月间组织“中国舞台协会”，接连举行了一连串公演，使一向冷寂的南京剧坛分外热闹，鼓舞了民众的斗志。
肩并肩抗日救亡写雄文同仇敌忾
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５日，郭沫若别妻抛子，只身从日本回到了上海，投身于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斗争。田汉于当年８月，也匆匆由南京赶到上海与郭沫若相会。阔别了１０年，两位亲密战友的手又紧紧地握在一起。从此，两位文坛健将开始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救亡血与火的战斗之中。
８月，郭沫若主办的《救亡日报》在上海正式创刊。田汉积极为《救亡日报》撰文。
９月，郭沫若与田汉在上海发起由文艺界救亡协会主办俘获文件物品展览会。这期间，郭沫若、田汉、夏衍等一大批文化巨子经常冒着战火，在上海郊区前线慰问抗日将士。
１１月，田汉回到长沙，积极筹办宣传抗日救亡的《抗战日报》，得到了徐特立和周恩来的资助，顺利解决了办报经费。《抗战日报》在《代发刊词》中声明：它与郭沫若主办的《救亡日报》是“姊妹刊”，它们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报纸。
１９３８年２月，郭沫若不满国民党当局的种种阴谋手段，拒绝就任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厅长的职务，由武汉避往长沙田汉处。
田汉为了欢迎郭沫若，特作《长沙迎沫若》：“十年城郭曾相识，千古湖南未可臣。此处尚多雄杰气，登高振臂待诗人。”
郭沫若即用原韵和诗，诗曰：“洞庭落木余霜叶，楚有湘累汉逐臣。苟与吕伊同际遇，何因憔悴做诗人。”
郭沫若２月７日到长沙，在长沙一共生活了２０多天，几乎天天都由田汉陪伴。２０多天的活动：一是欢迎、座谈、演讲；二是参观、游览、凭吊；三为听戏、讨论。田汉陪郭沫若看京剧、湘剧，讨论改编传统戏为抗敌宣传服务的问题。此外，便是劝慰。周恩来要郭沫若出任第三厅厅长，并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田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郭沫若多方进行劝慰。于立群来长沙，带来周恩来的口信，催郭沫若回武汉。２８日，在田汉的陪同下，郭沫若、于立群、张曙乘车离开长沙，去了武汉。
与２０多年前的福冈之游相比，这次的长沙之游时间更长，谈话的内容更广泛。２０年前，他们谈理想，谈文学，谈歌德，谈席勒。这次，更多的是谈民族的危机，历史的沧桑，以及当前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抗日斗争。长沙之行留给了郭沫若极深的印象，他在《长沙哟，再见》一文中，抒写了来长沙２２天的感受，充满了对长沙的眷念，对友情的珍惜。
郭沫若与田汉到武汉后，３月２７日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两人均为主席团成员；最后，两人均被推为该会理事。４月１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周恩来为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为第三厅厅长，田汉为第六处处长，掌管艺术宣传工作。在周恩来、郭沫若的直接领导下，田汉组织了１０个抗敌演剧队和４个抗敌宣传队，到各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田汉曾为演出队作诗：“演员四亿人，战线一万里。全球作观众，看我大史剧。”
为了提高演出水平，增强宣传效果，郭沫若和田汉还主办了“田汉歌剧演员战时讲习班”。郭沫若担任班主任，田汉担任教务长，对７００余名楚剧、汉剧、京剧、评剧和杂耍等各种艺人进行了培训。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２日，三厅撤离长沙。深夜，国民党军队火烧长沙城。郭沫若与周恩来对长沙大火感到诧异和愤慨，并安排田汉、洪深带领三厅部分人员做好善后工作。
以后，郭沫若长期定居于重庆，田汉除率演出队四处慰问演出外，还在桂林居住过一段时间。１９４０年春夏之交，田汉由长沙到达重庆。他与郭沫若一道，关心着当时戏剧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８月，他们一起往中苏文化协会，主持了文协主办的鲁迅六十诞辰纪念会。９月，郭沫若、田汉、老舍等人筹备了１９３８年在桂林日寇轰炸时遇难的张曙追悼会。
１９４１年３月，郭沫若与田汉相约，过江骑马登南山，春游３日。春游结束，田汉乘舟东下桂林，郭沫若题一首七绝送别，中有“伏枥何能终老此？长风万里送华骝”句，以此共勉。
同年１１月，为庆祝郭沫若五十诞辰暨创作生活２５周年，重庆、延安、桂林、香港、星岛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在桂林，新中国剧社演出了由杜宜根据郭沫若事迹编写的话剧《英雄的插曲》。演出开始时的大合唱。即为田汉作词的《南国之什》。在纪念会上，田汉满怀深情地朗诵出自肺腑的心声：“没有你，锦江会失去她的旖旎，没有你，历史宝库会不能及时而开，没有你，诗歌之国将成为大戈壁！没有你，中国与平等待我的国家将失去紧密联系。这该是多么值得骄傲啊，中国有着你，这该是多么当然的事啊，中国纪念你半世纪的功绩！”
民族的期待，战友的勉励，使郭沫若创作热情奔放，在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３年间，郭沫若文思如涌泉，创作了６部大型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这批风格独具的历史剧作的出现，标志着郭沫若继“五四”《女神》以来，创作上出现了第二个高峰。当《屈原》演出成功的消息传到桂林，田汉欣喜若狂，作《欣闻＜屈原＞演出成功》以示祝贺。他赞美郭沫若的才情：“江入夔门才若尽，又倾山海出东方。”此时，田汉也新作纷呈，话剧方面的代表作有《卢沟桥》、《最后的胜利》、《秋声赋》、《黄金时代》等。京剧方面的代表作有《江汉渔歌》、《新雁门关》、《岳飞》、《新儿女英雄传》、《潘金莲》。湘剧方面的代表作有《新会桥缘》。电影方面的代表作有《胜利进行曲》。１９４７年３月，上海文艺界举行“庆祝田汉五十寿辰及创作三十周年纪念大会”?熏郭沫若作《先驱者田汉》，称赞田汉“不仅是戏剧界的先驱者，同时是文化界的先驱者”。“二十五年来，中国各项新兴的文化部门中，进发得最为迅速而且有惊人成绩的要数戏剧电影，而昌寿（即田汉）在这儿是起着领导作用的”。“他多才多艺，旧诗做得满好，平剧唱得满好，而他没有丝毫轻薄的才子气”。田汉有着“无数青年朋友的景仰，人民大众的欢迎。他是我们中国人民应该夸耀的一个存在。”在大会上，郭沫若还即席题诗赠田汉：“肝胆照人，风声树世，威武不屈，贫贱难移。人民之所爱戴，魍魉之所畏葸。莎士比亚转生，关马郑白难比。文章传海内，桃李遍天涯，春风穆若，百世无已。”
为贺田汉寿辰，郭沫苦还赠五律一首，赞其“平生沥肝胆，世事苦蹉跎。命为生民立，还当战养和”。
建设祖国心相印不朽文章昭后世
１９４８年冬天，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田汉经天津抵达河北平山西柏坡党中央驻地。不久，党组织又派他去北平看望徐悲鸿先生，希望徐留下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同年１１月，郭沫若也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化名丁汝常，秘密乘船离开香港北上，１９４９年２月２５日抵达北平。从此，两位老朋友又在北京相见相聚了。
１９４９年７月２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郭沫若为主席团成员、总主席，并被选为中国文联主席。田汉参加了这次大会，被选为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委员。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１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郭沫若、田汉均成为政协第一届代表，郭沫若还被选为主席团成员，无党派民主人士组召集人。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郭沫若、田汉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当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歌声响起时，郭沫若、田汉这对老朋友的心是何等的激动与兴奋?选这是党和人民给予革命戏剧运动奠基者和杰出的诗人田汉的崇高荣誉。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一直是文化界的泰斗和主要领导人。他先后担任过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文联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田汉先后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文化部戏剧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和党组书记、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郭沫若、田汉开会见面的机会多，推心置腹地谈话机会却少了。
１９５８年，田汉创作了大型历史剧《关汉卿》，郭沫若读了剧本，高兴地写信称赞说这“是不朽的传世之作”。并就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一些修改意见。读完郭沫若的来信，田汉激情满怀，５月８日深夜，给郭沫若写了回信。田汉回顾了近４０年来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交往及其文学活动和革命生涯，特别提到了他们青年时代以“歌德和席勒暗自期待”的心情，热情地称赞郭沫若在文艺和科学上的一些成就，与歌德相比，“已无多让”。谦虚地称自己“成就太少了，太浅了”，觉得席勒的艺术，“赶上去也不很容易”。田汉在信中还提到了《关汉卿》创作的动机、经过，根据郭沫若和其他同志的意见对剧本进行修改的情况，以及自己对一些史实的理解、看法。郭沫若和田汉的通信，如田汉所说，是他们青春时代友谊的继续与发展。
１９６２年，郭沫若写了历史剧《武则天》，力主为长期遭受歪曲的武则天翻案，从而达到挖掘历史文化精髓的目的。早在桂林时期，田汉也写过京剧剧本《武则天》，着力刻画这一中国女性特异的性格，说明她虽有非凡的政治才能，而这种单纯报复性的个人主义是无补于整个妇女解放的。到了１９６１年，田汉又将碗碗腔《女巡按》改编为１３场京剧本《谢瑶环》。改编本褒扬了武则天一贯与豪门贵族斗争的精神，对武则天作了充分的肯定。可见，在看待武则天这一长期有争议的人物方面，郭沫若与田汉的心是相通的。
从１９６４年起，江青与康生一唱一和，将田汉的京剧《谢瑶环》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并公开批判。郭沫若是了解田汉的，也是了解当时的批判情况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的批判和批判者：“哪里谈得上开诚布公。两面三刀，落井下石，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甚至不惜卖友求荣者，大有人在。”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康生、江青之流更加肆无忌惮地加紧迫害田汉。他们给田汉加上“叛徒、“黑帮”、“文艺黑线祖师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罪名，并将田汉送进牢狱。这时的郭沫若身处逆境，欲救无能。田汉终于被迫害致死。
１０年之后，“四人帮”垮台，郭沫若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曙光，但他未能等到为田汉平反昭雪的那一天便告别人世。这两位亲如兄弟、气质相近的诗人、戏剧家兼革命斗士，虽然先后告别了他们奋斗一生的政治文化舞台，但他们留下的《凤凰涅槃》、《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等大批优秀文艺作品，将永远响彻神州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