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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６５年，经国家轻工业部批准，我奉调塘沽盐场；同时指示家眷也从北京迁往供职地点。到了塘沽，单位分配我家住在铁道北新开发一排平房工人新村。宿舍北面是一片沼泽，蓝天白云，碧波清澈，林木倒影，静谧寥廓，倒也赏心悦目。
       我的几个在抗战时期参加过西安战干团的奉天农业大学同学，以及在东北局就相识的后来分别到粮食部、林业部、石油工业部的同事，只要历史上有些“问题”的，都一股脑儿地离开北京。有的去了新疆，有的去了内蒙古，有的去了石家庄。我还不错，到了海滨城市，刚好老伴娘家在天津，彼此还能有个照应。
       我的到来给盐场出了个难题。我在轻工业部设计司审察处，专门负责审察项目，如从德国引进的广州糖厂，从日本购买的图们江纸厂，海南岛莺歌海盐场，修建从南堡到汉沽的铁路等等。到这里工作，可谓大才小用，或是有才无用。盐场领导只好因人设岗，让我每天察看全场淡水排泄情况，保证盐池浓度。于是我便一天天骑着自行车到各分场查看桥梁、涵洞、闸门、排水渠道、泵站、入海口等，每日自作自息独来独往。
       一日我骑车到渠埂，忽听到如同婴儿的啼哭声，下车见一只被弃于草中的黑色小狗崽。我行至近前弯腰细看，它一边“哼”着一边向我爬过来。我把它抱起来，它轻轻地闭上眼睛贴紧，好像找到归宿。于是我把这小狗崽，抱回家立刻成了全家的宠物。尤其孩子们如获至宝，把每天省下来的钱买羊骨头喂它。小狗越长越异乎寻常，全身像狐狸一样，毛呈金黄色，大家称为“黄黄”。黄黄早晨叨着书包送小女儿上学。一次在校外有几个小男孩，围着我女儿调笑：“哎哟，北京来的，挺帅呀！”一个孩子说完刚想动手，就听身后“噢”地一声，黄黄扑了上去，一群孩子都吓跑了。从此黄黄与小女儿形影不离，成了女儿的保护神。
       时光如水平静流，到了第二年夏天，“文革”爆发，便波涛大兴了。１９６６年８月，全国风云突变，尤其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及《破四旧，立四新》社论发展后，马路上到处拦人剪裤腿，剃阴阳头，遣送四类分子，殴打，辱骂，血，充目塞耳，让人心惊肉跳。我们刚搬到塘沽，与周围邻里不熟，很少往来，更无矛盾。但组织照顾，给我两套平房（比工人多一倍），家里书多，字画多，还有几个大胆瓶，其陈设和气度在工人新村中显得很是“鹤立鸡群”。晚上，上初中的三儿子对我说：“爸，我们同学说咱们家四旧多，要来帮助破，我们今去永制碱厂一家破四旧，把他妈高根鞋抄出来，还让他妈挂在脖子上。咱们家有没有，我不愿意让他们抄走。”我和老伴商量，咱们没有仇人用不着心神不定，先把画摘了，看看再说。没想到第二天下午，一帮红卫兵找上门来，气势汹汹，挽袖子要搬胆瓶。刚一动手，黄黄箭一样蹿上去，把这一帮人都震呆了。我爱人害怕，一边楼着黄黄，一边连声道：“我们一定把‘四旧’给红卫兵送去，一定……”黄黄吼着，狺狺不休，两只眼由白变红又变蓝，如冒火一样。这几个学生惊吓得脸色都变了，打头的也忘了自己的身份，一个劲儿说：“阿姨，对不起！对不起！”便领人惶惶退了出去。
       等我下班回家一听，马上觉得不妙，咬了红卫兵这还得了！立即让老伴收拾“四旧”上交，别等红卫兵再来。第二天一早我瞒着小女儿带着黄黄进了坨地，把它交给看盐码子的小伙子。我只当它懂人话，告诉它：“你别回家了，否则就没命了。我每天来看你。”
       大街上随处可见被押着的“走资派”和这分子那分子，挂着五花八门的大牌子，游街示众。盐场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激化着陈年的矛盾，一场场批斗会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劈得更远了。虽然盐场无人生产，我仍像以往一样每日巡查；没人扒盐，出水口的浓度越来越高。每隔一天我去看看黄黄，总见它和几个小青年一起又蹦又跳，长得更高了，还学会追逐抛出去的沙袋。分别时它好像非得依它们那类动物的规矩不可，总让我亲一下脑袋才放我走。
       一天盐场革委会头头找到我，让我到革命群众中去交代问题。我说：“我的历史早已清楚，５１年、５６年两次作结论，你们可以到轻工业部调查。”“轻工业部，早去过了，是朱康包庇你。现在朱康已经被揪出，我们要重新审察你的历史，从现在起停止你的工作，到小组劳动。”
       我心里明白了。朱康司长，河北石家庄人，长我两岁，解放初期任天津地委副书记，与刘青山、张子善共事，“三反”期间刘、张以贪污罪经毛主席批准执行死刑。而朱康却近墨者赤，清廉自守，毫无瑕疵。１９５４年，朱康调入轻工业部，我们同住一院，每晚让我为他补习数学。他对知识对人才很尊重，反右期间，尽管设计司知识分子成堆，但无一人被打成右派。可现在，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老首长进了牛棚，我还不该劳动？
       二分场十一组位于海河南岸，一排带伙房、宿舍、办公室、工具库的青坯泥房。２０几名工人大都是来自黄骅、静海两县的农民，虽然一天三顿粗粮、咸萝卜及少许青菜，但每月可拿四十几元工资，这与他们在家一天几角钱、两个工分相比，已是云泥之判了。工人们不知我是怎么回事，称我是北京来的，将里面铺位让给我，吃饭时让我给他们讲北京的掌故。有人对天坛的回音壁感兴趣，说：“修一座这样的墙，到我们村，晚上还能听到老婆打呼噜呢！”除了不能回家，每天便是劳动，参加小组学习，与平常人没什么两样。工人认为我是一个接受改造的“臭老九”。
       到了１９６８年年底，全国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愈演愈烈，盐场的批斗也升级了。总场大批判组拉着场长尚保国、总工程师王美中到各小组批斗，也给我挂上“国民党大特务”纸箱大牌子。还有一个同事因为当过伪保长，便挂上“历史反革命”的大牌子。批场长不顾工人死活，大热天取消午休，加班扒盐；毛主席最新指示下发后不让上街庆祝，破坏“文化大革命”等等。批总工崇洋媚外，进口设备，使工人没饭吃。批那位当年的“保长”，因此人平时爱占小便宜，吃别人的多，请别人少，又往家里偷盐，所以民愤大些，还挨了几个耳光。批我呢，大家不知说什么，只跟着喊口号，听我讲故事的几个青工还很不好意思。我们工作的十一组批完了，就到其他组批。因为没汽车，全体批斗队都骑自行车。一个队员带我，两旁各有一个骑车押解，其中一人还给我驮着大牌子，“浩浩荡荡”，那阵势实难描画。一个小组批半天，温度越来越高，一天居然有人问我：“东北公安部为什么要派你去日本？”我一听就愣住了，这是只有组织才知道的秘密！我和组织有过约定，永不提此事，泄漏出来不就是成心整人吗？主持人看我仍没有民愤，就鼓动说：“你们知道这个大特务，一月挣多少钱吗？……１５４，１５４啊！是我们工人的４倍，是我们的血汗啊！”这时，“打倒大特务”的口号才显得有力些。一个工人上台按我的头，我不大弯腰，他使劲按，我硬挺并大喊：“我不是特务！我是为党工作的！”他还要揪我耳朵，我又喊：“国民党监狱，小鬼子辣椒水，我都不在乎，你们几个小坯子，我怕？”突然传来“汪、汪”的狗叫声，是黄黄，黄黄来了！因为到各小组批斗，多日未见的黄黄，可能因我的喊声唤引而至。批斗场一阵骚乱，接着是一片惊恐，而后便是“打死它”、“打死它”的狂喊，听到棍棒的声音。我从台上要冲下去，在一旁的总工拉住我，低声道：“你不要命了？”接着听到黄黄哀嚎声，声音越来越小……完了，完了，我腿一软，磕到地上。我慢慢抬起头眼前雾蒙蒙的，台下黑压压的人群，眼睛都莫名其妙地瞪出来，喷着怒火，张着大嘴，撕裂般地叫着……口号声如从遥远的天边飘来，我被推被拽的躯体好像是别人的。
       批斗回来全变样了，我的行李被扔在外边，劳动强度增加，每日定额从盐池里将盐推到池外码子上。一车４００斤，别人完工了，我还没推完。回到小组，望着剩下的窝头，心想明天一定提前完成，不让他们看笑话。行远自迩，推车从盐池倾斜２５°角翘板往上推，板很滑，要克服下滑力，提高摩擦系数，中间得想法休息一瞬。第二天一早我将小推车的车胎气少放一点，再把两条板连接处略抬高一点。推起来不仅省力，交接处可稍停一下，喘口气。不到５点我完成定额，提前回宿舍，吃上热饭，还给每人打一盆热水。一个工人，看我推得挺快，大概是嫉恨的心理吧，在我往上推盐时，他空车返回，用车前的铁页子猛撞我的手。我的手背划破了，手指骨折。我坚持将盐推上码子，就不行了。后来看红卫兵小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红卫兵砸了小提琴家马思聪的手，鞍山的造反团敲掉评书大师单田芳的牙，我这推盐的手还不该撞吗？
       为响应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我工作的小组挖个４×４×３米砖砌地洞。一天盐场盐工小报记者到小组采访，因为天热就在地洞谈。工人反映我认真改造，干活卖力气。我跟记者讲：“我历史是清楚的……”他听完后对我说：“我的父亲也是知识分子，我很羡慕你们这些老革命，一定给您老反应……”说着递给我一支烟，聊得挺投机。没想到第二天盐工小报登出大标题“不思悔改的国民党大特务，在防空洞里给美国飞机发信号”。这实在太荒诞无稽了，原本是来收集我的“罪行”，但一无所获，又无法交差，只好出此下作之举。从中亦看出世态险恶，人心叵测。
       老伴来送衣服告诉我，在北京农机学院上学的大孩子，要等你的结论才分配。老伴拿出大孩子的来信，信封盖着三角章是部队免费邮件，信纸是铁道兵８７３９部队的。信上写道：“爸爸，我信任你，虽然不能分配工作挣钱，我不怪你。这里是一片新天地，和解放军在一起很光荣，我们在修第二条北京到山西的铁路，保证中央首长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北京转移到中条山战备指挥部。我现在在涞源县塔尔义隧道口，开空气压缩机，我要用我的实际行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老伴又告诉我说，这几天孩子们可能要回来看你。
       自此，几天都睡不好觉。我一生坎坷，自认为感情已历练得差不多了，但“儿女情长”总也过不了，总感到对不起孩子。盼望中的一天，突然听到海河上传来熟悉的歌声：“太阳下山了，那叮呤的钟声阵阵地响。槟榔树和绿竹影，都斜照在小船上……”这是我们“家歌”——越南歌曲《我的家乡》！在北京“反美援越”时，大孩子回来教全家唱的。全家都会唱，都有一种默契。我听了出来，男高音美声是大孩子，沙哑一点是老二，走调的是老三，尖嗓是老姑娘。我不知不觉地走到院里，伴着远处传来的孩子的韵律哼着，海风送来一阵汽笛声，我的眼睛一下湿润了。一位工友告诉我，刚才你的几个孩子来看你，让他们给赶走了……闻听此言，为人父者，真真百感交加。
       春节放假，充许回家。我骑上车，总觉得少点什么，情不自禁地沿着过去巡视的路骑去。后面一阵风，回头一看是４条狗，紧随而来，为首的正是虽一瘸一瘸但威风不减的黄黄！后面跟着３只白黄花小狗。我赶紧下车，黄黄扑上来，汪汪两声，几个小狗也拥上。我从后车架拿出吃剩下的肉酱，倒到窝头上，黄黄闻了闻又汪汪两声，小狗们吃起来。黄黄舔我的手、脸，又拽我的衣袖，意思是让我一个一个摸它那３个小狗头，对我摆摆头像说“对不起”。我明白“批斗会”时黄黄已经有了小狗崽，被红卫兵打断腿，逃回坨地。我亲亲它说：“不怪你，不怪你，我现在很好。”它跷起断腿让我摸摸。“回去吧”！我骑上自行车，回头望见黄黄带着３只小花狗，一字排开站在堤埂上，迎着海风，金色毛张开着，在夕阳下的剪影，终生难以忘怀。
       孩子们被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老二塘沽二中高中毕业，集体去内蒙古凉城插队。因为那时仅发３６元生活费，老伴冒着挨批斗的风险，坐火车连夜赶到沈阳，从也是很困难的老舅家拿回３００元，才勉强支应下来。第一批知青去内蒙古，很隆重，塘沽车站万人相送。离乡背井的孩子们，气态激昂。区革委会头头神采奕奕，高声呼叫，敲锣打鼓。等车要开时，从车上传来一声娇稚叫声：“奶奶——”，静了几秒钟，整个车站如梦初醒，什么“二狗”、“顺子”、“同喜”、“长生”、“小宁”……各种名字、各式叫声，喊成一片，同时也哭声一片。人们往车前拥去。军代表一面维持秩序，一面命令发车。没过两天二儿子从凉城来信：“一下火车，寒风刺骨，多亏在２６６医疗队的小舅来接我，给我带来棉衣，请我喝羊杂汤……”老三人小志气大，家里事他都拿主意，他主动将留城指标给妹妹，没等街道动员，便与几个小哥儿们去了大串联时认识的赵树理儿子的老家、山西沁水插队。几个孩子到山西修小水电站，与当地农民办加工厂，挺热闹。春节前，去山西的几个家长，跑到我们家焦急地说：“快想想办法吧，要出事！”一问才知道，孩子们来信说春节不回来了，三十晚上要把剩下的炸药凑齐一起，在山顶放一个惊天动地的大炮，要让塘沽的老人家听到，算给爸爸、妈妈叩头了。家长们魂飞魄散，赶紧到邮局，加急电报：“饶了我们吧！千万别放炮。”留城的小女儿，从小想当医生，学医不准，只好上新河船厂技校，当了一名车工。
       塘沽盐场在上世纪６０年代是天津市举足轻重的企业。场革委会头头是天津市革委会成员。小平同志第一次复出，抓生产、抓整顿，盐场头头让第一化工厂氯化钾车间昼夜开工，结果ＷＨ８００离心机大轴折断。革委会派人到上海燎原化工厂求援，该厂主管工程师在“牛棚”里劳动，称早已忘记，拒绝合作。又到轻工部寻求支援，工作人员告诉他们，“部里一位老工程师，在你们盐场，怎么不问他？南堡铁路桥的震动问题就是他解决的。”求援团回来向领导汇报。领导找到我，因为要使用，所以很客气地问：“你从部里来，一定会干了不起的工作。都会干什么？”因不知对方意图，担心他们玩什么把戏，痛定思痛，我便说：“我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会，不可能吧？”“我会的你们不需要，而不会的非让我干不可，所以等于什么都不会。”“别介，这就有一件我们都不会的工作。”于是说明意图。我一听工作，就兴奋，解决断轴是我的强项，正中下怀。回到设计科，首先到天津长芦盐务局图书库，找到有关震动设计规范资料查阅；又到现场仔细分析断轴，请操作工人给讲述断轴时工作情况，排除了使用方面与变载因素。我选用４０ＣＭ厚钢筋混凝土底板，板下安装减震器，为达到形心与重心重合，将正方形底板按计算削去一角，使机器与底座混为一体。竣工后用仪表检查，完全合格。以后汉沽、南堡几个盐业化工企业广泛采用，直到目前已经３０余年了，还在使用。盐场这样高科技含量的工作很少，简单劳动形成了自我思维定式，轻视科学，排斥知识分子。我虽做了这些工作，不算有功，也应引起掌权人的一点重视吧。但盐场革委会仍将我和总工程师定为“历史反革命”、“反动资本家”，上报天津市革委会。这时已是文革后期，天津市革委会批复：“如果你们不使用，可将他们调出……”这有明显倾向的函件，才使我离开劳动改造。
       从报上看到首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赵东宛的消息，我感到有希望了。建国初期，在东北轻工局，赵任人事处长，我任计划科副科长，他对我相当了解。我给赵东宛去信说明现状，很快天津市科委领导来看我，与场领导交换意见。场领导无可奈何，给我分了办公室，充许参加一些会议。塘沽属于高氟区，挺漂亮的孩子，一嘴黄牙。劳动时我就想用电解法搞海水淡化；在输送海水的管道四周放正电极，主管中心放负电极，使氯离子在流动中贴近管壁，钾、钠离子贴近中心，将管中心与管壁之间水导出，反复多次淡化海水。我提出后不仅领导不支持，连设计室的人也泼冷水说：“彰工（我汉姓彰），您还没劳动够？”问道于盲，只有我大孩子赞同，并和我一起做实验模型。
       我的“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没戴上，但也没摘，就在头顶悬着。看来靠盐场不行，只能靠我的老领导，等他们解放我才有出路。拨乱反正的时代到了，先是１９４８年听过我汇报的东北公安部肃奸处王处长任上海市委副书记，情报处高宇民科长任本溪市委副书记，他们来信证明我的历史，解放战争时期与中共同甘共苦。我的顶头上司朱康就任北京轻工业学院院长，亲自打电话给盐场。公安部汪金祥副部长画龙点睛出证，说明我１９４７年从沈阳往东北解放区送情报的事实。盐场哗众取宠、滥竽充数的干部纷纷下台，现班子革故鼎新，１９８３年将我们外调凭证报送中共塘沽区委，１９８４年为我历史作出正确决定：“确认彰凤历同志为我党地下工作人员……享受司局级待遇。”
       沧桑往事几多波折、几多坎坷，甚至不止一次地面临死亡威胁，幸亏有惊无险。三年的监督劳改，尤为一次“洗礼”。反思文革的教训，我倒想起一句古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如今能登耄耋之年，而且躬逢盛世，可谓大幸。